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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至1921年的一场战争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愛爾蘭獨立戰爭（英語：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愛爾蘭語：Cogadh na Saoirse）又稱英愛戰爭（英語：Anglo-Irish War；愛爾蘭語：Cogadh Angla-Éireannach）[註 1]，是一場愛爾蘭共和軍在愛爾蘭發動的游擊戰，以反對大不列顛暨愛爾蘭聯合王國對愛爾蘭的統治。戰爭理由起因於1918年由大多數愛爾蘭籍英國國會議員建立的第一屆愛爾蘭國會的合法性之質疑。戰爭從1919年1月21日始，至1921年7月11日休戰協議止。參加這場戰爭的愛爾蘭共和軍經常稱作「老共和軍」（英語：Old IRA），以區別於之後使用同樣名稱的其他組織。
對純愛爾蘭共和派來說，愛爾蘭獨立戰爭由1916年復活節起義中宣布愛爾蘭共和國宣言即告開始[註 2]。共和派辯稱1919－1921年的衝突（實際是之後的愛爾蘭內戰）只是共和國存廢之爭。更直接地說，這場戰爭源於由大多數由愛爾蘭選民在1918年英屬愛爾蘭大選選出的國會議員建立，並單方面宣布成立的獨立愛爾蘭國會。第一屆愛爾蘭國會及愛爾蘭內閣宣布愛爾蘭獨立。國會成員想到要求愛爾蘭共和軍，作為「愛爾蘭共和國的軍隊」，發動對於愛爾蘭總督之下都柏林城堡英國政府的戰爭。
1919年1月21日，共和軍志願者在丹·博林（Dan Breen）的帶領下，殺死兩名皇家愛爾蘭保安團成員。在蒂珀雷里郡的Soloheadbeg，二人拒絕交出他們看管的葛里炸藥寄存處。
雖然當事人是在自主行動，這被廣泛認可是獨立戰爭的開始。三天之後蒂珀雷里郡宣布軍事管制。槍聲打響的同一天，國會在都柏林市政廳召集會議，批准1916年獨立宣言，發布一篇新的獨立宣言，要求英國撤軍，以及呼籲「世界上的自由國家」承認愛爾蘭獨立。
愛爾蘭共和國人民志願軍開始攻擊英國政府財產，發動奇襲以獲得武器與資金，鎖定及殺害高級英國政府官員。第一個受害者是地方治安官（Resident Magistrate）約翰·米林，因為以非法集會和訓練為名逮捕志願軍人，他在梅歐郡的Westport被槍殺。他們模仿了布爾人的成功戰術——便裝的迅猛突襲。雖然某些共和派領導人，著名的如埃蒙·德瓦萊拉，偏好傳統的常規戰爭以使新生共和國得以在世人面前以合法面貌出現，但是更有實際經驗的麥可·柯林斯與更廣大的共和軍領導層反對這一導致1916年的軍事慘敗的戰術。一開始進行暴力活動非常不為廣大愛爾蘭民眾所歡迎，但在面對英國政府的廣施暴行、破壞財物、隨意逮捕和無故槍決的浩劫之後，運動爭取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活動開始時進展緩慢，但到了1920年暴力蔓延成為主導。
在1920年早些時候，都柏林碼頭工人拒絕裝卸任何戰爭物資，隨後立刻得到愛爾蘭運輸和普通工人工會相應，雖然仍有數百麻袋已被裝卸。愛爾蘭火車司機拒絕載運英國軍隊，之後只得從英格蘭調來火車司機進行作業。
1920年3月在西利默里克郡，共和軍第一次殺死一名充當間諜的男子。4月上旬，焚毀了400座被遺棄的保安隊軍營，以防其被再次使用。另有近百所所得稅稅務局同時被付之一炬。幾天之後，蒙特喬伊監獄的囚犯開始為政治犯問題進行絕食，導致都柏林的大規模聲援示威，之後進行了一天的總罷工。在混亂中所有人都被釋放，而本來只打算釋放未被宣判有罪者。一支保安隊和高地輕步兵組成的聯合巡邏隊向一支在米爾唐-馬爾貝（Miltown Malbay）慶祝囚犯獲釋的人群開火，導致3名志願軍人死亡，另有9人受傷。郡治安官（County Coroner）指控9名士兵與警官有謀殺罪並簽署逮捕令，但並未進行任何軍紀處分。
