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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魯·布朗·康寧漢，第一代海德霍普的康寧漢子爵，Bt，KT，GCB，OM，DSO及兩枚勳帶（Andrew Browne Cunningham, 1st Viscount Cunningham of Hyndhope，1883年1月7日–1963年6月12日），英國海軍元帥。
康寧漢於1883年1月7日在都柏林南側拉斯莫恩斯出生。在都柏林和愛丁堡開始上學之後，康寧漢10歲就讀於史塔賓頓寄宿學校。他於1897年作為海軍學員加入皇家海軍，在軍官訓練船不列顛尼亞號擔任船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整個戰間期，康寧漢指揮一艘驅逐艦。由於在此期間的出色表現，特別是在達達尼爾海峽和波羅的海地區的行動，他被授予傑出服務勳章和兩枚勳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康寧漢擔任地中海艦隊總司令，帶領英國海軍在幾次重要的地中海戰役中取得勝利。其中包括歷史上第一次完全的航空兵攻擊塔蘭托戰役，[1]和馬塔潘角海戰。康寧漢通過亞歷山大港、直布羅陀和馬爾他的主要樞紐控制地中海補給線的防禦。他還指揮海軍對盟軍在西地中海沿岸的主要登陸的支援。 1943年，康寧漢晉升為第一海務大臣，並一直擔任該職位直到1946年退休。 1945年，他被授予海德霍普的康寧漢男爵（Baron Cunningham of Hyndhope），第二年成為海德霍普的康寧漢子爵（Viscount Cunningham of Hyndhope）。退休後，康寧漢擔任數個禮儀職位，包括在1953年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加冕禮擔任貴族法庭審判長。康寧漢於1963年6月12日去世，享年80歲。
康寧漢於1883年1月7日出生在都柏林地區的拉思曼斯[2] 。康寧漢是丹尼爾·約翰·康寧漢教授與伊莉莎白·卡明·布朗（Elizabeth Cumming Browne）的五個孩子中的第三個。康寧漢的父母都出生在蘇格蘭。 [3]艾倫·康寧漢是他的弟弟。 [4]康寧漢的父母被描述為具有「強大的知識和文書傳統」，其兩位祖父都曾擔任過神職人員。康寧漢的父親是都柏林三一學院的解剖學教授 ，母親為家庭主婦。伊莉莎白·布朗在僕人和女家庭教師的幫助下，負責教育康寧漢。因此，據報道康寧漢與其母親有著「溫暖而親密的」關係。 [5]
在都柏林的學校短暫就讀後，康寧漢被送到愛丁堡公學。在那裡康寧漢與他的阿姨 Doodles 和 Connie May 住在一起。 [5]十歲那年，他收到父親的電報：「你想加入海軍嗎？」當時，這個家庭與海上沒有任何關聯，康寧漢對海洋只有模糊的興趣。不過，他回答「是的，我想成為海軍上將。」 [6]他之後被送往史塔賓頓寄宿學校[7] ，一間專門為學生通過入學考試的海軍預備學校。 [8]康寧漢通過考試，並展現傑出的數學能力。 [9]
1897年1月15日，康寧漢與其他64個男孩一起加入皇家海軍，成為不列顛尼亞號訓練艦上的學員[10]。他的一位同學詹姆士•薩默維爾爵士是未來的海軍上將。 康寧漢以缺乏野外運動的熱情而聞名，儘管他確實喜歡打高爾夫球，並把大部分業餘時間都花在「在船上閒逛」。 康寧漢在回憶錄中說，到課程結束時，他「急於尋求海上冒險」。儘管犯下許多小過錯，他的行為舉止仍屬良好。 1898年4月，康寧漢以名列第十畢業，並在數學和航海技術獲得一等的優異成績。 [11]
