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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成虎，又稱以訛傳訛、眾口鑠金、曾參殺人、大臭鼠效應（英語：Woozle Effect）、引證證據（英語：Evidence by Citation）[1]、大臭鼠（英語：Woozle），是指只有少數來源的不實宣稱因為一傳再傳而被當成事實，並可能演變成謠言和都市傳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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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成虎典出《戰國策．魏策二》，龐蔥和魏太子去趙國當人質，龐蔥離開前以三人成虎的比喻勸諫惠王不要聽信讒言。不幸最終魏惠王仍聽信讒言。
龐蔥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曾參殺人典出《戰國策．秦策二》。曾參素以賢孝聞名，其母雖起初接收其殺人謠言時表示不相信，但最終在謠言的不斷衝擊下翻牆逃走。
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者不殺人。』置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置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逾牆牆而走。
大臭鼠（Wozzle）是艾倫·亞歷山大·米恩1926年故事集《小熊維尼》的虛構人物。在小說第三章《維尼和皮傑去打獵，差點抓到一隻大臭鼠》（"In which Pooh and Piglet Go Hunting and Nearly Catch a Wozzle"）中，小熊維尼和皮傑跟著在雪中留下的蹤跡出發，他們以為這些足跡是一種叫大臭鼠的虛構動物留下的。這種足跡隨後大量出現，直到克里斯多福·羅賓解釋稱它們其實是兩者繞著樹轉圈留下的足跡[3]。
「大臭鼠效應」一詞正式登場前，與該詞相關潛在研究現象已有60多年的歷史。貝凡（Bevan，1953）撰寫有關心理學領域的科學方法論和研究謬誤時，借用了「科學大臭鼠獵人」（scientific woozle hunters）一詞[4]。而後霍爾維（Wohlwill，1963）在社會學研究中引用了「大臭鼠獵人」，史蒂文斯（Stevens，1971）也在研究引述錯誤的信件時，讓讀者警惕大臭鼠[5]。
理察·J·吉爾斯指出，「大臭鼠效應」由貝弗利·霍頓（Beverly Houghton）於1979年創造[6][7][8]。其他研究人員則把該詞起源歸因于吉爾斯（Gelles，1980）[9]、吉爾斯和穆雷·A·施特勞斯（1988）[10][11]。吉爾斯和施特勞斯認為大臭鼠效應形容社會學中的一種偏見模式，可理解為導致個人和公眾認知、學術界、政策制定和政府存現多重錯誤的引線。大臭鼠也可以是關於研究的主張，不過該點未得到初期研究支持[12]。唐納德·G·達頓（Donald G. Dutton）認為，大臭鼠效應發生在頻繁引用缺乏證據的先前出版物，讓個人、團體和公眾誤以為或相信證據存在，而這種非事實會演變成都市傳說和事實陳述[2]。大臭鼠的出現一般和語言從限定形式（「或許」、「應該」、「可能」）塑造成絕對形式（「是」），引入不是由原來的作者持有，或得到證據支持的思想和觀點時出現[13]（p. 28）。
達頓認為大臭鼠效應是確認偏誤的例子，和信念毅力和團體迷思有關[13]（p. 109）。由於在社會學中，經驗證據可能建基於經驗報告，而非客觀測量，研究人員可能傾向於使證據和期望保持一致。達頓認為，社會學也可能和社會正義的當代觀點和思想一致，致使傾向於那些想法的偏見出現[13]（p. 110）。加姆布里爾（Gambrill，2012）將大臭鼠效應和創造偽科學的過程聯繫[14]。加姆布里爾和雷曼（Reiman，2011）也將它與更多故意的政治宣傳技巧聯繫，認為像「每個人都知道......」、「很清楚......」、「很明顯......」、「人們普遍認為......」等開場的詞語為後續可能是大臭鼠的論證觀點敲響警鐘[15]。
1979年，霍頓[6]在描繪大臭鼠效應時，展示了吉爾斯（1974）發表在施特勞斯（他也為吉爾斯的著作撰寫前言）的著作《狂暴之家》（The Violent Home）[16]中建基於小樣本的研究，是如何以假裝大樣本的形式呈現的[16]（pp. 13–17）[17]。蘭利和利維（Langley & Levy）在他們1977年合著的《毆打妻子：沉默的危機》（Wife Beating: The Silent Crisis）[18]。1998年著作《親密暴力》（Intimate Violence）中，吉爾斯和施特勞斯利用《小熊維尼》的大臭鼠形容研究中的不良手法和自我引證的研究，是如何將老舊的研究包裝成新的證據，引發錯誤和偏見的[2]。
在薇拉司法研究院的一項研究中，韋納和哈拉（Weiner and Hala，2008）指出了跟測量人口販賣有關的研究難點[19]。他們描述繪製了估計人口販賣中患病率的大臭鼠效應。通過搜尋1990年到2006年間的有關文獻，韋納和哈拉發現45本出版物中的114項患病率測算，只有一本出版物引用原創研究數據，另有多個估測數據似乎沒有來源[19]。兩位作者總結稱，他們查閱的來源缺乏引用、充分的操作定義和方法學討論[19]。施特拉斯基（Stransky）和大衛·芬克爾霍（2008/2012）批評了人口販賣研究的方法學籠統。他引用了大臭鼠效應[20]（p. 3），在他們的研究報告首頁便發出警告，稱不要引用他們所呈現的任何估算數據，指出認真檢查數據後，他們「發現沒有一個建基於強有力的科學基礎」[20]（p. 1）。
加姆布里爾和雷曼（2011）研究關於社交焦慮的科學論文及大眾市場傳播，歸納出其中有許多操弄毋庸置疑的重複技術，且不在話語中討論任何相互競爭的理論，從而把社交焦慮的疾病模型視作不可爭議的事實。兩人進一步指出，即便跟他們的對象講解這種手段的明顯標記，他們許多人仍然會在實際測試中誤用了這些標記[15]。
薛頓賀爾大學教授詹姆斯·金布爾（James J. Kimble）以1994年到2015年間針對1943年美國戰時宣傳海報《我們能做到！》的歷史研究為例子。密西根州居民傑拉爾丁·道爾1994年聲稱自己是該海報的原型後，許多來源都重申了她的主張，沒有檢查兩個基本前設：即道爾是1942年戰時照片中的青年工廠工人，以及照片給廣告畫家J·霍華德·米勒創作該海報的靈感。經過一些媒體代表稱這種聯繫未經證實，但更多的人熱情地支持道爾的主張。這些多方面的認可賦予道爾故事一個「令人信服的」權威，儘管缺乏建立聯繫的權威論據。金布爾在2015年發現了原始的工人照片，照片的說明指出年輕女子是1942年3月在加利福尼亞州工作的娜歐蜜·帕克，而道爾那時還在上高中[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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