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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
中国汉代（西汉）皇帝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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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的主題是漢朝皇帝劉恆。關於同名人物，請見「劉恆 (消歧義)」。漢文帝劉恆（公元前203年—前157年），中國漢朝（西漢）初期皇帝，於公元前180年至前157年在位，共23年。其系漢高祖劉邦第四子，母親為漢高祖薄姬（即薄太后），廟號太宗，正式諡號為「孝文皇帝」，後世省略「孝」字稱為「漢文帝」，其墓葬是漢霸陵（位於今陝西省西安市灞橋區白鹿原）。漢文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經由推選出來的皇帝，也是一位賢良、節儉、恤民及治國有方的君主，與其子漢景帝共同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大一統時代的首個盛世「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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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經歷
劉恒生於秦末漢王四年（公元前203年）。當時，其父漢王劉邦在成皋召幸其母薄姬，劉恆即於當年出生。漢高祖十一年春（前196年），年僅八歲的劉恆被封為代王，其封國位於北方邊陲的代國（都城在今山西太原一帶）。劉恆為人寬容平和，在政治上素以謙抑、低調著稱。
劉邦逝世後，掌權的呂后殺害劉邦的愛姬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劉如意，並曾提議改封代王劉恆為趙王。劉恆深知形勢險惡，遂巧妙辭讓，推辭改封之議，從而得以保全性命。呂后當政時期，大封呂姓子弟為異姓王，如呂產、呂祿等，形成強大的呂氏外戚集團，加劇漢統治階級內部矛盾。
呂后死後，漢初功臣集團、劉氏皇族集團與呂氏外戚集團之間爆發流血鬥爭。高祖長孫齊王劉襄首先於外舉兵發難，周勃、陳平等人在長安內應，劉氏諸王於是群起而夷滅諸呂，最終以漢初功臣集團的勝利而告終。[1]
事後，周勃、陳平等大臣剷除諸呂，昭告天下，稱後少帝劉弘及梁王劉泰、淮陽王劉武、恆山王劉朝等皆非漢惠帝親生子，因而一併廢黜，並在劉姓皇族中另擇皇位繼承人。
在誅呂安劉後，新帝登基前，從血統與輩分上看，至少有三類四位具備一定繼位資格的人物：
其中，楚元王劉交與齊王劉襄在誅滅諸呂的過程中均曾出兵，頗有戰功；功臣派主要成員則有太尉周勃、右丞相陳平、灌嬰、張蒼等，劉氏家族方面則有劉邦大嫂陰安侯、二嫂頃王后以及遠房堂弟琅琊王劉澤等人參與商議。[2]
後世根據史料與人物性格，多從「可控制性、功臣平衡、外戚勢力、對諸呂態度」等角度，概括出大致的入選/淘汰邏輯：
- 楚元王劉交：輩分尊高、資望深厚，且在誅呂過程中出兵有功，但正因成熟老練、不易受制於功臣集團，被視為「難以駕馭」，故在程序上被列為候選，實則被排除於真正的決策圈之外。[3]
- 齊王劉襄*：誅呂政變的「首難」之一，握有兵權且自恃「高帝嫡長孫」，理論上是最有資格爭位者之一。但大臣們既不認可其「嫡長孫」說，又不滿其擅自起兵、殺害中央派駐齊國丞相邵平、行動接近「自立為帝」的造反行為。同時，其舅駟鈞勢力甚大，也引發對「再現第二個外戚專政」的憂慮。[來源請求]
- 淮南王劉長：性格剛烈、脾氣火爆，為人跋扈。其母趙姬因「貫高謀刺事件」受牽連入獄，終致自殺，劉長對呂后心懷怨毒，起兵意願強烈。據說在淮南丞相、北平侯張蒼勸阻下才未舉兵。劉長與劉恆同為庶子，但年幼五歲，且由呂后撫養長大，被擔心對呂后仍有感情，再加上性情難以輔佐，也遭到反對。[來源請求]
- 代王劉恆：一方面，他為劉邦在世時諸子中年長者之一，繼承皇位的合法性較易成立；另一方面，他在誅呂政變中沒有擅自起兵，符合「功臣不願擁立自起兵諸侯王」的心理，又能突顯「擁立之功歸功臣列侯」。劉恆為人仁愛孝順，性情寬厚謙和，其母薄夫人謹慎善良，不易重演呂氏外戚專權。長期鎮守邊陲，又對匈奴威脅有切身認識。綜合各方利益後，他因政治上的「可接受度最高」而成為功臣和劉氏宗室折中的人選。[來源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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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后八年（前180年），群臣最終選定代王劉恆為新皇帝。劉恆時年二十三歲，性情寬厚孝順，而薄氏家族勢弱，不足與功臣、宗室爭權，易為諸大臣所接受。[4]
