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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回教協會（阿拉伯語：الجمع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صينية），簡稱回協，是中華民國的回教組織，也是目前臺灣最大的回教組織，負責台北清真寺等多數台灣清真寺的運營，其核心人物為已故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白崇禧。
1938年由白崇禧號召全國回民抗日而成立於漢口市，1958年在臺灣復會，對外代表全體穆斯林辦理國際事務，對內推行教務、教育、培訓青年人才、宣揚教義及聯繫維護教胞宗教生活[2]。
據統計，1997年中國回教協會的會員人數為7000餘人[3]。雖然目前有約30萬穆斯林居住在台灣，但其中大多數為外來務工人員[4][注釋 1]，並未加入回教協會。協會的會員數與定居台灣的穆斯林人數基本保持一致[5][6]。
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國回教協會提供支援，亦出資資助穆斯林進行麥加朝覲。協會的運轉資金主要來源於穆斯林的捐款，地方自治體和政府的資助也是資金來源之一。此外，設於沙烏地阿拉伯麥加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穆斯林世界聯盟也對協會提供資金支持[7]。
清末至民國初期，不斷有中國阿訇前往西亞朝覲和學習伊斯蘭教知識[8][9]。受原發地伊斯蘭文化的影響，這些阿訇深切感受到中國伊斯蘭教改革的必要性。1912年，王浩然阿訇在北京成立了中國回教俱進會[10]。俱進會一經成立，即受到全國各地穆斯林代表和資本家的支持，逐漸擴大為全國性組織，在各地建立了支部[9]，但國民政府卻於1936年將俱進會解散，並公開認可北洋政府時代段祺瑞部下馬良創立的中華回教公會[11]。不過由於穆斯林知識分子普遍反感馬良意圖控制中國伊斯蘭教界的野心，中華回教公會也很快在反對聲中解散了[12]。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在軍事進攻的同時，開始對中國各界進行拉攏和分化，於1933年3月在東京成立了善鄰協會的前身日滿協會。1934年7月3日日本關東軍策劃組織成立了「滿洲伊斯蘭教協會」，成立一周年時已有10個辦事處、166個分會[13]；1936年11月「滿洲伊斯蘭教協會」改名為「滿洲回教協會」。1934年關東軍在內蒙古成立了西北回教聯合總會[14]以通過綏遠染指寧夏、甘肅。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顧問高垣信道，通過劉錦標在北平牛街禮拜寺成立了中國回教總聯合會[15]，會旗為長方形，以星月為會徽，綠地白月，各地設分會，並聘請伊斯蘭教學者三田了一為顧問[14]。此外，日方還在各地興建回民小學和為穆斯林商人提供食宿的回民會館，並聘請當地伊斯蘭教界的領導者和有名望的人在這些機構內任職[16]。1939年6月22日，日本東亞經濟調查局局長大川周明發表了《告支那回民諸君》一文，文中稱「現在正是有著如此光輝歷史的支那回民東山再起的時刻」[17]。
儘管日軍為爭取中國穆斯林的支持而施加了諸多優惠，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包括伊斯蘭教在內的中國各宗教界均有反日和抗戰的傾向。抗日戰爭爆發後，這一傾向更加強烈，教民紛紛以宗教為核心，團結起來抵抗日本侵略。在此時機下，早已有意建立全國規模伊斯蘭教組織的王靜齋[注釋 2]和時子周[注釋 3]於1938年1月共同在鄭州建立了中國回民抗日救國協會（下稱「抗日協會」），並於1月10日發布《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宣言》，宣告了抗日協會的創會宣言和協會宗旨。1938年2月，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在漢口舉行反侵略運動宣傳周期間，抗日協會代表全國穆斯林表明反對日本的侵略活動。受此影響，當地的穆斯林也在清真寺召開了反侵略大會，吸引了全國各地的1000餘名穆斯林代表參會，其中還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等政要。1938年4月，為了參加抗日戰爭，穆斯林在漢口組織了漢口市回民戰地服務團，於1938年8月改組為「中國回民青年戰地服務團」，其任務為救濟難民、援助傷兵和出徵士兵及其家人等後勤工作。隨著日軍逐漸緊逼，全國的穆斯林進一步團結一致[20]。
