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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學（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也稱國際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 IS）、國際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 IA），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主要研究領域為戰爭與和平、合作、一體化、國際組織等國際體系層面的政治現象。國際關係既是學術的領域，也是公共政策的領域。作為政治學的一部分，國際關係也和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法學、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研究緊密聯繫。從全球化到領土糾紛、核危機、民族主義、恐怖主義、人權，都是國際關係學研究的議題。國際關係的思想雛形散見於古典政治哲學家們，但專門探討過國際關係問題的很少。
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視作國際關係創立的直接原因，1919年阿伯斯威大學設立國際關係教席被視為學科初步創立的標誌。1927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國際政治院系[1]與日內瓦高級國際關係學院[2]同時建立。1928年，芝加哥大學建立國際關係委員會，成為美國第一個提供國際關係研究生課程的學校，學科逐漸成熟。學科發展一百年以來，經過四次典範間爭論，目前學界形成了三大主要流派：現實主義、自由主義 、建構主義。國際關係學的研究對象包括主權國家、非國家行為體和國際組織等。
國際關係學雖然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但這絕不意味這前人從未思考過國際關係問題，正如理察·勒博指出的那樣，「國際政治思想與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獨立政治共同體一樣古老」[3]。但是，關於國際關係的思想並不為我們所熟知，主要是因為它們的數量很少：當我們仔細查閱政治思想的經典著作時，我們會發現專門談論國際關係問題的微乎其微[4]。對於國際關係的思想傳統的梳理，英國學派的國際關係學家馬丁·懷特曾經提出了三分法，並廣為學界所接受：現實主義傳統、理想主義傳統、革命主義傳統[5]。
現實主義傳統又稱馬基雅維利傳統，其代表人物有修昔底德、馬基雅維利、讓·博丹、霍布斯、大衛·休謨、黑格爾等。在他們看來，國際關係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眾多的主權獨立國家都不承認有高於自己本國政治權威的存在，所以最後國際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是戰爭[6]。現實主義傳統的鼻祖是著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修昔底德，而現實主義傳統的核心人物是霍布斯，他提出的自然狀態思想便是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的雛形。霍布斯認為在一個社會內由於自然狀態會陷入「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所以產生了社會契約來保障和平，人民把一部分權力讓渡給主權者。但他指出這種社會契約在國家這種政治單元之間是不可能達成的：「每一個共和國都擁有絕對的自由，對於那些有利於國家利益的事情，他們就可為所欲為」[7]。
理性主義傳統又稱格勞秀斯傳統，代表人物有格勞秀斯、約翰·洛克、邊沁、埃德蒙·伯克、約翰·斯圖爾特·密爾以及伍德羅·威爾遜。他們共同指出，國際關係首先是一種國際交易，主權國家之間政治被一種制度的、持續的、有組織的外交和貿易關系所主導和制約[8]。以格老秀斯和約翰·洛克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堅持，自然狀態並不像霍布斯認為的那樣必然導致戰爭[8]。格老秀斯在《戰爭與和平法》中指出，人的本性中有群居的需要，這種需要要求人們與他們的同類共同過和平而符合理性的生活，而戰爭實際上是一種非理性的表現[9]。而在洛克看來，「自然狀態儘管是一種自由狀態，但絕對不是一种放任狀態」[10]。