面對漢廷迎立之邀，劉恆在代國沒有立即啟程，而是進行了數步審慎準備：
- 群臣辯論：劉恆遍問代國眾臣意見。郎中令張武一派認為漢廷大臣皆為故高帝名將，習兵多謀詐，此次迎立「名為奉劉氏，實未可知」，主張稱疾不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則認為秦失政後群雄並起，最終得天下者為劉氏，自有「盤石之宗」，又有民心所向，諸侯強藩牽制在外，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勸劉恆勿疑。[5]
- 與母商議：劉恆又向母親薄姬請示，母子反覆權衡，仍未決斷。[6]
- 占卜吉凶：遂令人卜筮，「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辭稱「余為天王」，卜人解釋「天王」即「天子」。劉恆仍心存疑慮。[7]
- 遣舅探實：他派舅舅薄昭赴長安與周勃等大臣晤談，確認迎立確是「奉劉氏宗廟」而非別有所圖。薄昭歸報曰：「信矣，毋可疑者。」劉恆這才徹底釋懷，笑謂宋昌「果如公言」，決定啟程。[8]
- 再探虛實：劉恆自代國出發，至高陵休息，再派宋昌先馳往長安觀察局勢。宋昌至渭橋，見丞相陳平率百官迎候，回報後，劉恆方馳至渭橋，接受群臣朝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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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恆行至長安城畔的灞橋、渭橋時，出現數個著名政治細節，顯示其初登帝位時的權力布局思路：
- 當眾拒絕「密談」：太尉周勃欲「請間言」，宋昌當眾答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劉恆默許不言，既避免日後被指「私收玉璽」、「得位不正」，也通過宋昌向群臣表明「君權與公議優先於私下交易」。[10]
- 形式上的「辭讓登基」：周勃跪上天子璽符時，劉恆先要求「至代邸而議之」，入邸後又稱「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11] 經過群臣再三固請後，他才「勉從眾望」，以此完成程序上的謙讓，消解「被功臣強立」的潛在非議。
- 清宮與廢殺諸惠帝諸子：當時宮中尚有後少帝劉弘在位，太僕夏侯嬰與東牟侯劉興居奉命「清宮」，拘捕後少帝劉弘，迎代王入未央宮聽政。是夜，有司分部，將劉弘及梁王劉泰、淮陽王劉武、恆山王劉朝等四人廢黜並殺害。[12][13] 史書未明言由誰直接下令處決，成為後世爭論之處。
- 首夜「三道詔書」：即位當夜，劉恆迅速調整京師軍政：
同年十二月，漢文帝又下詔，廢除「收帑諸相坐律」，不再普遍收沒罪人家屬、財產，表明其與秦、呂嚴刑政策的決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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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理政
漢初，高祖劉邦總結秦亡教訓，提出「與民休息」，不斷降低稅賦標準。漢文帝即位後，大體繼承並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路線，在位期間崇尚節儉，減輕徭役與賦稅，慎刑恤民，興修水利，使漢朝逐步進入相對安定與休養生息的時期，與其子漢景帝統治時期合稱「文景之治」。
高祖時已將田賦稅率降為十五分之一（「什五而稅一」）。[18]
文帝繼位初年，百姓生活仍相當艱辛，史載其時情景為：「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19]
前元十二年（前168年），文帝下詔將田租稅率減半，由「什五稅一」改為「按三十稅一」徵收，即三十分之一。[20]
第二年（前167年）六月，又正式免除全國田租： 「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21]
這一免稅政策持續約十三年，不但大大減輕了百姓負擔、改善民生，也極大促進了經濟發展，為文景之治奠定財稅基礎。直至景帝時才恢復為「三十稅一」的標準，並逐漸成為定製。
此外，由於漢朝實行「郡國並行制」，諸侯王封國內可自收自支田租，易與中央直轄地區「爭人爭利」。文帝免除直轄地區田租，也有通過提高中央轄區吸引力、相對削弱封國經濟實力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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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大稅種口賦，在文帝時由每人一百二十錢降為四十錢。[22]
在徭役方面，文帝將成年男子「每年服徭」的制度，改為「三年服役一次」： 「丁男三年而一事。」[23]
