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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山東省的最高行政單位。該革命委員會成立於1967年3月，以取代當時的山東省人民委員會和中共山東省委。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1979年12月山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宣布成立山東省人民政府，撤銷山東省革命委員會。
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指揮「上海工總司」，在上海發動一月風暴以奪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權力，並以「上海人民公社」取代。此事在中國各地產生深刻影響[1]。其中，青島市的造反組織在王效禹的領導下控制了青島市的黨和政府機構；濟南市的造反組織也相繼形成，並開始著手奪權山東省班子的權力。
1月6日，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等向青島市散發《致青島市各革命造反組織、革命同志的一封信》，鼓動造反派成立聯合機構，接管中共青島市委。同時，他撰寫《給全市革命造反派同志的一封信》，呼籲造反派聯合起來造反奪權。
1月11日，青島日報社首先被「青島市革命職工造反聯絡總部」等8個造反組織奪權。造反組織將《青島日報》改名為《紅電訊》，只允許刊載《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社論、文章和新華社電訊稿[2]。同日，青島人民廣播電台被「青島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部」等13個造反組織控制[3]。
1月19日，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在北京接見青島赴京代表團，並表示支持王效禹在青島實施奪權。1月22日，王效禹集合青島市23個造反組織成立「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並在匯泉廣場的萬人集會上宣讀了《告青島人民書》和《給毛主席的致敬電》。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關鍵在於大聯合》，肯定和支持青島造反派奪權[4][5]。
「文革」進行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濟南的造反組織開始聚集為兩大派：[6]
| 濟南主要的造反組織 | |||
|---|---|---|---|
| 名稱 | 簡稱 | 名稱 | 簡稱 |
| 山東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 | 山大主義兵 | 山東師範學院文革串聯紅衛兵 | 山師串聯兵 |
| 山東省紅衛兵革命造反聯絡總站 | 山紅聯 | 紅衛兵山東指揮部 | 紅山指 |
| 山東省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 | 山工聯 | 山東革命工人造反總指揮部 | 山工指[註 1] |
| 紅衛兵文藝界革命造反野戰兵團 | 山東文藝革命造反司令部 | ||
因為山東大學是部屬高校，又享譽國內外，所以影響力較強，不僅影響遍及全省，而且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重視；其扶持的「山工聯」，是由大中型工礦企業的造反組織構成，以產業工人大軍而自居。另一派中，因為山東師範學院是1950年建立的省屬大學，所以影響主要在濟南市；其扶持的「山工指」，是由中小工礦企業甚至街道辦企業的造反組織構成。
由於立場的不同，各個造反派逐漸分裂，並形成了兩個派別。隨後，王效禹帶領的青島代表團和濟南駐軍也相繼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並奠定了奪權前的形勢。
1967年初，當上海造反派奪取黨政大權、掀起「一月革命」風暴時，上述兩大派造反組織尚未形成對立。1月10日，山東大眾日報社的造反派奪取了報社大權，並以「《大眾日報》全體革命職工」的名義給毛澤東發了致敬電[4]。在《大眾日報》被奪權的過程中，兩大派造反組織都表示支持。
