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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華西列夫斯基（俄文：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илевский，英文：Aleksandr Mikhaylovich Vasilevsky) (1895年9月30日—1977年12月5日），蘇聯紅軍總參謀長、遠東軍總司令。1943年榮獲蘇聯元帥軍階。生於伊萬諾沃州新戈利奇哈鎮一神父家庭。1915年9月從阿列克謝軍事學校速成班畢業，立即被派往前線。1917年晉升為上尉。1917年十月革命和1917-1922年俄國內戰開始後，他被徵召入紅軍，參與了1919-1921年的波蘇戰爭。和平時期，他迅速晉升，到1930年成為團長。在這個職位上，他在組織和訓練部隊方面表現出色。瓦西列夫斯基的才能得到了認可，1931年他被任命為軍事訓練總局成員。1937年，在史達林的大清洗之後，他被提升為總參謀部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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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3年蘇聯反攻開始時，華西列夫斯基協調並執行了紅軍在頓河上游、頓巴斯、克里米亞、白俄羅斯和波羅的海國家的進攻，並在1945年4月占領了柯尼斯堡，結束了他在歐洲的戰爭。1945年7月，他被任命為遠東蘇軍總司令，執行了八月風暴行動（1945年8月）。戰後，他從1949年到1953年擔任蘇聯國防部長，直到1953年史達林去世。隨著1950年代中期尼基塔·赫魯雪夫的崛起，瓦西列夫斯基開始失勢，最終被迫退休。他去世後，為表彰他的過去服務和對國家的貢獻，他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宮牆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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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西列夫斯基於1895年9月30日在基涅什馬新戈利奇哈鎮的一個俄羅斯家庭出生（現為伊萬諾沃州維丘加的一部分）[1]。他的家裡共有8個孩子，華西列夫斯基是第4個。[2]他的父親，米哈伊爾·阿列克斯羅維奇·華西列夫斯基（Mikhail Aleksandrovich Vasilevsky），是聖尼古拉斯教堂的一位神父。他的母親，娜傑日達·伊萬諾夫娜·索科洛娃（Nadezhda Ivanovna Sokolova），是另外一位神父的女兒。華西列夫斯基在1926年之後由於加入了共產黨和在紅軍，與父母斷絕了所有聯繫。他的三個兄弟也如此。然而，1940年在約瑟夫·史達林的建議下，他與家人恢復了關係。[3]
據華西列夫斯基說，他的家庭極其貧困。他的父親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賺錢，而孩子們則在田裡幫忙。1897年，這家人搬到了諾沃波克羅夫斯科耶，他的父親在那裡成為了新建的升天教堂的牧師，亞歷山大也在那裡開始了在教會學校的教育。[4]1909年，他進入了科斯特羅馬神學院，這需要他的父母做出相當大的經濟犧牲。同年，一項防止前神學院學生進入大學學習的部長指令引發了全國性的神學院學生運動，導致大多數俄羅斯神學院的課程停止。包括華西列夫斯基在內的許多人被科斯特羅馬神學院開除，幾個月後，在神學院學生的要求得到滿足後才返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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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神學院的學業並擔任教師幾年後，華西列夫斯基原本打算成為一名農藝師或測量員，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改變了他的計劃。根據他自己的話來說，他「被愛國情感所淹沒」[6] 而決定成為一名士兵。 華西列夫斯基於1915年1月通過考試，並於2月進入亞歷山大軍事法律學院。正如他回憶的那樣：「我並不是為了開始軍事生涯而決定成為一名軍官的。我仍然想在戰爭結束後成為一名農藝師，並在俄羅斯的某個偏遠角落工作。我無法預料到我的國家會發生變化，而我自己也會隨之改變。[7][6] 經過四個月的課程，他後來認為這些課程完全過時、理論化且不適合現代戰爭的需要。,[8] 1915年5月，他以俄羅斯步兵中最高的准尉軍階被派往前線[9]
從6月到9月，華西列夫斯基被分配到一系列預備團，並最終於9月作為第九集團軍第109師第409諾沃霍佩爾斯基團的一名排長抵達前線[10] 1916年春天，華西列夫斯基接管了一支連隊，這支連隊最終成為該團中最為著名的部隊之一。[11] 1916年5月，他在布魯西洛夫攻勢中率領部下作戰，由於軍官傷亡慘重，他晉升為營長，並在22歲時獲得上尉軍階。[12][13]