1938年4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也為穆斯林）在漢口停留時，與從各地前來參加反侵略大會的全國伊斯蘭教界指導者商議，決定將抗日協會擴大為全國規模的組織，使之成為中國穆斯林的核心組織。1938年5月在漢口成立中國回民救國協會（下稱「回民救國協會」），白崇禧任理事長，時子周和唐柯三[注釋 4]任副理事長。然而由於當時漢口的情況已十分危急，1938年8月，回民救國協會與國民政府一道遷往重慶，並於1939年7月在重慶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會上，協會改組為中國回教救國協會（下稱「回教救國協會」）[注釋 5]。就這樣，國民政府唯一官方認可的伊斯蘭教組織誕生了[22][注釋 6]。經費來源主要為國民政府的撥款。
回教救國協會的目標是與國民政府共同抗擊日軍，並在其中進行宗教活動。協會在戰時的宗旨為「擁護國民政府，促進適應於三民主義的行動，協力抗戰建國」。1939年，理事長白崇禧在向全體職員的訓話中強調協會是「救國救教」的組織，向穆斯林宣傳對日抗戰。協會會則中也規定，協會的活動包括宗教宣傳、穆斯林的組織化與訓練、宣傳參加抗戰、促進和援助穆斯林教育等[24]。
抗日戰爭期間，協會的具體活動包括進行針對中國清真寺、伊斯蘭教學校和穆斯林的調查；通過發行會志和舉行學術演講會等活動在國內進行宣傳；管理清真寺和翻譯《古蘭經》[注釋 7]等教內事務；建設農場和工廠等生產活動等。協會還採取了一些旨在提升穆斯林地位的舉措，如申請取締侮辱伊斯蘭教的書籍、救濟受災穆斯林、創辦伊斯蘭教學校等。上述活動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各種全國範圍的調查，這正是協會作為全國性組織方得以進行的事業[25]。此外，協會進行的一些國際交流活動，如組建埃及留學團、建立中馬（馬來西亞）文化協會和中伊（伊斯蘭）文化協會等準備組織、派遣麥加朝覲團等，都對中華民國保持與其他伊斯蘭教國家的關係有所幫助[26]。
戰爭期間，協會在各地的支部也堅持組織慶祝伊斯蘭教節日。每年開齋節，協會都組織祈禱抗戰勝利和追悼遇難同胞的活動。1944年古爾邦節，伊朗公使及其秘書、土耳其大使館秘書等伊斯蘭教各國使節都參加了協會在重慶舉辦的慶祝活動[27]。
協會還積極參與當時關於憲法的熱烈討論。在1940年1月11日的常務理事會上，協會組織了憲政研究會，並提出了關於指導和輔助穆斯林參與選舉的提案。會志《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刊》[注釋 8]中也增刊了關於憲政問題的內容，1936年國民政府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草案）後，會志對其進行了刊載，表示有必要從穆斯林的角度對草案進行慎重的審查[28]。
1942年，協會召開了第二次全體會員代表大會，將名稱改為現名中國回教協會[29]。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抗日戰爭結束。由於會則規定協會本部設於國民政府首都，故隨著國民政府由重慶遷回南京，中國回教協會也將本部遷往南京[30][31]。1945年台灣光復後，南京支部的王靜齋與穆斯林伊斯蘭學者常子春等人接觸，並於1947年12月23日設立了台灣支部準備委員會[32]。
1946年起第二次國共內戰，1949年國民政府不得不撤往台灣。中國回教協會自創設之初就以擁護國民政府為宗旨，以理事長白崇禧為首的協會高層亦多與國民政府關係密切，故1949年協會隨國民政府一同遷台。中國回教協會繼承中國回教俱進會的衣缽，自1938年成立以來在中國大陸存續了10年以上，擁有21處分會和291處支會，幾乎遍布整個中國大陸，曾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全國性伊斯蘭教組織[33]。
台灣和伊斯蘭教之間原本並沒有太密切的聯繫。普遍認為，台灣最早的穆斯林是明鄭與清對抗時期，由福建渡台的回族人[34]。清末甲午戰爭後，台灣被割讓與日本，從而被迫斷絕了與中國本土的聯繫，台灣的伊斯蘭文化也逐漸被埋沒在台灣傳統文化和習俗中[31][26]。
儘管中國回教協會高層和知識分子以及國民政府的公務人員和士兵等約兩萬名穆斯林於1949年4月隨國民政府遷台，但回協的大多數一般會員都留在了中國大陸。因此，協會遷台後很快就因人員不足和經濟困難而不得不停止了活動。之後，協會接受了來自國民政府等方面的資助，於1952年重啟了會志的刊行，並於1958年正式復會[1][26]。
最初，遷台的穆斯林使用二手的日式房屋作為禮拜堂[35]。但隨著穆斯林人數的增加，建立清真寺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由於中國回教協會經濟狀況不佳，不得不繼續勉強使用二手日式房屋充當禮拜堂。理事長白崇禧將建設清真寺的需求訴諸政府，得到了當時的外交部長葉公超的資助，於1949年12月12日建立了「台北清真寺建設委員會」。為了打造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良好關係，中華民國政府大力支援清真寺建設，從外交部撥款了600萬元作為經費[36]。