在都柏林之外，科克郡很可能是最為激烈的戰場。很多首次在科克郡使用的戰術成為全愛爾蘭英國部隊的標準，例如破壞財物以報復共和軍的攻擊，謀害共和派領導人。1920年3月，新芬黨科克市市長湯瑪斯·麥克田（Tomás Mac Curtain）在家中被幾名蒙面男子槍殺於妻子面前，隨後有人看到他們返回當地警察營房。「飛行縱隊」——100人左右組成的機動單位，能在伏擊之後隱身於鄉間——也首次在科克郡現身，他們遠比英軍士兵熟知地形。英軍中的數個團以屠殺手無寸鐵的囚犯聞名，其一便是艾塞克斯團。
亞瑟·格里菲斯估計在衝突的前18個月中，英軍在38720幢民宅進行搜捕，逮捕了4982名嫌疑犯，進行了1604次武裝進攻，洗劫與毀壞了102座城鎮，殺死了77名沒有武裝的共和派與其他平民。格里菲斯負責建立了「國會法庭」以與英國體制平行，但最終隨著愛爾蘭共和軍在道德權威與領土掌控上的增強而被束之高閣。
共和軍在整個衝突過程中的主要目標是大體上由天主教愛爾蘭人組成的警察部隊——皇家愛爾蘭警隊。共和軍將其視為英國政府在愛爾蘭的耳目。保安隊成員以及營房（特別是孤立無援者）容易受到攻擊，它們是共和軍非常需要的武器的來源。保安隊有9700人，駐紮於全愛爾蘭1500座營房。國會於1919年4月宣布對保安隊隊員實施排斥政策。該政策在戰爭進程中被證明成功地降低了部隊士氣，當該部隊越來越與政府的鎮壓沆瀣一氣，人民就與其漸行漸遠。辭職率不斷上升，徵召新兵數大幅下降。商家及其他業主對其拒絕服務，隊員經常被迫不得不帶槍前去購買食品。某些保安隊隊員由於恐懼或同情與共和軍合作，提供該組織有價值的情報。1919年，11名保安隊隊員和4名都柏林大都會警察死亡，另有20名保安隊隊員受傷。1920年，143名保安隊員死亡，197人受傷。1921年，205名保安隊隊員死亡，291人受傷。在戰爭中總共有362名保安隊隊員死亡，510人受傷 [5]。
麥可·柯林斯是獨立運動背後主要的驅動力。名義上他是共和國政府內的財政部長與共和軍的情報主任，活躍於提供各共和軍單位急需的資金和武器與官員選舉。柯林斯與生俱來的情報和組織能力以及精神動力，都振奮著每一個與他接觸過的人。他建立了被證明為有效的由都柏林大都會警察（DMP）的「G處」（G division）與其他英國政府重要機構內的同情者組成的間諜網。共和軍很厭惡G處成員，因其經常參與查找英軍和黑棕軍團還不知道的志願軍人。柯林斯建立了「小隊」，該組織的唯一任務就是尋找並除掉G處成員及其他英國間諜與特工人員。該處是DMP相對較小的一個政治方面的分支機構，在破壞共和運動方面表現活躍。柯林斯從1919年開始對保安隊情報官員下手。共和軍首肯許多G處成員選擇辭職和離開愛爾蘭，有些人也就照此辦理。
共和軍總參謀長是理查·穆爾卡希（Richard Mulcahy），他負責組織與領導全國的共和軍單位。理論上柯林斯和穆爾卡希都對國會的國防部長卡哈爾·布魯阿（Cathal Brugha）負責。但是實際上，布魯阿只有薦議或反對某一行動的監督之責。大部分事項由當地共和軍領導自主（如游擊活動組織者廉姆·林奇（Liam Lynch）、湯姆·巴里（Tom Barry）、尚恩·莫伊蘭（Sean Moylan）、尚恩·麥考恩（Sean MacEoin）和厄尼·奧馬利（Ernie O'Malley）等，他們大多自主行動）。共和軍的大部分衝突集中於蒙斯特及都柏林，其餘各處只有分散的共和軍活躍單位，比如在朗福德郡與西梅歐郡。
雖然由愛爾蘭志願軍轉化而來的共和軍註冊成員超過10萬人，麥可·柯林斯估算大約只有1萬5千人在戰爭中積極參與共和軍活動，和約3000名長期活躍分子。另有支援團體愛爾蘭婦女團以及愛爾蘭青年軍，為共和軍運送武器與情報，並保障其食宿。
