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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陽路聚會所，原址現為上海市靜安區南陽路123－145號，是上海地方教會（又名上海基督徒聚會處）於1948年建造的一個大型教會聚會場所，占地4.71畝，建築面積2,207平方米（大約667.61坪），至少可容納3,000人，其容量超過上海任何一座教堂，但至今仍被占作他用。倪柝聲創辦的著名的上海福音書房也設於此。
1922年，倪柝聲在家鄉福州創立了地方教會（又名基督徒聚會處、基督徒聚會所或小群）。從1927年到1952年，倪柝聲和他的大約200位同工，以上海為中心，陸續在中國南北各地建立了大約700處地方教會。上海教會最初起源於1926年底，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區新閘路辛家花園汪佩真住處開始了擘餅聚會[3]。1927年3月，原來在南京辦《晨光報》的李淵如因為南京事件的影響也來到上海。同年，倪柝聲也來到上海加入。1927年，汪家搬到不遠處的賡慶里（新閘路944弄），聚會也遷到那裡。1928年1月，他們在哈同路文德里（今銅仁路240弄）租賃數間石庫門房屋[4]作為聚會所。
此後的20年間，上海教會的聚會地點一直在文德里。信徒逐漸增加到數百人後，租賃的房屋也逐漸從一幢增加到四幢，並且把四幢房子打通，可容納400人。不過因為結構的原因，柱子不能打掉，因此會所內就不得不保留許多的柱子。樓下是聚會所，樓上是招待所、辦公室、長老室等。
由於上海是中國地價最高的地方，以本地信徒的力量，很難建造會所。1933年，倪柝聲去英國訪問，普利茅斯弟兄會表示，如果上海地方教會走與他們相同的道路，他們願意出資買地造會所。該提議被倪柝聲所拒絕。
1936年，上海地方教會中一位富有的老年女性信徒願意以半價（3萬元）將自己的一塊地賣給教會。但是由於該信徒的女兒提出一個條件，要求在將來建成的會所內放置一塊石碑，記載這個會所有一半是她母親奉獻的。上海地方教會的長老們[5]，堅持聖經中不記名奉獻的原則，寧願將地退還。於是上海地方教會興建新會所的計劃被擱置下來，3萬元退回上海地方教會的帳上、存進銀行[6]。不久太平洋戰事爆發，日軍進占租界。
1942年底，發生倪柝聲被上海教會的長老們革除的事件，不久進入租界的日軍封閉了上海地方教會。
1946年抗日戰爭結束後，汪佩真、俞成華從山東請來李常受，幫助恢復上海地方教會。1948年4月，他們又從福州請回倪柝聲，倪恢復盡職後，上海教會發生空前的大復興，發起過數次聲勢浩大的上街福音遊行，又有許多信徒仿照使徒行傳中信徒凡物公用的榜樣，自願將財產獻給教會，成為當時轟動上海的事件。不久信徒就迅速擴增到數千人。根據1949年以後政府的統計，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信徒屬於知識分子，許多是交通大學和國防醫學院的大學生。
1947年，上海地方教會每次聚會的信徒增加到1,000多人，而文德里四幢房屋打通以後最多只能容納400人，因此每次聚會時，會所的外面弄堂里、對面福音書房、李淵如住處和其他幾個信徒的家裡，都坐滿了人。聚會時最少要用上十多個擴音喇叭。買地蓋造大會所的需要實在日益緊迫。於是上海教會用信徒自願捐獻出來的2,100兩黃金[7]，購進距離哈同路不遠的南陽路與小沙渡路（西康路）西南角，愛儷園總管姬覺彌小老婆的花園洋房[8]，占地4.71畝，原來的小樓保留下來作為辦公、接待等用途，在空地上建造大聚會所。建築面積2,207平方米。裡面可容納3,000人，外面還可以容納2,000人。其容量超過了上海任何一座教堂，包括著名的慕爾堂和懷恩堂。
與地方教會在其他各地所建造的聚會所一樣[9]，上海南陽路聚會所也完全拋棄了傳統的教堂式樣，只注重簡潔、實用。根據地方教會的信仰，聚會所內不用任何裝飾，包括十字架。
南陽路聚會所在1948年底、1949年初投入使用。在會所內負責講道的主要是張愚之和藍志一。倪柝聲在1948年－1949年忙於進行鼓嶺訓練，李常受在1949年被派往台灣，俞成華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更擅長於個人面對面的幫助。女性在地方教會中只從事輔助性工作，即使威望甚高的汪佩真、李淵如也不例外：汪佩真僅僅在只有女性信徒的場合工作，李淵如則忙於上海福音書房的出版工作。地方教會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信徒參與教會服務的程度很高，從會所外的路口，就有人負責引導，直到會所內的每項服務，都有專人負責。整個上海地方教會按照居住區域被劃分為26個分家，每個分家各自都有幾名負責人，負責監督和幫助各自分區內的信徒。
1949年以後一段時期內，上海地方教會由於並無外國差會背景，未太受到1950年代初中國反美運動的干擾，在以獨特的方式參與了政府組織的愛國運動，如反美遊行、政治學習、包括控訴運動後，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可以繼續向外傳福音，信徒人數仍在穩步增長。
然而，在有外國差會背景的各大教派被順利納入三自系統，由政府全面掌控之後，剩下的幾個自立性教派——耶穌家庭、真耶穌教會、地方教會和王明道負責的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會堂，在政府眼中就成了唯一不受控制、因而也就更危險的目標，決心採用強硬手段加以取締。1952年，耶穌家庭首先遭到鎮壓。同年4月，倪柝聲在東北被秘密被捕。在失蹤了4年之後，即1956年，突然在上海召開批鬥大會，宣布為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首犯。此前在1月29日夜，上海地方教會的主要負責人幾乎全體被捕，關押在南陽路聚會所進行隔離審查了幾個月。俞成華長老在審訊期間病故，汪佩真、李淵如、張愚之、藍志一則作為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被捕判刑，與倪柝聲一同關押進提籃橋監獄[10]。剩下的部分信徒在唐守臨、任鍾祥、左弗如帶領下改組參加三自，許多信徒離開了教會，有些人在受到打擊後，停止參加任何形式的聚會；也有許多人不願參加改組後的教會，自行在家中秘密進行聚會。
上述局面維持了只有2年。1958年，南陽路聚會所被要求獻給國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原有的聚會被併入在陝西北路懷恩堂的聯合禮拜，唐守臨被允許參與講道，其他教會人員則被安排到工廠參加勞動。南陽路聚會所被政府占用，先是被改為新成會堂。1976年，又被改建為靜安體育館。而原有的兩座三層小洋樓，曾用於教會辦公，後來住進了許多戶居民，又被美容院、餐廳占用，現在是一座旅館。
1966年－1979年，所有宗教活動均被列為「四舊」而被禁止，信徒遭受歧視、迫害。1980年代，唐守臨、周行義等人恢復上海地方教會的聚會後，曾多次向有關部門要求落實政策歸還此會所，但終未成功。聚會只能借別處場地[11]進行。
1990年代，唐守臨、周行義等人陸續去世。此後，由於上海市的基督徒人數不斷增長，達到1949年以前的數倍之多，而聚會場所的數量卻不足以往的十分之一[12]，已開放的每座教堂均人滿為患，於是上海市基督教兩會提出申請，要求歸還這座上海市容量最大的聚會場所。
最後在2004年，靜安區政府與市基督教「兩會」簽訂了經濟補償協議，市基督教「兩會」得到經濟補償後，放棄對該會所的產權要求。該會所屬於上海市未能落實政策的3%的宗教房產之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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