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果戈里-亞諾夫斯基（俄語：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ий，羅馬化：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Yanovski；1809年4月1日—1852年3月4日），或按烏克蘭語譯米科拉·瓦西廖維奇·霍霍里-亞諾夫斯基（烏克蘭語：Мико́ла Васи́льович Го́голь-Яновський，羅馬化：Mykola Vasyliovych Hohol-Yanovskyi），烏克蘭裔俄羅斯作家，生於現在的烏克蘭大索羅欽齊的一個哥薩克家庭。他自幼愛好文學，深受啟蒙運動的影響。1831年發表的《狄康卡近鄉夜話》使他受到了亞歷山大·普希金的讚譽。1836年，他的諷刺喜劇《欽差大臣》上演，在這部作品中，他用幽默的筆調和有力的諷刺手法，使俄國喜劇藝術發生了重大轉折。1842年，《死魂靈》一出版，就「震撼了整個俄羅斯」，成為俄羅斯文學走向獨創性和民族性的重要標誌。別林斯基稱他為繼亞歷山大·普希金之後的「文壇盟主」、「詩人的魁首」。而整個19世紀40年代也被車爾尼雪夫斯基稱為「果戈里時期」。1847年，他發表了《與友人書信選》，公開表示對以前所有作品的懺悔。1852年，他在嚴重的東正教狂熱中去世。果戈里是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自然派」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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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
果戈里出生於烏克蘭波爾塔瓦密爾格拉得縣大索羅欽齊，祖先是烏克蘭的小貴族，具有波蘭血統。他的父親瓦西里·阿法納西耶維奇·果戈里-亞諾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ий）是當地有名望的鄉紳，曾在郵電部門供職，做過八品文官，後辭去公職，在鄉下當地主，同時開始嘗試寫作，並成為一名詩人和民間喜劇作家。他的父親經常在朋友家的家庭舞台上上演自己寫的喜劇，還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這一切給早年間的果戈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發了他對戲劇乃至文學的愛好。
他的母親名叫瑪麗亞·伊凡諾芙娜·果戈里-亞諾夫斯卡亞（Мария Ивановна 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ая）（娘家姓氏為：科夏洛夫斯卡亞，俄文原文為Косяровская），是一名虔誠的東正教徒，這對後來果戈里的東正教狂熱埋下了一定的基礎。
果戈里從小喜愛烏克蘭的民謠、傳說和民間戲劇。1821～1828年就讀於波爾塔瓦省涅仁高級科學中學，在這所中學讀書時已經博覽群書，並積極參加學校的文藝活動，曾扮演過馮維辛的諷刺喜劇《紈絝少年》中的主角以及其他角色，而且演得很成功（他後來寫的也是諷刺喜劇）。他在這所中學受到了十二月黨人中的一些詩人、亞歷山大·普希金的詩歌的影響（這促使他在創作初期想當一名詩人），他還受到了法國啟蒙作家著作的深刻影響。這一切為他後來的創作打下了基礎。1825年4月11日，父親去世。在農村的生活是他創作的重大素材，農村生活促成他寫成了《狄康卡近鄉夜話》、《馬車》、《死魂靈》等與農村有關的佳作。1828年，他中學畢業，前往彼得堡，想在司法界謀得一官半職，他身上還帶著寫成了的田園詩《漢斯·丘赫爾加堅》（長詩）的手稿，這是他的處女作。1829～1831年先後在聖彼得堡國有財產及公共房產局和封地局供職，親身體驗到小職員的貧苦生活。在此期間還到美術學院學習繪畫。