共和軍得到愛爾蘭民眾廣泛支持。他們拒絕為保安團與英軍提供情報，也經常提供在「跑路」的共和軍部隊「安全的屋子」與物資。共和軍受到的歡迎緣於英國部隊對共和軍活動的過度反應。1919年，在科克郡的Fermoy，英方開始實施非正式的報復政策，200名英國士兵搶劫與焚燒了該市的主要商業設施，一名英軍在之後的當地共和軍武裝奇襲中斃命。諸如此類的行動，在利莫瑞克（Limerick）和巴爾布雷根（Balbriggan）多次上演，使得當地民眾對共和軍及國際社會對愛爾蘭獨立同情益深。
4月幾次共和軍的奇襲後，英國稅務局（the Inland Revenue）在愛爾蘭大部分地區停止運作。民眾被鼓勵認捐柯林斯的「國債」以募集資金支持新生的政府和軍隊。地方行政官艾倫·貝爾被英國政府任命追繳該款。至1920年3月26日，他成功地從新芬黨總部查抄超過7萬1千英鎊，從調查全國銀行所得更豐。但是當天他從有軌電車中拖出，三槍擊中頭部而死。當年年底借款總額到達35萬7千英鎊。民眾仍需向新芬黨成員控制的當地評議會繳納差餉，該款自然不會上交英國政府。
埃蒙·德瓦萊拉從美國返回時在愛爾蘭國會要求共和軍中止奇襲與暗殺，而用常規軍事手段對付英軍，以免英國政府借機將其描述為恐怖主義團體[來源請求]。這個不現實的提議立即遭到拒絕。
英國對於在愛爾蘭不斷升級的暴力活動以越來越強硬的武力回應。由於不願在該國部署更多的英國正規軍，英國建立了兩個準軍事警察組織以輔助保安團。「黑棕部隊」用於支援萎靡不振的保安團。7000多人，大多是一戰後復員的英國老兵。它首先在1920年3月部署在愛爾蘭，多數人來自英格蘭與蘇格蘭城鎮。正式場合他們是保安團的一部分，實際上他們是一支準軍事部隊。1920年3月部署之後，該部隊迅速由於酗酒和軍紀不整惡名遠揚，對英國政府在愛爾蘭的道德權威造成的損害勝於任何其他團體。為回應共和軍的行動，1920年夏，黑棕部隊在愛爾蘭全境焚燒和掠奪了一大批小鎮，包括巴爾布雷根、米斯郡的特利姆（Trim）、坦普羅爾（Templemore）等等。
1920年7月，另一支準軍事警察部隊，由2214名前英國陸軍軍官組成的預備隊到達愛爾蘭。預備隊的聲譽由於虐待平民，和黑棕部隊一樣差，但是往往更有效率與更樂意對付共和軍。報復政策牽涉到輿論譴責、官方否認與長官意志，被休·塞西爾（Hugh Cecil）勳爵廣為人知地諷刺道：「似乎不存在報復已經成為共識，但是它非常有效。」.[6]
在1920年8月，英國國會通過了在愛爾蘭恢復秩序法，暫停所有裁判法庭的運作，改由「軍事質詢庭」代替，因為很大一部分逮捕令被用於皇家部隊的成員。這項法案被歷史學家解讀為戴維·勞合·喬治選擇鎮壓愛爾蘭的叛亂而不是與共和派領導層進行談判。結果暴力活動從夏天開始穩步升級，至1920年11月大爆發，直到1921年7月止。
1920年11月21日，柯林斯的小隊在都柏林的不同地區殺掉了18個英國特工（人稱「開羅幫」）。作為報復，預備隊乘卡車開到正在舉行足球比賽的克羅克公園（都柏林的GAA足球和愛爾蘭曲棍球場），胡亂向人群射擊。14名手無寸鐵的民眾被槍殺，65人受傷。當天晚些時候兩名共和派犯人和一名無關但被一同逮捕的友人莫須有地「在越獄時被擊斃」（事實上是處決）在都柏林城堡。[7][8] 這一天成為了眾所周知的血腥星期天。今天克羅克公園內的一座看台被命名為霍根看台，以紀念一名在攻擊中被殺害的蒂珀雷里郡球員。
1920年11月28日，僅僅血腥星期天一週之後，共和軍的西科克部隊，在湯姆·巴里的帶領下，在科克郡的基爾米克爾伏擊了一支預備隊的巡邏隊，18人中被打死17人。這項行動標誌著衝突開始急劇升級。芒斯特省的科克郡、凱瑞郡、利默里克郡和蒂珀雷里郡在12月10日全部實行軍事管制。不久之後的1921年1月，「正式報復」行動被英國批准，在科克郡東南部的米德爾頓（Midleton）7幢建築被焚燒。三月，愛爾蘭國會對英國宣戰。
