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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於1845至1849年的愛爾蘭飢荒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愛爾蘭大饑荒（愛爾蘭語：an Gorta Mór [anˠ ˈɡɔɾˠt̪ˠə ˈmˠoːɾˠ]，英語：Great Famine）[1]，又稱大飢餓、愛爾蘭馬鈴薯饑荒，是一場發生於1845~1852年間的饑荒[2][fn 1]。愛爾蘭語占主導地位的愛爾蘭西部和南部災情最嚴重，在這些地方，這個事件又被稱作An Drochshaol[4]（意為「壞時光」、「艱難時刻」），而災情最嚴重的的1847年則被稱做「黑色47年」（Black 47）[5][6]。
| 愛爾蘭大饑荒 An Gorta Mór/Drochshaol | |
|---|---|
 | |
| 國家 |  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 |
| 地點 | 愛爾蘭 |
| 時間 | 1845–1849或1845–1852 |
| 總死亡 | 一百萬 |
| 起因 | 政策失誤、致病疫霉 |
| 理論 | 穀物法、救貧法修正案、威廉姆·亨利·格雷戈里條款、抵押土地法庭、1847年犯罪與暴行法案、1848年青年愛爾蘭叛亂、3F |
| 物資 | 詳細資料請見列表下方 |
| 人口影響 | 總人口因死亡和移民下降了20-25% |
| 後果 | 愛爾蘭人口總數的長期性改變，政治和文化面貌的改觀 |
| 網站 | 詳見大饑荒紀念碑列表 |
| 上一次 | 愛爾蘭大饑荒 (1740–41)（Bliain an Áir） |
| 下一次 | 1879年愛爾蘭大饑荒（An Gorta Beag） |
在這場災難中，約有一百萬人餓死，另有超過一百萬人被迫移民[7]，使愛爾蘭的總人口減少了20%~25%[8]。
致病疫霉[9]是飢荒的引爆點[10]。晚疫病使歐洲的馬鈴薯產量在1840年代減產，繼而導致除愛爾蘭以外的地區共計約100,000人的死亡，並加劇歐洲1848年革命的動盪[11]。當時愛爾蘭社會盛行的在外地主制[fn 2][12][13]和農民長期種植單一作物[14][15]使社會幾乎沒有抵抗飢荒的能力，而輝格黨政府所奉行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使災情更雪上加霜[16][17][18]。
愛爾蘭大饑荒是愛爾蘭歷史重要的分水嶺[3]。在此之前，愛爾蘭作為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的一部分受到西敏的直接管轄，而大饑荒惡化了愛爾蘭人與英格蘭人在政治、種族、宗教上的緊張關係。與此同時，大饑荒也永久改變了愛爾蘭的人口和文化，使該國人口負增長達一世紀之久，產生了200萬左右的難民。[19][20][21][22] 饑荒成為了愛爾蘭人和那些被迫離鄉背井的僑民的共同記憶[23]，強化了民族意識。
佃農權利聯盟在大饑荒時的政治運動中提出「3F」訴求[fn 3]。當馬鈴薯晚疫病於1879年愛爾蘭大饑荒中再次出現時，土地聯盟公開抵制地主，並用行動阻止其對農民的驅逐。在他們的努力下，流浪者和因焦土政策房屋被摧毀的人數下降，受饑荒影響致死的人數也減少[24][25][自述來源][26]。
1801年1月《聯合法案》實行後，愛爾蘭正式成為了聯合王國的一部分，行政權大部分被掌握在英格蘭政府任命的愛爾蘭總督和愛爾蘭布政司手中。在聯合王國成立後的40多年裡，歷屆英國政府都苦於愛爾蘭的治理問題[27]。據統計，政府在1801年至1845年間共派出114個委員會和61個專門委員會對愛爾蘭進行調查，結果均顯示當地人口增加過度快速、大量失業、人民居住條件惡劣。[28]保守黨政治家班傑明·迪斯雷利曾對此發表評論，批評管理者失能、教會不知民間疾苦以及愛爾蘭貴族的不作為。[27]
天主教徒約占當時愛爾蘭總人口的80％。雖然英國在1829年進行了天主教解放，但大多數天主教徒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位於社會金字塔頂端的則是被稱為「新教優勢階級」（ascendancy class）的英格蘭人和盎格魯愛爾蘭人。他們大多住在英格蘭，卻擁有愛爾蘭的大多數土地，佃農們則需要通過種植穀物和餵養牲畜以供其出口（它們中的大多數都將銷往英格蘭）的形式來支付地租。[12]
由於在租約到期或終止時，佃農對土地所做的任何改善都不會得到報償，農民大多不會有動機對土地進行改良。大多數佃農對土地的使用權也並未受到保障，佃農們可能因為付不出租金（當土地租金過高時）或地主決定養羊來取代種植穀物等原因而被逐出土地。地主出於追求土地利潤的最大化，頻繁向租用土地的佃農提高租金，而英國法律卻缺乏對佃農權益的保護，反而維護地主的尋租特權。[29]
18世紀，用於管理地產的「中間人制度」（middleman system）被引進愛爾蘭。在這種制度中，收租的工作被外包給第三方處理，中間人（middlemen）以一定租金從地主手中長期租下大片土地，並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將其轉租。為了獲取更高的收益，中間人還會將所持有的土地分割成越來越小的土地塊。這個制度既保證了地主的收益，也成為了中間人剝削佃戶的溫床。[30]
由於地主對其佃戶擁有近乎不受約束的權利，佃農受到的待遇非常不好。[13] 隨著農民日漸升高的不滿，大多數地主將農村視為充滿敵意的地方，有些地主甚至在一生中僅去過一到兩次他們在愛爾蘭的土地[31]。
在19世紀早期的愛爾蘭，土地關係著全家人的生死[12]。不斷增長的人口加大了對農地的需求，而農地的需求的上漲又利於地主調高地租，迫使越來越多佃農只能減少租用的耕地面積，以緩解租金承受力，而地主則將耕地不斷細分成更小的區塊分租，以獲取更多利潤。[32] 在1845年，約有24%的佃農租有面積為0.4–2公頃(1–5英畝)的土地，40% 的佃農租有面積為2–6公頃 (5–15英畝)的土地。由於每個佃農分得的可耕地面積很小，在大饑荒發生前不久，英國政府曾聲稱有三分之一的佃農在支付了地租之後仍無法養活自己的家庭，這些家庭只得依靠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季節性勞工來維持生活[33]。
大饑荒後，作為補救措施，英國政府判定細分土地使用權違法[34]。
馬鈴薯最早是作為貴族們的花園作物被引進愛爾蘭。它起初在愛爾蘭並不受歡迎；然而，在經過一場不同尋常的推廣運動之後，馬鈴薯得到了地主和王室成員的支持，他們希望他們的佃農可以種植並食用這種作物，在此之後，馬鈴薯開始逐漸普及[35][36]。到17世紀後期，馬鈴薯作為一種替代食品而廣受傳播，但它仍然不是主食；當時的主食仍是奶油、牛奶和穀物製品。
美國經濟學家傑里米·里夫金在他1992年出版的《養牛文化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attle Culture[37]）的著作中這樣描述道：
凱爾特人的放牧地.....愛爾蘭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被用來放牧牛群。英國人的殖民統治使愛爾蘭人將他們的大部分農村變成了一片廣闊的牧場，並為英國國內飢餓的消費市場蓄養牛。英國人對牛肉的喜好對貧窮和被剝奪了權利的愛爾蘭人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愛爾蘭人被趕出了最好的牧場，被迫耕種較小的、貧瘠的土地，並轉而種植馬鈴薯；這種作物可以在較差的土壤中大量種植。最終，奶牛擠占了愛爾蘭的大部分地區，迫使當地居民不得不幾乎依賴馬鈴薯維持生計[38]。
