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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库利奇·亚当斯创立的歌剧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尼克森在中國》（英語：Nixon in China）是約翰·庫利奇·亞當斯創作的三幕歌劇，也是他第一部歌劇作品，劇本由愛麗絲·古德曼撰寫，創作靈感源自美國總統理察·尼克森1972年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品於1987年10月22日在休斯頓大劇院首演，彼得·塞拉斯製作，馬克·莫里斯編舞。塞拉斯於1985年向亞當斯提出這部歌劇的構思，後者起初不是很有興趣，但之後覺得這可以是一次很有價值的研究機會，於是接受了項目。古德曼在歌劇劇本的創作過程中進行了大量有關尼克森訪華的研究，不過她沒有參考多少1972年以後出版的資源。
為了創造出自己想要的效果，亞當斯在標準的管弦樂團基礎上增加了薩克斯、更多的打擊樂器以及電子合成技術。部分評論家認為歌劇的音樂風格有明顯的極簡主義色彩，但也表現出了多種曲風，受到了包括菲利普·格拉斯以及像理察·瓦格納和小約翰·施特勞斯這些19世紀作曲家的影響。亞當斯還將伊戈爾·費奧多羅維奇·斯特拉文斯基的20世紀新古典主義音樂、爵士樂等音樂風格混和，還利用大樂團來讓人聯想到尼克森年青時生活的1930年代。這多種元素的組合頻繁變化，來反映舞台上的相應變化。
歌劇於1987年首演，所獲評價褒貶不一，一些評論家認為這部作品很快就會淡出人們的視野。然而《尼克森在中國》此後多次在歐洲和北美演出，並錄製了兩個版本。2011年，本劇在紐約的大都會歌劇院首演，該版本主要基於原版製作。同年歌劇又經加拿大歌劇公司在多倫多演出，這是一個抽象化的版本。進入2010年代後，評論家的意見逐漸開始認可這部作品，稱其為美國歌劇中的一齣經久不衰的傑作。雖然有相關網站轉載，但是這部作品至今仍然沒有在中國大陸公開演出過。
理察·尼克森於1946年選舉中擊敗傑里·沃里斯當選聯邦眾議員後很快就成為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成員，在全美以反共聞名。1969年當上美國總統後，他發現自己的反共背景可以成為改善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間關係的優勢。他希望以緩和政策向北越施壓，以結束越南戰爭，還希望能操縱兩大共產主義強國，達到有利於美國的目的。[1]
尼克森甚至在成為總統前就埋下了訪問中國的伏筆，《外交》雜誌曾於1968年大選前一年引述他的話稱：「這個小小的星球上還不足以容納10億可能最有能力的人生活在憤怒和與世隔絕之中。」[1]在這場冒險中協助他的是國家安全顧問，之後將成為國務卿的亨利·基辛格，他繞過內閣官員，與總統密切合作。尼克森上任第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關係因邊境衝突而跌至低點，尼克森於是給中國方面送去口信，表示有意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1971年初，毛澤東邀請一個美國桌球隊前往中國與其最優秀的球員展開友誼比賽，這成為兩國關係上的一大突破。尼克森隨後派基辛格前往中國與其高層官員進行秘密會議[1]。