1月13日，由「山大主義兵」牽頭，山東全省163個造反組織在濟南聯合舉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展開全面總攻擊大會」[5][6]，並向毛澤東發去致敬電[6]。15日，「山師串聯兵」也聯合了近12萬人的造反派，在山東省體育場舉行「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亦向毛澤東發去致敬電[6]。兩場大會雖然都沒有直接提出奪權，但是都進行了奪權的預演；同時，大會也表明了兩大派都要以自己為核心，對上爭取北京的支持，對下糾集更大的勢力。自此，造反派分裂為兩股勢力。[6]
在中央的推動下，24日上午，兩大派造反組織舉行會議以商討聯合奪權問題，結果沒有達成協議。當天，「山工指」、「山師串聯兵」一派便決定以自己一派為主奪權，並得到了《大眾日報》造反派通過社論表示的支持。當天下午，在「山工指」和「山師串聯兵」的組織以及濟南市9個造反組織的支持下，「濟南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6]（即濟南市革委會）在濟南職工劇院召開全市有線廣播大會，宣布奪取中共濟南市委、濟南市人委的權力[6]，同時發布《第一號通令》。在奪權的過程中，兩大造反派在山東省和濟南市的班子及所屬機關單位展開了激烈的的爭奪。晚上，在「山工指」、「山師串聯兵」奪權後，「山工指」出動了1萬人襲擊了「山工聯」總部，砸毀了辦公機關，綁架了主要負責人等。
為加快奪權的步伐，「山工指」、「山師串聯兵」糾集部分造反組織，很快成立了大聯合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簡稱「大聯委籌委會」）[註 2][6]。另一邊，「山工總」、「紅山指」、「山東省貧下中農革命造反聯絡總站」、「山東省省級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總部」等17個造反組織也沒有停下腳步，於翌日聯合在《大眾日報》發表《告全省人民書》，號召造反派聯合起來，開展全面奪權[7][5]。
以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為首的造反派在奪取了青島市班子的權力後，又組成「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奪山東省委、省人委大權赴濟南代表團」，並在1月28日到達濟南。1月29日，「大聯委籌委會」在得知來自青島的代表團要赴省奪權後，立即致電錶示歡迎，要求他們「帶著奪權鬥爭的豐富經驗前來參加奪權的籌備工作，共同並肩作戰」；相反，以山大主義兵為首的造反組織卻對前來的王效禹表現出了冷漠和反感。
王效禹在青島造反時得到了「山大主義兵」的大力支持，而他所率領的赴濟代表團中，約有1/3的人是「山大主義兵」的成員。他原來打算依靠「山大主義兵」一派奪權，並準備駐在山東大學或《大眾日報》社，在評估濟南兩大派的鬥爭和部隊的傾向後，決定與「山師串聯兵」、「山工指」一派結成同盟。[6]1月30日，王效禹的代表團發出《最緊急呼籲》，號召「全山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把以譚啟龍為首的省委、省人委的權奪過來！」[8]
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公安六條》；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其中傳達了「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的指示。基於此，駐濟南解放軍部隊於28日舉行了全力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誓師大會，並在給毛澤東的致敬電中表示：[6]
對於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生死大搏鬥，絕不能中立，絕不能折中，絕不能調和，絕不能和稀泥，絕不能不介入。對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就是要介入！介入！！介入！！！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我們硬是要支持！支持！！支持！！！
——駐濟南解放軍部隊
在致敬電中，濟南軍區和山東省軍區明確表示將全力介入地方奪權鬥爭。自此第三股勢力登場。