相比秦朝和漢初，高祖、惠帝時期，此舉顯著降低了勞役負擔，為農業生產和社會恢復提供了更多人力。
據研究，秦二世時中國人口約兩千萬，經秦末戰亂，到漢高祖初年降至約一千四百萬。漢文帝在位時，人口迅速回升到約三千一百萬。[24]
田賦免除、輕徭薄賦有效改善了百姓生活，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又帶動人口恢復與增長。儘管人頭稅性質的口賦標準有所降低，但在人口增加的前提下，朝廷相關收入並未減少。
前元元年十二月（前179年），文帝即位不久，下詔曰： 「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25][26][27]
起初丞相周勃、陳平認為收孥與連坐可「累其心，使重犯法」，主張維持原狀，但最終仍奉詔行事，取消了部分連坐條文。[28]
需要強調的是：文帝所廢除的，只是連坐體系中的「收孥諸相坐律」，即對罪犯家屬普遍收沒、奴役的一部分規定，並非徹底廢除整個連坐制度。後世直至漢昭帝時期，家族連坐、什伍連坐等仍然存在，直至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正式宣布廢除族誅和連坐，連坐制才在法律上終止。
在廢除部分連坐法後，文帝又注意到「誹謗妖言之罪」使群臣不敢盡言，於是下詔廢除此類罪名：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29]
此舉在法制上為臣下直言進諫創造了更寬鬆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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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元十三年（前167年），「淳于意案」與其女淳于緹縈上書救父，成為肉刑改革的直接契機。[30][31]
淳于意原為齊太倉令，以清廉著稱，後因案當肉刑，押赴長安。其女緹縈隨父進京，上書言「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感動文帝。文帝由此反思秦以來黥（刺面）、劓（割鼻）、刖（斷足）三種肉刑「刻肌膚，終身不息」，有違「為民父母」之意，遂下詔：「其除肉刑。」
- 當黥者：改為髡首、加鐵枷為城旦舂；
- 當劓者：改為笞三百；
- 當斬左趾者：改為笞五百；
- 當斬右趾者及殺人自首、官吏受賄枉法、監守自盜而又再犯笞刑者：皆處以棄市（斬首）。
同時規定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等數層逐年減刑制度，為改過自新提供通道。[32]
史家評價，改革後「風氣篤厚，禁網疏闊，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33] 文帝是中國歷史上首位系統廢除大部分肉刑的皇帝，此舉標誌著刑罰制度由極端殘酷向相對人道的一次重大轉折。
關於緹縈的具體事跡，後世多有演繹、擴寫，大致脈絡為：緹縈不畏千里跋涉，甘願「沒入官婢」以贖父刑，其孝心與勇氣感動文帝，使其意識到肉刑不僅殘酷，也不利於罪犯改過、社會安定和國家經濟發展。此後，「緹縈救父」的故事被廣泛傳頌，東漢史學家班固稱讚「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以彰顯其在法律變革中的象徵意義。
漢文帝個人生活極為節儉。史載其「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34] 上朝時「履不藉以視朝」，即仍穿草鞋上殿。[35]
他常穿質地較粗的「綈衣」，破損則補綴再穿；對後宮亦嚴加限制，規定嬪妃衣服下擺不得曳地，幔帳不得施以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36]
在身後安排上，文帝也反對厚葬與過度守喪，下遺詔要求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以瓦器為主，不用金銀；規定群臣三日後釋服，不得因帝喪而長期禁止婚嫁、飲酒、食肉，以免「厚葬破業，重服傷生」。[37]
文帝對老弱群體有所傾斜：對八十歲以上老人按月發給米、肉、酒等生活物資，對九十歲以上老人則加發一定數量的麻布、絹帛和棉絮。結合減稅、減徭等措施，使其在位時期民間普遍呈現「小康」景象。
內憂：諸王叛亂
文帝即位前後，諸王之中存在對「誰應為帝」的不滿情緒，其中尤以濟北王劉興居為代表。劉興居為齊王劉襄之弟，因兄長未被立為皇帝而心懷怨望。
文帝三年（前177年），匈奴大規模入侵漢朝邊境。丞相灌嬰率軍北擊，文帝親幸太原督戰。劉興居誤判形勢，以為「天子親征匈奴、京師空虛」，遂在濟北起兵反叛，意圖趁機襲擊滎陽。
文帝聞變，立即罷兵還長安，任命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率軍討伐。叛軍很快被擊破，劉興居兵敗自殺，其封國被廢除；參與叛亂的濟北吏民，凡在漢軍至前先自定者或軍地邑降者，一律赦免、復官復爵。[38][39]