革命主義傳統，又稱康德傳統。這種傳統的代表人物是盧梭、康德、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儘管他們意識形態起點不同，但他們都有一個信念：國際關係首先處於一個「國際大家庭」之中。儘管不存在超越國家的權威，但所有的國家組成了一個道德和文化整體，並且指定了某種基於道德和文化的規則和法律義務[6]。革命主義傳統總是運用規範性的語言探討國際關係，並期望一種「大同世界」[11]。如康德在《論永久和平》中便認為「在理性的推動下，各種政治實體的無法相容的個性反而會推動他們走出戰爭狀態，並進入一個「國際聯盟」的時代[12]。馬克思則以一種歷史主義的觀點看待國際關係，在他看來國際關係只是世界共同體歷史進程中一個需要辯證看待的時期，在未來的歷史運動和階級鬥爭中，國家將不復存在，無產階級所代表的全人類將建立一個消滅了資產階級連帶它自己的「無階級性的全球社會」[1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關係學才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受到承認，進入到現代大學學術體系之中：在1919年，英國威爾斯阿伯斯威大學的戴維·戴維斯教授首次將「國際關係」課程引入大學講壇[14]。亞伯大學是世界上第一所建立國際關係學系的大學[15]。隨後在1927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成立了國際關係學系[1]。同年歐洲大陸上創建了世界上第一所專注國際關係的高等院校日內瓦高級國際關係學院[2]。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國際關係學創立的直接原因。
西方大學的領導們由於一戰所呈現出的空前殘酷的屠殺與殺戮，在疑惑和驚恐中設置了第一批有關國際關係研究的科系，他們並將「為促進各國間和平尋找最佳手段」作為這一新生學科的研究使命[16]。但是這個手段是那些十九世紀奉行「均勢」與「權力政治」的歐洲貴族外交家所無法找到的，因為在首批真正意義的國際關係學家看來，正是這種陳舊而災難性的政策才導致了一戰的爆發[17]。作為阿伯斯威大學國際政治講席的第一主講人的國際關係理論家齊默恩指出，從修昔底德到克勞塞維茨，有關「人永遠是自私的和有攻擊性的」推論就是「鸚鵡學舌」[18]。對於初期的國際關係學家來說，戰爭並非源於本能。吉爾貝特·默里強調，「戰爭只是國家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它並不是個人本能的一部分，而是一個政治計劃。戰爭就如同頒布所得稅法一樣，既不出於人的本能，也非來自人的天性」[19]。
一戰後的早期國際政治學者也被學界稱為自由國際主義者或者理想主義者，其思想具有強烈的規範性。作為自由國際主義者的早期國際關係學者推斷，戰爭是可以被制止的，只要這個世界的人民能夠意識到以下事實：在這個相互依賴的世界中，動用武力是毫無意義的、破壞性的，因為國民的福祉、國家的力量並非來自武裝力量，而是體現在與之有關的生產和交換活動中[17]。赫德利·布爾指出自由國際主義的突出特點在於他們都相信曾經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際體系可能轉變為一個更加和平、更加公正的國際秩序；他們也相信在新興民主思想、國際聯盟的發展、和平人士的不懈努力及其廣泛智慧傳播的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這一體系正在發生變化；他們更加相信國際關係學研究者的責任就是見證這一進步戰勝無知、傷害、惡意和蠅頭小利的過程————這些因素仍然在阻礙著這一體系的轉變進程「[20]。
國際關係學發展初期理想主義者理論中的強烈的規範性特徵後來備受指責。尤其，到了20世紀30年代，國際聯盟的集體安全體系的衰敗跡象已經十分明顯。一些不民主的政權獲得了相當成功，再加上當時的全球經濟危機[21]。佛雷德里克·舒曼等學者開始挑戰自由國際主義，提出一種新研究途經以代替舊的研究途經。新的研究途經的關注重點主要是實力層面而不是法律層面，其中的核心是權力關係：「一切政治都是對權力的爭奪，權力才是國際政治領域所追求的目標」[22]。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卡爾對國際政治成為權力政治的構想進行了系統闡述。愛德華·卡爾對自由國際主義的批評道，在1914~1918年混亂狀況下問世的自由國際主義，其初始目標就是為了制止「國際政治團體的通病」——戰爭。然而，正是這一源頭導致了它的缺陷，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常常會把願望當成現實：「同其他處於初始階段的科學一樣，國際政治學曾經承擔了自己的烏托邦色彩：願望重於思想；所做的觀察流於泛泛；從來不注意對事實進行批判性分析」[23]。
由愛德華·卡爾撰寫的於1946年出版的《二十年危機，1919~1939》可以被看作是國際政治學的第一個轉折點：它宣布了自由國際主義烏托邦的死亡，也標誌著現實主義理論的興起。以愛德華·卡爾為代表的現實主義者堅信國際關係學可以為未來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的烏托邦思想是錯誤的，他們還接受了一個他們所認為非常重要的事實，即「政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始終是實力政治」[24]。由此，現實主義者也設定了自己的發展目標：也就是分析權力政治現象中的「前因後果」[25]。第一次典範間爭論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崛起的現實主義者戰勝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理想主義而告終，甚至到後來，「理想主義」變為了一個充滿貶義的語彙[26]。1948年，權力政治學派的學者漢斯·摩根索出版了傳世作品《國家間政治：權力鬥爭與和平》並在書中提出了六個「國際政治學公設」，這標誌著古典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成熟[24]。