1971年7月15日，北京和尼克森分別通過電視和廣播同時宣布，後者將於次年2月訪問中國。這份公告震驚了全世界[2]，成為多個國家的頭條新聞。蘇聯幾乎立即就邀請尼克森前往訪問，美國與蘇聯關係的改善也令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成為現實。許多美國人對總統這次訪華給予了高度關注，尼克森夫婦走在中國大街小巷的鏡頭也出現在世界各地的電視螢屏上[1]。總統與第一夫人到達北京並走出空軍一號時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迎接，尼克森特地與周恩來握了手，因為在1954年時，當時的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與周恩來在日內瓦見面時曾拒絕與對方握手[3]，周恩來後來表示這次握手「拉近了世界上最遠的距離，結束了25年沒有交流的歷史」[4]。尼克森從一位積極的反共議員，轉變為第一位改善中美關係的美國總統，一句新的政治諺語也因此誕生：「只有尼克森才能去中國。」（Only Nixon could go to China）[1]
1983年，戲劇和歌劇導演彼得·塞拉斯建議美國作曲家約翰·庫利奇·亞當斯創作一部以尼克森1972年訪華為主題的歌劇[5]。塞拉斯對尼克森是如何決定進行這次訪問很感興趣，覺得這看起來既像是「一個玩世不恭到有些荒謬的選舉伎倆……又是個歷史性的突破」[6]。亞當斯當時還從來沒有創作過歌劇，他對塞拉斯的建議感到懷疑，認為這只是開個諷刺性的玩笑[7]。不過塞拉斯之後還是表明了自己的意向，而且亞當斯自己也對此產生了興趣，認為歌劇可以表現出現代史上這段傳奇的起源[5]。兩人都同意，歌劇的本質應該是豪邁的，而非對尼克森或毛澤東加以調侃[8]:3。塞拉斯邀請愛麗絲·古德曼（Alice Goodman）撰寫歌劇劇本[7]，三人於1985年在哥倫比亞特區約翰·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會面，開始深入細緻地研究六個角色，其中美國人和中國人各占一半，都將是歌劇主角。三位作者竭力避免尼克森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既有刻板印象，研究兩人的真實個性[5]。
亞當斯在歌劇創作期間曾與尼克森本人見面，他曾非常討厭這個有意思、有時會在公眾面前表現出情感的複雜人物[9]。亞當斯對毛澤東的構想是巨幅海報和大躍進中的形象，將其定為英雄男高音[5]。毛澤東的夫人則「不僅是聲音尖銳的花腔女高音，還需在歌劇最後一幕揭示她的私人幻想和情色慾望，甚至表達一定程度的悲劇色彩。尼克森由抒情男中音詮釋，屬西蒙·波卡涅拉（Simon Boccanegra，威爾第同名歌劇主人翁）式人物，自我懷疑，有時還會自憐自傷」[5]。
古德曼這樣解釋了自己對角色的定性：
作家往往趨向於從自我中發展角色，所以我可以告訴你……尼克森、帕特、江青、毛澤東、基辛格以及合唱團，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我」的體現。對於毛澤東和周恩來這類我完全無法想像的人物內心世界，則是根據幾位熟人來刻畫。[10]
塞拉斯當時正在編排三部莫扎特和達·彭特的歌劇，對這些作品的樂團產生興趣，這種興趣體現在《尼克森在中國》最後一幕[11]。導演鼓勵亞當斯和古德曼給古典歌劇形式創作出其他的典故，於是便有了預期合唱團開始演唱時，尼克森演唱著英雄詠嘆調出場，以及歌劇第一幕最後一個場景的祝酒[11]。塞拉斯在排練時對最後一個場景的編排作了修訂，把原本大家吃晚飯的宴會廳改為眾角色的臥室[12]。
古德曼之後指出，為了提高歌劇的整體素養，有幾個她所鍾愛的合唱曲段都取消了。三位作者因這部作品還曾爆發過激烈的爭執。不過，音樂學家蒂莫西·詹森（Timothy Johnson）在自己2011年出版的有關《尼克森在中國》的著作中指出：「三位歌劇創作者相互間存在著分歧，但這次合作的結果並沒有背叛任何一位作者，他們成功地將各自的不同觀點融入到了一個非常令人滿意的連貫整體中。」[8]:3