科克的市長，特倫斯·麥克斯溫利（Terence MacSwiney）與另兩名共和軍囚犯11月在倫敦伯利克斯頓監獄的絕食抗議中死去。聆訊此次死亡事件的陪審團的裁決稱，有針對大衛·勞合·喬治（英國首相）和地區巡官斯旺奇（District Inspector Swanzy）及其他人的謀殺陰謀。斯旺奇隨後在安特里姆郡的利斯本被捕殺。1920年12月11日，科克市中心被英軍付之一炬，並且阻止消防員前去救火，以報復共和軍在該城的偷襲。
接下來的八個月，直到1921年7月的停戰協議為止，衝突中不斷上升的死亡數字敲響了警鐘。僅在1920年一月至7月，就有1000人死亡，死者包括保安隊警察、英軍士兵、共和軍志願者和平民[註 3]。這代表在整場衝突的三年當中傷亡人數的七成。另外，4500名共和軍人員（以及被懷疑是同情者）在此期間被拘留[9]。
2月1日，第一名共和軍在軍事管制法下被處死。科克郡磨坊街鎮（Millstreet）的Cornelius Murphy在科克市被槍決。28日，另外6人也在科克市被處決。在戰爭過程中總共正式有14名共和志願軍被處決。
1921年3月19日，湯姆·巴里的100名善戰的西科克共和軍對1200名英軍進行了一場大規模戰鬥行動——克羅斯巴里伏擊戰（Crossbarry Ambush）。巴里的戰士們勉強地保持不被聚集的英軍部隊包圍並造成對方10－30人的死亡。僅2天之後，3月21日，凱瑞郡的共和軍在海德福德（Headford）道口靠近基爾拉尼（Killarney）處襲擊一列火車，估計打死20名英軍士兵，另有2名共和軍和3名平民死亡。戰爭中的大部分行動規模較小，但是共和軍在奇襲行動中另有斬獲，比如同樣在1921年3月在磨坊街鎮，以及5月和6月在梅歐郡的加羅甘迺迪（Carowkennedy）。然而有同樣眾多的奇襲失敗，最糟糕的情況例如1921年2月科克郡的厄普頓（Upton）和複製馬爾特（Clonmult）分別有5和12名共和軍被打死，另有更多人被俘獲。梅歐郡的共和軍在基爾米納（Kilmeena）遭到了同等的厄運。在這樣的失敗伏擊之後對於告密者的恐懼經常導致大批或真或假的告密者被共和軍槍決。
然而共和軍最大的單次行動損失發生在都柏林。1921年5月25日，數百名共和軍都柏林旅成員在都柏林市中心占領與焚燒了海關大樓（愛爾蘭地方政府中心）。此舉用於象徵性展示英國在愛爾蘭的統治已經不堪一擊。但是，從軍事觀點來看，這是一次慘敗，5名共和軍被打死，超過80人被俘虜。這顯示共和軍在裝備和訓練上還不能在傳統意義上和英軍對抗。但是，這並沒有像有時宣稱的那樣，削弱都柏林的共和軍。都柏林旅5月在該城進行了107次襲擊，7月進行了93次。數字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但是到了1921年7月，大多數共和軍單位開始長期缺少武器彈藥。而且他們的所有游擊戰的成效，正如理查·穆爾卡希回憶，「不能將英軍從大於一個特大型警察局的地方趕走」。
很多軍事史學家仍然得出結論說共和軍進行了一場十分成功和致命的游擊戰，迫使英國政府得出共和軍不能在軍事上被擊垮的結論。 [註 4]。但是至停火協議為止，很多共和派領導人，包括麥可·柯林斯，相信如果戰爭進行更長時間，可能像當時那樣組織的共和軍的戰鬥就會趨於停頓。因此制定了將「戰爭引向英國」的計劃。而共和軍也將戰線擴大至格拉斯哥街頭[12]。經濟目標，諸如利物浦的碼頭，被決定炸毀。前一年的11月，19座倉庫被共和軍燒毀。負責此類活動的共和軍單位更易逃脫，因為英格蘭並未實施（英國公眾輿論也不會接受）軍事管制。這些行動在停火協定限定後被放棄。