正當現實主義（古典現實主義）理論走向成熟之際，美國主流社會科學界打著「所有科學方法必須統一」的旗號的「行為主義革命」不可避免的影響到了國際關係學[27]。行為主義者認為，摩根索的古典現實主義理論與歐洲外交史和古典政治哲學之間充滿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他們認為國際關係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必須與傳統的「形上學」決裂。[28]因而第二次典範間爭論便在20世紀50~60年代興起，爭論雙方分別為古典現實主義者和形勢分析或定量分析法的支持者[29]。
自從1954年美國國際關係學家理察·斯奈德首先運用行為主義將「決策過程」引入國際關係學之後，許多非國際關係學科班出身的行為主義學者紛紛被吸引到國際關係學中來——經濟學家肯尼斯·博爾丁、數學家阿爾伯特沃爾斯泰特、生物學家阿納托爾·拉波拉特、物理學家赫曼·卡恩等等[30]。這也導致了一些國際關係理論史上劃時代著作的問世：1957年卡普蘭所著之《國際政治的系統與過程》對國際政治學科中的概念進行了嚴謹的規定；斯莫爾、辛格提出的「戰爭相關計劃」理論對戰爭與和平進行了深入的定量分析[30]；1957年卡爾·多伊奇運用控制論的研究路徑在《政治共同體與北大西洋區域》中提出了安全共同體的概念[31]。
在爭論期間，現實主義者一面維護自身「源於哲學、歷史和法律」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吸收了行為主義的各種分析方法，接受了行為主義者對國際關係學的各種批評[32]。而行為主義者最終也承認，「行為主義分析方法本身存在著許多局限，而指望單靠行為主義對世界政治形成完全正面的認識，是一個永遠無法企及的目標」[33]。20世紀50、60年代出現的國際關係理論第二次典範間爭論，在70年代逐漸減弱，最終，國際政治學接受行為主義的定量分析法和形式分析法，同時仍保有傳統「富含政治哲學」氣息的研究方法[32]。
第三次典範間爭論發生在奉行「國家中心」的現實主義者與「非國家中心」的跨國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之間[34]。其原因主要是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一些國際政治現象令現實主義者感到錯愕：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在與越南共產黨游擊隊的戰爭中遭受挫折（現實主義者一直將軍事實力作為國家實力的最終標準）；尼克森在歐洲與日本經濟增長的壓力下放棄了金本位制，令現實主義者認為經濟在國際關係中作用有限觀點無法自圓其說；而推翻阿連德總統的智利政變中，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則推翻了現實主義者「國家是國際關係唯一行為體」的推論[35]。
爭論始於國際關係新自由主義的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中對現實主義進行的批評[36]。而新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係學家沃勒斯坦則依據依附理論和布羅代爾的思想創立了世界體系分析理論，他認為「沒有任何經濟現象能和政治和社會現象分開」，質疑現實主義忽視經濟的作用[37]。1979年肯尼斯·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為回應這些挑戰而提出的新現實主義體系層次理論，他強調了國家受國際體系和權力結構的制約，但國家仍是國際關係的主要行為體[36]。
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三次典範間爭論中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新馬克思主義關注的「國際政治要素」並不一致：現實主義關注的是冷戰，新自由主義關注的是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新馬克思主義則強調全球性的貧富差距和不平等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但隨著中國的經濟自由化改革和共產主義蘇聯的崩潰，使得新馬克思主義的聲譽受到損傷[38]。而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則出現了一種合流趨勢，新現實主義承認了跨國行為體的重要性，而新自由主義接受了現實主義有關國家利益的假定。最後第三次典範間爭論以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和解告終[39]。
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都沒有預言到冷戰格局的結束[40]。國際關係理論對政治現實的無力導致了第四次典範間爭論：這場爭論在實證主義（自由主義、現實主義、馬克思主義都遵從現代社會科學的理性主義原則）和後實證主義（反思主義）之間展開[39]。後實證主義運用後現代主義和女權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否定國際關係學作為科學的可能性，致力於解構國際關係學的知識框架[41]。但國際關係學者批評後實證主義在進行批判既存理論時卻無法提出自己的實質性的理論，因為他們忽視經驗性的研究[42]。
