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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主義（英語：Multiculturalism）是社會用以管理多元文化性的公共政策，它採取官方手段，在一個國家內部推行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和寬容。
多元文化政策強調不同的文化各有其獨特性，事關接納其他民族時尤其重要。這個詞最早在1957年用來描述瑞士的政策，在1960年代末期被加拿大接納，並且擴散到其他歐盟、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南非等不同國家。
廣義地看，這個概念通常用來描述一個社會或者國家，由於移民而導致的文化族群的多重性。這一現象可能引發對民族特徵穩定性的焦慮，也會引起對各方均可受益的文化交流。這類交流主要集中在文學、藝術和哲學，以及外在表現出的音樂、服裝和飲食的彼此欣賞。
有一種看法是，多元文化可能消滅各國的國家主權，也較難令政府作有效統治，並會令人們預備接受單一的世界政府，即所謂全球化。狹義上，可以指文化上截然不同的人們在同一個國家和城市裡共存。
多元文化有時指政府政策的慣例。對待移民團體和文化，一般有四種政策：
- 單一文化政策：非常接近民族主義，不接納外來文化，對外來移民進行社會整合，將其吸收到本民族的文化之中。
- 領頭文化政策：這是德國學者Bassam Tibi構造的一種社會模式。在他的《沒有特徵的歐洲》（Europa ohne Identität）一書中，一個國家裡的不同族群可以有各自的特徵，但是必須支持作為社會基本核心概念的領頭文化。在西方國家，這些基本概念是：民主、政教分離、啟蒙思想、公民社會等。
- 熔爐政策：傳統觀念中是一個熔爐，無須政府干預，各種移民的文化自行熔為一體。
- 多元文化政策：與上述政策相比，多元文化政策的觀點是，移民族群可以保留自身的文化，並且同其他的文化和平地交流，但是必須支持社會基本價值觀。
相對於熔爐，多元文化政策又被稱為不同種族共存的文化馬賽克，或者文化沙拉碗模式。
沒有哪一個國家完全符合上述模式中的一種。例如，法國努力使法國文化適用於移民群體，而加拿大有許多政策鼓勵移民融合社會。
1970年代，多元文化主義及政策逐漸被歐美的政府採納。但是這麼做的原因，各國之間又不盡相同。例如在美國、加拿大及澳大利亞等移民組成為主的國家，多元文化政策是希望吸納更多的移民，以增加勞動力和人才，而歐洲尤其歐盟推行多元文化主義及政策，以消除及削弱歐洲各國一直已久的民族主義情緒。
在世界範圍內，官方實施多元文化政策的主要手段包括：
- 容許雙重國籍
- 政府支持使用少數民族語言的報紙、廣播電台和電視台
- 支持少數民族的假日和節慶活動
- 在學校、軍隊和社會各界容許民族傳統和宗教服飾
- 支持世界各國的文化和藝術在當地舉行活動
- 鼓勵少數民族在政治、教育和其他社會活動中有自己的代表
雖然多元文化政策與文化融合有矛盾之處，像加拿大這樣的移民國家同時也鼓勵結構性融合，鼓勵移民社團加入社會，學習主要國家語言（英語），並且進入勞動力市場。
多元文化政策雖然有助於種族和文化共融，但政策亦存在爭議性。多元文化政策同時受到來自左翼和右翼人士的批評。
左翼批評多元文化政策阻礙或延緩了社會整合及文化融合。這會導致經濟差異從而使某些少數民族被排斥於主流政治之外。然而，某些政策如：激進地實施按比例、地區代表制而非一般選舉，以及在選舉投票機制中實施雙語制度，均得到南轅北轍的效果。這樣的做法或許鼓勵了少數民族參與政治，增加了他們的代表性，但在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只有在公開辯論的基礎上才能發揮作用，而社會因語言被分割成小群體會導致公開辯論和內在團結的缺失。此外，多元文化政策及進行文化融合會加劇族群矛盾及種族歧視。
對多元文化主義最強烈的批評來自艾茵·蘭德，她懼怕自1960年代世界範圍的種族復興運動會導致種族巴爾幹化，從而使現代工業化社會解體。她的哲學把多元文化主義和單一文化主義都看作是文化決定論的集體主義。蘭德從哲學上否定集體主義，根據是：1. 破壞自由意志；2. 根據她的哲學，人的頭腦剛出生是空白體。確實，在剛出生時,人的頭腦並沒有文化概念，文化是社會對其成員輸灌的條件反射。多元文化主義的特點是，把某個身分的主張，從舉國一致的身分中分割出來，允許少數民族文化的個人擁有比普通社會成員更多的選擇自由。
