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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金·莫頓（英語：Robert King Merton，出生名邁耶·羅伯特·施科爾尼克，Meyer Robert Schkolnick，1910年7月4日—2003年2月23日），美國社會學家，公認為現代社會學一大元勛，同時也對其中子領域犯罪學貢獻良多，他是科學社會學的奠基人，同時創新了觀察研究法。[1]莫頓曾任美國社會學協會第47任主席，[2]職業中多數時光都奉獻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在哥大獲得全學教授[註 1]頭銜。1994年，莫頓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章，以表彰他對社會學領域的貢獻，以及對科學社會學的開創之功，是為首位獲得這一榮譽的社會學家。[3][註 2]
莫頓對社會學的貢獻可歸於三個方面：科學社會學；犯罪及越軌社會學；社會學理論。他開發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如「意外後果」「參照群體」「角色緊張」等等，然而這些概念中，最著名者當莫過於「榜樣」和「自我實現的預言」。[8]所謂「自我實現的預言」如今已在現代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理論中成為核心組分，它所指的是某種信念或者期望影響了情境的結果，或者影響了人或群體採取行為的方式，這樣的一類過程。[9][10]更具體說，按莫頓本人的定義，「自我實現的預言就是，在一開始對情境錯誤的定義，它會激起新的行為，而使得原先錯誤的觀念成真了」。[11]在犯罪及越軌社會學方面，莫頓同時發展了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的失範理論概念，提出了犯罪學上著名的緊張理論，另外提出內團體與外團體的概念，在犯罪學上加以延伸並且套用。[12][13]
莫頓所謂「榜樣」的概念首次出現在一次針對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的研究中，主題是醫學院學生的社會化。這一術語從莫頓「參照群體」的概念中發端；所謂「參照群體」者，個體將這種群體與自身作比較，但不必要從屬於它。「社會角色」的概念在莫頓的社會群體理論中居於核心，莫頓強調，人並不會只想定一種角色、一種地位，而是在社會結構中定有一套地位組合，而附著在這套地位組合之上，有一整套預期的行為舉止。[14]
羅伯特·金·莫頓於1910年7月4日生於美國費城，出生名邁耶·羅伯特·施科爾尼克，[15]家庭背景是操意第緒語的俄羅斯猶太人，1904年才遷到美國。其母伊達·拉索夫斯卡婭是不去會堂的社會主義者，思想自由，富有激進的同情心。其父阿隆·施科爾尼科夫是裁縫，美國的入境口岸將他的姓名正式登記為「哈里·斯科爾尼克」。[16]莫頓父親在南費城開乳品店，遭到火災焚毀，店鋪沒有投保，莫頓全家的經濟形勢陷入拮据。為養活家庭，莫頓父親後來找到木匠助手的差事做。[17]
雖然莫頓成長的環境實在貧窮，他卻相信自己得到了許多機遇。[18]在南費城高中就讀時，莫頓是附近文教場所的常客，這其中包括卡耐基圖書館、費城音樂學會、費城中央圖書館、費城藝術博物館，等等。1994年，莫頓表示南費城的發展為年輕人提供了「每種類別的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人脈資本，還有最重要的，我們大概會稱作公共資本的東西——就是說，提供了每種類別的資本，除了個人財務的那種」。[19]
莫頓之採用「羅伯特·K·莫頓」的姓名，開始是在魔術表演中作藝名用。[16]青年時的莫頓對魔術極有興趣，這是受他姐姐男朋友的強烈影響。他最初為魔術活動選的藝名是「默林」，但最終定為「莫頓」，這樣能使他出自移民的姓氏更進一步「美國化」。莫頓為自己選擇「羅伯特」的名，是為了向19世紀的法國魔術師、公認為現代風格召喚魔術創始人的尚-歐仁·羅貝爾-烏丹致敬。由此邁耶·施科爾尼克的藝名成為「羅伯特·莫頓」，他使用這一姓名得到天普大學的獎學金，之後就保持下去，以這一名字行世。[18]
1927年到1931年間，莫頓入讀費城天普大學，在喬治·E·辛普森指導下開始了社會學的學術生涯。當時莫頓曾參與一個項目研究種族和媒體，在這個項目中，莫頓任辛普森的研究助理，這段經歷將他引入了社會學的領域。在辛普森帶領下，莫頓參加美國社會學協會的年會，會上結識了皮特林·索羅金，是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的創系教授。莫頓向哈佛提交申請，從1931年到1936年在索羅金門下擔任研究助理。[20]