在1920年愛爾蘭政府法案（1920年7月提交，1920年12月批准通過）中，英國政府嘗試在愛爾蘭南北分別建立兩個自治議會解決衝突。愛爾蘭國會置之不理，認為愛爾蘭共和國已經存在，但東北部的聯合派接受了它並準備建立自己的政府。該地區以新教徒和聯合派為主，因此暴力活動的模式與國內其他地區大相逕庭。在南部和西部，衝突在共和軍與英軍之間展開；但在東北部，特別是在貝爾法斯特，則經常演變為大多數為民族主義者的天主教徒和幾乎全為聯合派的新教徒之間的教派主義暴力循環。
雖然共和軍的襲擊在東北部少於其他地區，聯合派社區視其自身為武裝的天主教民族主義者所包圍，後者似乎已經控制愛爾蘭其餘部分。因此他們將北方天主教社區作為一整體進行報復。這種行動大多數為聯合派領導人所默許，並受到來自英軍的支持。例如詹姆士·克雷格在1920年寫道：「保皇派的基層已經決定採取行動……他們現在感到形勢如此絕望，除非政府先下手為強。也許讓他們看到為「有組織地」報復叛亂分子可以採取何種步驟更為明智。」[13]
第一輪攻擊與報復爆發於1920年夏天。1920年7月17日，英國上校傑拉德·史密斯（Gerard Smyth）在科克城的鄉村俱樂部被暗殺，以報復他所做的鼓勵保安隊隊員報復平民的演講。史密斯來自北部唐郡的班布里奇（Banbridge），他的死導致在班布里奇和德羅摩爾（Dromore）對天主教徒的報復。1920年7月21日，保皇派行進到貝爾法斯特的哈蘭德與沃爾夫造船廠，強迫7000名天主教徒和左翼新教徒停止工作。教派主義暴動在貝爾法斯特與德里爆發，導致40人死亡，大量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無家可歸。1920年8月22日，保安隊探長斯旺奇在離開安特里姆郡利斯本時被科克郡共和軍分子槍殺。斯旺奇被一個調查團指控謀殺了科克市市長湯瑪斯·麥克田。作為報復，當地的保皇派焚燒了利斯本的天主教居民區。儘管事後有多人被起訴縱火，但是當時並無人嘗試阻止攻擊行動。麥可·克林斯根據尚恩·麥肯蒂（Sean MacEntee）的建議組織了一場對貝爾法斯特商品的抵制行動，作為對攻擊天主教社區行為的回應。愛爾蘭國會8月6日批准了一項局部抵制行動，在1920年底實現了更全面的抵制。
暴力活動在新年暫停一段之後，1921年春衝突又趨惡化。北方共和軍單位收到來自都柏林領導人的壓力，要求他們提升攻擊次數以和國內其他地區保持一致。可以想見，此舉讓保皇派放開手腳報復天主教徒。例如在1921年4月，貝爾法斯特的共和軍在貝爾法斯特市中心的多尼戈爾廣場（Donegal Place）打死了兩名預備隊隊員。當晚，兩名天主教徒在福爾斯路（Falls Road）被殺。1921年7月10日，共和軍偷襲了貝爾法斯特拉戈蘭街（ Raglan street）的英軍。接下來的一周，作為報復，16名天主教徒被殺，216戶天主教人家被焚燒。保皇派的屠殺主要由烏爾斯特志願軍（UVF）施行，並涉嫌有警察、軍隊和後備警察部隊「烏爾斯特特別保安隊」——「B特」（B-Specials）——的幫助。更糟的是，B特（成立於1920年9月）主要從烏爾斯特志願軍與橙帶黨中招募，按照歷史學家麥可·霍普金斯所說「相當於一個官方承認的UVF」[14]。5月詹姆士·克雷格來到都柏林會見英國的愛爾蘭總督菲查倫勳爵，並被共和軍秘密送到都柏林會見埃蒙·德瓦萊拉。兩位領導人討論了在烏爾斯特達成停火與大赦的可能性。克雷格建議一項基於愛爾蘭政府法案的折衷方案，在地方自治的基礎上實現南部的有限獨立和北部的自治。但是會談未有任何成果，北部的暴力仍然持續不斷[15]。
