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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特·米列（英語：Katherine Murray Millett, Kate Millett；1934年9月14日—2017年9月6日），是美國女性主義運動家。她是「第二波女性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以《性/別政治》(1970) 聞名。費瑟斯通將「墮胎合法化、兩性間更大的職業平等以及性自由」等前所未聞的成就歸功於米列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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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運動、人權運動、和平運動、民權運動和反精神病汙名化是米列的形容詞。她的作品表現出她的基進主義想法，例如婦女權利和心理健康改革，而一些回憶錄作品，探索了自己性取向、心理健康和人際關係。 1960年代至1970年代間，米列在早稻田大學、布林莫爾學院、巴納德學院和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任教。她的晚期作品是《酷刑的政治》（1994），指在反對在多國實施的酷刑，以及《媽媽米列》（2001），探索她自身與母親關係。 2011年至2013年，她獲得浪達同志文學獎，小野洋子勇氣獎，入選美國國家女性名人堂。
1970年，米列以女同性戀的身分[1]出櫃。1970年底，她承認自己是雙性戀。[2][3] 她嫁給了雕塑家吉村文雄（1965年至1985年）。後來改與凱爾(Sophie Keir)結婚。
1934年9月14日，凱特·米列生於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父親是詹姆士(James Albert) ；母親是海倫(Helen (née Feely) Millett)。自幼，米列便害怕工程師父親打她。 [4] 當米列14歲時，她酗酒的父親離家出走，米列一家飽受貧困。[5][6] 母親是一名教師[6]和保險推銷員。[7] 米列有兩個姐妹，莎莉(Sally)和瑪洛里(Mallory)；其中一位姊妹是其導演影片《三個女人》的主角。[6][8][9] 她也是愛爾蘭天主教徒，童年時期一直就讀於聖保羅的教區學校。[4][5]
1956年，明尼蘇達大學，米列以優異成績畢業，取得英國文學的學位[4][6][10]； 她是姐妹會成員。 [11]1958年，在親戚資助下，米列自牛津大學聖希爾達學院畢業。[4][11] 她是第一位在聖希爾達學院取得一等榮譽學位的美國女性。[12] 在大約10年的教育家和藝術家生涯後，1958年，米列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修讀英語和比較文學。這段期間，她在巴納德學院教授英語。[4][6] 在巴納德學院，她參與了學生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和墮胎改革運動。1969年9月，米列完成論文，並於1970 年3月，取得博士學位。[6]
牛津大學畢業後，米列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英語[6][13]，但她中途便離開。 [6]
她在紐約市擔任幼兒園老師。1959年至1961年間，學習雕刻和繪畫。此後，她前往日本學習雕塑。在日本，米列邂逅了雕塑家吉村文雄。 [4][11]在東京南畫廊，米列舉辦第一次的展覽。 [6] 她也在早稻田大學教授英語。1963年，她離開日本，搬到紐約的下東區。 [14]
1964年，米列開始在巴納德學院[11]教授英語，並展出她的藝術作品。她是當時想要實現女性教育現代化的激進年輕教育工作者之一；米列希望為當時的女性提供「了解她們在父權社會中的地位所必需的關鍵工具」。 [14] 她的基進政治想法、在Token Learning[譯名請求] 中攻擊巴納德學院及學院的預算削減，導致[15]她於1968年12月23日被解僱。 [6]她的作品在格林威治村的賈德森畫廊(Judson Gallery)展出。 [11]1960年代，米列對和平運動[4]和民權運動產生了興趣，加入了種族平等大會(CORE)，參與抗議活動。 [4] [11]