馬鈴薯對維持科特式佃農的生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據估計，在一英畝半土地上種植馬鈴薯可以為五六口之家提供一年的食物，而種植同等數量的其他穀物需要面積是種植馬鈴薯面積的四到六倍，而且種植馬鈴薯的土地不需要進行土壤改良，可以種植在山邊或潮濕等較為貧瘠的土地上[39]。
在愛爾蘭所種植的馬鈴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單一品種的馬鈴薯，即愛爾蘭白馬鈴薯[15]。隨著1760年至1815年經濟的擴張，馬鈴薯逐漸被更多的人所接納，並成為了農民全年的主食[40]。三餐都吃富含維生素的馬鈴薯，使得廣大窮人能以極低的成本來獲取每日的基本營養。佃農們以馬鈴薯為主食維持著最低生活水準為代價，並為地主和中間商提供了極其廉價的勞動力。對於體力勞動者來說，「馬鈴薯工資」塑造了不斷發展的農業經濟[40]。除此之外，在大饑荒之前，馬鈴薯還被廣泛用作牲畜的飼料作物。通常約有33%的產量，即5,000,000短噸（4,500,000公噸）的馬鈴薯被用作牲畜飼料[41]。
| 1600年 | 1718年 | 1781年 | 1821年 | 1841年 |
|---|---|---|---|---|
| 140.0萬人 | 289.4萬人 | 404.8萬人 | 680.2萬人 | 817.5萬人 |
表格中的數字告訴我們，自1600年至1841年的241年間愛爾蘭的人口幾乎增加了6倍。17世紀以來的一個半世紀期間，人口之所以能夠不斷增長，馬鈴薯的作用功不可沒。雖然馬鈴薯的引進和擴大種植為增加人口以及解決人們的溫飽發揮了重大作用，然而這種單一飲食結構的風險最終由於1845年馬鈴薯疫病所導致的歉收而爆發了。
對馬鈴薯的廣泛依賴和在愛爾蘭和歐洲的馬鈴薯植株(單一種類栽培)中缺乏遺傳變異，是致病疫霉在愛爾蘭和歐洲類似地區爆發並產生破壞性影響的兩個原因[43]。 在被通稱為「馬鈴薯晚疫病」的致病疫霉出現在愛爾蘭之前，僅有兩種主要的馬鈴薯疾病被證實[44]。一種是「乾腐症」，又稱「污點病」，另一種則是被通稱為「捲曲症」的病毒[44][45]。致病疫霉是一種卵菌（一種寄生菌，是與褐藻相似的一種非光合生物，並非真菌）[46]。
愛爾蘭人口普查專員於1851年共調查了24起不同程度的馬鈴薯歉收，其調查的最早時間可追溯至1728年。據記錄，由於霜凍和病害導致的主糧歉收發生於1739年、1740年、1770年、1800年和1807年。馬鈴薯亦於1821年至1822年在明斯特與康諾特省歉收。在1830年和1831年，梅奧郡、多尼戈爾郡和戈爾韋郡也遭受了同樣的損失。1832年、1833年、1834年和1836年，乾腐症和捲曲症使馬鈴薯嚴重減產；1835年，阿爾斯特的馬鈴薯歉收。愛爾蘭各地在1836年、1837年、1837年、1839年、1841年和1844年之間普遍發生了馬鈴薯歉收。據伍德姆·史密斯稱，「在愛爾蘭，馬鈴薯並不可靠是一個公認的事實」[47]。
雖然導致馬鈴薯晚疫病的致病疫霉是在何時通過何種方式傳播至歐洲至今尚不明確，但可以肯定的是致病疫霉在1842年之前在歐洲並不存在，且可能於1844年傳播至歐洲[48]。
病原體起源於墨西哥的托盧卡山谷[49]，其最初在北美傳播，隨後在歐洲傳播[48]。1845–46年的馬鈴薯晚疫病則是由晚疫病菌株HERB-1所引起的[50][51]。
愛爾蘭的報紙曾於1844年刊載了關於兩年內在美國馬鈴薯受到疾病侵襲的報道[53]。晚疫病曾在1843至1844年期間摧毀了美國東部的大多數馬鈴薯。來自巴爾的摩、費城、或紐約的船隻可能從這些地區將患病的馬鈴薯運往歐洲的港口[54]。美國植物病理學家William C.Paddock[55]推測，晚疫病是通過運輸傳播的，患晚疫病的馬鈴薯被曾作為從美國到愛爾蘭的飛剪式帆船上的乘客的食物[46]晚疫病傳入歐洲和愛爾蘭後，便迅速蔓延開來。截止至1845年8月中旬，它已經傳播至北歐和中歐的大部分地區，比利時、荷蘭、法國北部與英國南部都受到了影響[56]。
1845年8月16日，園丁紀事和園藝報報道了懷特島郡上的「不尋常的枯萎病」。在一周之後的8月23日，它又報道稱「馬鈴薯作物中爆發了一種可怕的病害……據稱，比利時的馬鈴薯田已經完全荒蕪。很難在科文特花園中找到一個完好無損的馬鈴薯。對於這種『瘟疫』，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57]。」這篇報道在愛爾蘭的報紙上受到了廣泛的報道[58]。9月11日，《自由人雜誌》報道稱「在愛爾蘭，尤其是愛爾蘭北部，出現了被稱為「馬鈴薯霍亂」的病害[59]13日[fn 4]，雜誌園丁新聞宣稱：「我們懷著非常遺憾的心情停止報道並明確地宣布馬鈴薯感染病已於愛爾蘭出現[57]。」
然而，由於所收到的報告相互矛盾，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英國政府仍保持著樂觀的態度。只有在十月收割作物時，馬鈴薯晚疫病破壞的規模才得以顯現[60]。英國首相羅伯特·皮爾曾於同年十月寫信給詹姆士·格拉哈姆男爵稱他發現這些關於馬鈴薯有關的報道「非常令人震驚」。但據伍德姆·史密斯稱，首相又同時提醒男爵說，「愛爾蘭的新聞中總有言過其實之嫌」[61]。
據估計，1845年的農作物歉收耕地所占總耕地面積的比率從三分之一[9]上漲至一半[58]。位於都柏林的豪宅委員會曾於1845年11月19日收到數百封來自愛爾蘭全國各地的信件。委員會聲稱可以毫無疑問地確定「愛爾蘭三分之一以上的馬鈴薯作物都已被病害摧毀」[56]。
在1846年，有四分之三的農作物因晚疫病影響而無法收穫[62]。截止至12月，約有三分之一百萬赤貧人口受僱於公共工程[63]。據愛爾蘭歷史經濟學家科馬克·格拉達稱，馬鈴薯晚疫病的第一次爆發給愛爾蘭農村造成了極大的困難。而第一批因饑荒而死的人也在1846年秋天被記錄下來[64]。預留給1847年馬鈴薯種子很少，並幾乎沒有播種，而1848年全年的產量只有正常時的三分之二。因為當時有超過300萬愛爾蘭人完全依靠馬鈴薯為生，饑荒的現象仍然持續不斷[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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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公司向女王發送了一份備忘錄，並「祈求女王」儘早召集議會（此時議會正在休會），並建議徵用一些公共資金用於公共工程，尤其是愛爾蘭的鐵路。貝爾法斯特市政委員會召開會議並做出了相同的建議，但據反對派的領導者約翰·米歇爾稱，這兩個組織都並未請求救濟。
米歇爾聲稱，「他們要求，如果愛爾蘭確實是英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麼這兩座島（指英國和愛爾蘭）上的共有財產應當被用於—不是救濟與施捨，而是用在一般公共工程的僱傭上……然而，如果英格蘭的約克郡與蘭開夏郡遭受了同樣的災難，毫無疑問的是，這些措施將會被迅速、充分地採取[65]。