第四次典範間爭論也被稱為聾子間對話：因為雙方的基本信念有著根本的差異[43]。但在第四次典範間爭論中形成了現在可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相抗衡的新學派：建構主義學派。1989年，尼古拉斯·奧努夫第一次提出建構主義的概念[44]。亞歷山大·溫特撰寫的建構主義巨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令建構主義受到了學界廣泛的關注[45]。自2000年後開始，國際關係理論領域形成了自由主義、現實主義、建構主義三強並舉的局面[46]。
國際關係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理論中歷史最悠久，影響最深遠的理論典範之一。今天，現實主義仍然占據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核心地位，其他理論典範往往是對在現實主義的挑戰中得以確立和獲得承認。現實主義的理論淵源可以上溯到兩千五百年前的修昔底德時代[47]。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愛德華·卡爾、雷蒙·阿隆、漢斯·摩根索。現實主義並不是一個單一的理論體系，而是由眾多的國際關係學家共同構築的理論群，不同國際關係學家的思想特徵和理論風格往往不同[48]。奧利·霍爾斯蒂對各種現實主義理論的共同假設和前提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概括：
- 國際關係的核心問題是戰爭的原因與和平的條件；
- 體系結構是解釋國際關係現象的重要因素；
- 國家是國際關係的主要行為體；
- 國家行為是理性的；
- 民族國家是單一行為體（unitary actor），也就是不考慮國內政治，而設想民族國家具有給定的行為和偏好[49]。
國際關係自由主義理論是受到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強大的影響力產生的，儘管自由主義在傳統上接受民族國家非常重要，但他們也非常強調國際合作和自由貿易等超國家關係的意義[50]。自由主義認為戰爭對於對抗雙方都是沒有益處的，對於集體安全和國際法懷有強烈的信念[50]。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自由主義關注在無政府狀態下，合作能否成為可能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制度可以促成合作。自由主義也借用了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作為自己的思想支撐，重視國際機制、相互依賴對國際政治的作用[51]。
自由主義指出了國際關係的本質是合作，但合作並不必然導致和諧；和諧指的是利益完全一致，而合作指的是雙方在處於利益衝突時進行政策調整從而相互妥協的行為[52]。而保證國家間相互合作的有效機制是國際制度[52]。國際制度是指持續的相互關聯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規則體系，這些體系可以規範國際行為體行為、使行為體之間的活動可以預期[53]。國際制度被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分為三種形式：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機制，由政府之間協商同意的明確規則，如國際法；非正式的國際慣例，如外交豁免、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54]。
建構主義理論是在冷戰結束後興起的國際關係理論，儘管存在時間不長，但有著複雜而深厚的理論根基。建構主義與發生認知論、社會學、語言哲學、政治哲學、共同體理論和後現代哲學都有著緊密聯繫[55]。建構主義內部的派別紛繁複雜，按照約翰·魯傑的劃分法，建構主義分為新古典建構主義（neo-classical constructivism）、後現代建構主義（post-modernist constructivism）和自然建構主義（natural constructivism）[56]。
建構主義不關注傳統理性主義所關注的因果關係，而是更加關注社會建構關係。傳統理性主義模式總關注為什麼，而建構主義關注「如何可能」[57]。而社會建構的關係主要依賴觀念的力量。建構主義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國際政治的觀念結構，並強調國際政治是行為體持有的一系列共有觀念[58]。亞歷山大·溫特指出，這些觀念的主要表現形式為文化，文化在國際社會發揮著各種各樣的功能（比如塑造國家的身份和利益。觀念在某種意義上更是權力的化身，這與現實主義僅僅強調物質性權力不同[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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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際關係學的研究對象，各學派都有自己的見解。現實主義學派認為，國際關係研究的就是國家間關係，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的首要行為體[60]。而自由主義認為，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也應該被納入研究對象之中[61]。美國國際關係學者賴特和蘇聯的伊諾澤姆采夫院士甚至認為國際關係學理論是包羅萬象的知識體系，將宗教、階級、社會運動、意識形態納入研究對象[62]。