1971 年，米列在布林莫爾學院教授社會學。[6] 同年，她開始在紐約波啟浦夕附近購置房產，用作女性藝術村 [12][16]。1973年，她成為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教育家。 [17]
1980 年，雖然米列是雙性戀，但米列仍受邀參加洛杉磯的美國女同藝術展。[2][3][18] 米列同時還是女性主義雜誌On the Issues[19]撰稿人，持續寫作至2000年代初。她在《酷刑的政治》 (1994) 中討論了國家容許的酷刑，引起人們對許多國家使用酷刑的關注。 [4]
米列捲入在英國電視節目After Dark的爭議事件。節目中，喝醉的奧利弗·里德試圖強吻米列，米列將他推開。但據報道，後來米烈要求節目提供錄影帶以娛樂她的朋友。 [20]整個節目中，里德使用了許多性別歧視的語言。 [21]
米列還參與了監獄改革和反酷刑運動。記者莫琳·弗里利談到米列晚年對基進主義的看法時寫道：「成為自由業的最大好處是，她可以隨心所欲地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因為『沒有人會在任何議題上給我張椅子。我太老了、卑鄙又煩躁。一切都取決於你多愛爭論。 』」[9]
2012年，藝術村成為非營利組織，改名為米列藝術中心。 [12]
2017年，在妻子凱爾看顧下，因心臟麻痺，米列與巴黎逝世，享年82歲。[22]
米列是1960、1970 年代[6]的第二波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 [23] 她和茜德尼·阿爾伯特、 阿爾瑪·盧松、Phyllis Birkby、 和Artemis March都是 CR One 的成員。該組織是第一個提高女同性戀意識的團體。 [2] [3] [24]
1966 年，米列成為全美婦女組織[12]的委員會成員，隨後加入了紐約基進女性、 [11]基進女同性戀組織等基進女性主義組織。 [14]
1970年美國女性主義詩人摩根編輯的選集《婦女組織是有力的：美國婦女解放運動文選》(Sisterhood is Powerful :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收錄米列的〈性/別政治〉。 [25]
在1970年的《性/別政治》 大獲成功後，米列一躍成為女性主義運動的代言人。然而，她在1974年的《飛行》(Flying)談及組織內的矛盾。 [6]
米列是最早闡述父權理論的作家之一，將父權刻劃為現代社會對女性的壓迫。[26] 傳記作家蓋爾(Gayle Graham Yates) 評論：「米列闡述了父權制理論，並將女性的性別和壓迫概念化，成為套術語，用以性別角色革命，及徹底改變個人與家庭的生活方式。」相較之下，貝蒂·傅瑞丹則致力改善女性在社會、政治的領導機會與經濟方面的獨立。 [7]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米列寫了幾本關於女性生活的書。花費4年多完成的《地下室：對活人祭品的沉思》，記錄了1965年格特魯德·巴尼謝夫斯基如何折磨西爾維婭·萊肯斯至死。該事件佔據她精神14年。米列，以女性主義的視角，探索了手無寸鐵少女的故事，以及她涉及的性虐待、身體虐待與情感虐待過程。[6][27] Roberta M. Hooks[譯名請求]評論：「不同於女性主義論戰，《地下室》是篇強烈觸動人心的書面研究，關乎殘忍和屈從問題。」 [28] 米列談到兇手動機說道：「這是個壓迫女性的故事。格特魯德似乎想在少女身上施行某種可怕的正直公理：而這就是成為一個女人的涵意」。 [27]
1979年，米列和加拿大記者凱爾(Sophie Keir)前往伊朗德黑蘭參加伊朗女性爭取藝術與受教自由的活動。當時的何梅尼政府，禁止女孩和男孩一起上學，要求婦女戴面紗，禁止婦女夫離婚。3月8日國際婦女節，數千名婦女參加德黑蘭大學前的抗議活動。大約2萬名婦女參加穿該市自由廣場的遊行。許多遊行參與者被刺傷、毆打或潑酸。米列和凱爾參加了集會和示威活動。在抵達伊朗後兩周，兩人從酒店房間遭帶走，隨後被遣返至法國巴黎。米列擔心伊朗婦女的命運，「她們無法上飛機，這也是為什麼連結全球姊妹社群這麼重要。」[22][29]
1981年出版的《前往伊朗》(Going to Iran)講述這段經歷。 [30]2014年講述女性主義歷史電影《她在憤怒時最美》中收錄米列 。 [31]