| 角色[13] | 聲域[13] | 1987年10月22日在休斯頓進行首演的表演陣容（樂隊指揮：約翰·德曼）[14][15] |
|---|---|---|
| 理察·尼克森 | 男中音 | 詹姆斯·馬達萊娜 |
| 帕特·尼克森 | 女高音 | 卡羅蘭·佩奇 |
| 亨利·基辛格 | 男低音 | 托馬斯·哈蒙斯 |
| 毛澤東 | 男高音 | 約翰·戴克斯（John Duykers） |
| 江青 | 女高音 | 特魯迪·艾倫·克蘭尼 |
| 周恩來 | 男中音 | 桑福德·西爾萬 |
| 唐聞生（毛澤東的第一秘書） | 次女高音 | 瑪麗·歐帕茲（Mari Opatz） |
| 毛澤東的第二秘書 | 次女高音 | 史蒂芬妮·弗里德曼（Stephanie Friedman） |
| 毛澤東的第三秘書 | 次女高音 | 馬里昂·德萊（Marion Dry） |
| 其他：舞者、民兵、北京市民 | ||
一隊中國軍人在北京機場等待載有尼克森一行的美國總統專機。軍人合唱團唱著「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飛機降落後，尼克森夫婦與亨利·基辛格出場。總統與領導歡迎儀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相互問候。尼克森說起了這次訪問的歷史意義，以及自己對這次接觸所抱持的希望和擔憂（《新聞有一種神秘感》）。現場轉至毛主席的書房，主席在此等待總統一行到達。尼克森、基辛格與周恩來走進書房，主席和總統兩人交換外交辭令，多位攝影師在現場拍照。在隨後進行的交談中，尼克森和基辛格對毛澤東的格言和時常說出的一些令人費解的意見感到迷惑，這往往是由於後者的秘書以及周恩來的放大所致。場景再次更換，變成了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晚宴。周恩來向遠道而來的客人敬酒：「我們已經開始用不同的方式慶祝」，尼克森回答：「我參加過許多盛宴」。此後各方繼續敬酒，氣氛也變得越來越歡快。最後以反共而成名，登上權力領峰的尼克森宣布：「各位，請聽我說一句：我曾反對中國，我錯了。」
帕特·尼克森開始在嚮導的陪同下赴北京城內參觀。工廠的工人向她介紹一頭大象的小模型，後者欣喜地告訴眾人，象是共和黨的象徵，自己的丈夫就是共和黨總統。她來到一個人民公社並受到熱情的迎接，然後被孩子們所玩的遊戲吸引住了，她之前曾在學校中看到過孩子玩這樣的遊戲。「多年前，我曾是老師」，她唱道，「如今我來此向你學習。」她來到頤和園，在這裡演唱了一段沉思風格的詠嘆調《這是預言》，為全世界設想了一個和平的未來。到了晚上，總統一行作為毛澤東夫人江青的客人來到劇院觀看政治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該劇描述了一個殘暴不仁地主的倒台，其中地主的扮演者與基辛格非常相似，打倒他的是一群勇敢的女革命工人。這場戲深深地觸動了尼克森夫婦，帕特甚至一度衝上台去幫助一個農家女孩，因為她以為對方會被鞭打致死。舞台上的表演結束後，江青對剛才節目中內容出現的明顯誤解感到憤怒，於是唱起了一段咄咄逼人的詠嘆調（《我是毛澤東的夫人》），頌揚了文化大革命並對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加以讚美，一個革命合唱團則對她的唱辭加以呼應。
訪問的最後一天晚上，眾人都躺在各自的床鋪上，幾位主要角色通過一系列超現實且相互交織的對話沉思了自己的過去。尼克森夫婦回憶起年輕時的奮鬥，總統回憶起參軍入伍的經歷（《坐在收音機周圍》）。毛澤東與江青共舞，主席想起了革命初期來到自己指揮部的「可愛小女星」。兩人回憶時，江青主張「革命不會就此結束」。周恩來獨自陷入沉思，歌劇最後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後的詠嘆調《我老了，而且不能永遠睡去》，歌詞中唱到：「我們所做的一切，到底有多少是對的？」聽到清晨的鳥叫聲後，他又繼續開始工作，「房外的寒氣沉重地壓在清晨的草地上」。
