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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批判學，又稱聖經批判，或聖經批評是用批判式的分析方式來瞭解及解釋聖經。在十八世紀時從歷史—聖經批判（historical-biblical criticism）開始，有二個明顯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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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得此分析方式和早期的前批判方式（pre-critical methods）、反對聖經批判學的反批判方式（anti-critical method）、之後的後批判導向（post-critical orientation），以及許多聖經批判學在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演變成的批判理論不同。
大部份學者認為德國的啟蒙時代（約公元1650年至1800年） 產生了聖經批判學，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是起源於宗教改革。德國虔敬主義在其發展上有重要的角色，而英國的自然神論也是，不過最大的影響是理性主義以及新教的學術。啟蒙時代以及當時對聖經和教會的懷疑，人們開始想要瞭解耶穌這個人的歷史基礎，而不是傳統教會有關耶穌神性的神學觀點。對歷史中耶穌的探索從聖經批判學的最早期開始，持續是聖經批判學的關注主題，長達二百年之久。
歷史—聖經批判包括了許多的研究方式及問題，可以分為四種主要的方法論：文本批評、來源批判、形式批判和文學批評。文本批評檢驗聖經抄本以及其內容，以識別其原始的文字可能的內容。來源批判找出文字原始來源的證據。形式批判會識別文本中的小單位，試圖找到其起源。後來發展的校訂批判可以視為是來源批判和來源批判的衍生。這些方式在本質上都是歷史性的，注重的是聖經經文在以目前形式出現之前，所發生的事。文學批評是在二十世紀出現的，和上述三種方式不同，注重目前存在文字的文學結構，判斷作者的意圖，並且透過修辭批判、正典批判和敘事批判來區分讀者對文本的回應。聖經批判學中的這些方法加起來，永久地改變了人們看待聖經的方式。
聖經批判學在二十世紀末以及二十一世紀初受到許多學術和理論的影響，也造成聖經批判學的轉變。聖經批判學長期被白人男性的新教學者所主導，二十一世紀開始注意到其他人，例如白人以外的學者、女性、猶太人以及天主教的傳統觀點也成為聖經批判學的主流。全球化也帶來此領域更廣的世界觀，其他的學科（例如東方研究、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也形成新的聖經批判學，稱為「社會科學批判學」（social scientific criticism）和心理聖經批判學（psychological biblical criticism）。而後現代主義以及後批判性解釋也在質疑聖經批判學的角色，以及是否有功用。這些新的方法帶來新的目標，聖經批判學從其歷史性轉向其文學性，其基本前提也從中立的判斷，轉換為認可在讀者在研究中帶入的各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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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J. Harrington定義聖經批判學是：「用科學的準則（歷史和文學的）以及人類的理性，在儘可能保持客觀的情形下，來瞭解並解釋聖經作者所要表達的意義。」[1]。原始的聖經批判學主要是關注其歷史性，批評家著重在文字後面的歷史事件以及文本演變的歷史[2]:33。這類的聖經批判學是以歷史的角度分析，而不是神學性的，有時稱為歷史批判或歷史—聖經批判（有時也稱為高等批判），而不只單稱為聖經批判[2]:31。聖經批評學者和廿俗的批評學者用一樣的科學方法以及研究歷史的方式，強調理性和客觀[2]:45。中立性是其定義性的要求[3][2]:27。
1990年代時，新的觀點、全球化以及不同學科的輸入擴展了聖經批判學，從原本的準則往外延伸，變成許多的學科，而且有不同（可能還彼此矛盾）的關注點[4]:21,22。聖經批判學從中立的判斷到轉換為認可在讀者在研究中帶入的各種觀點。[4]:21,22。新型式的聖經批判學主要是文學性的，不再著重在其歷史性，關注目前存在的文本[4]:21,22。
神學家David R. Law提到聖經學者一般會將文本批判、來源批判、形式批判和編修批判一起進行。舊約聖經（希伯來聖經）和新約聖經的文體不同，在詮釋上也會有各自的問題，需要分開處理。為了說明的需要，以下會將各批判方式分開敘述，不一定會將舊約和新約分開來描述。但是這不是實際進行聖經批判學研究時的作法[5]:viii–ix。