協會於1958年購置台北市的土地，開始建設台北清真寺以作為協會的活動據點。除了本地穆斯林的捐助外，工程的資金來源還包括約旦和伊朗的資金援助，以及通過外交部向台灣銀行的貸款。資金援助的具體數額為約旦和伊朗資助15萬美元，台灣銀行貸款10萬美元。此外，部分遷台穆斯林祖籍為寧夏，因此清真寺建設工程也收到了來自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捐款[37]。1960年4月，台北清真寺竣工，中國回教協會本部設於寺內[38][5][39]。清真寺竣工紀念儀式上，時任中華民國副總統陳誠致辭[40]，日本、澳大利亞、泰國和馬來西亞各國的政界與宗教界領袖也受邀出席了儀式。台北清真寺落成後，伊朗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約旦國王海珊一世、尼日前總統哈馬尼·迪奧里和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薩爾等伊斯蘭國家元首都曾到訪此寺[26][36]。
1990年，中國回教協會所購入的台北清真寺建設用地的原所有者向法院提起訴訟，聲索土地的所有權[注釋 9]。訴訟以協會方面全面勝訴告終，然而原告逝世後，其子女將地產轉賣給了某水泥公司，並於1997年完成了名義上的土地轉讓手續，故發生了水泥公司要求台北清真寺歸還土地的事件。1999年，劉文雄等國會議員、外交部西亞局局長、內政部史跡科長等人聯合在立法院召開「清真寺的未來」公開聽證會，會上，協會發聲呼籲停止拆除清真寺。台灣媒體傳達了協會及台灣穆斯林的上述呼聲。同年3月29日，建成僅30年的台北清真寺被認定為台北市市級古蹟，從而免於被拆毀[41]。
現在，中國回教協會正致力於增加國際交流。2004年，世界伊斯蘭聯盟與國立政治大學共同主辦的國際伊斯蘭座談會在台北召開，來自世界各國的許多烏理瑪和政要參加了本次座談會[7]。
2015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召開的第一屆亞太各國伊斯蘭領導人會議上，協會作為台灣代表派遣理事長張明峻等人參會。張在基調演講上，介紹了台灣的清真認證等穆斯林友善化舉措，並就建造新的清真寺請求了資助[42]。
2020年，協會與黎巴嫩非政府組織URDA協力，向居住在黎巴嫩貝卡谷地及阿卡省的難民營的敘利亞內戰難民捐助了糧食與兒童服裝[43]。
中國回教協會主要與台灣政府和地方自治體合作進行清真寺運營、伊斯蘭文化宣傳、穆斯林權益提升、穆斯林友善化等活動。此外，協會的活動還包括協助已失去信仰的「前回民」群體恢復信仰、發行和廣播會志《中國回教》等[44]。
中國回教協會致力於國內穆斯林的培養，在內政部和外交部的資助下於1976年設立了中國回教文化教育基金會，通過此基金會開設獎勵穆斯林的獎學金，進行伊斯蘭相關的講學等等。此外，為了填補台灣其他伊斯蘭教組織的人員不足，協會也組織相關的志願活動[7]。
協會還設立宗教教義言及委員會，收集整理與伊斯蘭教相關的書籍文獻，將阿拉伯語資料翻譯為漢語。這些資料免費公開，以幫助穆斯林學習伊斯蘭教知識[26]。
協會從1954年起每年派遣麥加朝覲團，台灣政府在一定人數範圍內對此施以援助，意圖通過台灣穆斯林向世界展示台灣形象[45]。2009年，朝覲團歸國後受到時任總統馬英九的接見[46]。2019年，朝覲團在總統府受蔡英文接見。蔡英文對朝覲團表示將繼續與伊斯蘭世界合作，構建穆斯林友善的環境[47]。
中國回教協會的主要活動之一就是對清真食品（用符合伊斯蘭教規定的食材和烹飪方法製作的食品）的認證。在台灣政府正式向穆斯林產業投入精力之前，從1990年代開始，清真認證工作的主要承擔者為中國回教協會等運營的清真寺，其中台中清真寺和台北清真寺作為清真認證機構分別於2007年[48]和2010年各自獨立獲得了馬來西亞官方清真認證機構馬來西亞伊斯蘭開發局（JAKIM）的公認[49]。
中華民國政府目前著眼於增進與東協和南印度之間關係的「新南向政策」，致力開拓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市場，因此設立了許多清真認證機構[注釋 10]。其中，中國回教青年會在台北文化清真寺設立的「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進協會」（THIDA）獲得了馬來西亞伊斯蘭教評議會、印度尼西亞烏理瑪評議會、阿聯環境水利省等多個機構的公認[51]。中國回教協會於2012年與THIDA達成協議，擔任全台的清真認證工作[52]。