前元六年（前174年），淮南王劉長與棘蒲侯太子柴奇、大夫但、士五開章等七十餘人密謀，以輂車四十乘起兵於谷口，並圖聯絡閩越、匈奴等勢力，陰謀尚未發作即被朝廷察覺。劉長被召至長安，其黨羽多被處死。[40]
群臣多主張以「大逆」罪棄市劉長，文帝念及「先帝之子」，不忍加以極刑，只廢其王爵，發配蜀郡嚴道、邛都一帶（今四川邛崍山區），並給與車乘、侍者與一定數量的肉、酒作為「生活供給」，似有「羞辱而不殺」的平衡考量。時人如袁盎認為，劉長性情剛烈，不堪屈辱，途中必自殺，屆時輿論仍會歸咎於皇帝「殺弟」，勸文帝慎重。文帝自以為「只是小懲大誡」，並未採納。[41]
途中各縣官吏畏懼擔責，不敢啟封囚車，又不敢充分供給飲食，劉長遂絕食而死。文帝聞訊後「哭甚悲」，令丞相、御史追究沿途「不發封、不饋侍者」的縣吏，皆棄市，並以列侯之禮葬劉長於雍，設三十戶守冢。[42]
總體而言，文帝對宗室諸王反叛的處理，在「法理嚴懲」與「骨肉之情」之間搖擺：對濟北王則「王自殺、國除」，對劉長則「廢王發配」，但最終仍以「死於途中」收場，兩案均對後來的「七國之亂」有警示意義。
外患：南北威脅
文帝在位期間，既要應對南方南越國的稱帝問題，又要面對北方匈奴的頻繁入侵。在國力尚未完全恢復的情況下，他總體採取「南撫北御」的策略：先通過政治斡旋解決南越稱帝問題，再在北方以「和親為主、武備為輔」應對匈奴。
南越國起源於秦始皇統一後設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的駐軍集團。秦末大亂時，南海尉任囂臨終勸龍川縣令趙佗「可乘亂並三郡，自立為國」，後趙佗遂據嶺南，自稱南越武王。[43]
- 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劉邦遣陸賈出使南越，承認趙佗為「南越王」，與之剖符通使，約為藩臣。[44]
- 呂后執政時，曾禁輸鐵器入南越，趙佗遂自稱「南越武帝」，對內行帝制，對外仍以「蠻夷大長老夫臣佗」自居。[45]
- 文帝即位後，再度遣陸賈出使。趙佗上書自陳稱號不過是「聊以自娛」，願「去帝制黃屋左纛」，恢復南越王名號，長期為漢之藩臣，並定期進貢。文帝對此大悅，承認其內外之分而不再強行討伐。[46]
通過柔性外交，文帝基本穩定了嶺南局勢，為後來的漢武帝徹底納入嶺南打下了基礎。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間，正值匈奴單于更替頻繁的時期，先後經歷冒頓單于、老上單于、軍臣單于三代更易，每次更替往往伴隨對漢邊境的大規模試探或侵襲。
史載自前元三年（前177年）起，至文帝末年，在位二十三年中，有二十餘年邊境遭受匈奴騷擾，其中三次規模尤大：[47]
1.前元三年（前177年），冒頓單于在位，匈奴右賢王率眾大入北地，深入河南地為寇。文帝初幸甘泉，命發邊騎八萬五千至高奴，遣丞相灌嬰迎擊，匈奴遂退去。 2.前元十四年（前166年），老上單于率騎兵十四萬深入朝那、蕭關，焚燒回中宮，游騎至雍、甘泉，殺北地都尉卬，虜掠人民畜產甚多。文帝一度欲親征，後在太后極力反對下作罷，改派多路將軍出擊，匈奴停留月余後退走。 3.後元六年（前158年），軍臣單于分六萬騎入侵上郡、雲中，文帝發將軍分屯飛狐、句注、北地、細柳、霸上、棘門等要地以備之，數月後匈奴退去，漢軍亦罷兵。
此外，重要因素還有燕人宦者中行說投降匈奴。他在和親出使途中「降單于」，深得老上單于信任：
- 一方面，教匈奴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自稱，並在尺牘、印封尺寸上刻意壓過漢朝，激發其政治自大；[48]
- 另一方面，為匈奴解釋和辯護「父死子娶後母、兄死弟娶嫂」等習俗，從而強化其內部凝聚力；[49]
- 更關鍵的是，他熟知漢朝邊防部署與禮制思路，被認為在前元十四年匈奴奇兵深入回中宮、甘泉一帶時起到重要參謀作用。[50]
在國力尚未完全恢復、北邊壓力甚大的背景下，文帝不得不在「安邊」與「避戰」之間尋找折衷。
總體而言，文帝對匈奴採取「和親為主，輔以有限軍事反擊」的策略：
和親：延續高祖以來以宗室之女或「公主」名義嫁予單于為閼氏，以歲貢絲綿、糧食等物資換取邊境相對和平。
用兵：前元三年（前177年），右賢王入北地，文帝發騎兵八萬五千，令灌嬰統軍，高度重視但避免決戰；[51]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十四萬騎深入朝那、蕭關，焚燒回中宮，文帝親臨渭北勞軍，欲躬率親征，最後在皇太后再三挽留下作罷，改由多將軍分路出擊，終迫匈奴退去；[52]後元六年（前158年），軍臣單于入侵上郡、雲中，文帝任命令勉、蘇意、張武、周亞夫、劉禮、祝茲侯等人分別屯兵飛狐、句注、北地、細柳、霸上、棘門，立體布防，待匈奴退去後即罷兵。[53]
在文帝時期，匈奴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但通過和親與有限反擊，至少避免了因「貿然決戰」而重演秦末那種國力透支的局面，為後來的漢武帝北擊匈奴積累了時間與資源。
