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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人大逃亡發生在1948年巴勒斯坦戰爭至今，有70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約占戰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的一半）被逐出或逃離家園[1]。此次大逃亡被巴勒斯坦人稱之為「納克巴」（阿拉伯語：النكبة, al-Nakbah，意為「大災難」），這使得以色列人得以在多數土地上建立優勢，整個阿拉伯族群碎片化，人民喪失資產及土地和流離失所[2][3]。「大災難」也可泛指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的整個時期以及至今巴勒斯坦人所持續遭受的迫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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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8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逃亡期間，巴勒斯坦約一半的阿拉伯人，約75萬人被驅逐出家園或被迫以各種暴力手段逃離。[5]最初是猶太復國主義準軍事組織伊爾貢等對居住的巴勒斯坦人進行持續騷擾。以色列建國後則是其軍隊，實施了數十起針對巴勒斯坦人的屠殺，占領500多個巴勒斯坦人占多數的城鎮、村莊和城市的巴勒斯坦人人口銳減，其中許多巴勒斯坦村鎮要麼被徹底摧毀，要麼被猶太人重新安置，並被以色列政府希伯來化。以色列還通過投毒村莊水井對巴勒斯坦人實施生物戰。到戰爭結束時，前巴勒斯坦託管地總面積的78%被以色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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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後期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到來以及在鄂圖曼帝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購買大批土地。[6]猶太復國主義者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因此他們想要擁有儘可能多的土地、儘可能多的猶太人和儘可能少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7][8]當英國在1917年貝爾福宣言中宣布正式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時，巴勒斯坦人口約為750000人，其中約94%為阿拉伯人，6%為猶太人。[8]
鄂圖曼帝國滅亡後，巴勒斯坦地區被國際聯盟於1922年託管給英國。那時，猶太人口已經增長到10%左右。當時的貝爾福宣言和國際聯盟頒布的巴勒斯坦託管地備忘錄都將90%的巴勒斯坦人社區稱為「現有的非猶太社區」。[9][1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猶太人大屠殺之後，1947年2月，英國宣布他們將結束託管，並將巴勒斯坦的未來交給新成立的聯合國解決。[11]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特別調查委員會成立，並於當年9月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一份建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治的報告。巴勒斯坦人和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反對分治。[12][13]猶太復國主義者接受了分治，但他們計劃在獨立之後將以色列的邊界擴大到聯合國分配給它的邊界之外。[14][15]1947年秋天，以色列和約旦在英國的批准下，秘密同意在英國託管結束後將分配給巴勒斯坦的土地分配給他們。[16][17]