《尼克森在中國》曾由休斯頓大劇院、布魯克林音樂學院、荷蘭歌劇院和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聯合製作[16]，這幾家劇院都曾演出過歌劇的早期版本[14]。休斯頓大劇院因為擔心作品受到誹謗或是非公有領域的質疑而專門為此購買了保險[12]。歌劇在舞台首演前先於1987年5月在舊金山以音樂會形式演出，亞當斯還在中場休息時引領多場討論。根據《洛杉磯時報》的評論，演出開始後有部分觀眾選擇了離開[17]。
1987年10月22日，《尼克森在中國》在休斯頓新落成的沃瑟姆劇院中心中的布朗舞台首演，約翰·德曼（John DeMain）指揮休斯頓大劇院演出[15]。主辦者邀請了前總統尼克森，並給他寄去了一份劇本副本，但他的助手表示，由於身患疾病，並且一部著作的最後期限已近，前總統無法出席[18]。之後尼克森的一位代表稱，前總統不喜歡自己在電視或其他媒體中的形象，並且對這部歌劇也是興致缺缺[12]。但據亞當斯所說，尼克森以前的律師倫納德·加蒙特告訴自己，前總統對任何寫到他的作品都非常感興趣，因此當休斯頓的這場演出在公共電視網《偉大的表演》（Great Performances）節目中播出時很有可能會收看[8]:4。
這部作品與音樂評論家協會的年會一起開幕，這樣歌劇就肯定會有《休斯敦紀事報》所稱的一群「非常挑剔的觀眾」[19]。協會成員還出席了歌劇製作團隊的多次會議[19]。當扮演帕特·尼克森的卡羅蘭·佩奇（Carolann Page）以第一夫人的角色向觀眾揮手致意時，許多人也向她揮手回禮[20]。部分批評意見指出歌劇中的有些台詞很難理解，也沒有提供譯文對白字幕，對此亞當斯表示，首次觀賞這部歌劇時並不必要理解所有的台詞[18]。根據《洛杉磯時報》的表述，觀眾普遍對這部作品報以了「禮貌的掌聲」。劇中總統專機降落時，台上的合唱團和台下的觀眾都在鼓掌[21]。
歌劇到布魯克林音樂學院演出時已是首演六星期後，總統專機降落的一幕再次得到了觀眾鼓掌歡迎。根據鋼琴家兼作家威廉·R·布朗（William R. Braun）所說，飾演周恩來的男中音桑福德·西爾萬（Sanford Sylvan）直接向觀眾說出祝酒辭時，觀眾既是欽佩，又感震驚，現場一片寂靜[6]。第三幕的冥想也讓現場變得非常安靜，節目結束時獲得了雷鳴般的喝彩[6]。
1988年6月，這部歌劇在阿姆斯特丹的市政歌劇院舉行了歐洲首演，然後於同年下半年在德國比勒費爾德的比勒費爾德歌劇院首次演出德語版本，由約翰·德魯（John Dew）製作，戈特弗里德·皮爾茲（Gottfried Pilz）負責舞台設計[22]。德國版本的尼克森和毛澤東都長著一個油膩膩的鼻子，《洛杉磯時報》認為這是「一個扎眼而嚴厲的諷刺」[12]。1988年8月在愛丁堡國際藝術節舉行的英國首演也有同樣設定[23]。
受六四事件影響，塞勒斯修改1990年的洛杉磯演出版本，將基調變得黑暗。起初的版本在第二和第三幕間沒有中場休息，這次加入，同時塞勒斯還授權增加休斯頓公演時拒絕提供的譯文字幕[12]。亞當斯於1991年12月14日在巴黎親自指揮法國首演版本，演員陣容與全球首演一致[24]。此後這部歌劇很少演出，為此亞歷克斯·羅斯（Alex Ross）曾於1996年4月在《紐約時報》撰文推測作品「淡出視野」的原因[25]。