當時許多人懷疑莫頓從天普畢業後能否得到哈佛的錄取，但莫頓很快戰勝種種不順，第二年已經開始和索羅金一同發表作品。到1934年，莫頓甚至開始發表自己的文章，其中包括〈近期法國社會學〉〈阿拉伯知識分子的發展歷程，公元700年至1300年〉〈工業發明速率的波動〉〈科學與軍事的工藝〉，等等。[17]做完這些工作後，莫頓於1936年從哈佛畢業，獲得文學碩士和社會學領域的哲學博士學位。[21]
1938年莫頓結束學業時，已經開始著手著述使他在社會學圈子中出名的作品，這時他發表了第一項重要成果〈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這篇文章為創立科學社會學提供了幫助。[18]莫頓的博士答辯委員會中有索羅金，同時也有塔爾科特·帕森斯、歷史學家喬治·薩頓、生物化學家勞倫斯·約瑟夫·亨德森。[22]文中出現的莫頓命題和馬克斯·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提及的，新教倫理同資本主義經濟的關係類似，而提出基督新教的敬虔主義、清教主義和早期實驗科學之間存在正相關。[20]
1934年莫頓與蘇珊·卡爾哈特（Suzanne Carhart）結婚，育有一子兩女。子羅伯特·C·莫頓，在199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兩女史蒂芬妮·莫頓·托姆布雷洛及瓦內薩·莫頓，後者是佩斯大學法學院法學教授。莫頓同卡爾哈特在1968年分居，卡爾哈特卒於1992年。[23]
1993年，莫頓與他的同事、研究上的合作者、社會學家哈麗特·扎克爾曼結婚。在健康衰弱多年、同六種癌症搏鬥過後，2003年2月23日，羅伯特·金·莫頓卒於曼哈頓，享年92歲。莫頓身後留下妻子、三個子女、九個孫輩、九個曾孫輩。[23]
莫頓在哈佛任教到1938年，當年成為杜蘭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莫頓加入哥倫比亞大學，他的教育生涯，絕大多數時間都在哥大度過。哥大五十年間，莫頓得到了大量聲望顯赫的頭銜。1942年到1971年間，莫頓在哥大應用社會研究室任副主任，在1963年得到吉丁斯社會學教授的教席；1974年，莫頓獲得哥大最高等級的學術榮銜「全學教授」；1979年退休時成為「特殊服務教授」（Special Service Professor），這是大學校董會為榮休教職員預留的頭銜，獎勵他們「為大學支持了特殊的服務」。莫頓在洛克菲勒大學有臨時的教職，同時是拉塞爾·塞奇基金會的第一位資助學者。[24]1984年，莫頓從教職上退下，為了表彰他對學術、對大學的長久貢獻，哥倫比亞大學在1990年開設了羅伯特·K·莫頓社會科學教授席位。[24]
1941年移籍哥大時，莫頓加入了保羅·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拉扎斯菲爾德當時正在將定量方法引入社會學的經驗研究之中。拉扎斯菲爾德和莫頓都強調通過有代表性的樣本、以成體系的方式採集，所得到的「系統數據」十分重要；而莫頓同時加以探索，希望發展出一條理論路徑「能將這項研究的結果轉化成為社會學」。[21]
莫頓的研究經常和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研究作比較。在哈佛就學時，莫頓聽過帕森斯的理論課程，對帕森斯的工作深為讚賞，因為這些研究使得莫頓見識到了歐洲的理論體系，也拓寬了他自己對社會學的想法。然而不似帕森斯強調社會科學必須建立總括的根基，莫頓則傾向更局部的「中層」理論。莫頓後來在作品中解釋道，「儘管帕森斯是社會學理論的建築大師，給我的印象頗深，我卻發現自己從他做理論的那種模式（他闡釋的模式也一樣）中背離而去」。[18]莫頓本人塑造的理論同涂爾幹在《自殺論》（1897年）中、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5年）中所塑造的十分相似。韋伯提出，在基督新教的信條和促成了資本主義興起的經濟活動之間，存在強烈的聯繫。莫頓進一步的研究則指出清教主義的新教信條和科學之間相輔相成，而科學在十七世紀迅速發展。[25]莫頓相信，中層理論規避了更大規模理論的失敗之處，這些理論要觀察特定社會環境之下的社會行為，則太過遙遠了。[26]
根據莫頓的說法，「中層理論」之構建，是從社會現象經過清楚定義的方面開始，而不從社會整體之類廣闊、抽象的存在開始。中層的理論應當有經驗研究的數據作堅實的支撐。這些理論必須通過觀察數據來構造，從而提出理論問題，也要能納入可以通過經驗進行檢驗的方案中去。[27]中層理論適合於範圍有限的數據，超出對社會現象的直接描述，而填補了不加修飾的經驗主義、同廣大的總包的理論之間存在的空白。[28]