1月31日，「山工聯」和「山大主義兵」一派圍堵山東省公安廳，並與「山工指」和公安廳革命造反總部一派發生衝突。衝突中，濟南駐軍站在了「山師串聯兵」和「山工指」一邊，在當天晚上包圍了現場，又於翌日發出通告，宣布衝擊省公安廳是「極為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並當場逮捕了200多人。緊接著，「山師串聯兵」一派造反組織與解放軍一起搗毀了「山工聯」和「山紅聯」濟南各下屬組織。「一三一」事件使「山師串聯兵」、「山工指」這一派造反組織與解放軍站在了一條戰線上，共同反對「山大主義兵」、「山工聯」另一派造反組織[9]。力量對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6]
在2月1日「山師串聯兵」、「山工指」召開的聲討「山工聯」總部反革命分子罪行大會上，青島赴濟代表團的代表聲明「堅決支持濟南駐軍鎮壓反革命」。至此，「山師串聯兵」、「山工指」一派與濟南駐軍和王效禹代表團三股勢力合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準備奪權；而「山大主義兵」、「山工聯」一派造反組織在驟然而至的打壓之下，開始分崩離析。[6]「山大主義兵」一派在革委會成立後曾試圖反擊，卻由於力量對比懸殊而失敗。在接受了中央接見後，山東省革委會最終受到了中央的承認。
2月1日，王效禹同「山工指」的負責人韓金海、既是「山師串聯兵」又是「紅山指」的負責人王竹泉、省公安廳革命造反總部的負責人花光隆緊急策劃奪權。王效禹要求抓住「山大主義兵」、「山工聯」一派成為驚弓之鳥、一時無法聚集力量之機，仿效青島奪權，一舉奪取山東省委、省人委的權力。[6]
2月2日，王效禹等在山東省濟南市集合25個造反組織、2000多名代表，在濟南八一禮堂舉行誓師大會，成立「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簡稱「省大聯委」）[10]。同時，《大眾日報》還專門發表社論以打壓「山大主義兵」、「山工總」一派[6]。2月3日，「省大聯委」召開近十萬人的大會，奪取了中共山東省委、山東省人民委員會的黨、政、財、文大權（史稱「二·三奪權」，故山東省革委會又稱「二·三」政權）[11]。大會通過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告全省人民書》和大聯合革命委員會《第一號通令》；山東省軍區司令員童國貴、王效禹在會上講話[8]，同時向「山大主義兵」和「山工聯」發出了警告。[6]
一度失勢的「山大主義兵」和「山工聯」很快開始反擊。他們集會、遊行，甚至假造了《北京來電》和「政治謀殺案」，圖謀用上壓下反的方法聚集力量，進行「反奪權」，這被稱為「二月黑風」（與中央的二月逆流相呼應）。不同的是，他們此時面對的不只是一派造反組織，還有造反新生的政權、支持的軍隊，以及中央的支持。[6]
奪權後的第二天，王效禹按照青島奪權的手法，給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發去了加緊電報，稱「可能出現一場反奪權的大反撲」；後來他又在6日寫信給王力、關鋒，交由王竹泉送往北京，以爭取支持。王效禹同時發表聲明，譴責「山大主義兵」、「山工聯」，號召「徹底粉碎階級敵人的瘋狂反撲」。[6]
同時，整個2月上旬，「省大聯委」和軍隊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反奪權」行動。2月4日，濟南部隊領導機關暨全體指戰員發表聲明支持「二三」奪權，讚揚青島革委會揮師來濟、奪權有功，並譴責「山工聯」；翌日，解放軍指戰員和10萬造反派在濟南舉行大規模集會遊行，表示「打垮階級敵人新反撲，誓死捍衛紅色新政權」。16日，「省大聯委」以反動組織的罪名通令取締了8個造反組織；三天後，濟南衛戍區發布了《第二號通告》，聲稱要嚴厲懲處「山工聯」；隨後，軍隊和公安機關拘捕了「山大主義兵」和「山工聯」的部分負責人。[6]
上述行動都得到了中央的支持。王效禹在一次講話中說，中央文革小組為了保住「二三」奪權，電話指使捉捕「山大主義兵」和「山工聯」的負責人[6]；後來他又表示「……毛主席有指示，表示了態度，給我們很大的支持。」[6]
在多個勢力接二連三的打擊下，「山大主義兵」、「山工聯」一派便日漸式微。[6]
毛澤東知道只有造反派和軍隊是不可能有效執政的，就關注幹部問題，並提出了「三結合」的政權模式：由造反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當地駐軍的代表和幹部組成新的政權。[6]在1月31日，王力就電告王效禹要「正確對待幹部」。於是，「省大聯委」開始有選擇地吸收支持奪權的領導幹部進入「二三」政權[6]。在「二三」奪權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僅省級機關處以上幹部就有近300人站出來支持奪權[參 1]。