《尼克森在中國》於2000年首次登陸倫敦，由塞拉斯製作，保羅·丹尼爾（Paul Daniel）指揮英國國家歌劇院在倫敦大劇院首演[26]。之後本有計劃於2004年大劇院裝修並重新開放後再次上演，但因翻新工程延誤，演出只能推遲到2006年[27]。英國國家歌劇院的演出重新引發公眾興趣，是2011年大都會歌劇院演出的基礎[28]。大都會歌劇院總經理彼得·格爾布（Peter Gelb）曾於2005年聯繫亞當斯，表示希望在自己的歌劇院上演《尼克森在中國》，格爾布本希望這是首部在大都會歌劇院上演的亞當斯歌劇，但亞當斯選擇了自己的另一部作品《原子博士》（Doctor Atomic）[29]。不過格爾布一直對上演《尼克森在中國》保持著濃厚興趣，該劇最終於2011年2月2日在大都會歌劇院首演[30]。這一製作於2011年2月12日通過大都會歌劇院現場高清傳送到了世界各地的電影院播出[31]。2012年9月5日，《尼克森在中國》首次在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演出逍遙音樂會，但省掉了第二幕的芭蕾舞段落[32]。
有多個製作與最初上演的版本相比存在差異，如2011年2月加拿大歌劇公司製作的版本就採用了2004年聖路易歌劇院製作版本中的一些抽象化的設定[10]。例如尼克森的《新聞有一種神秘感》詠嘆調，舞台設計師艾倫·莫耶（Allen Moyer）讓整場戲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有多台電視機放置在舞台上，螢光屏上常常顯示出1972年尼克森訪華的實際鏡頭，營造出一種電視新聞無處不在的效果。對於第一幕中飛機降落的一段，又有多台電視機顯示飛機正在飛行[33]。
雖然這以後節目在世界各地的演出有所增加，但截止2016年11月，《尼克森在中國》尚未在中國演出[10]。
休斯頓的全球首演版本所獲評價褒貶不一。《芝加哥論壇報》評論員約翰·馮·萊茵（John von Rhein）稱《尼克森在中國》是「歌劇的重大勝利，有著發人深省的美」[10]。《休斯敦紀事報》評論家安·福爾摩斯（Ann Holmes）讚揚了作品的音樂表現，稱自己在高速公路上時會情不自禁地哼唱其中的段落[34]。《洛杉磯先驅考察家報》（Los Angeles Herald Examiner）的馬克·斯威德（Mark Swed）稱「只要人類珍視人性，它（這部作品）就是有意義的」[10]。《洛杉磯時報》的馬丁·伯恩海默（Martin Bernheimer）特別提及了莫里斯編導的第二幕芭蕾舞橋段，稱他「從毛夫人的革命劇目中製作出了一段古典而又顯窮兵黷武的中國和蘇聯式芭蕾舞」。伯恩海默還稱讚了「愛麗絲·古德曼以對唱為主歌劇劇本中那種微妙的禮儀」[21]。
部分媒體的評價較為負面。《紐約時報》首席音樂評論家多納爾·赫納罕（Donal Henahan）在自己的專欄中以《就這樣？》（That was it?）為題對歌劇作出了批評，稱這部經過大量宣傳的作品很「膚淺」，是「一部彼得·塞拉斯式綜藝節目，能引出少許笑聲，但很難成為一部保留劇目」[10]。《紐約》（New York）雜誌的彼得·G·戴維斯（Peter G. Davis）對馬達萊娜演繹的尼克森總統感到欽佩，稱他在「令人毛骨悚然上值得肯定。他頭上的傾角，生澀的腳步，緊張的手部動作，甚至他坐下來翹起二郎腿的方式，都仿佛尼克森親至」[35]。但是，戴維斯認為這部歌劇在最初的一波公眾興趣消退後，恐怕很難繼續存在下去[35]。《聖路易斯郵報》（St. Louis Post Dispatch）評論員詹姆斯·威爾茲比奇（James Wierzbicki）稱這部歌劇「的趣味性比一件新鮮事強不了多少」[18]。電視評論員馬文·基曼（Marvin Kitman）於1988年4月，休斯頓原版在電視上播出前表示，「《尼克森在中國》只有三個方面存在問題，一、歌劇劇本，二、音樂，三、導演。除此以外都很完美。」[10]