右翼批評，多元文化主義是對於人性的看法過於簡單和樂觀的烏托邦意識形態，因此具有與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各類自由主義相同的弱點。多元文化主義只能在西方社會的都市裡存在，在其餘的地方則無法生存。某些多元文化主義的變形會造成文化團體之間權力和影響力的不均，因此或改變更大社會內的價值系統。對多元文化政策的實用主義批評包括：在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和美國，老移民族群不會根據祖先的來源國而自稱為英國人、法國人或斯堪地那維亞人，而新移民群體卻可以有多重民族身份。
根據這個解讀，在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的少數民族對國家的效忠常受到猜疑，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日裔美國人。一些多元文化表明，在北美國家出生的少數民族或小型宗教團體成員更傾向於跨種族通婚，並且更熱衷於參與所在國家的事務。他們擁有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是並不參與祖先國家的政治。對於社會價值觀的選擇存在掙扎心理的主要是歐洲傳統的民族主義國家，特別是歷史上有單一文化傳統的民族主義國家，少數民族在哪裡會感覺到自身在政治和社會中被邊緣化，但是這是在任何社會中都會出現的現象。
然而，某些文化的社區並不支持多元文化的價值觀，比如在宗教信仰自由上，某些少數族群僅關注自己行使權利，無視或要求主流社會迎合他們的需要。那麼多元文化系統就會自我解體。在歐洲，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人士不尊重非穆斯林的信仰自由，僅當他們需要修建新的清真寺或者要到公立學校帶頭巾的時候才想起這個自由。於是，多元文化主義在價值整合上就失敗了。馬克·斯坦恩認為穆斯林在不久將來就可以憑人口高增長率在歐洲取得主導地位，他們亦不會尊重歐洲文化，會限制歐洲非穆斯林的宗教與文化，重回「單元文化」。[1]
2010年10月，德國總理梅克爾曾公開表示「德國試圖建立多元文化社會的努力已經徹底失敗」，她指出穆斯林移民需要努力融入德國社會，學習德語。[2]然而，梅克爾卻支持廣納難民政策，在歐洲移民危機中，主要信仰伊斯蘭教的難民釀成多宗強姦及性侵犯個案，包括在科隆大教堂發生的連橫性侵案，導致很多無辜的婦女受害，而媒體基於政治正確而無進行大篇幅報導相關事件。
2015年11月，法國巴黎發生連環恐怖襲擊後，一些右派人士認為，西方國家多年來奉行的多元文化價值觀和政治正確縱容了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泛濫。[3]批評者指多元文化主義走到極端就變成將落後、野蠻和反文明的價值觀與民主、自由、平等、寬容的價值觀等量齊觀，認為二者沒有高下之分。批評者認為在歐美，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價值觀的影響日益削弱，而左派和知識界對歐洲當年的殖民歷史存有負疚感，因此多元文化主義大行其道。雖然伊斯蘭極端主義主張政教合一，主張消滅其他文明，但左派以多元文化為名容忍這種狹隘、專制的價值體系，從而讓伊斯蘭極端勢力乘虛而入，在歐洲大肆宣揚極端思潮，發動對現代文明的襲擊。[3]在左傾思維支配下，許多知識分子和媒體一方面熱衷於批判、否定歐洲的文明，一方面又以多元文化為藉口，庇護瓦哈比教派這樣的鼓吹殺戮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在歐洲的廣泛滲透，使得歐洲出生的青年當中一些可能具有潛在反社會傾向的人被吸引去從事恐怖活動。[3]
批評者指歐盟各國中，大批穆斯林青年投奔伊斯蘭國的事實「表明了歐洲引以自傲的多元文化並存的破產」，而歐盟長期左傾的多元文化政策及價值觀「為穆斯林極端宗教勢力的滋生提供了溫床，這張溫床將源源不斷地提供各種聖戰士」。[4]
2016年7月法國尼斯發生恐怖襲擊後，波蘭內政部長馬柳什·布瓦什查克認為該次襲擊是歐盟多年來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和政治正確造成的後果，他表示「這種做法應該就此結束」。[5]