文臣武將
文帝即位後，既倚重高祖舊臣，也廣泛網羅、培養新一代政治與軍事人才，為「文景之治」儲備了幹部基礎。
高祖舊臣：
周勃：诛吕首功，为太尉，后因“夺兵权”与“功高震主”的矛盾逐渐被边缘化； 陈平：善权谋，多次在政变、外交中发挥关键作用； 灌婴：宿将，曾多次领兵抵御匈奴。
代國舊臣：
张武：先在代国劝谏慎行，后在文帝朝中多次任将军，前166年率十万骑、千乘车驻军渭北防匈奴，后元六年又屯守北地； 宋昌：以“代国中尉”身份力主入京即位，后被封为壮武侯，并任卫将军，镇抚南北军； 薄昭：薄太后之弟，以外戚之贵封为轵侯，在迎立过程中扮演“信使”角色。
在新興人才方面，尤為重要者有：
晁錯：文武兼備，因上《言太子知術數疏》闡述君主駕馭群臣與治理萬民之道，自太子舍人擢升為太子家令，被稱為「智囊」。其《言兵事疏》論述「選將」「用兵」「漢匈優劣」「以夷制夷」等，影響深遠，亦上有《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等重要奏議。[54]
賈誼：年僅二十餘歲即由吳公推薦為博士，是當時最年輕的博士之一。其《論治安策》《過秦論》《論積貯疏》《諫鑄錢疏》等，對總結秦亡、規勸文帝、論證「德戰」與「仁政」均有重要影響。[55]
周亞夫：絳侯周勃之子，以治軍嚴整著稱。文帝親觀其軍於細柳時，感嘆「此真將軍也」，並在臨終遺詔中囑託太子：「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56] 後於景帝朝平定七國之亂，成為漢初名將。
逝世與身後之事
公元前157年7月6日（六月己亥），漢文帝駕崩於長安的未央宮。乙巳（7月12日），被葬於長安城東南的霸陵，位於今陝西省西安市灞橋區白鹿塬。
至漢景帝時，群臣上議稱「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建議以高祖廟為「太祖之廟」，以文帝廟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各為文帝立「太宗之廟」。景帝制曰：「可。」[57]
後世普遍認為，漢文帝以節儉、寬仁、慎刑、輕徭薄賦之政，使戰後殘破的漢帝國迅速恢復元氣；其在位時期雖未大規模開疆拓土，卻完成了從「戰後恢復期」向「穩固發展期」的關鍵過渡，與其子景帝共同締造了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的第一個「治世」——文景之治。 在宗室與諸王問題上，他在恩義與法理之間多有折中，在對匈奴與南越態度上則偏重務實與節制，這些選擇既體現了當時國力與政治格局的約束，也構成了對後世「文治與武功」平衡的一種早期範式。
評價
《史記》︰「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漢書》︰「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辠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屮，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漢.許嘉 等︰「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漢書‧韋賢傳》)
漢.桓譚：「漢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休百姓，救贍睏乏，除肉刑，減律法，薄葬埋，損輿服，所謂達於養生送終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撮綱紀，故遂褒增隆為太宗也。而溺於俗議，斥遂材臣，又不勝私恩，使嬖妾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之倫，所通而蔽也。 (《新論》)
魏.曹丕︰「文帝慈孝，寬弘仁厚，躬修玄默，以儉帥下。奉生送終，事從約省。美聲塞於宇宙，仁風暢於四海。」(《典論》)
魏.曹植：「孝文即位，愛物檢身。驕吳撫越，匈奴和親。納諫赦罪，以德懷民。殆至刑錯，萬國化淳。」(《藝文類聚·卷十二》)
魏.王朗：「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台，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三國志.王朗傳》)
唐.李世民︰「昔漢文帝將起露台，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為民父母之道也。」(《舊唐書‧太宗本紀》)
唐.虞世南：「太宗體茲仁恕，式遵玄默，滌秦、項之酷烈，反軒、昊之淳風，幾致刑厝，斯為難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說，無取鄧通之夢，懍懍乎幾近於王道。」(《帝王略論》)