歌劇1988年在愛丁堡國際藝術節上的英國首演獲得讚譽：「這部歌劇通過其純粹的聰明才智、抒情美和戲劇感，把大部分批評都掃到一旁，並且奠定了對批評所持的開放態度。」[36]。作品終於在倫敦上演時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在劇場演出，距休斯頓的首演也已經過去了13年年頭。《節奏》（Tempo）評論員羅伯特·斯坦（Robert Stein）對英國國家歌劇院2000年製作的演出給予熱烈的回應。他特別稱讚了馬達萊娜的演出，總結認為這是亞當斯的一部成功的作品，無論是在對白、劇情和音樂上都令人滿意，引人入勝[26]。對於英國國家歌劇院2006年的重新製作，《衛報》的埃里卡·喬爾（Erica Jeal）稱讚這是彼得·塞拉斯的顛峰之作，並且在他看來，把這樣一部作品以非諷刺劇的基調表現出來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而一眾演員的精彩演繹令人感到欽佩[27]。評論員派屈克·J·史密斯對2008年波特蘭歌劇院製作的版本（該版本也是2011年加拿大歌劇公司在多倫多演出版本的基礎）給出了正面評價，稱「《尼克森在中國》是一部了不起的美國歌劇。我於1987年看到時曾覺得不過如此，之後無論是在舞台上還是從光碟中再次欣賞，都讓我更加確信自己的判斷。但如今，我敢肯定這會是長演不衰的極少數歌劇劇目之一」[37]。
對於2011年2月在大都會歌劇院的首演，雖然包括尼克森長女特里西婭·尼克森·考克斯在內的觀眾都給予演出正面回應[28]，但專業評論對這一製作的表現褒貶不一。《綜藝》的羅伯特·霍夫勒（Robert Hofler）批評塞拉斯不該用隨身話筒來放大歌唱音量，以彌補馬達萊娜在聲音上的欠佳表現。他還進一步批評了導演，並以紐約川普大廈為背景的《費加羅的婚禮》和以城市貧民窟為背景的《唐·喬望尼》為例，指出這次演出的舞台設定過於平淡，前兩幕的置景都過份寫實。霍夫勒認為應該要重新演繹這部歌劇：「《尼克森在中國》已經環遊世界，終於來到了大都會（歌劇院）。這是一部大師之作，歌劇的保留劇目，如今，它應該擁有一個嶄新的面貌。」[38]不過，《紐約時報》的安東尼·托馬西尼（Anthony Tommasini）雖然也認為馬達萊娜的聲音表現與之前的全球首演相比有所不及，但考慮到他曾長期詮釋這個角色，所以無論由別的任何人到大都會歌劇院來出演尼克森都將是不可想像的：「其他任何一位歌唱家都沒有像馬達萊娜這樣活在這個角色中。」[28]托馬西尼還稱讚了羅伯特·布魯貝克（Robert Brubaker）出演的毛澤東一角，「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了主席的威權、蔑視和掠奪性的自我放縱」，此外，他還給予飾演帕特·尼克森的英國女高音歌唱家詹尼斯·凱利（Janis Kelly）「精彩」的評價[28]。
馬克·斯威德在評論大都會歌劇院2011年製作的版本時對1987年的版本做了回顧：
這是一部在1987年時大部分紐約評論家都小看了的歌劇，在休斯頓大劇院首演時也沒有什麼一直為人稱道的優勢，但顯然，這仍然是一部擁有長久生命力的作品。如今它首次來到大都會歌劇院，終於獲得了經典的讚譽。[39]
《尼克森在中國》的音樂包含有極簡主義元素。這一音樂形式於1960年代在美國誕生，其特點在於用靜止和反覆來代替傳統音樂相關聯的旋律發展[40]。雖然亞當斯的創作有極簡主義風格，但他的傳記作者，鋼琴家莎拉·卡希爾（Sarah Cahill）主張，在所有屬極簡主義者的作曲家中，亞當斯是最堅持西方古典音樂傳統的一位[41]。
蒂莫西·詹森認為，《尼克森在中國》已經在多個重要方面超越了極簡主義風格。亞當斯在作品創作過程中受到了多位極簡主義作曲家的影響，如菲利普·格拉斯、斯蒂夫·萊奇和特里·賴利，這都在歌劇中以重複的節奏模式加以體現。然而，這部歌劇複雜的和弦結構與像格拉斯的《沙灘上的愛因斯坦》（Einstein on the Beach）這種簡單的結構又有著很大的不同，亞當斯認為後者屬於「盲目的重複」，不過，詹森還是認為格拉斯的歌劇對《尼克森在中國》產生了影響[8]:7。由於亞當斯無法利用格拉斯的方法來達到所需要的效果，因此他採用了一個不斷變化的組織方案來對歌劇中的重複韻律加以補充。這些音樂的韻律無論是在音樂劇角色還是對歌劇文本的配合上來說都並不和諧[8]:7-8。