2011年2月，英國首相卡梅倫表示英國多年來推行的文化多元政策助長了極端主義意識形態，使本土伊斯蘭恐怖主義滋長。他指英國未能向年輕穆斯林提供一個他們願意歸屬的社會願境，及過往容忍一些與外界隔離的社群進行違背英國價值觀的行為，導致一些年輕穆斯林有一種無根的感覺，使他們在尋找可以歸屬和信仰的東西時，墮入極端主義意識形態中。他表示「英國必須放棄失敗的文化多元主義」，「堅決捍衛自由的西方價值觀」。他呼籲各國政府「反對所有形式的極端主義」，又表示英國應該減少資助那些沒有反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團體。卡梅倫同時主張加強推廣國家認同，以阻止人們投向極端主義。[6][7]
2010年11月，英國政府實施新政策，要求英國人外國配偶需要通過英語測試方能移民英國。2011年，英國高等法院裁定這個政策合法，認為「促進融合和保障公共服務」是合法目的，政策亦不構成國籍、種族或殘疾歧視。[8]
2012年，英國移民部長格林（Damian Green）表示不能接受那些「不參與這個國家國民生活的人」成為新移民，他要求那些與英國人結婚而移民英國的外國人要有能力融入英國社會及不需依賴他人生活，意味需要懂英語。[9]
2014年8月，美國記者詹姆斯·佛利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來自英國的成員殺害後，前坎特伯里大主教凱瑞爵士（Lord Carey of Clifton）批評多元文化主義導致英國穆斯林加入伊斯蘭國。凱瑞批評長期的多元文化主義導致穆斯林移民在英國的城市裡建立完全隔離的社區，帶來名譽殺人、女性割禮和城市小區出現伊斯蘭教法管治。凱瑞表示英國穆斯林社群需要更明確地譴責極端形式的伊斯蘭教，並管教好他們的年輕人，否則就要面對那些到境外參加暴力聖戰的激進年輕人被拒返回英國的後果。[10]
同月一份關於羅瑟勒姆性侵案的調查報告發表，估計在1997年至2013年間，羅瑟勒姆有多達1400名大多數是白人的少女被主要由巴基斯坦裔男子組成的幫派性侵犯。雖然有不少受害人向警方或社工求助，可是地方當局知悉疑犯是少數族裔後，擔心被指責種族歧視而不願跟進調查。[11][12]英國新聞工作者Allison Pearson撰文批評多元文化主義對此次事件難辭其咎，「為了避免搖動多元文化這隻艇，他們把1400名兒童拿去餵鯊魚」，認為事件或者會成為多元文化主義的最後一顆封棺釘。[13]
另一位新聞工作者Leo McKinstry批評在當局的扭曲思維裡，保護他們鍾愛的多元文化主義教條遠比保護易被侵犯的少女更加重要。他認為調查報告提及官員因為擔心可能損害社區凝聚力而害怕處理穆斯林幫派，正好反映了多元文化主義怪誕邏輯的荒謬。多元文化主義的破壞性影響更見諸於調查報告批評警方即使偶然會軟弱地嘗試跟進問題，也過度倚靠穆斯林長老。「就像英國聖戰活動的受害者那樣，羅瑟勒姆被性侵犯的少女在政治正確的祭壇上被犧牲了。」[14]
2011年2月，澳大利亞有國會議員表示該國的穆斯林社區恐怕已經「自成一國」，形成「種族飛地」。議員指出穆斯林已經在歐洲形成「小社會」，強硬的伊斯蘭團體在小社會內鼓吹伊斯蘭教法優於西方價值觀。有議員要求政府及早打擊宗教狂熱分子，指穆斯林根本不理睬澳大利亞社會的主流價值觀。[15]
1971年10月8日，皮埃爾·特魯多的自由黨政府在加拿大下議院頒布了《雙語框架內的多元文化政策實施宣言》，這是1988年7月21日正式被王室確認的《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案》的先驅，是加拿大成為多元文化國家的象徵。這一政策被加拿大《1982年憲法》第27章《加拿大自由和權利法案》所支持。1984年布萊恩·馬爾羅尼的進步保守黨執政後，並未改變這個政策，雖然他們對該政策持批評立場。
加拿大於1971年成立皇家雙語和雙重文化委員會，這是一個用來平息加拿大說法語的（主要集中在魁北克省）不滿情緒的政府機構。委員會報告呼籲政府認可加拿大社會的雙語（英語、法語）和雙重文化特性、並且制定政策保護這一特徵。雙重文化政策招致了來自各方的抨擊，特別是不用法語的人民。部分人認為雙重文化政策是對統一加拿大主義的攻擊。被魁北克民族主義所吸引的法裔青年人對此政策也不滿意。除了英裔加拿大族群對這個政策感到不快，最大的反對聲來自非英裔又非法裔的所謂第三力量。雙重文化之說不符合英語區西部各省的現實，因為當地的法語人口稀少，甚至比烏克蘭語人口還少。人們爭論說，應該把「雙語、雙重文化」改為「雙語、多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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