唐.盧藏用︰「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台之製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為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濟眾，以臻於仁恕哉！」(《舊唐書.盧藏用傳》)
唐‧權德輿︰「文景二帝恭儉愛人始蠲去肉刑，惻隱之教洽於人心，當時風俗敦樸，公卿恥言人過，刑獄衰息。」(《冊府元龜‧卷一百四》)
唐.李渤︰「文帝躬約素德，罷構露台，卻千里馬，熙然與刑措無異。賈誼尚以為皇號甚美，論德不稱，豈非兼以造程裁范，未抵大中歟？」(《全唐文.上封事表》)
宋.何去非：「呂后、惠、文，乘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何博士備論》)
宋.王安國︰「(漢文帝)三代以後未有也‥‥‥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宋史‧王安國傳》)
宋.蘇轍：「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幾仗，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欒城集》)
宋.蘇籕︰「漢文帝、唐太宗，海內安樂，雖三代不能加。」(《欒城遺言》)
宋.羅從彥︰「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察而不明；高宗，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宋元學案‧議論要語》)
宋‧錢時︰「景不如文亦明矣。然言治者，必曰文景，何也？蓋自春秋戰國，歷暴秦，更劉項，戰鬥之禍，宇宇分裂，生民塗炭。至於文帝，乃始以朴儉先天下，務農重谷，省刑罰，薄稅斂，而遂措斯世於休養生息之地。三代而下未之有也。景帝嗣服雖不如文，而此數事所以厚民元氣、養國命脈者，則能遵守無所變亂，是以相繼四十年，海內富庶，風俗醇厚，而西都之盛獨稱文景歟。」(《兩漢筆記》)
宋.朱熹：「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文帝學申韓刑名，黃老清靜，亦甚雜。但是天資素高，故所為多近厚。」(《朱子語類》)
宋.陸九淵：「夫文帝之為君，固寬仁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柔，故其承高、惠之後，天下無事，不知上古聖人弦弧剡矢、重門擊柝之義，安於嫁胡之恥，不能飭邊備、講武練兵，以戒不虞。而匈奴大舉入邊者數四，甚至候騎達於雍甘泉，僅嚴細柳、㶚上、棘門之屯，雖拊髀求將、御鞍講武，而志終不遂。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高明之義，必不至於此矣。」(《問漢文武之治》)
元‧許衡︰「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為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恆在於下，恆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元史‧許衡傳》)
明‧丘浚︰「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納諫尤其盛德焉。後世人主於封章之入固有未嘗一經目者，況敢犯其行輦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輒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況本不善而稱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謂百世帝王之師矣。」(《大學衍義補》)
明.孫緒︰「古人有言直如弦死道邊，誠哉斯言。漢之文帝，三代而下第一賢主也，袁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隴西都尉。光武，中興賢主也，申屠剛以數直諫失旨，出為平隂令。二君且不能容直士，況其下者乎？」(《沙溪集.巻之十一.無用閒談》)
明‧謝肇淛 ︰「三代以下之主，漢文帝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雖恭儉，而治亂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獨恭儉，其天資學問，德性才略，近於王者，使得伊、周之佐，興禮作樂，不難也；光武太宗，以俞業而兼守成，緯武經文，力行致治，皆間世之賢主也。然建武之政，近於操切；貞觀之治，末稍不終；蓋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輔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雜並進，河北西夏，日尋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五雜俎》)