中國回教協會與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合作，進一步推進清真認證工作。由此，取得清真認證的餐廳數目由2011年的15家增加到100家以上。2013年12月，五星級酒店亞都麗緻大飯店和台北晶華酒店獲得清真認證[53][54]。根據協會方面的數據，獲得認證的製造廠截至2016年共有356家[55]，獲得認證的餐館截至2020年共有285家[56]。
中國回教協會的清真認證的特徵在於其認證根據從業者是否為穆斯林而有所不同。對穆斯林從業者發放的認證為「穆斯林餐廳」認證，而對非穆斯林從業者發放的認證為「穆斯林友善餐廳」認證。這兩種認證除了名稱上的差異之外，獲得的條件基本相同[57]。在這兩項認證的基礎之上，2014年協會又加入了針對住宿設施內的餐廳的「穆斯林友善餐旅」認證、針對印度尼西亞從業者的「穆斯林餐廳及食品商店」認證[注釋 11]和針對飛機內提供餐飲盒飯的集中烹飪設施的「清真廚房」認證。從業者可以根據自身情況申請一個或多個上述認證[58]。
| 名稱 | 經營內容 | 從業者 |
|---|---|---|
| 穆斯林餐廳 | 餐廳 | 穆斯林 |
| 穆斯林友善餐廳 | 餐廳 | 非穆斯林 |
| 穆斯林友善餐旅 | 住宿設施內的餐廳 | 非穆斯林 |
| 清真廚房 | 快餐等集中烹飪設施 | 穆斯林 |
| 穆斯林餐廳及食品商店 | 小吃店及商店 | 穆斯林 |
如前所述，台灣政府重視與伊斯蘭教各國的關係，為了方便伊斯蘭教國家來台的穆斯林移民及旅客，政府著力推進穆斯林友善化進程。其中，中國回教協會與政府和台灣觀光協會合作，面向旅遊業者開設研討班，以此幫助推進穆斯林友善化[59]。協會還與政府合作在車站和公共設施內設置禮拜堂[60]。此外，協會還與台北市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的穆斯林學生團體合作推出了「Halal.Taiwan」（清真台灣）App，可為穆斯林旅客提供酒店、清真寺、餐廳等方面的信息[61]。
高雄市曾提案遷移高雄回教公墓，並將原址改為公園，但中國回教協會對此表示反對。經過協商，雙方於2014年達成的協議中，協會方面接受將墓地與公園合用，但協會最終同意將墓地遷往他址。伊斯蘭教義規定非穆斯林不允許擅動穆斯林墳墓，高雄市對此教義表示尊重，並面向高雄市內的穆斯林社區召開了聽證會。2017年，高雄市殯葬管理處訪問馬來西亞，學習伊斯蘭教殯葬禮儀，以示對穆斯林群體的重視。不過協會仍然警示市方，稱此類遷移並沒有過先例[62]。遷移於2017年10月開始，2018年8月完成[63]。
台灣有影響力的伊斯蘭教組織除了中國回教協會外，還有中國回教青年會，其前身為1949年於廣州成立的中國回民青年反共建國大同盟。兩協會之間時常發生衝突，互相批判，關係不佳。1971年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薩爾二世來訪期間，回教青年會並未出席回教協會參加的接待活動。兩會對峙的局面持續至1978年青年會歸入回教協會屬下為止[64]。
協會曾與駐台印度尼西亞經濟貿易代表處合作創辦伊斯蘭教士聯合會台灣分會PCINU台灣。2009年，協會宣布將與PCINU台灣實施密切的合作。當時協會的代表表示，人數眾多的在台印度尼西亞勞工和留學生對台灣伊斯蘭教而言非常重要[65]。
中國回教協會加盟了總部設於麥加的穆斯林世界聯盟[66]，並接受聯盟提供的各種資助。1980年，協會協助馬來西亞前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創立伊斯蘭教組織RISEAP，二者間至今仍有很深的聯繫[26]。
2007年，中國回教協會向前述的伊斯蘭教士聯合會提出教育方面的合作申請。台灣方面將為財力無法支持求學的印度尼西亞年輕人提供獎學金，而印度尼西亞方面將協助台灣培養女性烏理瑪[67]。
協會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展開合作[31]。2005年，伊斯蘭教協會邀請回教協會訪問大陸，回教協會派出由包括理事在內的8名代表組成的代表團，展開自5月22日起為期8日的訪問。代表團在北京受到國家宗教事務局接見，並達成協議與伊斯蘭教協會共同促進兩岸伊斯蘭教界的合作。代表團還視察了寧夏和甘肅等穆斯林聚居地區。2010年，伊斯蘭教協會訪台，回教協會予以回應[68]。2014年10月，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就清真食品相關問題派出訪台代表團[69]。
由中國回教協會營運的清真寺如下表所示。除此之外，台北文化清真寺由中國回教青年會營運[26]；大園清真寺由台灣穆斯林輔導協會營運[70]；花蓮清真寺由 PCINU 台灣營運[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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