2月18日至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接見了赴京匯報的「大聯委」代表團[8]。
2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山東赴京人員，聽取了奪權情況的匯報。
20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接見了「紅山指」代表，要求他們「主要關心學校的問題」，並指示「……你們要考慮怎樣去團結、教育、幫助大多數（尤其是山東大學的）同學」。
2月22日1時，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接見代表團，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代表周恩來和文革小組講話[註 3][6]，周最後做總結髮言[註 4]，並表示，現在宣布各省奪權鬥爭勝利的消息都由毛主席審定，今天不可能多談。至此，王效禹一派的「二三」政權依然未獲得承認。[6]
2月23日，「大聯委」改名為山東省革命委員會[12]，並推舉委員60餘人、常委19人[13]。
同一天，周恩來召集了各大軍區負責人談話會，並要求組織各級生產辦公室，領導春耕生產；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出席了會議。[6]
2月25日至3月1日，山東省革委會和山東省軍區聯合召開了全省三級幹部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軍隊幹部、造反派組織代表、幹部代表，各占35%、27%、38%。楊得志到會並講話[註 5]，王效禹最後作會議總結[6]。會議批判了山東奪權中的「反奪權」觀點，意在打壓「山大主義兵」和「山工聯」。
3月1日，山東省革委會及其所屬各機構啟用印章，正式工作[6][11]。3月2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山東奪權和成立革委會的消息，並發表社論《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鬥爭勝利的保證》；山東省革委會終於得到了中央的承認[6]。同日，山東省濟南市近30萬人舉行集會和遊行，慶祝山東省革委會成立。[6]
「二三」奪權前後，中央文革小組指示濟南軍區，要支持王效禹、省革委會、三大「左」派組織、革命的「三結合」，時稱「四個支持」[14]。出於對中央的信念和命令的服從，軍隊對王效禹給予了應有的尊重和支持[14]。濟南軍區開始派出部隊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山東省軍區也立即指示各個地區、縣的駐軍和軍分區、武裝部參加奪權鬥爭。軍隊等武裝力量參加、甚至主導奪權，使全省的奪權進展迅速，從2月3日至2月25日的22天中，全省13個專區和市中，已有7個奪了權；全省112個縣和市中，已有62個奪了權，均超過一半。從2月到3月，全省有近10萬個單位進行了奪權。3月22日，省革委、省軍區聯合發布通告，要求全省民兵作為軍隊方面的代表，積極參加公社以下「三結合」的奪權。僅軍隊就派出了十幾萬人支持左派奪權。[6]
山東的「二三」奪權，呈現出幾個顯著的特點：[6]
- 第一次軍隊強勢介入、支持奪權；
- 第一次出現一派造反組織同軍隊攜手鎮壓了另一派造反組織進行奪權。
- 鎮壓與被鎮壓、奪權與「反奪權」的雙方，都以污衊之詞欲置對方於死地。
- 眾多的山東省領導幹部快速地表示支持奪權，對奪權的勝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 以一個省轄市的副市長、曾被打成右派分子、從體制內造反出來的王效禹擔任山東這個大省的一把手，在「文革」中，既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
大多數參加奪權、掌權的群眾組織是具有保守和中間色彩的。一方面，以王效禹、韓金海、王竹泉為代表的「山師串聯兵」一派造反組織在全省影響力小，而影響力較大、勢力雄厚的「山大主義兵」一派又被鎮壓下去；另一方面，軍隊代表、民兵代表和支持的領導幹部大多數傾向並支持黨團員多、出身成分好、行為穩健的、具有保守和中間色彩的群眾組織，而不是黨團員少、出身成分複雜、行為暴烈、造反較早的群眾組織。[6]於是，掌權的成員依舊採用「文革」前的方式執政，尤其在省會濟南市[6]。同時，一些掌權的成員借造反派整風的機會，指責造反派的行動，甚至逮捕了部分人，或者借大聯合的名義，把一些造反組織整垮[6]。還有的領導幹部否認自己是走資派，甚至要求平反。奪權之後的種種問題使省革委會和造反派出現分歧，並動搖省革委會的權威，並在其他地區的革委會中也漸漸出現[6]。