明.桂萼︰「昔漢文帝唐太宗方草創之初。每預免民租。卒以收富強之効。」(《桂文襄公奏議》)
明‧戈謙︰「降及漢之文景，唐之太宗，亦能輕徭役、薄稅斂、謹節用、寡嗜欲。漢唐諸君，庶幾作民父母之義。故其享國長久，亦至三四百年，此本固邦寧之驗也。」(《皇明經世文編‧恤民疏》)
明‧郎鍈︰「三代而下，稱治世莫如文景。今觀文帝之世三十六詔，景帝之世二十五詔。而其除租、賜爵、務農、憂恤者，三之一焉。則其史稱與民休息可知。嗚呼!此後世之所不及也。」(《七修類稿》)
清‧李漁︰「從來人君之善行樂者，莫過於漢之文、景；其不善行樂者，莫過於武帝。以文、景於帝王應行之外，不多一事，故覺其逸；武帝則好大喜功，且薄帝王而慕神仙，是以徒見其勞。」(《閒情偶記》)
清‧湯諧︰「孝文為三代以後第一賢君，史公在孝武時作《孝文紀》，故尤極無窮慨慕也。二十餘年，深仁厚澤，紀中排纘不盡，止舉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史記半解》)
清‧王夫之：「夫文帝而幸非縱慾偷樂之主也，其未免于田獵鐘鼓之好而姑以自逸，未有以易之耳。得醇儒以沃乃心，浸灌以道義之腴，建中和而興王道，諸侯奚而不服，風俗奚而不移，廉恥奚而不崇？而先導諛以冀讎其說，文帝幸不為胡亥耳，文帝而胡亥，誼雖欲自異於李斯也不能。乃後世或猶稱之曰「善誘其君以興治」。下惡得有臣，上惡得有君哉！」(《讀通鑒論》)
清.王仕雲︰「太宗孝文，恭儉寬仁。建賢勸農，加惠元元。」(《四字鑑略》)
清.弘曆：「賈誼初請改正易服，且謙讓未遑，何以於黃龍之見即議雍祀？彼新垣平等之怪誕，非有以乘其間乎？文帝，三代下令主，於此不無遺憾。」(《乾隆御批綱鑑》)
清‧曾國藩︰「天下惟誠不可掩，漢文帝之謙讓，其出於至誠者乎！自其初至代邪，西向讓三，南向讓再，已歉然不敢當帝位之尊，厥後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與趙佗書曰「側室之子」，曰「棄外奉藩」，曰「不得不立」。臨終遺詔：「戒重服，戒久臨，戒厚葬。」蓋始終自覺不稱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於馮唐眾辱而卒使盡言，吳王不朝而賜以几杖，「匄群臣言朕過失，匡朕不逮」其謙讓皆發於中心惻怛之誠，蓋其德為三代後僅見之賢主，而其心則自愧不稱帝王之職而已矣。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稱職之心，則其過必鮮，況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嘗謂為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老三事：舜禹之不與也，大也；文王之不遑也，勤也；漢文之不稱也，謙也。師此三者而出於至誠，其免於戾戾乎。」(《曾國藩文集》)
清.鮑東里︰「迎文於代，為世賢君，恭以持己，德以化民。廟號太宗，實為不愧，遺詔短喪，為仁者累。」 (《史鑒節要便讀》)
漢.荀悅︰「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爲安劉氏者，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撫襟，屈於獄吏，豈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慟懷，豈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傅梁王，梁王薨，哭泣而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前漢紀.卷八)
宋.王楙︰「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往往出於一時，而不加審細，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止，不至麗於有過之地。季布為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為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郡。賈誼通諸家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為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則赦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遽下腐刑。緹縈言妾父廉平，則恕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辯給而遷嗇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之族，是皆出於一時之喜怒，而賴張廷尉之救上也。文帝輕於賞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輕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無損於文帝之仁乎？」(《野客叢書.卷十四》)
