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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即有所謂的荒政，遇到災荒時，朝廷必適當加以救助。西周時期荒政已初具雛形。《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漢宣帝時，耿壽昌首建常平倉，《漢書·食貨志上》載：「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南北朝有「六疾館」和「孤獨園」，專收窮人和孤兒。《南齊書·文惠太子傳》載：「太子與竟陵王子良具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梁書·武帝紀下》載：「辛巳，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春司御氣，虔恭報祀，陶匏克誠，蒼璧禮備，思隨乾覆，布茲亭育。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發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戊子，大赫天下。」
隋朝有義倉，《隋書·長孫平傳》載：「開皇三年（583年），徵拜平度支尚書，奉令民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上，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開皇十六年（596年）朝廷下詔規定，社倉每秋收谷積儲分上中下三等，「上戶一石，中戶七斗，下戶四斗」。
隋代設立癘人坊是專門收容麻風病人的隔離病院。《續高僧傳》卷二記載： 「收養癘疾，男女別坊；四時供承，務令周給。」
唐代發展出病坊。《通鑑正誤》載，「至德二載（757年），兩京市各置濟病坊，嗣後各州普遍之，多設於廟宇。」
宋朝對急難救助發展到新的層次[1]，史載：「宋之為治，一本於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2]鄧拓統計過「兩宋前後四百八十七年，遭受各種災害，總計八百七十四次」[3]。
宋朝的急難救助單位有福田院、居養院[4]、安濟坊[5]、養濟院[6]等。宋朝還有負責助葬的機構，即漏澤園。天禧元年（1021年），「於京畿近郊佛寺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瘞屍，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7]
《宋史·徽宗本紀》載：「辛未，置安濟坊養民之貧病者，仍令諸郡縣並置。崇寧元年（1102年）置安濟坊於各路，收容貧病無靠者給予醫藥。」也有地方士紳出資者，《宋史·蘇軾傳》載：「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
南渡後，紹興十八年（1148年）八月二十三日藥局改名為「太平惠民局」，《和劑局方》也改成《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南宋董煟編著《救荒活民書》是第一本救荒專書。
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創辦「五夫社倉」，並制訂《社倉事目》。《社倉事目》規定：「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朱熹分析說，「本軍（指南康軍）目前災傷，人戶多致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辛，往往失所。甚者橫有死亡，拋下墳墓，田園、屋宇，便無人為主，一向狼籍，至今遺蹟尚有存者。……今勸人戶各體州縣多方救恤之意，仰俟朝廷非常寬大之恩，各自安心著業。……不可容易流移，別致後悔。」
穆武王高繼勛知瀛州時，「屬歲大飢，谷價翔起，即召諸里富人謂曰：『今半境之人，將轉而入之溝壑。若等家固多積粟，能發而賑濟之，若發濟州將之命。』於是皆爭出粟，王亦以其直予之，蒙活者萬餘人。」[8]
羅彥輔在溧陽，道饉至相枕藉，乃「亟請常平米，又勸有米家，量力而出，下皆樂輸。而就哺者，至不遠百里，賴公以生者，不可勝計」。[9]
向經知河陽，遇「大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支無餘，乃先以己圭田所入租賑救之」，「已而富人皆爭效慕出粟，所全活甚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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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設有廣濟提舉司和惠民局。《元史·百官制》：「廣濟提舉司，達魯花赤一員，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掌修合藥餌，以施貧民。」中統二年（1261年）設置惠民局於大都，「大都惠民局，秩從五品。掌收官錢，經營出息，市藥修劑，以惠貧民。」[11]
至元八年（1271年）在全國廣設安樂堂，《元史·世祖本紀》載：「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途，每四、五十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飢者廩之，死者槁葬之，官給其需。」
元朝爆發災害統計有513次[12]。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潁州有劉福通起事，「明知王法」，但「飢餓難當」，日後紅巾軍開始作亂，直到帝國滅亡。
朱元璋出身貧農階級，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對災荒認識最深刻的一位帝王，他最重視民生，「即位九載，每度四時，慮恐失序而不調，獨勞思於甚者」[13]，因此明代前期對荒政較為重視，荒政執行情況良好。洪武十年（1377年），朱火元璋還殺延誤救荒時機的欽差趙乾。
洪武三年（1370年），廣設惠民藥局。《明史·職官志》載：「洪武三年置惠民藥局，府設提領，州縣設官醫。凡軍民之貧病者，給之醫藥。」
洪武七年（1374年），設養濟院，《明史·食貨志》載：「初，太祖設養濟院收無靠者，月給糧。設漏澤院葬貧民。」
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具文。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14]，明朝中期以後更是「無歲不告災傷，一災動連數省」[15]。
張居正在改革期間並沒有對荒政加以重視，朝廷官員們也沒有在整頓荒政方面作出建設性的努力[16]。火火火火火
崇禎初年荒象頻現，之後漸次「流移滿道，千里而內，十室九空……流民死者已眾，未死者亦終死，其可幸無死者，獨強悍無良之輩耳」。到崇禎十三年（1640年），「南北俱大荒……死人棄孩，盈河塞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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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最重視賑災事宜，當時常平倉發展快速，超過四千萬石，由於官倉積糧過多，甚至造成米價波動。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739年1月3日）酉時發生平羅大地震[18]，由於寧夏將軍阿魯處理得宜，傷亡不大。乾隆十三年全國儲備米糧仍有三千三百七十九萬石[19]。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甚至爆發了甘肅冒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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