1970年的《性/別政治》，改寫自她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該書，[4]的批判了西方社會、文學中父權制，討論了性別歧視和異性戀歧視的現代小說家，如DH勞倫斯，亨利·米勒，以及諾曼·梅勒，並與同性戀作家的觀點做比較，如讓熱內。[32] 米列探討父權的起源，認為性的壓迫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33]，並認為廢除傳統家庭是性別革命的真正關鍵。[34][35] 這本書被視為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運動綱領。 [6][23]
時代雜誌在封面故事放上米列與「性/別政治」[2]，作為婦女解放運動的象徵，稱《性/別政治》是本「非凡的書」，提供了融貫女權運動的理論。 [4]女性畫家妮勒為1970年8月31日的封面創作了米列形象。[36]
諾曼·梅勒的《性囚犯》為回應米列的性政治而寫的。 [37] 諾曼傳記的作者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指出，「《性囚犯》是場比賽。他的修辭對抗她的散文，他的魅力對抗她的覺悟，他唱反調的憤怒對抗她尖酸的指責。目的是將更多的觀眾、更強大的呈現轉化成持續的真理。《性囚犯》是自我模仿和諷刺。...」 [38]
當米列在哥倫比亞大學談論性解放時，一名女聽眾質問她：「你為什麼不在這裡公開說你是女同性戀。你以前說過你是女同性戀者。」米列猶豫地答道：「是的，我是女同性戀」。 [2]幾周後，《時代雜誌》1970年12月8日的文章《再看婦女解放》(Women's Lib: A Second Look)稱，米列承認她是雙性戀，而這可能會使她成就女權運動發言人的名聲，因為它「加強了將所有女性解放運動者視為女同性戀的懷疑論觀點。」[2][3] 該事件導致，兩天後，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Ivy Bottini和芭芭拉在格林威治村組織記者會，30名女同性戀和女性主義領導人宣布「聲援在性別歧視社會中同性戀者爭取解放的鬥爭」。 [2]
1971年的電影《三個女人》，是一部由全女性攝影工作人員製作的紀錄片[6][39]，包括共同導Susan Kleckner[譯名請求]、攝影師Lenore Bode[譯名請求]和剪輯師Robin Mide[譯名請求]，題名為「婦女解放電影」。 [41]這部 70 分鐘的電影聚焦三位女性——導演米列的姐妹馬洛里·米列-瓊斯(Mallory Millett-Jones)、化學家Lillian Shreve[譯名請求]和藝術家Robin Mide[譯名請求]——回憶她們的生活。 《紐約時報》藝術評論家文森·坎比 (Vincent Canby) 寫道：「《三個女人》是一部簡單的好電影。該部電影不會將觀眾注意力拉去電影本身，而是只關注它的三個主角，以及它們如何在米列描述由男性主導的社會中成長。米列在她的《性/別政治》中有系統地撕裂、衝擊、嘲笑和破壞這由男性主導的社會。」 [8] 本片在紐約市劇院首映後獲得了「普遍好評」。 [6]
1971年的《賣淫報告》(The Prostitution Papers)中，米列將賣淫詮釋為女性狀況的核心，比婚姻更清楚地揭示了女性的服從狀況。在賣淫過程中，買賣的是墮落和權力，而不是性。她主張在性工作者自行領導下將賣淫除罪化。
1974年，米列出版《飛翔》(Flying, 1974) [6]，一本「關於她雙性戀的意識流回憶錄」。 [42] 《紐約時報書評》描述，《性/別政治》成功啟發米列，以一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暴露癖」，探索自身的生活。米列以紀錄片的風格捕捉了所思所感。 [43] 1977年的回憶錄《西塔》(Sita, 1977)，講述了她的性取向，特別是她自殺的女同性戀情人[43]，以及這對米列個人的影響。 [6] 米列和茜德尼·阿爾伯特、 阿爾瑪·盧松、Phyllis Birkby、 和Artemis March都是第一個女同性戀意識覺醒組織CR One 的成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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