在1845年11月初，由倫斯特公爵、克朗卡勳爵、丹尼爾·歐康諾和都柏林市長等人所組成的都柏林市民代表向愛爾蘭中尉勳爵海特里斯勳爵提出建議，如開放港口以供外國輸入玉米、停止穀物蒸餾、禁止糧食出口和通過公共工程提供就業等[66]。而海特斯伯里勳爵卻勸他們不要驚慌，並認為他們的建議「為時過早」。勳爵告訴他們，科學家們正在調查所有的這些事情，萊昂·普萊費爾和約翰·林德利被從英國派來調查，並得到了愛爾蘭本土化學家羅伯特·凱恩的協助[67]。海特里斯勳爵亦下令所屬的女王陛下警務督察和有給治安判事從他們所管轄的地區不間斷地的報告情況；此舉並未立刻對市場產生影響[65]。
廢止會的領導人丹尼爾·歐康諾在1845年12月8日提出了幾項補救措施，以試圖解決這場災難。他提出的第一條建議是引入佃農法案，和烏爾斯特的做法類似，一方面給地主以合理的土地租金，而另一方面則給予租戶一定補償，以補償其在土地上所花費的任何資金，以用於長期改善土地[68]。歐康諾還注意到比利時的立法機構在同一季節採取的行動（比利時也受到晚疫病的影響）：關閉港口、禁止糧食出口以及開放進口商品。他建議稱，如果愛爾蘭有 一個國內議會，它的港口將會開放，並會和都柏林議會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糧食短缺期間的做法一致，將愛爾蘭的豐收的農作物留給愛爾蘭人民。歐康諾主張只有愛爾蘭議會才能為愛爾蘭民眾提供糧食和就業機會。他表示廢除1800年聯合法令是必要的，它將是愛爾蘭唯一的希望[68]。
約翰·米歇爾早在1844年就於「民族報」雜誌上提出了愛爾蘭的「馬鈴薯病」問題，並指出飢餓將會是愛爾蘭革命的巨大推手[69]。他於1846年2月14日寫到：「對目前正在發生的饑荒的輕視是可悲的」，並質問政府是否仍是對可能即將面對的「數百萬愛爾蘭人沒有食物」的狀況沒有任何見解[70]。
米歇爾後來寫了最早期的關於大饑荒的小冊子《對愛爾蘭的最後一次征服（或許是）》，於1861年出版。這本書建立了一種廣為流傳的觀點，即英國人在饑荒期間的舉措和其在大饑荒時期對愛爾蘭人的待遇是對愛爾蘭人的蓄意謀殺。本書中的一句話在後來也成為了名言，「的確，萬能的上帝為愛爾蘭派來了馬鈴薯晚疫病，但製造饑荒的卻是英國人[71]。」米歇爾本人亦因為自己的書而被指控煽動叛亂，但該指控後被撤銷。他被陪審團以新制定的重罪叛國法案定罪，並被判處流放百慕達14年。
據查爾斯·蓋文·達菲稱，《民族報》堅持認為唯一的補救辦法是採用其他歐洲國家已採用的方法，甚至是帕萊地區諸國議會在困難時期所採用的方法，即保留國內的糧食直至本國人民不再飢餓為止[72]。
同時，從這一時期的信件中，尤其是後來的口述回憶中發現，愛爾蘭大饑荒被稱作愛爾蘭語：An Drochshaol，然而在早期的拼寫時代，它則被發現被用蓋爾語字體寫作Droċ-Ṡaoġa.[73][74]。在現代，這一名稱被粗略地譯為英文"the hard-time"（意為艱難時刻），但為了表示其特定含義，它經常以大寫字母的形式表示[75][76][77][78][79]。
自1845年至1851年愛爾蘭的馬鈴薯晚疫病時期是一個充滿政治對立的時期[80]。一個更為激進的青年愛爾蘭團體從廢止運動中分離出來，並試圖於1848年發動一場武裝叛亂。這場叛亂最終以失敗告終[81]。
在1847年，青年愛爾蘭黨的領導人威廉姆·史密斯·奧布萊恩成為了要求廢除聯合法令的愛爾蘭聯邦的創始成員[82]，並呼籲停止糧食出口和關閉港口[83]。次年，奧萊布恩幫助組織了發生在蒂珀雷里郡的短暫的青年愛爾蘭叛亂[84]。
早前在1782~1783年發生饑荒時，愛爾蘭曾經關閉港口阻止糧食輸出以滿足愛爾蘭的國內需求。儘管當時的出口商反對出口禁令，但抗議出口管制的呼聲在當時遭到了政府的壓制[85]。然而，在1840年代的大饑荒時期並未出現類似的禁令[86]。
歷史學家弗朗西斯·斯圖爾特·萊蘭·萊昂將英國政府在大饑荒初期較不嚴重階段的初步反應描述為「迅速且相對成功」。面對1845年11月的大面積的農作物歉收，首相羅伯特·皮爾從美國秘密購買了價值10萬英鎊的玉米和玉米粉[87]，並在初期由霸菱銀行作為他的代理人。皮爾政府希望他們不會「扼殺私人企業」，並希望他們的舉動不會對當地的救援工作產生抑制。然而，由於惡劣的天氣，第一批貨物直至1846年2月初才抵達愛爾蘭[88]。這批最初裝運至愛爾蘭的物資是未經研磨的干玉米粒，但當時愛爾蘭為數不多的研磨廠並沒有研磨干玉米粒的設備，而且在分發玉米粉之前亦必須經過漫長而複雜的碾磨過程[89]。此外，在食用玉米粉之前必須先將其充分煮熟後才可食用，否則可能會導致嚴重的腸道不適[88]。由於干玉米粒的黃色，加之最初在愛爾蘭的不受歡迎，它被冠以了「皮爾的硫磺」的綽號[90]。
皮爾曾於1845年十月提議廢除穀物法—關稅使得穀物的價格高居不下，但他的這一議題造成了他所在黨派的內部分歧，他並未從同僚們那裡得到足夠的支持來推動這項措施的通過。皮爾本人亦於十二月辭去了首相職務，但反對黨無法重組內閣，他又被重新任命為首相[91]。次年三月，皮爾在愛爾蘭制定了一項公共計劃[92]，但大饑荒的情況在1846年更加惡化，加之同年廢除的穀物法並未大幅改善愛爾蘭人受災挨餓的局面；這項措施使保守黨內部分裂，並導致皮爾內閣下台[93]。6月25日，皮爾政府的愛爾蘭脅迫法案在下議院三讀時被輝格黨、激進黨、愛爾蘭廢止派和貿易保護主義保守黨人所組成的聯盟以73票的優勢否決。皮爾被迫辭去首相職務，由輝格黨領袖約翰·羅素擔任首相[94]。
隨著危機的加深，皮爾的繼任者，約翰·羅素首相所採取的補救措施被認為是不充分的。新的輝格黨內閣成員受到自由放任理論的影響[16]，並相信市場將會提供愛爾蘭民眾所需的食物。他們拒絕用行動干預將愛爾蘭的糧食運往英國的活動，然後終止了皮爾政府的糧食援助與救濟工程。這一舉措使數十萬人失去了工作、食物和錢[95]。羅素的部署推出了一項新的公共工程計劃，該計劃計劃在截止至1846年12月月底時僱傭約50萬名勞工。但事實證明，這一計劃是不可行的[96]。
查爾斯·特里維廉男爵受命負責管理政府的救濟工作，但由于堅信自由放任理論，他限制了政府的糧食援助計劃[97]。
在1847年1月，輝格黨政府意識到了原先政策的失敗，並將其放棄，轉而採用一種混合了「室內」與「室外」的直接救濟方式。其中，前者通過愛爾蘭救貧法案在濟貧院中實施救濟，後者則在粥廠中施行。救貧法案中的費用主要由本地地主所支付，而有些地主則試圖以驅逐佃農的方式來減輕自己的負擔[96]。
英國於1847年6月通過了貧民法修正案。新修訂的貧民法體現了愛爾蘭的財產必須用於減少愛爾蘭國內貧困的原則，這一點在英國很受歡迎。愛爾蘭的英國外在地主是導致大饑荒的因素[98][99]。然而也有人宣稱，自1800年聯合法令以來的英國議會都應承擔部分責任[98]。這一觀點由倫敦新聞畫報在1847年2月13日提出，倫敦新聞畫報稱，「沒有一項法律不是根據他們（指議會）的要求而通過的，但法律將不會為他們辯護，除非濫用。」泰晤士報在3月24日報道稱，「在英國的准許下，愛爾蘭產生了世界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貧窮、不滿與墮落。英國允許地主們吸食這個不幸的種族的血[98]。」
救貧法中的「格雷戈里條款」是以威廉姆·亨利·格雷戈里的名字所命名的[fn 5]，格雷戈里條款禁止任何擁有超過1⁄4英畝（0.1公頃）土地的人獲得救濟[96]。事實上，這一條款意味著如果一位農民在賣掉了他所有的農產品以支付地租和稅金之後，他必須減少自己所持有的土地的數量，和成千上萬的農民們一樣，他只有在將自己耕種的全部土地悉數交予地主後才能獲得公共救濟。關於這一法律，米歇爾寫到，「只有體格健全的閒人才會得到救濟—如果他試圖去耕種一塊面積為1路得的土地，他將會死亡」。這種簡單的模式被稱為「通過濟貧院的窮人」進去時還是普通人，但出來後就成了窮人[101]。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成千上萬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耕種的土地（1849年有九萬人失去土地，1850年有十萬四千人失去土地）[96]。