主權概念起源自法國政治哲學家讓·布丹，他將主權定義為「在一個國家中進行的永恆的絕對的權力」，它是「超乎臣民與公民之上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權力」[63]。雖然古希臘、羅馬中世紀時都有人探討過最高權力，但是是布丹首次將其與國家聯繫起來，而不是與某個具體統治者聯繫[64]。在經過三十年戰爭之後，歐洲各國簽訂的《西發里亞和約》確立了國家主權原則和各國的法律上平等關係，宣告了近代主權國家的誕生[65]。
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單一的、理性的、最重要的國際行為體。國家是單一的行為體，意思是將國家內部看做是鐵板一塊，政策高度一致，可以獨立於國內政治進行追求利益和權力的活動[60]。國家是理性的行為體，國家被認為願意將對方的國際交往行為視作是有意而為，從而通過因果邏輯推導尋求解決路徑[60]。國家是最重要的國際行為體，國家是最好的安全保障，其他任何行為體都無法為社會提供安全保障，所以都不如國家重要[60]。
而自由主義認為國家所進行的外交決策必須由確定的具體對象做出，國內政治決定了國家的行為[66]。而國家的權力正在被跨國公司、地方政府、各種利益集團所獲得，國家權力和運用武力的意志正在萎縮[67]。自由制度主義者同樣認為國家是理性和自私的，但並不意味著國家之間必然發生衝突[52]。
國際組織是旨在規範、制約國際行為體行為，確保相互合作的在國際社會層面進行活動的組織[54]。國際組織的類型多種多樣，按照國際組織的目標或宗旨的性質、成員的範圍和地位可以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般性國際組織（國際聯盟、聯合國）和專門性國際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法庭）；區域性國際組織（歐洲聯盟、非洲聯盟）和全球性國際組織；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大赦國際、無國界記者）[68]。
不同的國際組織有不同的功能，根據國際組織理論的研究，國際組織的功能主要體現在：服務功能，國際組織提倡提高外交政策透明度保證對相互的行為預期，以此促進合作的達成；制約功能，國際組織幫助確立很多國際規則，規範各國際行為體的行為，如果違反規則需要付出代價；懲罰功能，懲罰的條件和措施一般寫在國際組織的章程和條款中，懲罰的效果與國際組織的威望和參與成員對懲罰措施的支持力度相關；示範功能，國際組織鼓勵多邊互惠，支持各國際行為體追求長遠利益，而不是違反國際規則的短期利益，從而引導各主權國家在國際規則範圍內定義國家利益[69]。
對於國際組織在國際社會的意義，不同學術流派有其自己的見解。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組織在不涉及安全領域方面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於在安全領域各國都是追求相對收益而不是絕對收益，安全困境無法解決，國際組織的作用有限[70]。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際組織的存在降低了各主權國家的交易成本，克服交往互動中的欺騙現象[71]。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組織有助於建構國家的利益和身份，使國際交往實踐中的一些有益規則納入共同的認知背景[72]。
國際關係與其他政治學分支之間的界限並非清晰分明，其常與衝突、制度、政治經濟學、政治行為等研究領域對話[73]。鑑於比較政治學並不像國際關係學那樣分門別類為各種「主義」[74]，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被人為劃分開來，但實際上卻緊密聯繫。因為國家內部的進程決定了國際進程，而國際進程又決定了國家內部的進程[75][76]，所以一些學者呼籲整合這些領域[77][78]。
國際關係研究中有關鍵學者探索了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學術學科的制度化與各國政府對其需求之間的關係。Robert Vitalis的著作《白人世界秩序，黑人權力政治》（White World Order, Black Power Politics）詳述了國際關係在歷史上與殖民管理和帝國主義的聯繫[79]，而其他學者則追溯了國際關係學的出現與其幫助巴西和印度等亞非拉新獨立的民族國家如何站穩腳跟的關係[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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