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181號決議——也就是聯合國巴勒斯坦分治計劃。當時，阿拉伯人約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二，擁有約90%的土地， 而猶太人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擁有約7%的土地。[18][19]聯合國計劃將大約55%的土地分配給以色列，那裡生活著約為50多萬名猶太人和40多萬名阿拉伯人。巴勒斯坦被分配了剩餘的45%的土地，那裡生活著約為70萬至80萬名阿拉伯人和1萬名猶太人。耶路撒冷和伯利恆由於其宗教特殊性，將成為一個由國際管理的獨立個體，人口約為10萬名阿拉伯人和10萬名猶太人。[20]
批評者認為聯合國的分治計劃是親猶太復國主義的，儘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是猶太人口的兩倍，但56%的土地被分配給以色列，不過也有支持者認為以色列所擁有的土地大多為沙漠和荒原，沒有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好。[21][22]儘管如此，該計劃受到巴勒斯坦大多數猶太人的慶祝，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大衛·本-古里安，更是將該計劃視為未來在整個巴勒斯坦擴張領土的墊腳石。[23][24][25]相比之下，巴勒斯坦人對該計劃十分不滿。阿拉伯高級委員會、阿拉伯聯盟和其他阿拉伯國家領導人和政府都拒絕了該決議，理由是除了阿拉伯人占三分之二的多數之外，他們還應當擁有大部分土地。他們還表示不願意接受任何形式的領土劃分，認為這違反了《聯合國憲章》中的民族自決原則並宣布打算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該決議的實施。[26][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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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勒斯坦託管地內戰爆發後最初幾個月，局勢變得的越來越嚴峻。根據以色列歷史學家本尼·莫里斯的說法，這一時期主要是以巴勒斯坦人對猶太人的襲擊和猶太人的防禦為主，並隨著猶太人越來越強大的報復而被打斷。[29]以色列歷史學家和政治家西姆哈·弗拉萬則認為，伊爾貢和萊希對巴勒斯坦人和英國當局的襲擊導致了巴勒斯坦人的報復和譴責。[30]
猶太人的襲擊要比巴勒斯坦人的更具破壞性，包括殺害無辜平民，襲擊阿拉伯武裝營地，摧毀房屋並驅逐巴勒斯坦居民。[29]伊爾貢和萊希恢復了他們在1937年至1939年的無差別攻擊策略，他們向公共汽車站、購物中心和市場等擁擠的地方放置炸彈和投擲手榴彈，同時並針對英國軍隊進行襲擊。[29]整個巴勒斯坦託管地的總體情況惡化：經濟形勢變得不穩定，失業率飆升。[31]
以色列歷史學家約夫·蓋爾伯稱，阿拉伯解放軍開始系統地從幾個邊境村莊撤離平民，以便將村莊變成軍事據點對抗猶太人的襲擊。[31]阿拉伯人口的減少主要發生在靠近猶太定居點的村莊以及海法、雅法和西耶路撒冷的社區。這些社區較貧窮的居民通常會逃到城市的其他地方，還有一些人乾脆搬離這座城市，並期待在混亂結束後返回。到1948年3月底，至少30個村莊的巴勒斯坦人口大量減少。大約100,000名巴勒斯坦人逃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區，如加沙、貝爾謝巴、拿撒勒、納布盧斯和伯利恆等巴勒斯坦人占多數的城市。
有些人完全離開了這個國家，有至少30000名巴勒斯坦人逃去了約旦、黎巴嫩和埃及。其中許多是巴勒斯坦阿拉伯領導人和來自城市地區的中上層巴勒斯坦阿拉伯家庭。3月22日左右，阿拉伯高級委員會要求他們在巴勒斯坦的領事館只向老人、婦女、兒童和病人發放入境簽證。3月29日至30日，哈加納情報局報告說，「阿拉伯高級委員會不再批准出境許可，因為擔心巴勒斯坦內部恐慌擴大。[29]
當時唯一獲得授權的驅逐行動發生在海法南部的濱海凱撒里亞，1948年2月19日至20日，大批居住在濱海凱撒里亞的巴勒斯坦人被驅逐，其房屋也被拆毀。 [29]根據以色列歷史學家伊蘭·帕佩 （Ilan Pappé） 的說法，猶太復國主義者組織了多場威脅運動，包括分發威脅傳單、「暴力偵察」，以及在迫擊炮到達後對阿拉伯村莊和社區的炮擊。帕佩還寫道，哈加納將其政策從報復轉變為進攻。[32]在1948年1月本-古里安與他的首席顧問展開了「長期研討會」，他們的主要觀點是希望將儘可能多的阿拉伯人「轉移」出猶太領土並討論他們如何去實施這項計劃。1948年2月的多次襲擊，特別是對 濱海凱撒里亞和薩薩的襲擊，讓他們擁有了足夠的經驗去驅逐巴勒斯坦人。[32]根據帕佩的說法，本-古里安及其幕僚制定了D計劃，該計劃旨在征服巴勒斯坦的領土，為建立猶太國家做準備。[32]然而，根據蓋爾伯的說法，該計劃的指示是：如果發生抵抗，被征服村莊的居民將被驅逐到猶太國家的邊界之外。如果沒有遇到抵抗，這些居民可以在軍事占領下留在繼續生活在當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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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8年5月1日，即以色列宣布獨立的兩周前，近175,000名巴勒斯坦人（約占總人口25%）已經逃離家園。[34]