康寧漢最初以見習軍官身分於1899年在多利斯號防護巡洋艦服役，於第二次布爾戰爭爆發時在好望角站服役。 [12]到1900年2月，康寧漢已轉入海軍旅，因為他相信「這為勇敢和出色的行動提供了機會」。康寧漢隨後將其作為海軍旅的一部分，在普利托利亞與鑽石山參與戰鬥。康寧漢於1901年12月回到海上，在漢尼拔號戰艦擔任見習軍官。次年11月，他加入戴雅登號防護巡洋艦。從1902年開始，康寧漢在朴次茅斯和格林威治攻讀少尉課程。1903年他在地中海的怨仇號戰艦擔任少尉 。1903年9月，他被調到蝗蟲號擔任執行官。他於1904年晉升為中尉，並在之後的四年中在多艘船上服役。 1908年，他被授予指揮第一艘船艦第14號魚雷艇。
康寧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多個授勳，包括傑出服務勳章和兩個勳章掛條。 1911年，他被授予指揮蠍子號驅逐艦，在整個戰爭中都指揮此艦。 1914年，蠍子號參與跟蹤德國格本號大巡洋艦與布雷斯勞號小巡洋艦。該行動旨在尋找並摧毀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但德國軍艦擺脫英國艦隊， [13]並通過達達尼爾海峽到達君士坦丁堡。他們的到來促成鄂圖曼帝國於1914年11月加入同盟國。儘管這是一場不流血的「戰鬥」，但英國人的失敗在政治和軍事上產生巨大的後果。根據溫斯頓·邱吉爾的敘述，這兩艘船帶來「比以往任何一艘船的羅盤更大的屠殺，更多的痛苦和更多的毀滅。」 [14]
康寧漢繼續留在地中海。1915年，蠍子號參與對達達尼爾海峽的進攻。康寧漢因表現出色而獲得晉升為指揮官並獲得傑出服務勳章。 [15]1916年大部分時間康寧漢在進行常規巡邏。 1916年下半年，他從事保護船隊工作，他認為這是平凡的任務。 [16]在此期間，他沒有與德國的U艇接觸，對此他發表了評論，「我的船隊免於騷擾可能是由於運氣好」。 他堅信地中海幾乎沒有進攻的可能性，因此他要求航行回國。蠍子號於1918年1月21日退役。康寧漢在擔任蠍子號艦長的七年間，已經以一流的航海技術而聞名。 [17]1918年4月海軍上將羅傑·凱斯將他調至兇悍號驅逐艦，隸屬多佛巡邏隊。[18]由於在多佛巡邏隊的表現，他於次年被授予傑出服務勳章上的一枚勳章掛條。 [19]
戰間期康寧漢參與許多行動。 1919年，他指揮S級驅逐艦海火號在波羅的海執行任務。當時共產黨人、俄國白軍、各路拉脫維亞民族主義者、德國人和波蘭人的試圖控制拉脫維亞。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條約簽署後，英國政府承認拉脫維亞的獨立。正是在這次航行中，康寧漢首次遇到沃特·考恩海軍上將。康寧漢對考恩的做法印象深刻，特別是在潛在危險海域的航行，有濃霧和水雷威脅著艦隊。 [20]在與試圖破壞拉脫維亞獨立運動的德軍的幾次可能產生麻煩的接觸中，康寧漢表現出「良好的自我控制和判斷力」。考恩曾表示：「康寧漢艦長一次又一次地表現出堅定的毅力和果斷，並證明自己是一位英勇無畏，決心堅定的軍官。」 [21]