聖經的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也稱為低等批判（low-level criticism或lower criticism），是有關聖經文字本身以及所有相關聖經抄本的檢驗，目的是確定聖經原始的文字[6]:47。就其處理的大量信息而言，這是聖經批判學中信息量最大的領域之一。昆蘭洞穴中大約有900個手抄本，其中包括希伯來聖經中現存最早的抄本。其中包括了舊約聖經中《以斯帖記》以外的38卷書，不過大部份都只有片段[7]。相較於其他古代的作品，新約聖經的手抄本很多，有超過5,800個完整或是片段的希臘語抄本，10,000個拉丁語，9,300個其他古代語言的抄本，語言包括有敘利亞語、斯拉夫語、哥德語、吉茲語、科普特語和亞美尼亞語。一般認為抄本的年代從公元110–125年（蒲草紙抄本52） ，一直到十五世紀德國開始使用印刷術為止。在公元一到四世紀，基督教教父的著作中，直接引用新約的大約有一百萬句。比較起來，西方來源第二好的古代作品是《伊利亞特》，推測是由古希臘的荷馬所著，是在公元前第七或第八世紀所著，有超過1,900個抄本，不過其中許多是片段[8]。
抄本是用手寫的，是由一份手寫的抄本手抄產生另外一本抄本，這些抄本不會像印刷品一樣完全相同，抄本之間的差異稱為異文（variants）[4]:204。異文簡單來說，就是二份相同語言，對應相同聖經經文抄本的差異處。許多的異文只是拼錯字或是抄寫錯誤。例如抄寫者可能少了一個字母或幾個字母，省略了一個字或是一行，將某個字母寫成另一個字母，將字母對調等。有些異文表示抄寫者試著要用修改字或片語，來進行簡化或是調和[10]。
異文的精確數量仍有爭議，不過若存在的文本越多，有異文的可能性也越高[11]。在聖經文字，異文不是均均分佈的。新約聖經異文的列表中，新約聖經中有62.9%是沒有異文的[12]。異文對單一抄本可靠度的影響會用將此抄本和其他已建立可靠度的抄本來比較。自從1881年起，已新發現了許多的古抄本，在希臘文新約聖經中存在關鍵性的抄本（例如NA28和UBS5），在上述發現中確認「經文幾乎沒有變化」。「這也表示第四世紀的『最好的抄本』亞歷山大—梵蒂岡和西奈蒂庫斯抄本（'Alexandrian' codices Vaticanus and Sinaiticus）其根源可以擴展到整個第三世紀，甚至到第二世紀。」[13]。
抄本可以依異文分類為family。假設抄寫者A在抄寫時出現一個錯誤，抄寫者B沒有那個錯誤。抄本的來源若來自抄寫者A的抄本，應該也會有相同的錯誤，而源自抄寫者B的抄本，則不會有那個錯誤。一段時間之後，由抄寫者A抄本衍生，有那個錯誤的抄本，彼此之間的差異也會越來越大，但因為有那個錯誤，可以識別是由抄寫者A抄本所衍生的。[15]:207,208。許多不同代，包括此錯誤的版本，會稱為抄文的family。文本批判會研究各family之間的差異，彼此結合，目的是要找原始的經文[15]:205。整理這些大量的原始材料非常複雜，因此抄本family會分類在和地理區域相關的類別中。新約文本family的分類有亞歷山大（也稱為中立經文，Neutral text）、西方（拉丁文譯本）、東方（由於安條克及君士坦丁堡）[16]:213[note 1]。
聖經批判學的先驅是拉比猶太教和早期教會[5]:82。猶太教的正典只有《希伯來聖經》（舊約聖經），早在公元100年就在處理希伯來聖經的異文。在產生標準版希伯來聖經的任務中，翻譯扮演重要的角色。希伯來聖經在第二世紀末逐漸定型，成為《馬所拉文本》，也就是目前基督教舊約聖經的來源[5]: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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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1：22-1：23寫道：「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借先知所說的話說：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猶太批評家認為，基督教誤讀了以賽亞書7:14中的almah（「עלמה」，年輕女子）。[18]以賽亞的猶太譯本寫到：「看哪，這個年輕女子懷孕了，將要生一個兒子，她會給他取名為以馬內利。」此外，它認為，基督徒在採取這節經文時斷章取義。[19]
馬太福音1:23的希臘文本使用了「parthenos」一詞，這是通常一個意指處女的希臘單詞：
- "ιδού η παρθένος εν γαστρί έξει και τέξεται υιόν και καλέσουσιν το όνομα αυτού Εμμανουήλ ο έστιν μεθερμηνευόμενος μεθ' ημών ο Θεός". (Matthew 1:23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Textus Receptus)[20]
希伯來語的以賽亞書7:14（從右到左）使用almah這個詞：
- יד לָכֵן יִתֵּן אֲדֹנָי הוּא, לָכֶם--אוֹת: הִנֵּה הָעַלְמָה, הָרָה וְיֹלֶדֶת בֵּן, וְקָרָאת שְׁמוֹ, עִמָּנוּ אֵל. 14
