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預會議是在江戶時代末期（幕末）的文久3年（1863年）末到次年3月在京都存在的合議制會議及其制度，其成員由朝廷任命，為數名有勢力的原大名[1]。這是當時流行的公武合體論和公議政體論的一個整合，但是由於參預諸侯之間意見不一致，僅僅數月便流產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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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政局，大老井伊直弼（彥根藩主）強行締結《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引發政治反彈，尊王攘夷運動高漲，井伊通過安政大獄以鎮壓這些勢力，但卻於在櫻田門外之變中遭暗殺，江戶幕府權威急速下降。幕府力圖通過與朝廷的結合（公武合體）謀求修復權威。
一直以來，朝廷在參與政治方面都比較受限，隨著江戶後期國學水戶學興盛，大政委任論等的登場，在圍繞《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爭論中，朝廷潛在地位逐漸提高。老中堀田正睦（佐倉藩主）為了壓制反對勢力，意欲取得孝明天皇敕許，天皇和朝廷的權威急速上升。
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與朝廷的團結來避免幕府失勢的「公武合體」論提出。儘管公主已有婚約，老中久世廣周（關宿藩主）、安藤信正（磐城平藩主）等人建議將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宮公主嫁為征夷大將軍德川家茂正室（即後來的「和宮下嫁」）。
另一方面，伴隨著幕府的權威降低，一直以來遠離幕政的親藩和外樣大名的政治影響力相對提高，公議政體論開始抬頭，其內容包括讓具有進步思想和肩負著輿望的有力諸侯可參與國政，通過「舉國對外」共度國難。
文久2年（1862年）夏天，薩摩藩主島津忠義的生父島津久光率兵上京，從朝廷向幕府下達敕使大原重德，逼迫幕府推行幕政改革。
因安政大獄下台的松平春岳（前越前藩主）以政務總裁職，德川慶喜（一橋德川家主，之後的第15代將軍）以「將軍後見職」的身份復出。
久光的本意在公武合體和幕府的體制變革，但久光離開江戶時，因發生的生麥事件，反而使尊王攘夷派大振。
進入文久3年（1863年），以尊王攘夷過激派的長州藩和以此為後盾的三條實美、姊小路公知等過激的公卿主導朝政，雖然他們是積極的攘夷主義者，但卻與孝明天皇的意思不同，即他們並不以與幕府協調為目標。公武合體派的中川宮朝彥親王和時任京都守護職的會津藩藩主松平容保接受日本天皇的命令，率領會津藩和薩摩藩發動了旨在排除長州藩和尊攘派公卿的八月十八日政變。長州藩勢力被逐出京都，尊攘派公卿三條實美等7人也被驅逐（七卿落難）。這樣一來，朝廷成功地掃除尊攘派，但是關白鷹司輔熙卻沒有主政能力，朝廷非常缺乏人才。
因此，為穩定極為混亂的政局，也為探討今後著手朝政改革的對策，朝廷期待有志大名，命薩摩藩主的父親島津久光、越前藩前藩主松平慶永、宇和島藩前藩主伊達宗城、土佐藩前藩主山內豐信、一橋德川家戶主德川慶喜等人上洛。受此影響，10月3日島津久光、10月18日松平慶永、11月3日伊達宗城、11月26日德川慶喜入京。山內豐信稍晚於12月28日入京。在此期間，從孝明天皇那裡收到島津久光的密奏，在其中島津久光展現出積極推進公武合體的態度。孝明天皇在朝政改革中掃除了尊王攘夷過激派之後，一如既往地將大政委託給幕府，並提出公武合體的方針。但薩摩藩建議讓將軍進京的基礎上設立有力諸侯的合議諮詢機關，建立公議政體才是公武合體的關鍵。12月5日薩摩藩提議，應將賢明的諸侯召見朝廷作為議奏，決定事項。聚集在慶喜宿所的松平慶永、伊達宗城、松平容保等人也對此表示贊同 [2]，這便是參預會議的基本方針。
就這樣，根據之前的薩摩藩上表，在「大晦日」，除了島津久光之外，上述4人和松平容保被任命為「朝廷參預」（只有久光在第二年文久4年（1864年）正月13日任命[4]）。這個參預的職務是以二條城為會議所，每隔兩天在天皇的帘子前參加朝議。
正月15日，征夷大將軍德川家茂再次上洛。孝明天皇對家茂下達了議決征服醜夷的策略、參預諸侯參與政治、明確公武合體方針等要求的宸翰。受此影響，2月16日參預諸侯允許出入老中部屋，正式被命令參加幕政。
參預會議的構成成員
- 徳川慶喜（一橋徳川家當主、將軍後見職）
- 松平慶永（越前藩前藩主、前政事総裁職）
- 山內豊信（土佐藩前藩主）
- 伊達宗城（宇和島藩前藩主）
- 松平容保（會津藩主、京都守護職）
- 島津久光（薩摩藩主島津茂久の父）
- 參預諸侯
-
徳川慶喜 -
松平慶永 -
山內豊信 -
伊達宗城 -
松平容保 -
島津久光
以下後後續附加任命。
