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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壓縮（英語：time–space compression）是指資本擴張導致的時空性質和時空關係的改變。它源於卡爾·馬克思所說的「時間消滅空間」，這一說法最初出現於《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後來由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維在《後現代的狀況》一書中得到闡述。[2]Elmar Altvater於1987年在《PROKLA》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也提出了類似的想法[3]，後來譯為英文並於 1990 年發表於《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期刊上。[4]
時空壓縮是由全球資本擴張推動的技術創新的結果。通信技術（電報、電話、傳真、網際網路）和旅行技術（鐵路、汽車、火車、飛機）等技術創新壓縮或消除了時空距離，其內在動機在於資本需要克服空間障礙、開闢新市場、加快生產周期，以及縮短資本周轉時間。
保羅·維希留認為，時空壓縮是資本主義生活的一個重要層面，他說：「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稱為速度空間（speed-space）的空間……這一新的另一種時間是電子傳輸、高科技機器的時間，因此，人出現在這種時間中的方式，不是通過其肉身存在，而是通過程序編制」（見Decron 71[5]）。在《速度與政治》中，維希留創造了「速度學」（dromology）一詞來描述「速度空間」的研究。 維希留將速度描述為財富和權力的隱藏因素，其中歷史時代和政治事件實際上是速度比。他認為，加速會透過改變對現實的感知而毀滅空間並壓縮時間。
理論家們一般認為，時空壓縮主要發生在兩個歷史時期；從19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及20世紀末。根據Jon May和Nigel Thrift的說法，這兩個時期內，「時間和空間的性質和經驗都發生了根本性的重組......兩個時期的生活節奏都顯著加快，同時伴隨著傳統空間坐標的瓦解或崩潰」。[6]
朵琳·瑪西在討論全球化及其對我們社會的影響時批評了時空壓縮的概念。她堅持認為，世界正在「加速」和「傳播」的任何想法，都應該放在地方的社會背景下。她認為，「時空壓縮」「需要在社會上加以區分」：「人們被置於『時空壓縮』中的形式是複雜而極其多樣的」。實際上，瑪西對「時空壓縮」的概念持批評態度，因為它代表資本試圖抹去地方感，並掩蓋了動態的社會方式，其中地方仍是「聚會的場所」。[7]
Moishe Postone[8]則認為， 哈維對時空壓縮和後現代多樣性的理解，僅僅是出於對資本主義的反對。因此，哈維的分析仍然外在於資本、價值和商品等深層結構概念所表達出的社會形式。對Postone而言，後現代時刻未必只是當下資本主義造成的單純的負面影響，如果它恰好是後資本主義的一部分，也可以認為它具有解放的一面。而且由於後現代主義通常忽視其自身的嵌入性背景，它會將資本主義合法化成後現代，但在深層結構上，它可能反而更加集中，大量資本積累而不是分散，並且商品化利基的擴張，而買家卻更少了。
Postone稱，人們不能脫離資本主義，然後宣布它是一種純粹的惡或單一維度的壞，因為平等分配或多樣性等各種解放的潛在可能性，就存在於資本主義自身豐富多樣的生產力之中。然而，當現代性和隨後的後現代主義等各種社會形式將自己視為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生活的真正整體時，這種最初的觀點就不奏效了，而實際上，它們建立的基礎，正是創造它們自身的同樣的資本主義關係的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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