抵押土地法庭於1849年允許在債務人的申訴下對地主的莊園進行拍賣。這些負債的莊園被以低價拍賣。富裕的英國投機商購買這些土地並對繼續交租的佃農採取「嚴苛的態度」。他們提高土地租金、驅逐佃農並開闢大型肉牛畜牧場。在1849年至1854年期間，約有五萬戶家庭被驅逐[102][103][25][自述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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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饑荒之前，愛爾蘭農民以馬鈴薯為食，而將穀物出口到英格蘭，其出口量一直在穩定增長，甚至直到饑荒發生後的一段時間仍是如此。
據估計，在1840年代期間，愛爾蘭生產的糧食足以養活1,800萬人，然而這些充裕的糧食卻很少留在愛爾蘭境內，導致饑荒發生在糧食出口國的矛盾景象[105]。研究愛爾蘭大饑荒的學者、德魯大學教授克里斯汀·基尼利做了如下估計：在1847年有大約4000艘船將糧食從愛爾蘭運往布里斯托、格拉斯哥、利物浦和倫敦等港口。然而，當時愛爾蘭有約40萬愛爾蘭男人、婦女和兒童死於飢餓及其相關疾病。並且，在大饑荒時期，愛爾蘭的小牛、牲畜（除了豬）、培根和火腿的出口量事實上有所增加，而且都是從受影響最大的地區—巴利納、巴利香農、班特里、丁格爾、基拉拉、基爾拉什、利默里克、斯萊戈、特拉利和韋斯特波特運來的[106]。
其中，一個最令人震驚的出口數據與奶油有關。在1847年的前9個月中，有56,557 firkin（509,010英制加侖；2,314,000公升）奶油被從愛爾蘭出口至布里斯托，822,681英制加侖（3,739,980公升）奶油被從愛爾蘭運至利物浦；而在大饑荒最為嚴重的9個月中，共有822,681英制加侖（3,739,980公升）奶油被從愛爾蘭出口至英格蘭[107]。愛爾蘭的問題不在於缺少食物，而是其高昂的價格[108]。
英國詩人、改革家埃比尼澤·瓊斯在1849年寫道：「1846年，除了麵粉、豆類、豌豆和黑麥之外，愛爾蘭共出口了3,266,193夸脫的小麥（見表格）、大麥和燕麥，186,483頭牛、6,363頭小牛、259,257隻羊、180,827頭豬（這些穀物和肉類大約可以滿足愛爾蘭一半人口的需求）；而1846年正是大饑荒最嚴重的一年[109]。」
農民們不將糧食留下，反而出口的原因是，在當時的土地制度和英國土地法框架下，愛爾蘭的土地租金遠遠高於英格蘭本土的水準，於是佃農只能將穀物出口以支付地租。如果生產出來的其他穀物沒有出口而留作佃農自己使用，那麼就會因為欠租而遭到地主驅逐。[110]
歷史學家塞西爾·伍德海姆·史密斯在大飢餓：1845-1849年的愛爾蘭一書中寫道，「沒有任何一個問題會引起愛爾蘭和英格蘭之間產生如此之大的憤怒和苦澀的關係。不容置疑的是，在愛爾蘭人民即將餓死時，仍有大量食物被從愛爾蘭運往英國[111]。」約翰·拉內拉格寫道，愛爾蘭在五年饑荒的大部分時間中仍是糧食淨出口國[112]。然而，伍德海姆·史密斯和科馬克·格拉達都提到，除了進口玉米之外，在大饑荒最嚴重的時期，愛爾蘭的小麥進口量是其出口量的四倍。而這些小麥則主要被用作牲畜的飼料[113][114]。
伍德海姆·史密斯又補充說，根據1838年法令，聯合濟貧會的救濟院的支出必須由本地地主通過繳納差餉的方式承擔。然而，在那些受大饑荒影響最為嚴重的地區，佃農無法支付足夠的地租以確保地主能夠繳納差餉（只有在地主繳納的差餉足夠多時，救濟院才可能正常運作）。只有透過出售糧食（它們中的一些將不可避免的被出口至愛爾蘭以外的地區）這種方式，才能形成地租和差餉的「良性循環」，從而使救濟院得以正常運作。大饑荒的規模之巨大和持續時間之長使救濟院制度不堪重負[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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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史密斯·奧布萊恩曾在1845年2月於自己在廢止會上的演講中談及對愛爾蘭的援助問題，並贊同愛爾蘭民眾普遍不願接受英國援助的這一事實。奧布萊恩表示，愛爾蘭的物資仍足以維持愛爾蘭人的生活，並希望在這些物資消耗完之前，「沒有一個愛爾蘭人會自甘墮落到乞求英國人的援助」[65]。
米歇爾在他的書《對愛爾蘭的最後一次征服（或許是）》中談論同一問題時稱，在大饑荒時期，沒有一個愛爾蘭人向外界請求援助，援助是英格蘭設法以愛爾蘭的身份所做的。英格蘭不僅接受了這些援助，並負責管理得到的援助。他提議稱，英國媒體一直在細心地灌輸「一旦愛爾蘭陷入困境，她就成為英國門前的赤裸裸的乞丐，甚至會渴求全人類的施捨」的觀念。他確信，在愛爾蘭，從來沒有人會向英國或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要求任何形式的施捨或恩惠。相反，是英國她自己要為愛爾蘭乞求施捨。他表示，英國「把『這頂帽子』傳遞至世界各地，以『為了上帝之愛，以救濟可憐的愛爾蘭人』為名索要一便士」，並將自己視為所有慈善事業的代理人，拿走了其中的全部利潤[68]。
慈善機構為大饑荒捐贈了大量資金，加爾各答所捐獻的一萬四千英鎊被認為是對愛爾蘭大饑荒的第一筆捐款[a]。這筆錢是由那些在印度服役的愛爾蘭士兵和東印度公司的愛爾蘭雇員們所募集[116]。教宗庇護九世和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向愛爾蘭送去匯款，維多利亞女王也捐獻了兩千英鎊[b]。相傳[117][118][119]，鄂圖曼帝國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本來決定向愛爾蘭捐贈一萬英鎊但被英國外交官和他的大臣以不能比女王捐贈的更多為由削減至一千英鎊[120]。美國總統詹姆斯·諾克斯·波爾克捐贈了50美元，時任國會議員的亞伯拉罕·林肯捐贈了10美元（相當於2019年的307美元[121]）[122]。
此外，國際募捐活動也獲得了來自委內瑞拉、澳大利亞、南非、墨西哥、俄羅斯和義大利等地區的捐款[123]。除宗教團體外，非宗教團體也為大饑荒的受害者們提供了相應的援助，如英國救濟協會等。救濟協會在1847年1月1日由萊昂內爾·內森·德·羅斯柴爾德 (1808年)、亞伯·史密斯和其他著名的銀行家及貴族成立，協會從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募集資金；他們的籌資活動得益於一封「女王的信」，這封信是維多利亞女王為呼籲人們向處於災難中的愛爾蘭捐款而寫的[124]。通過這封信，協會募集到了171,533英鎊[c]。女王的（有些不太成功的）第二封則於1847年年末時發表[124] 。英國救濟協會一共為救濟愛爾蘭募集了約三十九萬英鎊[125][d]。
一些包括貴格會在內的組織在私下採取舉措以試圖填補因政府終止救濟而造成的空缺，雖然政府最終恢復了救濟工程，但官僚主義妨礙了救濟食品的發放[126]。數以千計的美元也被從美國所募集，這其中包括由美國原住民族群喬克托族在1847年所捐贈的170美元（其價值與2019年的5,218美元相當[127]）[128]。俄克拉荷馬州喬克托民族報紙Biskinik的編輯朱迪·艾倫寫道，「此時離喬克托人經歷眼淚之路僅間隔16年的時間，他們不得不面對飢餓……向愛爾蘭人募捐是了不起的舉動。」