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組煽動起了反擊「二月逆流」，林彪也提出了揪軍內走資派。同時，王效禹一派為鞏固自己的權利，自3月中旬便開始醞釀反擊。4月2日，山東省革委會第三次全委會通過了當前全省「文革」的形勢和任務的決議——《放手發動群眾，徹底粉碎階級敵人的反革命復辟陰謀》，標誌王效禹一派開始發動「反覆辟逆流」。[6]接著，一場遍及濟南市和山東全省的反覆辟逆流迅速展開了。大批被結合了的領導幹部又一次遭批鬥[10]。在反覆辟逆流中，發生了影響全省的兩大事件：從4月14日到23日，「紅山指」組織兩三千人圍攻濟南針釘廠，導致針釘廠革委會被摧垮，之前參加奪權的一派受到了打壓[6]；4月15日到4月28日，王效禹指示一些造反派衝進市公安局，並下令解散市公安局革委會，由花光隆負責組織班子，重新成立了符合他們心意的革委會。[6]
隨著反覆辟逆流的進行，以王效禹為代表的省革委會、造反派同軍隊及其支持的革委會、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由公開而激化了。同時，軍隊內部也出現了分歧[6]，尤其是針對王激進觀點的不滿[14]。
4月22日，全省一些受到衝擊的革委會和群眾組織（被稱為「黑字兵」，因為所戴袖章上的「紅衛兵」三個字是黑色的）在濟南組織了10萬人的集會，一方面宣稱擁護省革委會、擁護解放軍，一方面表示要抵制省革委會以反覆辟逆流的名義，打擊部分革委會和群眾組織。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這部分群眾組織被稱為「四二二」派[註 6]。[6]
4月28日，省革委會組織20萬人集會，指責「四二二」派反對省革委會，表示要堅決反覆辟逆流。剛剛從北京趕回濟南的王效禹到會傳達了中央支持山東反覆辟逆流的態度，並以中央的名義認定「山工指」、「紅山指」、紅衛兵山東文藝革命造反司令部為三大「左」派組織；相反，他表達了中央對「黑字兵」和濟南市公安局的態度，打擊了「四二二」派組織。[6]
為了解決省革委會、三大「左」派組織同軍隊及其支持的革委會、群眾組織日益激化的矛盾，毛澤東直接派張春橋、姚文元到濟南。張、姚於4月30日到達濟南後，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並一方面做軍隊的工作，一方面做兩派群眾組織的工作。[6]然而張的言論卻使軍隊出現了分歧，也讓局勢變得複雜。[14]
4月28日大會之後，矛盾非但沒有降溫、解決，反而更為激化了。在5月4日晚上，「四二二」派織衝擊了《大眾日報》社，要求撤回社論。《大眾日報》社革命造反聯絡部指責上述行動是「一夥法西斯暴徒襲擊《大眾日報》社的反革命事件」，並糾集部分紅衛兵組織進行反擊。雙方在衝擊和反擊中發生了一些衝突[6]。6日，「四二二」派1萬多人在八一廣場集會，要求改組省革委會，並偽傳「楊得志接管山東一切大權」。會後，「四二二」派調集6000餘人去增援占據省革委會大院的人員，以進一步展示力量，給張、姚施加更大的壓力。[6]然而，由於省革委會在當時受到了中央、部分造反組織和解放軍的支持，他們在7日被「山工指」、「紅山指」圍攻、甚至武鬥，最終將其驅趕出省革委會大院。不久，「四二二」派有5人被捕、22人被拘留、200人被關押。8日，省革委會作戰部召開了8萬多人的大會，聲討「四二二」派。[6]在此之後，德州、聊城、惠民、菏澤、臨沂、濟寧等地也都進行「反逆流」鬥爭，致使武鬥不止。[10]
自此，濟南市「四二二」派群眾組織、以其為主建立的革委會和全省的關聯組織幾乎全部垮台。以王效禹為代表的省革委會和三大「左」派組織認為，「五七」事件標誌著反覆辟逆流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使其一派權力得到了鞏固。[6]
全省反覆辟逆流的激烈衝突在經過整整的春夏兩季後，逐步和緩下來，但鬥爭並未止息。[註 7][6]
7月24日-8月3日 省革委召開全省工業交通工作會議，部署下半年工作。會議間發出《關於加強各級生產指揮系統的聯合通知》，強調「生產機構癱瘓了的，由當地駐軍或武裝部門拿總，組織臨時生產指揮部，迅速把生產抓起來」，規定「一切群眾組織和人員，都不要衝擊生產指揮機構」。此後，被「反逆流」搞亂了的生產系統逐漸恢復。[10]