由於他在波羅的海的行動，康寧漢被授予他傑出服務勳章上的第二枚勳章掛條， [12]並於 1920 年晉升為上校 。 1922 年從波羅的海返回後，他被任命為第第六驅逐艦區艦隊的指揮官。康寧漢之後於1923 年指揮第一驅逐艦區艦隊，以及1924 年至 1926 年指揮福斯灣埃德加港的驅逐艦基地洛欽瓦爾。 1926 年至 1928 年期間，康寧漢繼續與考恩中將一同工作。當時康寧漢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島艦隊服役，擔任考恩的旗艦指揮官與參謀長。在他的回憶錄中，康寧漢清楚地表明他對考恩的「極高敬重」[22] ，以及他在兩人共同服役期間從考恩那裡學到的許多教訓。 1920 年代後期，康寧漢回到英國在施爾尼斯高級軍官學校與帝國國防學院進修。 [23] 1929 年，當康寧漢在帝國國防學院時，他與諾娜·拜亞特（Nona Byatt）結婚。在學院待一年後，康寧漢獲得他的第一艘大型船艦羅德尼號戰艦的指揮權。十八個月後，他被任命為查塔姆皇家海軍軍營的指揮官。 [24]
1932 年 9 月，康寧漢晉升為將官，並成為國王的副官。 1933 年 12 月，他被任命為海軍少將（驅逐艦），於地中海服役。並於 1934 年獲得巴斯勳章。康寧漢以科芬特里號作為旗艦，花費時間練習指揮艦隊，這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獲得很多讚譽。 [25]他還在大西洋進行艦隊演習，在演習中他學習夜間行動的技能和價值，這將在未來幾年內發揮巨大作用。
1936 年 7 月晉升為海軍中將時，由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海軍政策，進一步的晉升似乎遙不可及。然而，一年後，由於傑佛瑞·布萊克爵士生病，康寧漢接受與戰鬥巡洋艦分艦隊指揮官和地中海艦隊副指揮官的聯合任命，並以胡德號作為他的旗艦。 [26]比起之前在小船上長期服役，康寧漢認為他在胡德號上的住宿可說是富麗堂皇， 甚至超過羅德尼號。 [27]
他一直擔任指揮官直到 1938 年 9 月被任命為海軍副參謀長，儘管他直到 1938 年 12 月才真正擔任這個職位。康寧漢不情願地接受這份岸上的工作，因為他厭惡行政，但海軍部對他展現高度的重視。在時任第一海務大臣的羅傑·巴克豪斯上將生病期間，他擔任巴克豪斯在帝國國防委員會和海軍部委員會的代表。 [12] 1939 年，他被授予爵級司令勳章（KCB），後被稱為安德魯·康寧漢爵士。 [28]
康寧漢將指揮地中海艦隊描述為「皇家海軍必須提供的最好指揮」 [29] ，他在回憶錄中評論「我對地中海的了解可能與我這一代的任何海軍軍官一樣多」。 康寧漢於1939 年 6 月 5 日抵達亞歷山大港。1939 年 6 月 6 日，康寧漢在厭戰號戰艦升起他的旗幟，就任地中海艦隊總司令。作為總司令，康寧漢最關心的是前往埃及和馬爾他的船隊安全。這些船隊非常重要，因為他們迫切需要在戰爭中維持馬爾他這個英國的小型殖民地和海軍基地。康寧漢完全理解馬爾他是一個戰略據點。 [8]康寧漢認為，對在地中海英國海上力量的主要威脅將來自義大利艦隊。 [30]因此，康寧漢的艦隊處於高度戒備狀態。當義大利確實選擇進入敵對行動時，英國艦隊將做好準備。 [31]