時任美國參議院議員的亨利·克萊強調了美國對愛爾蘭大饑荒時期所做的貢獻的作用，並稱：「愛爾蘭每天所呈現出的恐怖景象是無法想像、無法言表、無法描繪的」。他向美國人呼籲以提醒他們行善是他們所能做的最偉大的人類行為。在大饑荒時期，共有118艘船從美國駛往愛爾蘭，這些船上做攜帶的救濟物資共計價值545,145美元[129][e]。向愛爾蘭提供援助的州包括南卡羅來納州和賓夕法尼亞州。賓夕法尼亞州是美國參與饑荒救濟的第二大州，也是援助愛爾蘭的第二大航運港口。愛爾蘭救濟委員會的駐地亦設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在賓夕法尼亞，羅馬天主教徒、衛理公會、貴格會、長老會、聖公會、路德會、摩拉維亞教派和猶太教團體以人道之名放下分歧，共同幫助愛爾蘭人。[130]在南卡羅來納州，人們集中精力以幫助那些正在經歷饑荒的愛爾蘭人。他們籌集資金、食物和衣物以幫助大饑荒中的受害者[fn 6]。這兩個州在幫助愛爾蘭時忽視了在種族、宗教和政治上的分歧[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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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救貧法，地主有義務為每一個每年需支付4英鎊或更少的地租的佃農繳納差餉。因而，這些在自己的土地上擁有大量佃農的地主們需要面對差餉所帶來的巨大開銷。為了減少債務，很多地主開始將貧苦的佃戶從他們所耕種的小塊土地上逐出，並以高於4英鎊的價格將更大塊的土地出租[132]。雖然有些對佃農的驅逐發生在1845年，但大多數驅逐行動都發生於1847年[132]。據小詹姆士·S.·唐納利稱，確定在大饑荒時期共有多少人被驅逐和它的直接後果是不可行的。直至1849年，英國警方才開始統計被驅逐者的人數。根據他們的記錄，在1849至1854年期間，共計約有25萬人被正式驅逐[133]。
唐納利認為警方所給出的統計數據低估了被驅逐者的數量，並表示如果把那些在整個時期（1846-1854年）中被迫「自願」交出土地的人包括在內的話，這一數據將很有可能會超過五十萬人[134]。海倫·立頓稱，雖然有數以千計的人「自願」交出土地，但同時她也指出「自願的情況在佃農中很罕見」。在某些情況下，佃農們被說服並願意為了一小筆錢而離開自己的家，「他們受到欺騙並認為救濟院會收留他們」[132]。
西克萊爾是驅逐情況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在西克萊爾，地主們將數以千計的佃農從他們所耕作的土地上驅逐出去，並拆除了他們居住的簡陋的小木屋。甘迺迪上尉在1848年4月估計，自1847年11月以來，有一千棟房屋（平均每棟可居住6人）被毀[135]。此外，住在Strokestown Park的馬洪家族在1847年驅逐了三千名佃農[136]。
除了克萊爾，梅奧郡對佃農的驅逐情況最為嚴重，在梅奧郡所被驅逐的佃農的人數占愛爾蘭1849年至1954年所被驅逐的佃農總人數的的10%。其中，擁有超過60,000 acre（240 km2）土地的喬治·賓漢頓是驅逐佃農的地主之一。有人引用他的話稱，「他不會飼養窮人以支付牧師的工資」。賓漢頓在巴林羅布教區找出了約兩千名佃戶，他將他們從土地上驅逐出去，並將這些土地改用作牧場[137]。1848年，斯萊戈侯爵曾虧欠西港聯盟一千六百五十英鎊；斯萊戈侯爵本人也曾驅逐過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佃農。不過，侯爵聲稱他是有選擇的，他只驅逐那些閒散和不誠實的佃農。斯萊戈侯爵共驅逐了約25%的佃農[138]。
米斯主教托馬斯·納爾蒂曾在他於1847年寫給他的神職人員的牧函中，描述了自己對於驅逐佃農事件的回憶：
為了滿足一個人的任性，在一天之內，有七百人被從自己的家中驅逐並被迫開始在這個世界上漂泊……在上帝和人類面前，這些人們可能比他們中最後和最不值得考慮的人還要布置的考慮。我必須銘記我曾看到的那些令人不安的場景。女人們的痛苦聲、孩子們的尖叫聲、懼怕和驚恐以及誠實勤懇的男人們的無聲的痛楚—令所有看到這一幕的人們都留下了悲傷的眼淚。我還看見那些不得不參加驅逐活動的警官和他們的警員們，當他們看到這些人正在承受的殘酷的痛苦時，他們像孩子似的哭了起來。然而，如果這些人稍作抵抗，他們就會被殺害。附近方圓數英里的地主們以威脅採取直接報復的方式來警告他們的佃農，不要向被驅逐的佃農中的任何一個人提供一個夜晚的庇護所。在之後的三年多的時間裡，他們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都安靜地躺在了墳墓里[139]。
根據利頓的觀點，如果不是出於對秘密社團的恐懼，對佃農的驅逐行動將可能會提前進行。然而，他們現在已經被饑荒大大地削弱了。儘管如此，但復仇行動仍有發生。在1847年秋冬之際，有7名地主被槍擊，其中6人不治身亡，另有十名土地的占有者被謀殺[140][fn 7]。
西羅斯康芒曾發生過一起相同的針對地主的報復事件。臭名昭著的地主馬伊·丹尼斯·馬洪曾在1847年年底前強制驅逐了數千名佃農，據估計，一些教區的人口因此減少了60%。而馬洪也於同年被人槍殺.[141]。然而，據估計，在情況較好的東羅斯康芒，人口下降了不到10%[141]。
克拉倫登勳爵對被槍殺的地主數量深感憂慮，並認為這將有可能意味著叛亂，因此要求獲得特別權力。約翰·羅素勳爵並不贊成這一呼籲。克拉倫登勳爵確信地主們自己應當對這場悲劇負最主要的責任，他表示，「英國地主確實不應當像野兔和鷓鴣一樣被槍殺……但任何一個英國地主也不應當一次出動五十人將他們（指佃農）房子燒得面目全非，並不向他們的未來提供任何保障。」作為妥協，英國議會通過了針對愛爾蘭的1847年犯罪與暴行法案，並向愛爾蘭增派軍隊[142]。
唐納利描述格雷戈里條款是「對愛爾蘭救貧法的惡性修正」。它曾是保守黨對在1847年6月初成為法律的輝格黨的濟貧法案的一次成功的修正，並作為一種潛在的財產清算手段而在議會中受到廣泛認可[100]。起初，救貧法委員和檢查委員將格雷戈里條款視為一種提高公共救濟管理成本效益的寶貴工具，但條款的不足之處很快就顯露了出來，甚至從行政角度來看也是如此。他們很快認為，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條款可以被視作是對佃農的謀殺。據唐納利稱，格雷戈里條款顯然是「一種間接的分發死亡的工具」[143]。
當愛爾蘭於1879年再次爆發馬鈴薯晚疫病時，由麥可·達維特領導的土地聯盟鼓勵人們大規模抵制「臭名昭著」的地主，還有一些土地聯盟的成員用身體阻止地主們對佃農的驅逐。麥可·達維特在大饑荒時期出生，他和他的家人曾在他四歲時被驅逐。然而，他們的這項舉措很快就遭到取締。儘管根據1881年脅迫法，有近1000人因涉嫌參加土地戰爭而被逮捕；但隨著無家可歸者的比率下降和不斷增長的物質、政治網絡對地主制的侵蝕下，隨後的較短的饑荒（即1879年饑荒）的嚴重性亦受到限制[24][25][26]。
大饑荒造成了愛爾蘭國內的人口不斷減少，除了災年期間因飢餓和疾病死亡之外，人口外流是重要原因，即便是大饑荒結束後人口外流勢頭依然持續不減。在將近100年間，愛爾蘭人口由歷史最高峰的800多萬幾乎下降了一半，這個人口數字維持至今[144]。
| 1841年 | 1851年 | 1861年 | 1881年 | 1901年 | 1926年 |
|---|---|---|---|---|---|
