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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學運，又稱1990年3月學運、三月學運，是指在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間於中華民國所發生的一系列學生運動，由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周克任、何宗憲、楊弘任簽署發起宣言[1]，最初號召共9位學生（含3位發起人）至中正紀念堂展開靜坐行動，開啟野百合運動序曲，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今自由廣場）上靜坐，他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2]。這是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來所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學生抗議行動，這場活動對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與質變。在學生運動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依照其對學生的承諾，在不久後召開國是會議，隨後於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使台灣的民主化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2]。
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民主化就歷經劇烈的變動。台灣經過解嚴、解除報禁和黨禁後，民間活力四起、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台灣各地瀰漫著一種騷動隨時而出、不安於世的氛圍。這股澎湃、新生的風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園內，使校園成為聚積社會能量的一個重要場域[3]。
雖然在1987年時任總統蔣經國結束臺灣戒嚴，儘管社會經濟蓬勃發展，政治改革卻似乎永遠追不上民眾的要求，即使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後，改革速度仍然保持慢速。1990年，是第8屆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的年份，當年2月，中國國民黨提名李登輝、李元簇為第八屆正副總統候選人，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李登輝採用之副總統人選及決策方式有所歧見，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嚴重之權力鬥爭，形成所謂「主流派」（支持李登輝）與「非主流派」（反對李登輝）之爭。非主流派企圖推出林洋港、蔣緯國參選，但因林洋港拒絕接受連署而破局。而這兩派之爭又牽涉敏感的「省籍問題」，史稱「二月政爭」。就在同年3月13日，政府遷台四十年來從來未曾全面改選過的國民大會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1986年所選出的增額代表任期延長為9年，創下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惡例，在當時被嘲諷為「山中傳奇」[4]。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各界對國大代表一連串擴權牟利的行為，不但開始感到不耐煩，同時也開始展開抗議，「罷課、罷稅、抗稅」的呼聲四起。由於民主進步黨主席及國大代表赴總統府請願遭抬離毆辱，而有升高抗爭強度的趨勢。1990年3月16日，9名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拉出寫著「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白布條，為野百合學運揭開了序幕[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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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生選擇的靜坐地點在禁止集會遊行的博愛特區中，靜坐者面臨了可能被警方驅離的狀況。於是，一些學運人士、社運人士、以及媒體記者，在知道這個消息後立刻前往支援，在寒風中一直撐到第二天早上，廣場的指揮中心成立，野百合學運度過了最危險的一個夜晚。
由於媒體的報導，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學生進駐廣場靜坐，台大自由派學者並於同日發起「柔性罷課」，宣布自19日起一週將上課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並定名為「民主教育週」。由於各級議會與社會團體自16日起就陸續發表「聲討國大」行動，國民黨政爭已拓展成全民各階層的動員。在媒體持續披露廣場靜坐消息下，17日在學生靜坐現場旁圍觀的群眾已迅速突破2000人，廣場儼然成形並持續成長。
3月18日，廣場的靜坐運動已快速發展成全國性的學運份子串連活動，參與靜坐示威的大學生已達數千人。當天下午，甫成立的民進黨發起造勢大會，動員數萬群眾在廣場大門旁邊進行演說，主軸在於聲討國大。廣場之學生自治領域，表現出超齡的政治運作，以和平理性態度擴大靜坐的參與，依共同討論來形成決策共識，發表《廣場通訊》與社會進行對話，並進行自我教育與組織的工作。靜坐廣場與圍觀聲援的民眾間以繩索區隔，在廣場決策委員會表示要以「自主、隔離、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則來進行廣場抗爭時，野百合學運已用自主的邏輯宣示了學運成為獨立自主的社會力之一。
也是在這一天，在由學運團體所組成的校際會議上，學生們正式發表了野百合學運的四大訴求：
- 解散國民大會，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
- 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重建新的憲法秩序。
- 召開國是會議，全民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
- 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呼應民意的潮流[5]:83。
這四條要求，反應當時台灣民間社會一部分人士對統治者的具體要求。
3月19日，在學運團體、學生自治組織與教授的集體動員下，廣場人數爆增。上午10時，10名廣場靜坐學生發起絕食抗爭，絕食聲明中要求總統李登輝與行政院長李煥於21日前答覆廣場四大訴求，將道德張力推向高峰。當日傍晚，廣場學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間11點，校際會議通過「野百合」為本次學運之精神象徵，因此此次學運稱為「野百合學運」。在一份由學生廣場文宣組所發出之〈野百合的春天〉傳單中，學生們對選擇野百合作為該次運動之精神象徵的原因，有如下的說明：
-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象徵著自主性。
- 草根性：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都看的到，反映了草根性。
- 生命力強：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
- 春天盛開：她在春天盛開，就是這個時刻！