1940 年 6 月法國淪陷後，作為地中海地區總司令，康寧漢不得不與法國海軍上將勒內-埃米爾·戈德弗羅伊談判，以實現法國海軍第十艦隊在亞歷山大港的解除武裝和拘留。邱吉爾曾命令康寧漢阻止法國軍艦離開港口，並確保法國軍艦不會落入敵手。當時駐紮在亞歷山大港的康寧漢與戈德弗羅伊進行微妙的談判，以確保他的艦隊（由洛林號戰艦、四艘巡洋艦、三艘驅逐艦和一艘潛艇組成）不會構成威脅。 [32]海軍部命令康寧漢在 7 月 3 日完成談判。 就在協議似乎即將達成時，戈弗羅伊聽說英國在凱比爾港對法國採取行動。康寧漢曾擔心法國和英國軍艦在亞歷山大港內發生戰鬥。康寧漢將法國人置於更個人化的層面並讓英國船艦向法國艦隊呼籲。雖然截止日期已過，但談判成功。 [33]法國人清空他們的燃料艙，並從艦砲上拆除發射裝置， [34]而康寧漢承諾遣返船員。
儘管來自法國艦隊的威脅已被消除，但康寧漢仍然在意義大利艦隊對埃及英軍構成的威脅。儘管皇家海軍在地中海的幾次行動中獲勝，大大破壞權力平衡，但遵循存在艦隊理論的義大利人已將船艦停靠在港口，對英國艦隊的出擊造成威脅。 [1]當時塔蘭托港有六艘戰艦（其中五艘具有戰鬥力）、七艘重巡洋艦、兩艘輕巡洋艦和八艘驅逐艦。海軍部擔心攻擊的可能性，已經制定旨在突擊塔蘭托港的代號審判行動。為進行攻擊，海軍部派出新的航空母艦光輝號，由拉姆利·萊斯特指揮。[35]
攻擊於 1940 年 11 月 11 日 21:00 開始，第一波劍魚式魚雷轟炸機從光輝號起飛，一小時後第二波起飛。這次襲擊取得巨大的成功： [1]義大利艦隊在一夜之間失去一半的力量。 「存在艦隊」的重要性降低了，對皇家海軍控制地中海的威脅也大大減少。康寧漢說：「塔蘭托和1940年11月11至12日的夜晚，應該永遠被記住。海軍航空兵已展現其為海軍最具破壞性的武器。」 皇家海軍發動歷史上第一次少量飛機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的全飛機海上攻擊。這一點以及這次突襲的其他方面是日本計劃1941年襲擊珍珠港的重要參考。
康寧漢當時的官方反應非常簡潔。在最後一架攻擊機著艦後，光輝號發出「審判行動達成」的信號。第二天康寧漢看到空中偵察照片顯示有幾艘義大利船艦沉沒或失去行動能力後，他回復兩個字母的代碼組，表示「行動執行得很好」。
1941 年 3 月下旬，希特勒希望阻止向希臘的英國遠征軍提供補給的船隊，義大利海軍是唯一能動用的部隊。 康寧漢在他的傳記中說：「我自己傾向於認為義大利人不會嘗試任何事情。我向指揮官鮑爾打賭十先令我們看不到敵人。」 [36]
在德國的壓力下，義大利艦隊計劃於 1941 年 3 月 28 日對英國艦隊發動攻擊。義大利指揮官安吉洛·亞奇諾海軍上將打算對該地區的英國巡洋艦分艦隊（由亨利·普里德姆-威佩爾爵士指揮）發動突然襲擊，與維托里奧·威尼托號戰艦進行鉗形攻勢。 [37]不過，康寧漢通過截獲義大利恩尼格瑪密碼機訊息了解義大利海軍的活動。儘管義大利的意圖尚不清楚，但康寧漢的工作人員認為義大利可能會襲擊英國的船隊，破壞敵人的計劃，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攔截他們的艦隊。然而，康寧漢希望掩飾自己的活動，安排一場高爾夫球賽和一次虛構的晚間聚會，以誤導敵方特工（事實上，他被當地日本領事竊聽了）。 [38]
日落之後，他登上厭戰號戰艦離開亞歷山大港。康寧漢意識到空襲會削弱義大利人的力量， [37]下令可畏號航空母艦的青花魚式魚雷轟炸機發起攻擊。對維托里奧·威尼托號的一次打擊使她暫時減速[39] ，亞奇諾意識到他的艦隊在沒有空中掩護的情況下很脆弱，命令他的部隊撤退。康寧漢下令追擊義大利艦隊。 [36]