| 817.5萬人 | 655.2萬人 | 579.9萬人 | 517.5萬人 | 445.9萬人 | 422.9萬人 |
據稱，在愛爾蘭大饑荒時期死於疾病的人數比死於饑荒的人數更多，但至今尚不明確在大饑荒時期共有多少人死亡[146]。有關出生、結婚和死亡的國家登記制度並未在當時的愛爾蘭施行，羅馬天主教教會所保存的資料也並不完整[fn 8]。通過對愛爾蘭人口的預期數量和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最終的人口數向比較，研究人員得出了一個可能的估計結果。1841年的人口普查共記錄了8,175,124人，而在1851年饑荒結束後的人口普查只記錄了6,552,385人，在1841-1851這十年間，愛爾蘭人口累計減少了一百五十餘萬。據人口普查專員估計，如果沒有發生大饑荒，按照正常的人口增長率計算，愛爾蘭人口將在1851年達到九百萬[148]。
然而，據由科克大學製作並正在發展的「愛爾蘭大饑荒在線」中的愛爾蘭人口部分指出，饑荒前的人口普查數字被認為較實際值低，而現在普遍認為愛爾蘭人口在大饑荒發生前就已超過875萬[149]。
人口普查專員們曾於1851年收集了自1841年以來的每個家庭的死亡人數，以及有關其死亡原因、季節和年份的信息。根據他們的記錄，在1841年至1851年期間，共有21,770人死於飢餓、400,720死於疾病。被列出的致死疾病有發燒、白喉、痢疾、霍亂、天花和流感；其中，發燒和白喉是導致愛爾蘭人死亡的主要元兇（前者與後者分別導致222,021人和93,232人死亡）。專員們承認他們的調查數據並不完整，真實的死亡人數可能會更高：
貧困人口死亡的越多……通過任何一種家庭形式記錄的死亡人數就越少—因為不僅僅是整個家庭被疾病奪去生命……而且整個村子也會被疾病從大地上抹去。
此外，後來的歷史學家們也認為1851年的死亡數據表是「有缺陷的並有可能低估了死亡率」[150][151]。人口普查專員們將收集到的機構和個人提供的數字結合起來，對大饑荒時期的死亡人數進行了「不完整且有偏見的統計」。
愛爾蘭經濟史學者科馬克·奧·格拉達在提及W. A. MacArthur的工作時寫到：[152]專家們很早就知道愛爾蘭的死亡統計表是不準確的[153]，死亡統計表低估了大饑荒時期的死者人數[154]。
S.H.Cousens對大饑荒死難者人數的估計為八十萬，這些數據主要依賴於對1851年的人口普查和其他地方資料的追溯[155]，這些資料現在被認為嚴重低估了愛爾蘭大饑荒的死亡人數[156][157]。現代歷史學家約瑟夫·李表示「死亡人數至少有八十萬」[158]，而R.F.福斯特估計「至少有77.5萬人死亡，且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死於包括在大屠殺後期的霍亂在內的疾病」。他進一步指出，「據最近的一次精密計算估計，從1846年至185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00萬到150萬之間；在對該數據進行了細緻的批判後，其他統計學家得出的死亡人數是100萬[fn 9]。」
喬爾·莫基爾對1846年至1851年期間的郡一級行政區總死亡人數的估計範圍在110萬至150萬期間。莫基爾做了兩套數據，這些數據包括有關死亡人數上限與下限的估計，這兩套數據在區域樣本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160][156]。死亡人數的真實值很可能在50萬至150萬之間，而最廣泛接受的估計結果為100萬[161][162]。
除死亡人數外，另一個不確定之處在於佃農們對導致其親屬死亡的病因的描述[156]。雖然1851年人口普查因其低估了死亡人數 而被批評，但它確實為大饑荒醫療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框架。那些曾對愛爾蘭人口產生嚴重影響的疾病被分成了兩類[163]：因饑荒引起的疾病和與營養不良有關的疾病。在與營養不良有關的疾病中，最常見的是飢餓和消瘦症[fn 10]，以及一種在當時被稱為浮腫的疾病。浮腫（水腫）是對多疾病症狀的俗稱，而浮腫中的夸休可爾症與飢餓有關[163]。
然而，造成愛爾蘭人大量死亡的最大元兇並非營養素缺乏症，而是由饑荒引起的疾病[163][164]。營養不良者極易受到感染；因此，這些疾病在發生時會變得更加嚴重。麻疹、白喉、腹瀉、結核病、大多數呼吸道感染症、百日咳、許多腸道寄生蟲和霍亂都會受到營養狀況的強烈影響。而一些潛在疾病，如天花和流感，它們的致死性很強以至於其傳播過程不受營養影響。有關這種現象的最好的例子是發燒，發燒是造成愛爾蘭人大量死亡的最主要的疾病。在大多數人心目中以及從醫學觀點來看，發燒和饑荒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165]。社會失衡—飢餓的人們聚集在施粥所、食品倉庫和擁擠的救濟院裡—為傳播斑疹傷寒、傷寒和回歸熱等疾病創造了理想的條件[164][163]。
腹瀉病是衛生情況惡劣、衛生設備不完善和飲食結構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亞洲霍亂曾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短暫的造訪」了愛爾蘭，並對那些受饑荒影響而喪失生存能力的人做出最後一擊。在隨後的幾十年中，霍亂不受控制地向亞洲、歐洲和英國蔓延，並於1849年再次傳播至愛爾蘭[163]。有學者估計，愛爾蘭人口在大饑荒時期減少了20-25%[8]。
大饑荒促使了在愛爾蘭生活舉步維艱的人們紛紛移民海外。根據郡和年份的不同，移民人數占總人口數的比率從45%至近80%不等，但饑荒並非造成移民潮的唯一原因。愛爾蘭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中期，當時約有25萬人在五十年內離開愛爾蘭並前往北美大陸定居。據愛爾蘭經濟歷史學家科馬克·格拉達估計，自1815年到1845年的30年之間，有100萬至150萬人從愛爾蘭移民至其他地區[166]。然而，在大饑荒最為嚴重的時期，僅一年就有約25萬人從愛爾蘭移民；其中，西愛爾蘭的移民最多[167]。從1846年到1851年3月31日為止，前往北美大陸、澳洲、紐西蘭以及英屬其他殖民地的移民統計數字為967,908人[168]。除了北美大陸、澳洲等地區之外，大饑荒時期的短途移民主要流向英國本土，短途移民的數量可能在20萬或20萬以上[169]。其中，利物浦是愛爾蘭移民大幅湧入的城市之一，到1851年，愛爾蘭人占到了利物浦市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170]。
雖然愛爾蘭家庭不會「集體移民」，但家庭中的年輕成員卻會移民至其他地域，其數量之多以至於移民幾乎變成了一種「成人禮」。有證據表明，這些移民與世界史上類似的移民不同，女性移民的頻率、時間與人數都與男性相同。移民們會將匯款（截止至1851累計共有一百四十萬零四千英鎊）寄回自己的愛爾蘭家庭，而這筆錢又會促使他們家庭中的另一個成員離開愛爾蘭。