1921年7月11日停火協定後，南方的衝突大致已經結束，但是北方戰鬥一直持續至1922年夏。另外，儘管國會在1922年1月接受了英愛條約，保證了未來北愛爾蘭依然存在，共和軍與英國部隊從1922年上半年起在新的邊境線上仍有零星衝突。這部分反映了麥可·柯林斯對條約的觀點，認為只是一種策略或者「墊腳石」，而不是最終解決方案。在德里郡一群正在當地旅遊的蒙拿漢蓋爾足球隊的共和軍分子被逮捕。作為報復，麥可·柯林斯在菲爾瑪納（Fermanagh）與泰隆（Tyrone）將42名保皇派成員扣為人質。前去營救的B特在南方的克隆斯（Clones）遭到埋伏，4人被打死。儘管2月底設立了邊境調查團以居中調停，3月還是有三座英國軍營遭到共和軍偷襲。所有這些行動都在貝爾法斯特遭到了血腥報復。溫斯頓·邱吉爾在1922年1月21日安排了一次柯林斯與詹姆士·克雷格的會面。南方對貝爾法斯特商品的抵制解除，但是幾周之後又被再次實施。兩位領導人進行了幾次更深入的會見，但是除了3月30日的「宣布和平」的共同宣言外，暴力活動仍然繼續[16]。
從1922年4月至6月，柯林斯發動了一輪對北愛的秘密游擊攻勢。當時，共和軍在英愛條約問題上已經分裂，但是支持與反對條約的團體都參加了該行動。英國送去武裝新的愛爾蘭陸軍的武器實際上送給了共和軍單位，而他們的武器則被送到北方。但是，這場由共和軍在北方從5月17日至19日發起的一系列攻擊而開始的攻勢，最終證明是場失敗。5月22日，聯合派政治家威廉·特沃德爾（William Twaddell）被暗殺後，350名共和軍在貝爾法斯特被逮捕，使當地組織陷於癱瘓。最大的一次衝突發生在6月，英軍不得不使用炮兵來把一支共和軍部隊從佩提戈（Pettigo）村里驅逐出去，其中7人死亡，6人受傷，4人被捕。這是在1919－1922年間最後一次共和軍和英軍的大規模對抗[17]。 對平民展開的教派衝突暴力循環一直持續到1922年6月。6月17日，為報復殺害2名天主教徒，法蘭克·艾肯（Frank Aiken）的共和軍單位在南阿馬郡的阿爾特納懷（Altnaveigh）打死6名新教平民。
麥可·柯林斯認為英軍將領亨利·休·威爾遜應對北方針對天主教徒的襲擊負責，並在1922年將其暗殺。此事件無意中觸發了愛爾蘭內戰（溫斯頓·邱吉爾在事後堅持柯林斯是在打擊反條約共和軍，後者應對此事負責）。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南方內戰的爆發停止了北方的暴力活動，戰爭使東北部的共和軍士氣受挫，並將組織的其餘部分的注意力從分裂問題轉移。在1922年柯林斯死後，新的愛爾蘭自由邦悄悄地中止了對北愛的進攻性政策。
在後來的北愛地區，1920年7月至1922年7月共有557人在政治暴力活動中死亡。其中有303名天主教徒（包括共和軍成員），172名新教徒，以及82名警吏團或英軍成員。貝爾法斯特成為主要戰場，457人在此死亡（267名天主教徒，185名新教徒[18]）天主教民族主義分子爭辯這場暴力是對天主教社區的大屠殺，受害者中的天主教徒（58%）占大多數，與北愛爾蘭35%的天主教人口不成比例。
1920至1921年，共和軍與英國部隊之間的游擊戰死亡人數超過1400人。其中有363名警察，261名英國正規軍，550名共和軍志願者（包括14名被正式處決者）與大約200名平民[19]。其他資料給出的數字更多[註 5]。另外，還有557人在北愛爾蘭死亡，大多數為平民（僅在貝爾法斯特就有453人）。南方的死亡數字在傷亡中被分別統計，因為大多數人陣亡在7月11日停火協定簽署，愛爾蘭其他地區停止戰鬥之後。
該戰的另一特色就是雙方對於宣傳手段的應用。英國人嘗試將共和軍描述為反新教的，以此來鼓勵愛爾蘭新教徒中的保皇派，以及在英國博取對於英軍殘酷戰術的同情。比如，如果共和軍打死的間諜或合作者是新教徒，那麼在公報中經常會提到此人的宗教信仰，但如果他們是天主教徒（此種情況更為常見）就相反。此舉用來給予愛爾蘭國內外的印象是，共和軍在屠殺新教徒。當局（經常是強制地）鼓勵報紙編輯也照此辦理。1921年夏，一家倫敦的雜誌刊登一系列以「新恐怖之下的愛爾蘭——在軍事管制下的生活」為標題的文章。該系列號稱對愛爾蘭局勢持中立態度，但卻以非常反感的態度將共和軍與英國部隊相比。事實上作者厄尼斯特·道道爾（Ernest Dowdall）是一名後備隊隊員，而此系列文章只是都柏林城堡宣傳部（1920年成立）安插的許多文章之一，以影響英國對本國部隊在愛爾蘭的行動感到不安的公眾輿論。