家庭與相關爭議
劉恆任代王時，曾有一位代王王后，為劉恒生有四子。史載這位代王王后在平定諸呂之亂後、劉恆入長安前即已去世；在劉恆登基後不久，其所生四子又相繼病逝。[62]
高后八年九月，劉恆登基，次年正月便有人上言「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建議立太子，最終立八歲的庶長子劉啟為太子。[63] 從時間上看，自登基到立太子不過數月，而代王王后已先於入京前去世，其四子又在此短期內先後病亡，歷來引人疑竇。
由於《史記》《漢書》對代王王后的姓名、出身都未明確記載，後世多有推測，認為其可能與呂氏家族有某種血緣關係，甚至由此衍生出「代後或為呂氏女」「劉恆有意與呂氏血脈切割」等解讀。[64] 然而相關說法多屬後人合理推斷或演繹，缺乏直接史證。
後世民間及部分二手論述中，曾出現「漢文帝為穩固皇位而殺代王王后及諸子」的說法。但從正史記載來看，這種說法並無明確依據，甚至與原文相悖。
- 《史記·外戚世家》記：
“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司马迁明言“四男更病死”，并未提及被杀。
- 《漢書·外戚傳》文字基本沿用此說：
“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为帝后，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此外，《史記·外戚世家》又載：「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後生兩男。」假若代王王后確為呂氏之女，文帝「獨幸竇姬」本身就可能招致嚴重政治風險——參照其弟趙王劉友不睦呂氏夫人而被呂后幽禁餓死的前例，可知呂后絕不容忍「冷落呂氏嫡後、寵幸他姬」的行為。《史記·呂太后本紀》中兩段趙王受害記載，恰恰說明了呂氏對婚姻與後位控制的嚴厲程度。
再看《史記·孝景本紀》：「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後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後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此處司馬遷對「前後有幾男」「誰先誰後」本身就存在記憶模糊之處（四子、三子記載不一致），卻仍堅持使用「死」「病死」等字眼，而非「誅」「殺」。從「竇太后得幸，前後死」到文帝即位之間尚有數年之久，很難簡單推定為「登基後立刻殺子」。
綜合來看，正史給出的信息只能證明：
- 代王王后在劉恆入京前已經去世；
- 她所生數子在文帝即位前後數年間陸續病逝；
- 文帝最終改立庶長子劉啟為太子。
至於「文帝親自下令殺妻殺子」的說法，既無史文支持，也與「病死」的原始記載相矛盾，多屬後世基於政治鬥爭想像、對「權力代價」的文學化誇飾。就現有史料而言，「殺妻殺子說」應視為缺乏文獻根據的臆測，不能作為嚴肅史論依據。
紀年
其他
《二十四孝》中親嘗湯藥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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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奉養其母薄太后，極為孝順，從不怠慢，當他還是代王的時候，有一次母親患病，病了三年之久，文帝親自殷勤看護，在側侍候，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每逢煎好湯藥，如非親自嚐試，未敢拿與母親服。 文帝孝順母親，因而仁孝聲名傳遍於天下，得到人人之贊頌。[65][66]
詩曰：仁孝聞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載玻。湯藥必先嘗。[67]
據說，漢文帝有次夢見自己即將登天之時，結果鄧通出現，助他一臂之力登天，加上鄧通巧言逢迎，所以十分受文帝寵信；有次文帝讓相士許負給鄧通面相，許負說鄧通將來會「當窮餓死」。文帝反賜給鄧通蜀嚴道銅山，准其自鑄銅錢，於是「鄧氏錢」遍布大漢天下，其富可想而知 [68]。但因為鄧通曾經在文帝在位時，因「吮癰舐痔」事，得罪過太子劉啟，故在文帝駕崩之後，即位的漢景帝劉啟罷免鄧通，並且沒收其全部家產，最後鄧通因為窮困而餓死在蜀地（傳說是雅安）。
影視形象
注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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