這段時間的戰鬥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特拉維夫一帶。4月9日，代爾亞辛村發生大屠殺，隨後傳開的各種傳言和謠言在巴勒斯坦人中引發了恐慌。[35]接著，哈加納組織擊敗了提比里亞的地方民兵。4月21日至22日，在海法，哈加納通過一天半的戰鬥和心理戰，導致了大規模逃亡。最後，由梅納赫姆·貝京領導的伊爾貢組織向雅法的基礎設施發射了迫擊炮彈。這些軍事行動，加上代爾亞辛事件引發的恐懼，促使巴勒斯坦人紛紛撤離。
代爾亞辛大屠殺對各方的重要性都有相關記載。以色列歷史學家以及後來的耶路撒冷副市長梅隆·本-韋尼斯蒂（Meron Benvenisti）認為，代爾亞辛村大屠殺是「阿拉伯土地被破壞歷史中的一個轉折點」。
以色列從4月開始使用生物戰，他們在某些村莊的水源中投毒，並成功在5月初導致阿卡發生了傷寒疫情；而在5月底對加沙的嘗試則因埃及軍隊的阻止而失敗。[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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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8年4月底的戰鬥階段，海法的巴勒斯坦人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撤離，這被認為是這一階段最顯著的撤離事件。以色列歷史學家埃夫萊姆·卡爾什指出，在最終戰鬥爆發之前，海法一半的阿拉伯社區已經撤離；戰鬥期間，又有約5,000至15,000人「似乎自願」離開。而剩下的15,000至25,000人，據以色列消息來源稱，是在阿拉伯高級委員會的命令下才從海法撤離。[10]
卡爾什認為，這次撤離並非猶太人的蓄意驅逐，並指出海法的猶太領導層試圖勸說部分阿拉伯人留下，但未成功。然而，巴勒斯坦歷史學家瓦利德·哈立迪對此提出異議，引用兩項獨立研究的結論，稱CIA和BBC對該地區廣播的攔截分析顯示，阿拉伯高級委員會並未下達撤離命令。班尼·莫里斯（部分認同卡爾什的觀點，同時承認存在「驅逐傾向的潛在想法」。[10]
根據莫里斯的描述，4月21日至22日哈加納對海法的迫擊炮攻擊旨在摧毀阿拉伯人的士氣，以迅速瓦解抵抗並迫使其投降。「然而，這次攻勢，尤其是迫擊炮的轟炸，顯然加速了撤離。」哈加納官方歷史記載道：「三英寸迫擊炮瞄準了市場廣場，當時那裡擠滿了人群……一片恐慌隨之而來。人群湧向港口，衝散警察，爭相登船逃離城市。」。伊蘭·帕佩認為，這次迫擊炮轟炸故意針對平民以促使其逃離海法，而莫里斯對此予以否認。
4月21日，哈加納向海法的阿拉伯人廣播警告：「除非驅逐潛入的異見分子，否則建議疏散所有婦女和兒童，因為從現在起將展開強力攻擊」。[10]
關於心理戰廣播和軍事策略，莫里斯評論道：
「哈加納全程有效利用了阿拉伯語廣播和揚聲車。哈加納廣播電台宣稱『審判日已經到來』，並呼籲居民『驅逐外來的罪犯』，並『遠離被外來罪犯占領的每一間房屋、每一條街道、每一個社區』……所有戰術都旨在迅速震懾並壓倒對手；士氣瓦解的目標與對阿拉伯武裝單位的物理打擊同樣重要。卡梅里第22營（Carmeli's 22nd Battalion）收到的命令是「殺死遇到的每一位成年阿拉伯男子」，並用燃燒彈「點燃所有可燃目標」，同時分發用阿拉伯語書寫的傳單供沿途散布。」
到5月中旬，海法僅剩約4,000名巴勒斯坦人。這些人被重新安置在瓦迪尼斯納斯社區，這一過程被描述為「隔都化」或「貧民區化」。[37]同時，由海法技術和城市發展部門與以色列國防軍（IDF）海法指揮官雅各布·盧布里尼（Ya』akov Lublini）合作，在戰爭前已規劃的部分阿拉伯住房拆除計劃也得以實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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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法被占領後，位於迦密山的阿拉伯人村莊持續騷擾通往海法主要公路的猶太交通。1948年5月9日，決定驅逐或壓制包括卡夫爾薩巴（Kafr Saba）、阿爾提拉（al-Tira）、卡昆（Qaqun）、卡蘭蘇瓦（Qalansuwa）和坦圖拉（Tantura）在內的村莊。[38]5月11日，本-古里安召集「顧問委員會」（，會議結果在給哈加納各旅指揮官的信中得到證實。他指示，阿拉伯軍團的攻勢不應分散軍隊的注意力，主要任務仍是「清理巴勒斯坦人」，這是D計劃的核心目標。[39]