1921年2月，兩名保皇派分子因為被懷疑殺害了當地共和軍的科菲兄弟，被共和軍在科克的埃尼斯基恩（Enniskeane）打死。兩人都曾是當地反新芬黨協會（Anti-Sinn Féin Society）的成員，至少一打的烏爾斯特志願軍領導人在之後的幾周內被殺。
羅馬天主教教會批評雙方的暴力活動，但特別是對共和軍而言，以保持長期以來的譴責武力共和的傳統。基爾摩爾主教（The Bishop of Kilmore）芬那根博士（Dr. Finnegan）說：「任何戰爭……若正義與合法則必定建立在成功的希望基礎之上。你們反對強大的大英帝國，有何成功的希望？沒有……一點都沒有。而如果它是非法的，為其每死一人都是謀殺。」蒂尤厄姆大主教（Archbishop of Tuam）吉爾馬丁博士（Dr Gilmartin）寫的一封信稱參加偷襲的共和軍人，「違反了神的停火協議，犯了謀殺罪」。但是1921年5月，教皇本篤十五世對英國政府感到失望，在一封信中鼓勵「英國和愛爾蘭雙方冷靜考慮……某種形式的協議」，而英方此前一直努力讓其發表一項對叛亂的譴責。英國宣稱教皇的評論「置英王陛下政府與愛爾蘭殺人犯團伙於平等地位」。
戴斯蒙德·菲茨傑拉德（Desmond FitzGerald）與厄斯金·柴德斯一直活躍於出版《愛爾蘭新聞簡報》，詳述了愛爾蘭和英國報紙不願或不能揭露的政府暴行。該報被秘密印刷並分發到全愛爾蘭與國際上的新聞社與美國、歐洲及同情共和的英國的政治人士。
從1920年上半年開始，當戰爭使愛爾蘭大部分地區失去控制之後，英軍仍然沒有撤離的跡象。但是新芬黨的宣傳戰的成功使得英國當局放棄使衝突升級的選項。英國內閣從1919年起就從未邀戰。1921年內閣成員溫斯頓·邱吉爾反映說：「什麼是另一選擇？以前是對帝國的一小角落施以鎮壓鐵拳，你來我往，屍橫遍野……只有國家要自保時，才能夠饒恕這種策略，而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能斷言這是自保問題。」[20]
戰爭在1921年7月11日以停火協議結束。在某種意義上，衝突陷入僵局。在前一年看來大有希望的對話在12月煙消雲散，勞合·喬治堅持共和軍首先放下武器投降。在首相受到來自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Herbert Henry Asquith）、自由黨、工黨和英國工會總會的反對壓力之後，新的對話在春季展開並締結了停火協議。從英國政府的觀點來看，共和軍的游擊戰似乎會無限進行下去，造成英國人力財力損失不斷上升。更重要的是，英國政府因英軍在愛爾蘭的行為正面對嚴厲的國內外譴責。另一方面，共和軍領導人，特別是麥可·柯林斯，感到當時的共和軍組織的行動無法無限地繼續。它正受到更大的壓力，更多的英國正規軍被部署到愛爾蘭，而且武器彈藥短缺。
對停火協議最初的突破應歸功於三個人：英王喬治五世，南非的揚·史末資將軍和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國王對黑棕軍團在愛爾蘭的所作所為感到不滿在政府內眾所周知，並對事前準備的在新的北愛議會作的演說辭並不滿意。該議會的建立是愛爾蘭分裂的結果。史沫資是國王的密友，建議他應該趁此機會呼籲在愛爾蘭進行和解。國王要求他將自己的想法草擬在紙面上。史沫資準備了草稿並抄送國王和勞合·喬治。勞合·喬治於是邀請史沫資參加了一次英國內閣諮詢會議，討論勞合·喬治收到的一個「有意思的」提議。兩人都沒有告知內閣該提議的作者是史沫資。面對史沫資，國王和首相的認可，大臣們不情願地接受了了國王準備的『愛爾蘭和解』演講。