-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年輕女子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以賽亞書7:14）
[21]
-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年輕女子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以賽亞書7:14）
在1世紀，猶太人將希伯來經文翻譯成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其中的以賽亞書7:14中使用「parthenos」（「童貞女」）而不是常用的希臘詞「neanis」（以為年輕女子）。[22]七十士譯本的希臘詞παρθένος（parthenos）被許多人認為是對以賽亞書中希伯來詞almach的不準確翻譯，但這只是從七十士譯本之後1000年所寫成的馬所拉文本看來才是如此。[23]
一些學者認為，bethulah（「בתולה」，童貞女）和almah（年輕女子）的確切含義是誤導的，因為沒有希伯來詞具有童貞女的意思。馬丁·路德也認為這個辯論是無關緊要的，這不是因為這些話並不清楚地意為童貞女，而是因為在功能上almah和bethulah是同義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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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批判（Source criticism）是研究聖經文字的原始來源。在舊約研究中，來源批判常著重在識別文本的來源。例如，17世紀的法國牧師理察·西蒙（1638–1712）是最早提出摩西不是摩西五經唯一作者的人。依照他的論點，有些舊約聖經不是由一個人所寫成，而是文士依口傳的傳統所寫下[25][26]:1。法國醫生讓·阿斯特魯克在1753年假設摩西依先前的文件寫了《創世記》（摩西五經中的第一卷），他再設法識別這些來源，再進行區分[26]:2，他識別到一些重覆事件的出現，例如洪水的記錄出現了三次，意思是有可能有三個來源。他發現在《創世記》中神的名字有二種，一直到《出埃及記》的第三章都還有，在摩西五經的其他部份就沒有出現二種名字了。他發現了明顯的時代錯誤，有一些敘述的時代似乎比創世記設定的時代還晚。這些證據讓阿斯特魯克假設《創世記》源自許多份材料，之後融合成單一的書卷，即為目前的《創世記》[27]:166–168[28]:7,8。
來源批判中有二個最為人知，也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一個是底本學說，有關舊約聖經的妥拉（摩西五經）的來源。另一個是雙源假說，有關新約聖經四福音書的來源[2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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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來源批判最具影響力的著作是尤利烏斯·威爾豪森的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Israels（以色列歷史的序言，1878年），其目的是希望找到舊約聖經前五卷書（摩西五經、妥拉）的來源[32][28]:95。威爾豪森連接了這五本書的歷史和發展和猶太教信仰的建立過程[28]:95[33]。威爾豪森假說（Wellhausen hypothesis）也稱為JEDP理論、格拉夫-威爾豪森假說或底本學說，是指妥拉是由四份分開而各自連貫的來源所組成。
J表示雅威文獻（Jahwist source），在其風格上是最原始的，因此是最早的。E表示伊羅興文獻（Elohist source），是西元前721年北國以色列的產物。D表示申命記文獻，約成書西元前621年（約西亞王發現此書的）之前不久[34][30]:62[31]:5。舊約學者卡爾·格拉夫（Karl Graf，1815年至1869年）在1866年提出有另外的祭司文獻（Priestly source），威爾豪森在1878年在其理論中加入了祭司文獻，因此Pwhich之後稱此假說為格拉夫-威爾豪森假說。威爾豪森認祭司文獻是在巴比倫囚虜時，因著以西結的影響所寫的[35]:69[30]:5。一般認為這些文獻曾被最後編修者（R）修訂過，但這方面的瞭解並不準確[36]。
後來的學者在威爾豪森假說中補充內容，並進行完善。例如Newer Documentary Thesis推斷出提到更多的文的文獻，也有更多這些文獻範圍和相互關係的訊息[37]:49–52。片斷理論（fragmentary theory）是後來形式批判對威爾豪森假說的理解。此理論認為妥拉的來源是許多片斷的文獻，不是四份文獻[37]:38,39。Alexander Geddes和Johann Vater認為其中有些片段非常的久遠，可能是摩西時代的文獻，是後來才加入妥拉中[38]:32。這說明了其中的多樣性，以及在結構以及年代上沒有一致性的情形[37]:38。