第3步兵旅的指揮官隨後將注意力轉向山區的村莊，坦圖拉因其沿海位置被認為是這些村莊通向外界的關鍵點，因此成為「沿海清理」行動的一部分，這也是1948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初期的攻勢計劃。
1948年5月22日至23日晚，即以色列建國宣言後的一周零一天，哈加納亞歷山大尼旅第33營攻擊並占領了坦圖拉村。該村未被提供投降選項。初步報告稱，數十名村民被殺，300名成年男性被俘，另有200名婦女和兒童被帶走。許多村民逃往之前已被占領的福雷迪斯或阿拉伯控制地區。[40]坦圖拉的被俘婦女被轉移到福雷迪斯，而由於難民人數造成擁擠和衛生問題，以色列臨時政府的少數事務部長布雷霍爾·什特里特（Brechor Shitrit）於5月31日請求驅逐福雷迪斯的坦圖拉難民婦女。
哈加納的軍事情報部門SHAI在1948年6月30日發布的一份報告《1947年12月1日至1948年6月1日期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遷移》指出：
「至少55%的外逃由我們的（哈加納/以色列國防軍）行動直接導致。再加上伊爾貢（Irgun）和萊希（Lehi）的行動，這一數字上升到約15%。另外2%歸因於以色列軍隊明確的驅逐命令，1%是心理戰的結果。直接由以色列人導致的遷移總數達到73%。此外，報告將22%的遷移歸因於巴勒斯坦人口的『恐懼』和『信任危機』。至於阿拉伯方面的撤離號召，這被認為僅占5%。」[41]
根據班尼·莫里斯的估計，在這一階段有25萬至30萬巴勒斯坦人離開以色列。[10]倫敦的《基辛檔案》（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記錄顯示，以色列獨立前的難民總數為30萬。
阿拉伯國家聯盟1948年5月15日的電報第10條款中提到，難民人數在當時已達25萬。這一條款作為阿拉伯國家干預的理由之一，由阿盟秘書長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並聲稱「約超過四分之一百萬阿拉伯居民被迫離開家園，移居至鄰近的阿拉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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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早在1948年5月，在《以色列獨立宣言》發表之前，就約有25萬至30萬巴勒斯坦人已自行離開或被驅逐，這一事實即為阿拉伯聯盟干涉該國的重要原因，從而引發了1948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之後在「大災難」期間，四百至六百個巴勒斯坦村莊又在交戰中被摧毀[42]。因為其中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定居在鄰國的難民營中，難民的確切人數存在爭議[43]。但可確定，在新成立的以色列領土上，約80％的阿拉伯人居民在當時已經被驅逐或逃離了故土[44][45]。
後來，以色列第一屆政府又通過了一系列法律來試圖阻止其中一些已離開的阿拉伯人重返家園或聲明索要財產。他們及其許多後代在移民後，亦未獲得居住國的國籍，故仍然是難民[46][47]。此後，一些歷史學家將對巴勒斯坦人的驅逐描述為「種族清洗」[48][49]:82[50]，而另一些人則對此指控提出異議，因為以色列境內也有一定比例的阿拉伯人[51][52][53]。
目前難民的身份地位，尤其是以色列對這方面遷回的申請批核狀態，甚至是否允許他們其中的有些人的後代有權返回家園或給予賠償，是持續至今的巴以衝突中的關鍵問題之一。在巴勒斯坦領土和海外的巴勒斯坦人在每年的5月15日會紀念1948年的「大災難」，稱之為「大災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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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之間對大流亡的產生原因存在本質上的分歧。流亡的因素包括戰爭中猶太人的軍事優勢、對阿拉伯村莊的摧毀、心理戰、在代爾亞辛村大屠殺之後對被猶太復國主義民兵再次屠殺的恐懼[54]:239–240，以上這些因素導致許多人在恐慌中逃離；另外還有以色列當局下達的直接驅逐令、較富裕階層人士的自動離開[55] ，巴勒斯坦領導層的瓦解和阿拉伯人的撤離疏散命令[56][57]，以及不願在猶太人的控制下生活等等其他原因[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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