來自可畏號航空母艦的空襲使波拉號巡洋艦癱瘓。亞奇諾不知道康寧漢的艦隊正在追擊，命令一個巡洋艦分艦隊和驅逐艦返回並保護波拉號。與此同時，亨利·普里德姆-威佩爾的巡洋艦分艦隊加入康寧漢的艦隊。 [37]一天發生幾次追逐和出擊，但雙方都沒獲得完全的勝利。 義大利船艦沒有配備夜戰裝備，當夜幕降臨時，他們返回塔蘭托。 [36] 22:00後不久，裝備雷達的英國艦隊發現義大利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戰的關鍵時刻，巴勒姆號戰列艦、英勇號戰列艦和厭戰號戰艦向兩艘義大利巡洋艦開火，距離僅3,800碼（3.5 公里），在五分鐘內摧毀它們。
儘管維托里奧·威尼托號從戰鬥中逃脫返回塔蘭托，但康寧漢仍因不顧下屬建議而在夜間繼續追擊而獲得許多讚譽。 [37]在上一次在塔蘭托失敗之後，在馬塔潘角的失敗對義大利海軍造成又一次戰略打擊。五艘船(三艘重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被擊沉，大約 2,400名義大利水手陣亡、失蹤或被俘。 [40]英國一架魚雷轟炸機被擊落，只損失三名機組人員。康寧漢輸掉與指揮官鮑爾的賭注，但他在地中海戰爭中贏得戰略勝利。 在塔蘭托和馬塔潘角的失敗意味著義大利海軍沒有干預 1941 年晚些時候希臘和克里特島的激烈撤離。它還確保在戰爭的剩餘時間裡，義大利皇家海軍將東地中海讓給盟軍艦隊，並且不會在戰爭的剩餘時間離開港口。
1941 年 5 月 20 日上午，納粹德國發動代號水星行動（德語：Unternehmen Merkur）空降入侵克里特島。儘管最初傷亡慘重， [41]克里特島西部的馬萊邁機場還是落入德國人的手中，使大量增援部隊能夠降落並壓倒盟軍。
經過一周的激烈戰鬥，英軍指揮官認為形勢無望，下令從斯法基亞撤軍。 [41]在接下來的四個晚上，16,000 名士兵以船艦撤離到埃及（包括拉普拉塔河口海戰中著名的阿賈克斯號輕巡洋艦）。較少數量的船艦將在伊拉克利翁單獨進行任務的部隊撤出，但這些船艦在途中遭到德國空軍俯衝轟炸機襲擊。在沒有空中掩護的情況下，康寧漢的艦隊蒙受嚴重的損失。然而，康寧漢決心「海軍不能讓軍隊失望」。當陸軍將軍擔心他會失去太多船艦時，康寧漢表示:
海軍需要三年建造一艘軍艦，但需要三個世紀建立一個傳統。我們將繼續撤離行動。[42]
康寧漢及其手下「永不言敗」的態度意味著克里特島上的 22,000 人中有 16,500 人獲救，但損失三艘巡洋艦和六艘驅逐艦。其他 15 艘主要戰艦受損。 [43]
康寧漢於 1941 年 3 月獲頒巴斯勳章的騎士大十字勳章 (GCB) ，「以表彰最近在中東成功的聯合行動」 [44]並於1942 年 7 月被任命為畢曉普斯沃爾瑟姆(南安普敦郡)的男爵。 [45]從 1942 年底到 1943 年初，他在德懷特·大衛·艾森豪手下服役，後者任命他為盟軍遠征軍的海軍指揮官。康寧漢指揮負責掩護英美在北非登陸（火炬行動）的大型艦隊。艾森豪將軍在他的日記中這樣評價他：
海軍上將安德魯·布朗·坎寧安爵士。在我看來，他在絕對無私、精力充沛、對職責的奉獻、對自己的任務的了解以及對盟軍行動要求的理解方面，是我下屬中的佼佼者。我對他能高度勝任的看法從未動搖過。[46]