初入文壇
在聖彼得堡，他沒有獲得賞識，然後幾經周折，成了聖彼得堡國有財產及公共房產局和封地局的一名書記員，靠此維生，親身體驗到了小職員的貧苦生活（所以他在《外套》和《狂人日記》中寫的是書記員的故事，這裡有著對他自己生活的回憶）。在此期間，他在美術學院學習了繪畫。他後來在《涅瓦大街》、《肖像》等中篇小說中寫的都是畫家的悲劇故事或傳奇故事。
1829年，他發表了《漢斯·丘赫爾加堅》這一長詩，用的是真名。這首長詩使他登上了俄國文壇，但並沒有獲得太多的關注。他很快意識到詩歌創作並非他的強項，於是轉向了小說和喜劇。1830年，他發表了小說《聖約翰節前夜》，這部小說得到了詩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的讚賞，並與之成了莫逆之交。1831年9月，短篇小說《狄康卡近鄉夜話》發表，情節迂迴曲折，充滿幻想，具有烏克蘭民間風格，內容大部分根據烏克蘭民間傳說寫成，吸取了民間狂歡文化的營養，充滿了歡快和幽默的語言，歌頌勞動人民的智慧、勇敢、情愛和熱愛自由的性格，嘲弄邪惡勢力的愚昧，被認為受了浪漫主義的影響。9月，他出版了以這篇作品的題目命名的短篇小說集，受到了普希金和別林斯基的好評，他們稱俄國文學已進入果戈里時期。。
這一年，他遇到了普希金，之後普希金成為他的朋友並給他提供了許多創作素材，此人的現實主義作品對他影響極大，比如《欽差大臣》和《死魂靈》的素材就是普希金提供的。1834年，他進入聖彼得堡大學，當副教授，教授歷史，伊萬·屠格涅夫就是他的學生之一。
文壇地位的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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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春季，他出版了喜劇劇本《三等弗拉基米爾勳章》和《婚事》，並開始迷戀喜劇創作。《婚事》是他早期喜劇的代表作，宣揚了婚戀自由。同年，他出版了兩部短篇小說集：《彼得堡故事》（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овести）和《密爾格拉得》。《彼得堡故事》中有《涅瓦大街》、《鼻子》、《肖像》、《外套》、《狂人日記》、《馬車》、《羅馬》構成。《密爾格拉得》裡面有《舊式地主》、《塔拉斯·布爾巴》、《兩個伊凡吵架故事》等優秀的中短篇小說。相較以前，這些小說在題材上有了新的開拓，思想上更趨成熟，風格上有重大發展（諷刺的力度增強，不幽默的也更嚴肅），思想容量上也更為深刻。短篇小說《羅馬》是他所有小說中詩意最濃的一部。而他本人也被稱為及普希金之後的「文壇盟主」、「詩人的魁首」。這一年，他根據普希金啟發出來的素材，開始構思長篇小說《死魂靈》，並從聖彼得堡大學離職，專事創作。
創作的高峰
1836年，根據普希金提供的一則荒誕見聞，果戈里在兩個月內創作出了五幕喜劇《欽差大臣》。創作期間，他對戲劇的社會使命有了越來越明確、越來越深刻地認識。他要求在舞台上體現當代社會的生活和民族特點：「請給我們展示俄羅斯性格，展示我們本身，我們的騙子手，我們的怪人！把我們搬上舞台，讓大家去笑！」為此，他努力鑽研適合舞台表演的諷刺喜劇。《欽差大臣》使他第一次實現了創作真正的、既真實而又尖刻的社會喜劇的心願。果戈里把《欽差大臣》看作是自己創作中的一個轉折點。他認為：「在《欽差大臣》以前，我作品中的幽默都是無目的的、輕率地，而只有在其後的創作中，我的嘲諷才有了明確的方向。」同年，他的《欽差大臣》出版了單行本，他揭露出了俄國官僚階層中的真實的黑暗場景。