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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不都瓦依提·烏拉太也夫（1925年7月1日—2007年5月21日），男，維吾爾族，新疆吐魯番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中「兩個離不開」思想的提出者[1][2][3]。
烏拉太也夫出生在新疆吐魯番一個貧苦的維吾爾族農民家庭。1947年7月參加新疆三區革命，歷任新疆伊犁民族軍補充團戰士、司務長、排長、政治教導員、營長等職[1][4]。
新疆和平解放後，烏拉太也夫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14師41團副政委、第五軍政治部文工團政委等職。1951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4]。1955年2月到1988年6月，烏拉太也夫歷任新疆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南疆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南疆軍區副司令員（1981年12月到1982年1月）、南疆軍區副政委（1982年1月到1985年1月）、新疆軍區副政委等職[4][1][5]。1955年獲授三級解放勳章。1988年9月獲授少將軍階。1990年離休後定居在烏魯木齊[1]。
1980年3月14日、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開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匯報了工作。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共中央統戰部等有關部門領導參加了會議。與會人員座談討論西藏地區的工作，進一步明確西藏面臨的任務及需要解決的方針政策等問題，並形成《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中發〔80〕31號），批轉《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給全黨全國，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西藏自治區的中心任務和奮鬥目標是「以藏族幹部和藏族人民為主，加強各族幹部和各族人民的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從西藏實際情況出發，千方百計地醫治林彪、 『四人幫』造成的創傷，發展國民經濟，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義化科學水平，建設邊疆，鞏固邊防，有計劃有步驟地使西藏興旺發達、繁榮富裕起來。」中央還提出了指導西藏工作的八條方針，其中要求「大力培養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幹部，積極幫助他們把建設西藏的主要責任承擔起來。內地調往西藏的幹部，要根據實際需要，堅持少而精的原則。」[6][7][8]
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後，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胡耀邦，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率領中央工作組於1980年5月22日抵達西藏。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的講話》進一步提出 建設團結、富裕、文明新西藏的總目標及西藏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辦好的六件大事：第一，「就是要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權利。」第二，「從當前西藏相當困難的情況出發，要堅決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要大大減輕群眾的負擔。」第三，「要在所有的經濟政策方面，西藏要實行特殊的靈活政策，便於促進生產的發展。」第四，「要把國家支持你們的大量經費，用到發展農牧業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上面來，這是一大政策。」第五，「要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大力地、充分地發展藏族的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第六「要正確執行黨的民族幹部政策，極大加強藏漢幹部的親密團結。」[9]其中第六件事要求在一個短時間內把西藏脫產幹部隊伍包括教員，藏族幹部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二至八成。在西藏的漢族幹部「要有計劃地、相當大批地回到內地去妥善安排工作。目的呢，你們沒有算這個帳，減少五萬人一年就減少兩千萬斤糧食，不知你們算沒算這個帳？我們現在從內地把豬肉、雞蛋、大米、白面，還有日用品，運上來，要花多大力呀！這麼一來，我看三方面會滿意，中央滿意，漢族幹部滿意，藏族幹部同人民滿意，三方面滿意，我們為什麼不幹這個事情呢！」 [10]
新疆在傳達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的講話與中央31號文件時，時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一書記的汪鋒提出「新疆也應按這個精神辦，要絕大多數漢族幹部、職工退回內地」。這時，一些混亂言論也流傳起來，引起在疆漢族情緒浮動，其間還有新疆農墾系統的上海知青不願繼續遭受被迫背井離鄉要求回上海。而維族則大受鼓舞，民族情緒高漲，南疆喀什、阿克蘇、和田地區相繼發生大規模事件。
1980年8月2日發生了震動全疆的高旭事件[11]。處理高旭事件中，烏拉太也夫、阿皮孜·阿不都拉（被高旭槍擊身亡的維吾爾族工人）的母親康巴爾汗、大伊瑪目買買提依明等人為安定民心發揮了重要作用[12]。時任南疆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的烏拉太也夫及時趕往事發地所在鄉村，耐心細緻地做民族群眾思想工作，並親自按伊斯蘭教的習俗作了善後安撫工作，使事件得到了平息[4]。事後烏拉太也夫頂著「與胡耀邦制定的民族新政策唱反調」的壓力，1981年6月通過新華社記者張萬來、秦衛東在新華社內參上發表了烏拉太也夫對邊疆民族問題長期思考總結的《關於在少數民族地區解決民族糾紛問題的八點建議》，提出「在新疆，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也離不開漢族」、「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無論在生產、生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都要相互依靠，誰都離不開誰。」這個觀點得到鄧小平的肯定。鄧小平在新華社內參上親筆批示：「南疆軍區政治部有位副主任，提出了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同樣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我贊成這一句話。這個觀點很正確，很好。大家這樣想問題、處理問題就好了。」[13]這就是中國民族工作「兩個離不開」思想的來源。
1981年7月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討論了新疆民族關係問題。會議紀要根據鄧小平批示精神，提出：「新疆的漢族幹部要確立這樣一個正確觀點，即離開了少數民族幹部，新疆各項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數民族幹部也要確立這樣一個正確觀點，即離開了漢族幹部，新疆各項工作也搞不好。」糾正了胡耀邦、萬里、汪鋒在民族工作上的原則錯誤。1981年10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接見全國少數民族參觀團負責人時說：「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是，漢族離開少數民族不行，少數民族離開漢族也不行。這個關係是相互依存、相互幫助的關係，誰也離不開誰。」[13]後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第一書記王恩茂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在新疆提倡「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的「兩個離不開」思想[4]。
1990年8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視察新疆時說：「『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這個觀點，生動地反映了我國各族人民團結髮展進步的歷史，對這方面的宣傳教育要經常抓、反覆抓，堅持不懈。」此後，江澤民又指出：「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是由五十六個民族構成的，在我們祖國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是社會主義的新型關係，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這便是由「兩個離不開」引申形成的「三個離不開」思想[13]。
- 澤娜甫·哈斯木[4]
- 居來提·烏拉太也夫[3]
- 阿米娜·烏拉太也夫
- 安尼瓦爾·阿木提，原任新疆大學校長，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委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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