據估計，在1847年駛往加拿大的10多萬愛爾蘭人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死於疾病和營養不良，其中有五千人死於魁北克格羅斯島。格羅斯島是聖勞倫斯河上的一座島嶼，它曾被用於隔離魁北克市附近的船隻[171]。前往美洲的愛爾蘭移民乘坐的是一種被稱為「棺材船」的跨洋船舶，這些從愛爾蘭西部不受管制的小港口駛出的船隻擁擠不堪、維護不善、相關設施配置不足，違反英國的安全要求；此外，船上的死亡率也很高[172]。根據1851年的人口普查報告，愛爾蘭居民占到了多倫多人口的一半以上。僅在1847年，就有三萬八千名愛爾蘭人移民至這座擁有不到兩萬名市民的城市。除此之外，包括魁北克市、蒙特婁、渥太華、金斯頓、漢米爾頓和聖約翰在內的其他加拿大城市也接受了大量來自愛爾蘭的移民。截止至1871年，有55%的聖約翰居民是愛爾蘭人或是愛爾蘭人的子女.[173]。與美國不同，由於加拿大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fn 11]，加拿大並不能關閉其對愛爾蘭船隻的港口，因此移民可以在歸還剩餘的木材時獲得廉價的前往加拿大的通行證（被驅逐的佃農可以獲得免費的通行證）。然而，出於對民族主義叛亂的恐懼，英國政府在1847年後對愛爾蘭人移民加拿大作出了嚴厲的限制，這項舉措導致更多的人從愛爾蘭移民至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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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移民至美國的愛爾蘭人成為了城市居民。由於手頭拮据，他們中的許多人都不得不在登陸上岸的城市定居。到1850年，愛爾蘭人口約占波士頓、紐約市、費城和巴爾的摩人口的四分之一。除此之外，愛爾蘭裔在美國的一些採礦社區中也很普遍。由於天主教信仰等原因，愛爾蘭移民融入美國的過程並不容易。美國東海岸城市的清教徒們對愛爾蘭人大多帶有敵意。「缺少教養」、「酗酒」、「賣淫」、「犯罪」是貼在愛爾蘭移民身上的標籤。房東會對愛爾蘭人敲詐勒索，雇主會對愛爾蘭人百般辱罵，在波士頓、費城、聖路易斯、紐奧良等大城市，都發生過反愛爾蘭和反天主教的暴力衝突。在這種環境中，貧窮的愛爾蘭人只能生活在各大城市的貧民窟里，以最底層的苦工和保姆身份謀生。但即便如此，與餓殍遍野的愛爾蘭相比，美國的生活條件無疑改善了許多。1850年的時候，愛爾蘭人在美國（紐約）工作一天的平均工資至少是88美分，而在愛爾蘭農民的收入是12.5美分以下[174]，前者是後者的7倍。他們省吃儉用，將多餘的錢財全部寄回國內，資助家人朋友。當更多的愛爾蘭人得知美國的情況後，為了尋求新生活，他們跨海移民來到美國。截止1855年，共有約150萬愛爾蘭人來到了美國[175]，據統計，自1820年至1930年的100年間，來到美國的愛爾蘭移民人數超過了450萬人[176][177]。
| 英屬北美 | 美國 | 紐澳 | 其他地區 | 總計 | |
|---|---|---|---|---|---|
| 1845年 | 31,803 |
58,538 |
830 |
2,330 |
93,501
|
| 1846年 | 43,439 |
82,239 |
2,347 |
1,826 |
129,851
|
| 1847年 | 109,680 |
142,154 |
4,949 |
1,487 |
258,270
|
| 1848年 | 31,065 |
188,233 |
23,904 |
4,887 |
248,089
|
| 1849年 | 41,367 |
219,450 |
32,091 |
6,590 |
299,498
|
| 五年總計 | 257,354 |
690,614 |
64,121 |
17,120 |
1,029,209
|
| 各國比例 | 25.01% |
67.10% |
6.23% |
1.66% |
大饑荒也導致了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在1830年，愛爾蘭時的平均結婚年齡為女性23.8歲、男性27.5歲，而此前女性和男性的平均結婚年齡分別為21歲和25歲，且有10%的人終身不婚[179]；在1849年，他們分別升至24.4歲和27.7歲[180][181]。在大饑荒後的幾十年間，女性的結婚年齡升至28-29歲，男子升至33歲，多達三分之一的愛爾蘭男性和四分之一的愛爾蘭女性終身不婚；工資收入低和長期的經濟問題被認為是阻礙早婚和普遍結婚的原因[182]。
現代輿論對羅素政府的危機處理對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從一開始，就有指控稱其未能掌握災難的嚴重性。詹姆斯·格雷厄姆曾在羅伯特·皮爾後期的政府中擔任內政大臣，他曾給皮爾寫信稱，他認為「政府低估了愛爾蘭正在面臨的危機的真正的程度和規模，並且不能用嚴格的經濟學規則內的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183]。
這些批評並不只局限於外界，愛爾蘭中尉克拉倫登勳爵曾於1849年4月26日致信羅素，以敦促政府提出更多的救濟措施：「我不認為歐洲還有其他的立法機構會無視愛爾蘭西部現在存在的這種痛苦，或冷酷地堅持滅絕政策[184]。」同年，救貧法首席委員愛德華·特威斯爾頓因抗議「差餉援助法案」而辭職，該法案通過向愛爾蘭所有應稅財產徵收6便士的稅款，為貧民法提供了額外資金[185]。土伊斯勒頓作證說，「英國需要相對微不足道的金額，以免去她允許自己悲慘的同胞死於飢餓的恥辱」。根據彼得·格雷在其著作《愛爾蘭大饑荒》中的記載，1845年至1850年期間，英國政府為愛爾蘭的救濟支出了700萬英鎊，「還未占到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王國五年內GDP的0.5%，同時代的人還注意到，這與19世紀30年代英國向西印度奴隸主所給予2000萬英鎊的補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86]。」
其他批評者認為，即使在政府認識到危機的範圍後，也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青年愛爾蘭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約翰·米歇爾在1860年時寫道：
我已經將它（愛爾蘭大饑荒）稱為人造饑荒，也就是說，這場饑荒使一個富饒而肥沃的島嶼變得荒蕪，而這座島嶼（愛爾蘭島）每年都會生產豐裕和過剩的糧食，足以養活她所有的人民和更多的人。但、事實上，英國人真的把這場饑荒稱為 「上天的安排」；並將它完全歸咎於馬鈴薯晚疫病。 但是，馬鈴薯在整個歐洲都以同樣的方式歉收；然而，除愛爾蘭之外地其他地區卻並沒有發生饑荒。英國人對大饑荒一事的敘述，首先是一種欺詐；其次則是一種褻瀆。全能的上帝確實給愛爾蘭帶來了馬鈴薯晚疫病，但製造饑荒的卻是英國人[187]。
此外，還有一些批評者認為，政府的反應反映出了其對「愛爾蘭問題」的態度。牛津大學經濟學教授納騷·威·西尼爾寫道，大饑荒「不會造成一百多萬人死亡，而這幾乎不足以對解決愛爾蘭問題起到任何作用」[187]。Denis Shine Lawlor曾在1848年間接表明，羅素是伊莉莎白時代的詩人埃德蒙·斯賓塞的學生，斯賓塞曾計算過「英國的殖民和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過愛爾蘭人的飢餓來最有效地實施」[188]。查爾斯·特里維廉是對英國政府處理大饑荒有關事項負有最直接責任的公務員，他曾於1848年將大饑荒描述為「英明且仁慈的上帝對愛爾蘭的一次直接打擊」，它揭露了「社會罪惡的深層且頑固的根源」；他斷言，饑荒「很可能是一種雖然迅速、劇烈但卻有效的療法。願上帝保佑得到這一機會的這代人可以正確地履行他們的職責……」[189]。