1971年4月第三屆中共山東省委成立後，省革委會實際上成為省級行政領導機關[15]。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1977年12月9日至14日，山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濟南召開；會議選舉新的一屆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成員[16][17]，並根據當時的憲法確認山東省革命委員會為山東省的行政機關和省人大執行機關，還保持了省革委會的全套機關[11]。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1979年12月山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宣布成立山東省人民政府，撤銷山東省革命委員會。
省革委會初期為黨、政合一的機關，代行原省委、省人委的工作職能，領導全省政治、經濟、文化等工作。在機構設置上，初期下設辦公室、組織部、宣傳部、作戰部、軍事部、保衛部、後勤部[10]。1968年2月，解放軍山東駐軍在省公安廳、高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統一成立了軍管會，控制了山東省的司法機關[11]。3月4日，省革委決定成立省革委生產指揮部領導小組。3月5日，省革委文化革命小組成立，下設辦公室、組織部、宣傳部、保衛部、聯絡部、紅衛兵接待站及省直機關文化革命小組等，專管文化革命和思想政治工作。7月，省革委作戰部取消，成立省革委文化革命辦公室。1968年3月至5月，省革委文化革命小組的聯絡部、紅衛兵接待站、組織部、宣傳部、保衛部先後撤銷。1969年3月24日，省革委會下發通知，將省革委政法組改稱省革委保衛組。6月20日，改組成立省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省革委保衛組的工作，保衛組撤銷。1969年6月23日，中共山東省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成立，接管省革委文化革命小組的工作，文化革命小組撤銷[15]（1971年4月成立中共山東省委時，省革命委員會核心領導小組撤銷[18]）。
1971年4月中共山東省委成立後，省革委辦公室同時又是省委辦公室。1977年1月，省革委生產指揮部撤銷，省革委辦公室與省委辦公室開始分設，以原省革委生產指揮部辦公室為基礎，建立省革委第二辦公室，對外使用省革委辦公室的名義（直到1979年12月撤銷省革委）。先後任省革委辦公室主任的有莊中一、劉長茂、張子石、許森、於克穎。1974年1月，中共山東省委撤銷省革委政治部，設立省委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同年2月，省革委設立人事局、教育局、文化局。1977年1月，中共山東省委撤銷省革委生產指揮部[19]。
| 職位 | 姓名 | 任命時間 | 備註 |
|---|---|---|---|
| 主任 | 王效禹 | 1967年5月 | 1971年3月30日撤職[24] |
| 楊得志 | 1971年3月 | 1955年3月—1973年12月間 | |
| 白如冰 | 1974年11月
1977年12月 |
長期在山東省班子內工作，1963-1967年間任山東省省長 | |
| 副主任 | 楊得志、趙修德1、韓金海、王竹泉 | 1967年5月 | 1:1965年9月—1975年6月間任濟南軍區副政治委員 |
| 袁昇平、李水清2、李耀文、穆林、張富貴 | 1969年6月 | 2:1969年12月—1975年8月間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 |
| 白如冰、蘇毅然、張銍秀2、曹普南 | 1970年間 | 2:1969年12月—1975年8月間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 |
| 秦和珍、厲日耐、李振、高啟雲、李子超、姚士昌、宋一民 | 1977年1月 | ||
| 劉秉琳 | 1977年4月 | ||
| 武開章 | 1977年8月 | ||
| 蘇毅然、秦和珍、厲日耐、李振、高啟雲、李子超、劉秉琳、張富貴、姚士昌、武開章、宋一民、楊波、劉鵬、朱本正 | 1977年12月 | ||
| 趙峰、張敬燾、朱奇民、高克亭 | 1978年11月、12月 | ||
| 趙林、強曉初 | 1979年1月 | ||
| 王眾音、徐雷健、徐建春、鄭子久 | 1979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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