《紐約時報》評論員阿蘭·科辛（Allan Kozinn）稱，亞當斯為《尼克森在中國》所譜寫的音樂既「極簡主義，又不拘一格……」在管弦樂中穿插了從瓦格納到格什溫和菲利普·格拉斯的風格內容[42]。《留聲機》雜誌在對歌劇的第一個錄製版本進行評論時探討了其混合性的音樂風格，結論認為其音樂的重點不是極簡主義風格[43]。其他評論員稱歌劇的音樂令人想起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主義風格[44]，並炮製了一個術語「馬勒遇上極簡主義」來準確形容歌劇的音樂特色[45]。
這部歌劇的音樂需要一個由薩克斯、鋼琴和電子合成器加強的管弦樂團來演奏。打擊樂部分融入了許多特殊效果，包括木魚、砂紙板、樂鞭和馬鈴[46]。歌劇開場先以管弦樂團奏出序曲，旋律在重複中逐漸發展，然後一組中國軍人合唱團唱出莊嚴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應的器樂背景則相對疲弱。托馬西尼認為，這樣的設定創造出一種催眠般寧靜而強烈的背景被支離破碎而又極其廣闊的銅管樂和弦所打破的效果，讓人聯想到菲利普·格拉斯的風格[28]。托馬西尼將此與尼克森一行到達時的橋段加以對比，這時樂團爆發出強烈的即興演奏曲段，形成碎片般的聲浪，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威勢和喧囂[28]。《留聲機》的評論中將尼克森、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尖銳的書面交流與作品中其他更多一些看似漫無目的的徘徊相比較，認為劇中快速對話段落的音樂有著最好的表現，能夠最完美地為這些唱詞服務[43]。托馬西尼還指出，劇中尼克森的聲線也反映出了現實生活中這位前總統的個人尷尬和對社交的不自在[28][42]。
東西方視角的差異早在第一幕就進行了闡述，並在音樂上加以強調：當合唱團中的中國人看到鄉村時，他們看到的是準備收割的田地，是他們勞作所收穫的充滿潛力的成果，而尼克森夫婦則把他們在飛機上看到的景象描述成一片貧瘠的土地。這種差距也在音樂上體現出來：中國人的合唱仿佛「一片色彩和諧的廣闊調色板」，而西方人的觀念則通過「快速……而不屑一故的節奏」表現出來，其後就是尼克森對自己所見的描述。[8]:22
第二幕以溫暖的樂風開場，高潮部分是帕特·尼克森溫柔的詠嘆調《這是預言》。不過，這一幕的重頭戲還是中國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根據托馬西尼的描述，其中還追加了小約翰·施特勞斯創作的圓舞曲、爵士樂以及1930年代的斯特拉文斯基風格元素[28][43]。這部芭蕾舞劇後緊接著的是毛澤東妻子江青的獨角戲《我是毛澤東的夫人》，其中全程以花腔女高音唱段表明了與反革命分子對抗到底的決心，並在一個高音D中達到高潮，江青本人在現實生活中曾是個女演員，之後生活發生了戲劇性十足的巨變。此外有多個獨唱段落直接來源於19世紀的義大利歌劇原型，如這首《我是毛澤東的夫人》就通過一位前女演員進行自我戲劇化的能力來表現出其個性的一個重要方面[47]。評論家托馬斯·梅（Thomas May）指出，第三幕中這個角色扮成一個渴望權力的夜之女王，暴露了自己的悵惘和遺憾[11]。托馬西尼稱，最後的「超現實主義」一幕中[48]周恩來的總結性沉思是受到了尼克森一行來訪的「深刻影響」[28]。這一幕中包含有一段由莫里斯編舞的短暫狐步橋段，表現了帕特·尼克森對自己年輕時1930年代的回憶[48]。之後亞當斯還根據這一段舞蹈創作了一出名為《主席之舞》（The Chairman Dances）的管弦樂狐步舞[49]。不過這一作品並沒有成為歌劇的一部分，而通常是作為單獨的音樂會曲目進行演出，之後彼得·馬丁斯（Peter Martins）將其改編成了芭蕾舞[50]。