補編假說可以算是威爾豪森假說的演進，在1970年建立的。其支持者認為妥拉有三種來源：申命記文獻是最早的，伊羅興文獻是中間核心的文獻，其他則是一些片段或是獨立的文獻[38]:32。申命記文獻在風格和語言上有一致性，是單一連貫的文件，但有不同的文學層次[38]:92。此觀察導致認為有一個一開始編輯和更新此文件的「申命記學派」。這意味著補編模型成為許多人接受的《申命記》文學模型，之後此理論也應用在妥拉其他部份的內容中[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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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源假說的示意圖，其中列出《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二個來源
B. H. Streeter的四源假說，列出了《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來源，有些共同的，也有些不同的
新約研究中的來源批判和舊約有些不同，著重的不是某一卷書文字的多個來源，而是在多卷書中識別其共同的來源。因此福音書本身即是來源，也是其他來源的產物[39]。若以來源來看，《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有些彼此不同之處，也有些彼此相同之處，這三卷書稱為對觀福音，這三卷書相同和相異處的問題即為對觀福音問題（synoptic problem），對觀福音問題的解釋是新約來源批判中最大的困境。若要解釋，必須「考慮(a)哪些是這些福音書中都相同的部份 (b)哪些是這些福音書中，有二卷福音書相同的部份 (c)哪些是這些福音書中都不一樣的部份。」[40]:87。有許多理論設法要處理這個困境，還沒有普遍一致同意的理論。不過其中主要的有二個理論：雙源假說及四源假說[29]:136–138。
《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書中最短的，只有661節，其中有600節出現在《馬太福音》中，有350節出現現在《路加福音》中。有些經文是一字不差的。大部份的學者同意說《馬可福音》是《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來源之一，也有些《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經文是一字不差的相同，但沒有在《馬可福音》中出現[40]:85–87。宗教哲學家克里斯丁·赫爾曼·魏塞在1838年提出了一個相關的理論，他認為有一份假想的，記載耶穌言論的文獻，為Q來源，其中的Q來自Quelle，德文中的來源[40]:86。
若此文獻曾經存在，目前已經散迭，不過其中有些材料可以間接的推斷出來。有五個支持Q文獻存在的詳細論據：《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口頭上的一致，比喻的順序，其中的成對詞句，各福音優先順序的差異，每卷福音書的內在聯貫性。[41]:41。Q文獻使得雙源假說成為對觀福音問題中最多人支持的解釋[41]:12[42]:fn.6。每一卷福音書也有其獨特的資料，因此《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可能有各自獨立的來源。聖經學者B. H. Streeter依此在1925年將雙源假說擴展為四源假說[43]:5[4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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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起源自二十世紀初，神學家Karl Ludwig Schmidt觀察到馬可福音是由許多的短篇單元組成的。Schmidt認為短篇單元是在福音書寫作之前的口傳傳統的證據[45]:242[46]:1。聖經學者理察·鮑克漢姆說這是「最重要的見解」，建立了形式批判的基礎，從未被反駁過[45]:243。赫爾曼·龔克爾（1862年–1932年）和馬丁·狄比流（1883年–1947年）由此見解建立了形式批判。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魯道夫·布爾特曼和形式批判是「是歐洲和北美神學討論的中心。」[47]:xiii。
形式批判將聖經分為許多的短篇單元，稱為選段，會依文類來分類：散文、詩歌、書信、律法、法院檔案、戰爭讚美詩、感嘆詩等。形式批判接下來會將個別選段的Sitz im Leben（生活處境）理論化。依照這些一般對這些選段的認知，形式批判者認為是早期基督教的群體依他們的需要（生活處理）形成了耶穌所說的教導和話，因此依照這些話可以識別出當時形成這些話時的處境[48]:271。