這場演說發表之後獲得大範圍影響。趁此時機，勞合·喬治於1921年7月簽署了一項與埃蒙·德瓦雷拉談判的倡議。愛爾蘭人沒有意識到演講並沒有到可以代表所有英國政府觀點的程度，而只是由國王、史沫資和勞合·喬治導演的一場『和平行動』，內閣只是勉強同意。愛爾蘭回應同意和談。德瓦雷拉和勞合·喬治最終同意了一項旨在中止戰鬥和為細節談判創造基礎的停火協定。談判由於英國政府堅持要共和軍首先放下武器推遲了幾個月，但是這項要求最終被放棄。英國同意英軍部隊不得邁出營房。大多數基層共和軍軍官將停火協議解讀為僅僅是戰爭間歇，並繼續徵召和訓練志願軍。許多共和軍領導仍保持戰鬥姿態，這是愛爾蘭內戰爆發的主要因素之一。他們拒絕接受麥可·柯林斯與亞瑟·格利菲斯與英國談判簽訂的英愛條約。
最終，和平談判成為英愛條約（1921）談判的先導，隨後該條約被三方批准：愛爾蘭國會1921年12月的批准（給予愛爾蘭共和國政治體制中的合法地位），南愛爾蘭下議院1922年1月的批准（按照英方視點之愛爾蘭合法政府的憲政合法地位），和英國國會上下兩院的批准。
該條約允許根據1920年愛爾蘭政府法案建立的北愛爾蘭若同意可脫離自由邦，而北愛的確在所列程序下適時達成了獨立。雙方同意，建立一個愛爾蘭國界委員會，以決定自由邦和北愛之間邊界的確切走向。愛方談判人員明白委員會會按照當地民族主義和聯合派多數地區重新劃分邊界。從1920年開始愛爾蘭地方選舉已經導致弗馬納郡、蒂龍郡、德里市與許多阿馬郡和倫敦德里郡的選區（全部在「臨時」邊界的西部和北部）完全成為民族主義者的天下，可能使北愛爾蘭不能獨存。但是委員會選擇使邊界如舊；作為交換，英國不要求自由邦償還所欠的債務。
條約為愛爾蘭自由邦建立了一個新的政府體制，雖然最初的兩年兩個政府並存；一個「內閣」（Aireacht）向愛爾蘭國會負責，由格利菲斯總統領導；另有一個臨時政府名義上向南愛爾蘭下議院負責，由愛爾蘭總督任命。（情況複雜程度由以下事例可見：菲查倫勳爵任命柯林斯為臨時政府首腦。據英方所稱，他們會見時讓柯林斯「吻手」。而據愛方觀點，他們會見是為了讓柯林斯接受都柏林城堡的投降。
大多數愛爾蘭獨立運動領導人願意接受此項妥協，至少暫時如此，雖然許多軍事共和派並非如此。當中的少數人參加了由辭職的總統埃蒙·德瓦萊拉領導的內戰，拒絕接受條約並開始反叛新自由邦政府，譴責後者背叛了愛爾蘭共和國的理想。
隨後的愛爾蘭內戰一直持續到1923年年中，造成許多獨立運動領導人斃命，著名的有臨時政府首腦麥可·柯林斯、前部長Cathal Brugha、亦有反條約共和黨人哈里·勃蘭德（Harry Boland），羅里·歐康納（Rory O'Connor），廉姆·梅洛斯（Liam Mellows）、廉姆·林奇（Liam Lynch）與其他許多人，總傷亡超過對英戰爭前期戰事的數倍。總統亞瑟·格里菲斯亦去世。
在格里菲斯與柯林斯死後，W.T.科斯格雷夫成為政府首腦。1922年12月6日，愛爾蘭自由邦合法成立後，W.T.科斯格雷夫成為了愛爾蘭自由邦行政會議主席，即第一屆獲得國際承認的獨立愛爾蘭政府首腦。
內戰於1923年年中以反條約派戰敗而告終。
一座被稱為都柏林紀念花園的紀念館於1966年，復活節起義50周年之際在都柏林建成。 停戰協議簽訂之日被定為國家紀念日，以紀念在戰爭中所有愛爾蘭男女軍人和為國捐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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