評論家羅伯特·斯坦認為，亞當斯在管弦樂創作中有一個特別擅長的方向，即用銅管樂和甜美的弦樂及木管樂奏出和弦來引領人物[26]，格雷戈里·卡彭特（Gregory Carpenter）在對歌劇的2009年拿索斯唱片錄音版本進行評價時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卡彭特指出，亞當斯在「辨別不斷重複的旋律、和弦中可能存在的戲劇變化上天賦異秉」，並且他有能力改變各個要素的組合形式來反映舞台上的動作[51]。歌劇中引用了流行音樂來再現尼克森時代的感覺[52]，塞拉斯發現，一些與尼克森有關的音樂來自於1930年代末的大樂團，尼克森就是在那時陷入情網[5]。其中一些評論家指出了亞當斯在旋律創傷上存在的局限性[43]，並且對長曲段有一定程度的依賴，多納爾·赫納罕形容這是一種「直白吟唱宣敘調的風格」[53]。不過，羅伯特·胡吉爾（Robert Hugill）在對2006年英國國家歌劇院的演出進行評述時表示，那些單調乏味，似乎「永無止境的琶音」之後經常會接上扣人心弦的音樂，立刻就重燃了聽眾的興趣[54]。這一看法又和戴維斯對休斯頓原版演出的評價截然不同，戴維斯認為，亞當斯對歌劇創作缺乏經驗，《尼克森在中國》裡經常出現的那些「華而不實的器樂」就是證明，他認為「音樂必須是至關重要的元素……亞當斯沒能做好這份工作」[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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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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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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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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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森在中國》已經進行過兩次錄製，第一次是在1987年由典範唱片公司完成，所有角色都有休斯頓首演的原班人馬詮釋，艾度·迪華特指揮聖路加樂團和合唱團演出。《留聲機》雜誌的優秀DVD指南稱讚了其中的唱段，特別是詹姆斯·馬達萊娜（James Maddalena）對尼克森恰如其分的發揮和特魯迪·艾倫·克蘭尼（Trudy Ellen Craney）對江青花腔唱段令人欽佩的演繹[55]。這張錄音獲得了1988年葛萊美獎古典音樂類最佳當代作品獎提名[56]，並在2011年2月重新發行，其時恰逢歌劇在大都會歌劇院上演[57]。第二次錄音由拿索斯唱片於2008年發行，馬林·阿爾索普指揮科羅拉多交響樂團和科羅拉多歌劇公司合唱團，羅伯特·奧爾特（Robert Orth）扮演總統尼克森，瑪麗亞·肯約瓦（Maria Kanyova）飾演帕特·尼克森，托馬斯·哈蒙斯（Thomas Hammons）出演基辛格，袁晨野詮釋周恩來，馬克·海勒（Marc Heller）演繹毛澤東，特雷西·達爾（Tracy Dahl）扮演江青[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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