1943 年 1 月 21 日，康寧漢晉升為海軍元帥。 [47] 1943 年 2 月，他重返地中海艦隊總司令的職位。三個月後，當北非的軸心國軍隊即將投降時，他下令不允許任何敵人逃跑。 [48]完全按照他火熱的性格，康寧漢向艦隊發出信號「沉沒，燃燒和摧毀：不要讓任何船艦通過」。 在西西里島戰役、貝敦行動和入侵義大利期間，他負責監督英美聯合入侵西西里島的海軍部隊。 1943 年 9 月 11 日上午，當義大利艦隊投降時，康寧漢在馬爾他。康寧漢用電報通知海軍部:「很高興通知他們閣下，義大利艦隊現在停泊在馬爾他要塞的炮火之下。」 [49]
1943 年 10 月，在達德利·龐德爵士去世後，康寧漢成為第一海務大臣和海軍參謀長。這次晉升意味著他不得不放棄他夢寐以求的地中海總司令一職，推薦與他同名的海軍上將約翰·康寧漢作為繼任者。 [50]作為第一海務大臣及參謀長委員會的成員，康寧漢負責海軍在戰爭剩餘時間內的總體戰略方向。他出席在開羅、德黑蘭、雅爾達和波茨坦舉行的重要會議， [48]盟軍在會上討論未來的戰略，包括入侵諾曼第和部署英國太平洋艦隊。
因為安特衛普港在 D 日之後對盟軍來說至關重要，康寧漢和拉姆齊海軍上將警告盟軍遠征部隊最高司令部和蒙哥馬利，當德國人扼守斯海爾德河口時，該港口毫無用處。但是蒙哥馬利推遲斯凱爾特河戰役，延遲開放港口對冬季來臨前的盟軍集結造成嚴重打擊。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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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1 月，康寧漢獲頒薊花勳章[52]，並被提升為的塞爾柯克郡柯克霍普的海德霍普的康寧漢男爵爵位。 [53]他有權在 1945 年戰爭結束時退休，但他決定在退休前引導海軍過渡到和平時期。隨著 1945 年克萊曼·艾德禮被選舉為英國首相，和其戰後共識的執行，國防預算大幅降低。大規模的重組對康寧漢來說是一個挑戰。「我們很快就會意識到發動戰爭比為了和平而重組要容易得多。」 [54]由於所有三個軍種的預算壓力，海軍開始一項比康寧漢設想的更大的削減計劃。 [55]
1945年6月康寧漢被選為愛丁堡大學校長。 [56]在1946 年新年榮譽中，他被任命為塞爾柯克郡柯克霍普的海德霍普的康寧漢子爵並於同年 6 月被授予功績勳章。 1946 年 5 月底，在監督過渡到和平時期後，康寧漢從第一海務大臣的職位上退休。 [57]康寧漢回到畢曉普斯沃爾瑟姆的「鄉間小房子」，「宮殿之家」，這是他和康寧漢夫人在戰前獲得的。他們倆都過著忙碌的退休生活。 他不定期地出席上議院，偶爾借他的名字發表關於皇家海軍的新聞聲明，特別是那些與海軍上將達德利·諾斯有關的聲明，後者於 1940 年被解除直布羅陀的指揮權。康寧漢和艦隊中幾位仍在世的海軍上將開始為諾斯伸張正義，他們在 1957 年獲得部分平反。 康寧漢還忙於各種職位；他於 1950 年和 1952 年擔任蘇格蘭教會大會的高級專員， 並於 1953 年在伊莉莎白女王二世的加冕禮擔任貴族法庭審判長。 在這段時間裡，康寧漢夫婦在他們廣闊的花園裡招待家人和朋友，包括他自己的侄孫喬克·斯萊特。康寧漢於 1963 年 6 月 12 日在倫敦去世， 並在樸茨茅斯外海海葬。 [58]康寧漢夫婦沒有孩子，因此他的頭銜在他去世後消失。 [59]
以下是安德魯·布朗·康寧漢生前獲得的獎項和頭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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