克里斯汀·基尼利曾寫道：「1845-52年的愛爾蘭大饑荒這一重大悲劇標誌著愛爾蘭現代史的分水嶺。然而，它的發生既不是不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3]」。導致饑荒的因素因政府應對不充分而加劇，正如基尼利所指出的：
政府不得不一些措施以幫助減輕苦難，而其實際舉措的特殊性，尤其是在1846年後，暗示了其更為隱蔽的議程和動機。隨著大饑荒的進展，很明顯，政府不僅在利用信息以幫助其制定救災政策，更以此為契機，以促進愛爾蘭境內長期渴望的變革。這些舉措包括人口控制和包括移民在內的多種手段鞏固財產……儘管有大量數據表明連續多年的馬鈴薯晚疫病造成了愛爾蘭長期的苦難，但救濟制度的基本理念卻是應將救濟工作保持在最低限度的水平；實際上，隨著大饑荒的進展，相應的救濟工作反而減少[190]。
幾位作家指出，政府仍允許愛爾蘭繼續出口糧食的決定表明了決策者的態度。利昂·烏里斯暗示「愛爾蘭有充足的糧食」，然而所有被愛爾蘭飼養的肉牛都被運送至英格蘭[191]。在蕭伯納的戲劇人與超人中的第四幕也有類似的場景：
馬龍：他將會克服這一切。男人們在金錢上的失望比在愛情上的失望更難過。我敢肯定你會認為這很卑鄙；但我知道我在說什麼。或許你聽說過，我父親在黑色47年時死於飢餓。
薇奧萊特：是饑荒？
馬龍（克制著情緒）：不，是飢餓。當一個國家食物充裕，還有出口時，就不會發生饑荒。我父親是餓死的；我是在母親的懷抱中、在瀕臨餓死的狀況下到達美國的。英國人的統治把我和我的家人趕出了愛爾蘭。好吧，你可以留著愛爾蘭。而我和像我這樣的人要回來買下英格蘭，並且還要買下它最好的部分。我不想要中產階級的財產，也不想讓赫克托娶中產階級的女人。我說起話來和你一樣直率，不是嗎？[192]
一些人還指出，大英帝國的體系是愛爾蘭大饑荒的一個促成因素。詹姆斯·安東尼·弗魯德寫道，英格蘭是為了她自己認為的利益而管理愛爾蘭的，她根據自己的貿易帳單的總結餘進行計算，而將道德義務棄之不顧，仿佛正確與錯誤都已經從宇宙的法令全書書中抹去了一般[193]。愛爾蘭裔美國人、帝國的批評者丹尼斯·克拉克聲稱：「大饑荒是幾代人冷漠、不當統治和壓迫的頂點以及描述英國殖民主義的殘酷和低劣的史詩。對於無地的、住在小木屋的居民們來說，它意味著移民和滅絕……[194]」
時至今日，愛爾蘭大饑荒仍是愛爾蘭歷史上的一個爭議事件。關於英國政府對愛爾蘭馬鈴薯歉收、糧食作物和牲畜出口和之後大規模饑荒的應對措施以及其是否構成種族滅絕的爭論和討論，仍然還是一個兼具歷史和政治意義的問題[195]。
美國新澤西州曾於1996年將愛爾蘭大饑荒列入它的中學課程「大屠殺和種族滅絕」中。[fn 12]該課程由各種不同的愛爾蘭裔美國人政治團體推動，並由圖書管理員詹姆斯·穆林起草。在課程受到批評後新澤西州大屠殺委員會要求兩位教授的聲明以證實愛爾蘭的饑荒是種族滅絕；這項聲明最終由先前並不以研究愛爾蘭史著稱的法學教授查爾斯·E.·賴斯和佛朗西斯·A.·波義爾提供。[197]。他們的結論是，英國政府蓄意推行基於種族和族裔的政策，旨在以此消滅愛爾蘭人民；根據1948年海牙公約，大規模饑荒政策等同於種族滅絕[fn 13]。」
記者彼得·達菲寫道，「英國政府的罪行將永遠地使它的名字蒙羞」，其根源在於「英國政府試圖通過地主所設計的用牧場替代耕地的方法以使愛爾蘭重獲新生」，並將此舉「優先於為它的飢餓的公民提供食物的義務」；因此，不難想像，有很多人將這項政策視為種族滅絕[199]。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學家小詹姆斯·S·唐納利在他的著作「十九世紀愛爾蘭的地主與佃農」中稱：
我將得出以下廣泛的結論：在愛爾蘭大饑荒的較早期階段，英國政府並未阻止甚至沒有減緩地主們對佃農的驅逐，此舉在很大程度上使英國支持種族滅絕的觀念在愛爾蘭民眾心中的根深蒂固。或許有人會說，這一主張吸引了許多受過教育的、有鑑別力的人，而非只有少數革命者支持……我的另一個論點是，雖然事實上種族滅絕並未發生，但對很多愛爾蘭人來說，驅逐佃農期間和驅逐後所發生的一切都像是種族滅絕[200]。
愛爾蘭歷史經濟學家科馬克·格拉達不認為大饑荒是種族滅絕，他辯解稱「種族滅絕包括謀殺意圖，必須承認，在當時，即使是最偏執和最支持種族主義的評論家也沒有尋求滅絕愛爾蘭人」，而白廳中的大多數人都「希望愛爾蘭變的更好」。此外，他還指出認為大饑荒是種族滅絕的主張忽視了「中央和地方、公共和私人救濟機構所面臨的巨大挑戰」[201]。格拉達認為大饑荒是一種忽視比將其視為屠殺的觀點更容易獲得支持[201]。軍事歷史學家愛德華·倫格爾聲稱，在大饑荒時期和大饑荒後，尤其是通過諸如醫學時報與公報[fn 14]和泰晤士報等有影響力的出版物，使愛爾蘭人是劣等人種的觀點得到了認同，並因此對他們的境遇負有重要責任。
愛爾蘭大饑荒曾被與烏克蘭大饑荒作比較，後者發生於1932年在史達林統治下的烏克蘭[203]，並一直是類似的爭論和辯論的主題。
據歷史學家里安·甘迺迪稱，「幾乎所有的愛爾蘭歷史學家」都拒絕接受認為愛爾蘭大饑荒是種族滅絕的指控。[204]。
據語言學家Erick Falc'her-Poyroux稱，令人驚訝的是，對於愛爾蘭這樣一個以豐富的音樂遺產著稱的國家來說，只有少數民歌可以被追溯到大饑荒帶來的人口和文化災難；他由此推斷，幾十年來，這個話題普遍在窮人中被迴避，因為它給人們帶來了太多的悲傷回憶。由於大饑荒，愛爾蘭大片地區變得無人居住，而十八、十九世紀的民歌收藏家們並未收集他們聽到的愛爾蘭語歌曲。
愛爾蘭獨立之後，每年都會舉辦一次國家饑荒紀念日，紀念日通常是在五月的一個星期日。在愛爾蘭大饑荒的150周年之際，為了紀念當年喬克托人援助愛爾蘭，有8名愛爾蘭人重走了「眼淚之路[205]」，時任愛爾蘭總統的瑪麗·羅賓遜也公開參加了這一紀念活動。同一年，雕刻藝術家約翰·貝漢在梅奧郡穆里斯克的愛爾蘭大饑荒紀念碑旁，創作了青銅雕塑「棺材船」，羅賓遜特意為「棺材船」青銅雕塑的落成揭幕。
愛爾蘭大饑荒也被愛爾蘭的許多地區（尤其是那些損失最大的地區）以及在愛爾蘭之外包括紐約在內的的一些擁有大量愛爾蘭移民後裔的城市所紀念[206]。為了紀念大饑荒，人們也建造了包括在都柏林都柏林碼頭的由藝術家羅恩·希列斯彼創作的瘦弱的、走向移民船的雕像和在梅奧郡克羅派屈克山腳下的Murrisk Millennium和平公園中的大紀念碑[207]在內的許多雕像與紀念碑。藝術家Anex Penetek曾在2017年於愛爾蘭科克郡米德爾頓豎起了一座由九根鷹的羽毛所組成的大型不鏽鋼雕塑「心心相映」以感謝喬克托民眾在大饑荒期間所提供的援助[208][209]。
在美國的眾多紀念館中，有一座位於紐約市曼哈頓海濱一角的愛爾蘭飢餓紀念館，這裡曾是許多愛爾蘭移民登陸的地方[206]。此外，一年一度的由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屠圖和俄克拉何馬喬克托族等人帶領的從梅奧郡杜洛至梅奧郡路易斯堡的大饑荒徒步行也於1988年起開始舉行[210][211]。徒步行活動由Afri組織，於每年五月的第一個或第二個星期六舉行。
在反映愛爾蘭大饑荒的歌曲中，斯基柏林可能是最著名的歌曲。移民是20世紀愛爾蘭歌曲的重要的靈感來源[212]。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不少與大饑荒有關的歌曲都被創作和錄製，如Pete St. John 的The Fields of Athenry、西尼德·奧康娜的饑荒和the Pogues的Thousands are Saili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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