這部喜劇具有強有力的諷刺傾向，具有非凡的思想深度，而且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在他的作品中，細節、環境和人物性格的真實性，辛辣的諷刺手法，逼真的肖像描繪，個性化的語言以及舞台表演的觀賞性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這使得俄國喜劇藝術發生了重大轉折。赫爾岑說道：「（《欽差大臣》寫的是）當代俄國駭人聽聞的自白，這與17世紀的科托希欣揭露的情況是一樣的。」出版的同時，這部喜劇進行了公演，由米哈伊爾·謝苗諾維奇·謝普金主演。《欽差大臣》引起了紛紛議論。大多數觀眾在觀看期間都笑了，因為這不再是專為逗樂而寫的滑稽劇，甚至尼古拉一世在觀看期間也笑了，而且「笑得要死」。但《欽差大臣》也引起了許多御用文人的攻訐，稱之為「對俄羅斯的誹謗」，指責果戈里是「俄羅斯的敵人」，要求給他「帶上鐐銬送到西伯利亞」等等，不一而足。
果戈里對這些指責表示震驚，但「並不因此而不安」。可是，《欽差大臣》的出版與公演卻很快引起了俄國當局的不滿。為此，1836年6月，他離開俄國，進行出國遊歷，開始了長達6年的僑居生活。最開始的一年，他來到了羅馬。1837年1月29日，他的好友普希金死於陰謀。此後果戈里在義大利和德國生活了近5年時間，在此期間他寫成了《死魂靈》的大部分。
1841年9月，果戈里攜帶《死魂靈》的手稿回到俄國。當他把改定後的手稿送到莫斯科書刊審查機構審查時，當即被否決。於是他托別林斯基走後門關係，使這本書在彼得堡通過了審查。1842年，他對《欽差大臣》進行了增補，使它的諷刺力量得到了增強。也是這一年，《死魂靈》的第一卷出版，引起了比《欽差大臣》更大的轟動。這部小說被公認為「自然派」的奠基石，「俄國文學史上無與倫比的作品」。赫爾岑曾回憶說：「該小說的出版震動了整個俄國。」別林斯基說道：「只有了解作品的思想和藝術處理手法，著重內容而不是『情節』得人才能充分領略果戈里的史詩一樣的作品。」這部小說猛烈抨擊了農奴制和當時的官場的黑暗，渴望尋找一條用東正教來解決國內問題的路子。果戈里認為上帝賦予他寫作的天才，要讓他向俄國指明在一個罪惡的世界中如何正確地生活，因此後來他不滿意自己的作品。接下來的幾年，他都是在爭論、疾病和貧困中度過的，他逐漸喪失了創作激情。1845年6月，他將已經出版的第一部《死魂靈》書稿燒毀，繼續重寫。
創作的低谷
果戈里開始沉迷於東正教狂熱，同時深患著憂鬱症。1847年，他發表和出版了《與友人書信選》，裡面主要是與達官、貴婦的書信來往。這部作品裡，他歌頌官方教會，歌頌曾經被他譴責過和譴責過他的勢力，受到許多人的批評。他公開站到了保守陣營的一邊，對自己以往發表的揭露官場腐敗和社會黑暗的作品表示公開的懺悔，承認自己對以前所寫的全部作品都不滿意，他公開聲明說，《死魂靈》「充滿漏洞，時代錯誤，作者對許多事物顯然一竅不通，有些地方甚至故意使用了侮辱性的冒犯言辭」。對於之前的作家的批評，他表示全部接受，稱讚他們的許多意見是「公正的」，並聲稱：「我生到世上來，絕不是為了要在文學領域占一席之地，而是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別林斯基在給他的信中稱他是「拿著皮鞭的牧師」和「蒙昧主義和最黑暗的壓迫的辯護者」。[1]1848年，果戈里前往耶路撒冷朝聖。回來後，神甫馬修斯·康斯坦丁諾夫斯基認為他的作品在上帝的眼中是一種罪惡，要求他燒掉《死魂靈》的第二卷的手稿。
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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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2月，他預感自己不久於人世，就向朋友Я.托爾斯泰伯爵（當時果戈里寄居在他在莫斯科的家中）交待了後事，並讓他把手稿拿走，等他死後交給費拉列特大主教，但Я.托爾斯泰伯爵並沒有拿走他的手稿。2月24日，他燒掉了將近完成的《死魂靈》的第二卷的手稿，然後就病倒了，拒絕進食，經過痛苦的好幾天，於1852年3月4日在莫斯科辭世。[2]人們目前看見的第二卷，是他的出版商——舍維廖夫根據他的遺稿整理出來的。《死魂靈》的第三卷沒有寫出來。