- 純潔：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們一般。
- 崇高：在魯凱族裡，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5]:116。
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野百合學運，包含了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
3月20日，廣場靜坐的學生已超過五千人，決策委員會決定由原來七名擴增到十二名。面對總統大選的前一天，全國目光焦點均聚集在廣場，學生的壓力越來越重。而在社會力表態上，各級議會均派代表前往探視學生；但基於超黨派原則，沒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發言。總統府則發出新聞稿表示，李登輝總統已決定召開國是會議，以處理憲政體制與政治改革的問題，並訂定改革時間表。這是統治者對野百合學運之四大訴求首次的正面回應。代表軍方的參謀總長陳燊齡上將也公開肯定學生的抗議是愛國行動，並建議學生儘早結束靜坐行動；這是軍方首次對學運公開表態，雖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尋常的氣味。稍後，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長開始聯合勸告學生盡快復學。
3月21日，甫當選第八任總統的李登輝決定於下午3時在總統府接見53名學運學生代表。靜坐學生透過各校討論的機制，形成與李登輝會面的四點要求共識：
- 請李登輝總統接受學生們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情操，以及學生提出的四項嚴肅要求。並對民眾公開發表。
- 在第8任總統就職前，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必須討論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 全體在廣場上的學生於李總統明確同意以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學生將對國政大事的發展繼續保持高度關切。若李總統不能對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覆，我們將堅持原則、持續抗爭。
- 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我們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持續監督國是會議，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在台灣未能完全徹底民主化之前，我們絕不停止奮鬥[5]:141。
學生代表在與李登輝會面後回到廣場。廣場上的學生在看過雙方會面的錄影帶後，進行分校討論，以決定是否要結束這次抗爭。最後，校際會議以22：1的壓倒性投票數，決議於22日早上宣佈撤離中正紀念堂廣場。
3月22日早晨，指揮中心正式宣佈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際會議最後決定繼續「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之組織工作，各地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六天的野百合學運。
1990年3月19日，針對集結的學生及學校增多，學運調整內部組織，並在《廣場通訊2》文宣廣為宣告[1]：
後續決策小組增加至11人，其中，鄭文燦擔任決策小組發言人，范雲擔任總指揮[6]。
李登輝承諾召開國是會議之後，行政作業迅速展開，4月3日公布籌備委員名單，4月14日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履行先前對學生的承諾。6月28日，李登輝於台北市圓山大飯店舉行國是會議，計一百四十一人代表出席；與會各界代表除了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外，還包括美麗島事件受刑者、民進黨領導人和海外黑名單人士；此次「朝野協商」針對「國會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體制」、「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憲法與臨時條款修正方式」等五組議題逐一討論，最後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憲採取一機關兩階段方式」、「修憲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名之」等共識，並一一透過法定體制逐一落實。
就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而言，政治上實際的推動者實際是立法院與大法官會議，而不是國是會議。對資深中央民意代表不願退職及國大代表擴權不滿的增額立法委員，以民進黨籍的陳水扁、余政憲、彭百顯為首，結合國民黨籍的趙少康等人，共二十六人在6月初提案聲請釋憲。而在國是會議召開、朝野未達成具體共識之際，6月大法官會議做成司法院釋字第261號解釋，規定資深中央民意代表應於1991年12月31日終止行使職權，才使得退職條例的功能得以彰顯，也正式宣告了「萬年國會」終結的最後期限。
野百合學運對台灣政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對於台灣政治發展而言，雖然野百合學運的學生後來並未重回廣場，然而「當時高舉理想大旗的四大訴求，也逐漸內化成台灣19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在台灣社會普遍接受下，陸續在十年中完成國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權的和平轉移」。另一方面，對於學校裡面的校園文化而言，「透過這次學運和成果，開拓了校園內更大的民主空間，讓學生不再那麼畏懼政治，有助於台灣社會的更民主化」[7]。
從比較微觀的角度來看，經過十數年後，很多現在屬於民進黨陣營、或者和民進黨理念比較接近的新生代社會菁英，其實都和野百合學運前後的校園運動及社會運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比如說，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前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外交部部長林佳龍、前文化部部長史哲、嘉義縣縣長翁章梁、台南市市長黃偉哲、高雄市市長陳其邁、民進黨前秘書長羅文嘉、民進黨立法委員范雲、民進黨立法委員李昆澤、民進黨立法委員鍾佳濱、民進黨立法委員林宜瑾、民進黨前立法委員郭正亮、國民黨前立法委員鄭麗文、前內政部政務次長顏萬進、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兼社會民主黨第二任召集人陳尚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助理教授顧玉玲、《臺灣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和蕃薯藤執行長陳正然都是「學運世代」的重要成員[3]。此外，亦有不少人深耕學界，如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詹鎮榮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在某種程度上，「學生運動」正是屬於他們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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