1917年11月，在俄國革命剛剛結束後，華西列夫斯基決定結束他的軍事生涯。正如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率領士兵們上戰場，認為這是我作為一名俄羅斯愛國者的責任。然而，我明白了我們被欺騙了，人民需要和平……因此，我的軍事生涯必須結束。我毫無悔意地可以回到我最喜歡的職業——在田野里工作。」[14] 他從1917年駐紮的羅馬尼亞返回了自己的家鄉。
1917年12月，華西列夫斯基回到家中時得知，第409團的士兵（該團已被調往烏克蘭）選舉他為他們的指揮官（在俄國革命初期，指揮官是由士兵們選舉產生的）。然而，當地的軍事當局建議他拒絕這一提議，因為當時烏克蘭正發生親蘇聯勢力與親獨立的烏克蘭政府（中央拉達）之間的激烈戰鬥。他聽從了這個建議，成為了他所在的基涅什馬縣的一名操練教官[15]他於1918年9月退役，在圖拉擔任一名教師。[16]
1919年4月，華西列夫斯基再次被徵召入紅軍，並被派去指揮一支連隊，對抗農民起義，並協助執行蘇聯的緊急政策—「餘糧收集制」，要求農民以固定價格交出農業剩餘產品。那年晚些時候，華西列夫斯基接管了一支新的預備營，並於1919年10月指揮了一個團。然而，由於安東·鄧尼金的部隊從未接近圖拉，他的團從未參加過俄國內戰的戰鬥。[17]1919年12月，華西列夫斯基被派往西線，擔任副團長，參與了波蘇戰爭。[18][19][20]
作為第11師第32旅第427團的副團長，華西列夫斯基參與了別列津納河戰役。在波蘭軍隊緩慢但穩步向東推進時，他率部後撤，並在隨後的反攻中，於1920年5月14日開始突破波蘭防線，但最終被騎兵的反擊所阻止。[21]後來，從1920年7月4日開始，他參與了蘇聯向維爾諾（今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的進攻，儘管遭遇了波蘭軍隊的頑強抵抗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該地區建立的德國防禦工事，但仍推進到涅曼河。華西列夫斯基的團於七月中旬抵達維爾諾附近，並在那裡駐防，直到《里加合約》簽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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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加條約》簽訂後，華西列夫斯基繼續在白俄羅斯和斯摩棱斯克州與殘餘的白軍勢力和農民起義作戰，直到1921年8月。[23] 到1930年，他已經擔任過第142、第143和第144步槍團的團長，在組織和訓練部隊方面表現出色。[18] 1928年，他畢業於Vystrel 團長課程。[18][24]在這些年裡，華西列夫斯基與高級指揮官和黨內成員建立了友誼，包括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25] 弗拉基米爾·特里安達菲洛夫（著名的俄羅斯戰爭理論家，因其深度作戰理論而聞名）[26] 和鮑里斯·沙波什尼科夫。[27] 尤其是沙波什尼科夫，他成為了華西列夫斯基的庇護者，直到1945年去世。華西列夫斯基的關係網和出色表現為他在1931年獲得了軍事訓練局的職位。[28]
在軍事訓練局工作期間，華西列夫斯基負責監督紅軍的訓練，並參與編寫軍事手冊和野戰書籍。他還結識了幾位高級軍事指揮官，如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和時任紅軍副騎兵監察員的格奧爾基·朱可夫。 朱可夫後來評價華西列夫斯基為「一位非常了解自己工作的指揮官，他長期指揮團級部隊，贏得了所有人的尊敬。」[29]1934年，華西列夫斯基被任命為伏爾加軍區的高級軍事訓練督察 (Privolzhsky voyenny okrug)。[18]1937年，他進入總參軍事學院，[30][31]在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等經驗豐富的將軍的指導下，華西列夫斯基學習了軍事戰略和其他重要課題。[32]畢業後即被調到總參謀部工作。1940年5月華西列夫斯基擔任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主管西方防務。1941年8月出任副總參謀長兼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1942年5月出任總參謀長。1942年10月起還同時擔任蘇聯副國防人民委員。任職期間，幾乎經歷了蘇德戰爭的所有重大戰役，顯示出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1945年6月被任命為遠東蘇軍總司令，負責指揮所有的參戰部隊實施八月風暴行動，戰後任蘇聯武裝力量部部長。1953年起先後任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主管軍事科學研究的副部長，1959年出任蘇聯國防部總監組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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