果戈里被埋葬在莫斯科的頓斯科依修道院，其墓地豎立著一座青銅十字架，其墓志銘為援引自《聖經·舊約全書·耶利米書》中的一句話：「我將嗤笑我的苦笑。」（俄語：Горьким словом моим посмеюся，引自耶利米書20:8；Jeremiah 20:8）
1931年，頓斯科伊修道院拆遷，當時的蘇聯政府決定將他移葬到諾沃德維奇公墓。移葬時，人們發現果戈里是面朝下葬在棺中，因此出現了傳說，傳說果戈里是被活埋的。而根據1991年披露的文件《俄國檔案》（Российском архиве）顯示，蘇聯政府打開果戈里的墳墓時，墓中沒有發現頭顱，[3]且其頭顱至今仍舊下落不明。相傳他的頭顱曾被收藏家數度轉手，後來神秘失蹤，並引發了都市傳說——果戈理幽靈列車。[4][5][6][7][8][9]
蘇聯政府在果戈里的新墓上豎立其雕像，並刻有「偉大的俄羅斯語言藝術家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果戈里，蘇聯政府敬立」（Великому русскому художнику слова Николаю Васильевичу Гоголю о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的字樣。2009年，在紀念果戈里誕辰200年之際，俄羅斯政府在其新墓地重新豎立青銅十字架，並刻上其墓志銘。[10]
影響
果戈里沒有選擇適應當時的社會，但也沒有逃避，他希望改革，並揭露了社會的庸俗與罪惡，他是暴露俄羅斯自身面目的第一批作家之一，他在《死魂靈》第一卷中成功地揭露出農奴制時代俄國的黑暗和官場的醜行。但他卻在第二卷中提出依靠東正教的改革方法，這完全是空想。
果戈里希望改革俄羅斯的精神狀態，可是反而越來越傾向東正教教會，他的矛盾心理和出版《與友人書信選》招致的批評，以及想超越純文學的徒勞的努力，最後導致了他的健康每況愈下。
果戈里的作品具有華麗生動的散文風格，將社會現實的暴露和諷刺幽默結合，充滿了怪異和幻想的因素，因此很能吸引讀者。他是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開拓者和「自然派」的奠基人。果戈里將迷信攙雜到現實描寫中，用幻想來表白這些事「並不是真實的」，以此來緩解當局的不滿，後來有些蘇聯作家也採用了這種手法。他的作品在蘇聯時代受到了高爾基的批判，但深深地影響了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等小說家。果戈里對俄羅斯文學有著很大的影響，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說的：「我們（指後來一代的俄羅斯作家）都是從他的《外套》中走出來的。」
在中國，魯迅是最早推介果戈里的作家，他在1907年發表的《摩羅詩力說》中評價果戈里「以不可見之淚痕悲色，振其邦人」[11]。魯迅自身的創作也深受果戈里影響，他發表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即受果戈里同名小說啟發。
果戈里同時也是尼古拉一世法定正統信條的支持者。
國籍爭議
果戈里出生並成長於今天的烏克蘭境內，於是烏克蘭人認為他是烏克蘭人。但他出生時烏克蘭國家尚未成立，而且持的是俄國國籍，使用俄語寫作，於是俄羅斯人認為他是俄國人。兩方為此進行了許多爭論。
部分著名作品
不做特殊說明則為中短篇小說
- 《五月的傍晚》
- 《告別劇場》
- 《神聖禮拜的思考》
- 《我的老情人》
- 《童山之夜》
- 《卡拉施馬車》
- 《幔帳》
- 《羅馬》
注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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