編修（Redaction）是編輯多份類似主題的來源，將其整合成單一文件的過程。編修批判是從來源批判以及形式批判所衍生的[50]:98。如同來源批判一樣，在決定要如何使用文字時，需先識別其傳統[50]:98[5]:181。形式批判學者認為符類福音書的作者只是蒐集者，只關注在產生這些文字時的「Sitz im Leben」（生活處境），而編修批判對福音書的作者比較正常看待，將他們視是為早期教會的神學家[50]:99[51]。編修批判反對來源批判以及形式批判所認為，聖經文字只是片段文字之集合而已的概念。形式批判學者將聖經分解為一個一個的小單元，而編修批判試著詮釋一整個文學單元[50]:99。
Norman Perrin定義編修批判是「從蒐集、整理、編輯及修改原始材料中可以出的部份，來研究作者的神學意圖……編修批判讓我們把作者視為是編輯。」[52]:14。編修批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從德國開始的，在1950年代出現在英國和北美[50]:96–97。編修批判關注的是文學單元是怎麼編輯（編修）成目前的形式，以及其編修的原因[53]:820。
聖經的文學批評是在二十世紀中期開始出現，讓學者的關注焦點從歷史以及寫作之前的問題轉移到文字本身，一度曾經是聖經批判學的主流方法，約持續30年之久。一般認為聖經的文學批評是從1957年開始，文學評論家諾思洛普·弗萊以文學背景的觀點進行聖經的分析，用文學批評的方式來理解聖經的型式[54][55]:3–4。Hans Frei曾提出說「聖經敘事需用其本身來分析」（biblical narratives should be evaluated on their own terms），而不是用評估哲學或是史實性的，將敘事分解再分析的作法[35]:99。有許多外來的影響讓聖經批判學從歷史觀點轉向文學觀點，Frei是其中之一[55]:3[56]。新約學者Paul R. House認為語言學的學科、史學上的新觀點，以及舊的聖經批判方式的消退也使得聖經批判學轉向文學觀點[55]:3。
1974年時，文學批評中使用的兩種分析方法是修辭分析和結構主義[55]:4,11。修辭分析將一段段落分為許多的單元，觀察各單元的分段方式，針對詩歌技巧、格律、平行、文學遊戲等加上特別的記號。將各單元製表，找到作者從一個單元到另一個單元的思路演進，最後結合這些資料，試圖解釋作者的意圖[55]:8,9。修辭分析的批評者認為其中「缺乏成熟的方法論」，「只是文體學的練習而已」[55]:425。
結構主義用語言來分辨「意義的層次」，目的是找到作品的「深層結構」，也就是作者的前提和目的。[55]:102。文學學者Robert Alter曾發表一篇以文學觀點對聖經主題的分析，也帶來聖經文學批評的發展。1980年代是形式主義的興起，專注在情節、結構、人物及主題[55]:164，當時也發展了讀者反應批判，關注的是讀者，而不是作者[55]:374,410。
新約學者Donald Guthrie指出用文學批評來分析福音書的一大問題：目前還沒有完全確定福音書的體裁。有關福音書屬於哪種體裁的問題，目前還沒有決定性的證據，沒有體裁，就找不到足夠的相似之處，沒有相似之處，「需要考慮文學批評可以適用的程度。」[29]:19。若沒有確定福音書在本質上屬於小說，用分析小說的文學批評方式來分析福音書，會遭到質疑[29]:20。
敘事批判屬於文學批評的一種，敘事批判用在聖經上，是指將聖經經文用故事的方式來解讀[57]:7。Christopher T. Paris提到：「敘事批判承認存在來源以及刪節的問題，但選擇專注在這些材料所編織的美麗敘事圖像中。」[58]
敘事批判一開始是在1970年代時用來研究新約，有David Rhoads、Jack Dean Kingsbury、R. Alan Culpepper和Robert C. Tannehill等人的研究[57]:6。十年後也將舊約納入敘事批判研究的範圍。第一個用narrative criticism為標題的論文是Narrative Criticism and the Gospel of Mark，是1982年由聖經學者David Rhoads所發表[59]:167。Stephen D. Moore曾寫到：「若以名詞來看，敘事批判源自於聖經研究」，但其方法源自於敘事學[59]:166。敘事批判也受到新批評的影響，認為每一個文學作品都是有內在意義的獨立整體。[59]:166。Sharon Betsworth說Robert Alter的研究就是將新批評應用到聖經上[59]:166。像Robert Alter和Frank Kermode等學者想要訓練老師「透過訓練專注於聖經的藝術性來欣賞聖經—[文本中]安排聲音、重覆、對話、典故和歧義以產生意義和效果的方式。」[60]。
社會-歷史批判（Social scientific criticism）是較廣義的聖經批判學中的一部份，反映了跨學科的方法以及多樣性[61][62]。社會-歷史批判來自型式批判中的「歷史處境」或「生活背景」（Sitz im Leben，指某一段文本的上下文，當時的功能和目的。），並且也來自歷史型式的批評無法適當的分析社會以及人類學相關的背景（型式批判家認為這些是經文建立的基礎）。依照社會科學的觀點、理論、模型以及研究來判斷哪些社會規範可能影響了聖經傳統的發展，社會-歷史批判在目的和方式上類似歷史聖經批判，比較不像文學批判的方式。其中會分析聖經文字中社會以及文化的層面，以及其環境背景[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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