除此之外，原藩主德川慶勝被任命為參預[5]但他拒絕了。
參預會議的諸議題
作為國政合議機構而設的參預會議，主要議題是當時懸而未決的處分長州藩和攘夷橫濱鎖港問題。
因八月十八日政變而被逐出京都的長州藩，此後也以恢復勢力為目標，展開了各種政治工作。實際上，當時的京都存在不少的對長州藩的同情言論，主導政變的中川宮反而說：「恐怕是魔王的所作所為吧，可怕，危險[6]」。但是孝明天皇對長州的逆鱗並未解開，長州派的池田茂政（備前藩主）、上杉齊憲（米澤藩主）、池田慶德（鳥取藩主）、淺野長勛（廣島藩主）、藤堂高潔（伊勢津藩主）等陸續離開京都。長州藩派遣家老根來上總、井原主計等人前往大阪，屢次提出長州無罪的申訴請願書，但未被允許入京。
但是，12月24日薩摩藩蒸汽船長崎丸（借用幕府）在通過關門海峽時，被長州藩占領的田野浦（本為小倉藩的領地）炮台炮擊，長崎丸沉沒。消息傳至京都，久光勃然大怒，主張立即進行長州征伐或是召回藩主父子至大阪，對其採取強硬處分。與此相對，山內豐信在將軍江戶歸府後，主張將其召喚至江戶比較好，因此對立起來，難以進展。結果，長州的家老被召回到大阪，命令將七卿交付，倘若不服從則實行征伐。
孝明天皇是積極的攘夷論者，在擔任國政諮詢的參預會議上，廢除通商條約（破約攘夷）和關閉允許海外貿易的各港口（鎖港）成為爭論議題。然而，各參預諸侯原本就有開國的思想，這些參預諸侯認識到無法實現攘夷，反對鎖港，因而招致孝明天皇的失望。此時，「攘夷」的具體措施意味著拒絕兵庫（神戶）開港和橫濱港的鎖港，除一部分攘夷派外，大都已認為與列強廢約並不現實。
另一方面，幕府也反對攘夷，幕府之前與列強締結條約並開國的當事人。但在上一年，德川家茂上洛之際，出於各種考量被迫答應孝明天皇執行攘夷。文久3年12月，在明知不可為之際，為就橫濱鎖港進行交涉，幕府派往法國的池田筑後守使節團（橫濱鎖港談判使節團）。在參預會議上，當初對橫濱鎖港表現出難色的德川慶喜對薩摩藩的抬頭表示警惕，認為無法贊同島津久光的主張，因此特意主張實行橫濱鎖港。在2月15日舉行的參預會議上，久光和慶喜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激烈衝突。[7]
參預會議體制的崩壞
在長州問題上也沒有完成任何進展，而且在橫濱鎖港問題上，參預之間特別是德川慶喜和島津久光的對立激化，所以參預會議體制很快就陷入了僵局。擔心這一趨勢的中川宮，2月16日於自己家裡設席邀請各參預諸侯，喝得爛醉如泥的德川慶喜對著中川宮、島津久光、松平慶永和伊達宗城，大言不慚地說：「這三個人是天下的大蠢貨、大奸物，希望不要和做監護工作的自己在一起。」[8]心情不好的久光完全看透參預會議，放棄同幕府協作。松平慶永、小松帶刀（薩摩藩家老）負責仲裁，慶喜與幕府等老中也開始對立，老中水野忠精（山形藩主）甚至說「參予會議是天下的禍害，不如廢了」[9]。
就這樣，幾乎沒有什麼實際成果，參預會議垮台。2月25日山內豐信早早地離開了京都，3月9日慶喜辭去參預工作。接下來其他參預也相繼辭職。
對之後政局的影響
德川慶喜於3月25日辭去將軍後見職，被朝廷任命為新設的禁止御守衛總督（兼任攝海御指揮），在二條城與江戶的幕府保持距離，開始獨自行動。此後，慶喜與松平容保以及成為[京都所司代]的松平定敬（桑名藩主）一起，構築了與江戶幕府中央半獨立的勢力（一會桑政權）。另外，派遣法國的幕府使節如預期那樣因談判不順利而回國，獨斷締結巴黎約定的池田長發和田邊太一等使節團將受到處罰，但之後幕府和一會桑都沒有積極推進橫濱鎖港。
另一方面，島津久光主政的薩摩藩其幕府改革路線也因參預會議的失敗而受挫，之後該藩從支持幕府開始傾向於支持朝廷。同年禁門之變後，他轉向倒幕，通過雄藩聯合的思路企圖削弱幕府。
慶應3年（1867年）四侯會議
慶應2年1866年末就任15代將軍的德川慶喜，為解決兵庫開港問題，開始了朝廷的工作。與此相對，在謀求推進諸侯會議路線的薩摩藩主導下，次年5月13日，召集島津久光、山內豐信、伊達宗城、松平慶永召開了四侯會議，討論國事。可謂翻版的參預會議。但是這次卻相反，久光主張寬恕長州，慶喜堅決優先兵庫開港，與參預會議相反。明晰薩摩藩意圖的慶喜與佐幕派公卿成為盟友，在徹夜的朝議中強行通過條約敕許，四侯會議也在不久瓦解。此後，薩摩藩逐漸轉向倒幕方向。
參考文獻
- 『國史大辭典』（吉川弘文館）「參予會議」（執筆:井上勲）
- 『日本歴史大系 4 近代I』（山川出版社、1987年、ISBN 4634200406）第一編「開國と幕末政治」第二章「幕末政治の展開」第三節「公武合體と尊攘運動」（執筆:大久保利謙）
- 『島津久光と明治維新 久光はなぜ、討幕を決意したか』（芳即正、吉川弘文館、2002年、ISBN 4404029950）129-138p
- 『徳川慶喜公伝』（澀澤榮一）
- 『続再夢紀事』（中根雪江ほか）
- 『孝明天皇紀』
腳註
関連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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