按林齊維洛2019年的定義，對中層理論的識別，或者說「中階指定」者，典型的做法就是通過功能分析將其確定，這種方法由莫頓在研究理論和經驗研究之間關係的過程中發展出來。不同於帕森斯所提出功能論的理論構建，莫頓提倡另一種方法，研究者運用工具和方法論時，應當作出實用主義的選擇，按這種方向提出假設，莫頓的方法對這其中的關係舉出了詳盡的證據。以這種方法，社會學理論可以在試探性的目的中用於考量，而經驗研究則得出所作分析可操作的一面，社會學家在其中則永遠有義務選擇去將科學關注的領域縮減再闡述出來，而不是將檯面上一切的變量都闡述。這種策略，簡單說就是要有利於「調查」。[29]
莫頓認為，越軌的出現，可能是個人生活中遇到使他們不能達到目標的障礙，這樣造成的後果，最終導向越軌行為。根據莫頓的緊張理論，犯罪行為是由以下事項決定的，即對文化理想和/或要達成那些目標，所用合乎慣例的機制，其接受還是拒斥。「緊張」這個術語指的是由文化所決定的目標和為了實現這種目標，可以採用的合乎慣例的手段，二者之間的鴻溝。莫頓舉圓「美國夢」的過程作為例子，如果某個個體不能達到文化所主導的（關於成功的）目標，這就可能使得個體感到沮喪，有可能導向解脫限制，闖入不合法的逃離路線或者不良行為。這一理論受到批評，因為它並沒有（至少不能充分）考慮到個體所在社會階層的因素，因為某人如果所處的社會經濟水平較低，他或許不會奮鬥去圓「美國夢」，也就意味著他們不需要採取不合法的行動。出於這個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這種緊張理論的後繼者對理論作出了一些修訂。[30]
莫頓提出，功能主義核心的指向是把握數據對它們所在更大規模的結構中所造成的影響，通過這種影響來解讀數據。如同涂爾幹、帕森斯等人，莫頓分析社會，也是根據文化與社會結構，其整合的好壞如何來分析。莫頓同樣注意社會的持續性，並對為適應某個給定的社會系統而形成的社會功能加以定義。他相信，早期的功能主義者強調一種社會結構或制度對另一種社會結構或制度產生的功能，這種方式一旦只關注適應、調整的情況，就造成了偏差，因為這種情況下結果無論如何都是積極的。[31]最終莫頓認為要解釋社會和制度如何工作，共通價值是核心；然而，他在某些問題上也不同意帕森斯的觀點。[32]
莫頓對以經驗方式檢驗的信念促成了他功能分析「範式」的發展。[31]按莫頓的說法，「範式」指的是：[14]
基礎的、經常是不言而喻的規範化的假定、問題的集合、關鍵的概念、程序的邏輯、通過選擇而積累的，在全部科學領域都能指導（理論和經驗）調查的知識，這一切的範例。
在論述社會病態的作品中，莫頓強調這樣的問題，即傾向於阻礙社會系統達成在功能上全部需求的問題。通過這種方式，莫頓得以指出整體概念的矛盾，以及它們的細節。一個群體的正功能在另一個群體中可能就是負功能，而一般性的事件最終在同一個群體中可能既是正功能又是負功能。為了解釋這個概念，莫頓表示，一定程度的社會團結能便利群體的生產，從而體現出功能性，但當這種團結超過一定門檻，又會成為負功能，因為群體中的人有可能各自都放縱起來，不能夠相互支持，達到高標準的表現。[14]
莫頓詳細闡明了功能主義在他看來的三個主要的問題或者說缺陷，他將其稱作三個「假設」：
所謂「社會功能性統一的假設」指的是認為社會功能正常、和諧統一的誤解。按莫頓所認識的「功能主義」，所有建立了標準的社會文化信念與實踐，它們都既對整個的社會有功能，也一樣對社會中的個體有功能。這種觀念主張社會系統各種各樣的部分都必須表現出高度的整合，然而莫頓反駁道，這樣的歸納是無法擴展到更大更複雜的社會中去的。他指出，社會享受幸福、整合妥善，其中的人共事良好、共享繁榮，並不是所有的社會都這樣。莫頓引用諸如內戰、1950年代的非裔美國人、種族隔離政策期間的南非黑人等等案例，這些例子中社會並不必為所有人提供功能。
所謂「普遍性功能主義的假設」指的是認為所有理想對社會中每個人都有作用的想法。這種「普遍性功能主義」主張所有具備標準的社會文化結構和形式都有積極的功能。莫頓則反駁道這同真實世界中所見的有衝突，並不是任何結構、想法、信念等等都有積極的功能。莫頓相信，一些事物，其後果可能總體上是負功能的，或者對某些人是負功能，對別的人則是正功能。比如說，貧困可能對富人有利，因為這樣他們就能得到允許去保守更多的財富，而對於掙扎求生的窮人，貧困當然是不利的。在這一點上莫頓的看法近於衝突論，儘管他並不認為慣例和價值能對整個的社會發揮功能。莫頓申明道，只有認識到慣例、制度具有負功能的方面，藉此我們才能解釋變化的發展與持續性。莫頓之於負功能的概念，對他所謂功能主義本質上並不保守這一論點也有核心的作用。
最後，所謂「不可或缺性的假設」指向的是習俗、理念或制度作為一個整體，它們的社會功能。這一假設表示，社會標準化的各個部分都有積極的社會功能，代表了有功能的整體之一不可或缺的部分，這意味著結構、功能為了社會的運轉都是必要的。在這一點上莫頓反駁道，人們一定願意承認，在社會之中存在著各種各樣不同的結構和功能。[31]就結構功能主義而言，莫頓則感到與其關注個人的動機，更應該將目光聚焦在社會功能上。[31]他提出這一問題，質疑是否每種社會制度都能表現出一種特定的功能，並主張幾種社會制度既可能提供同一種功能，也可能根本沒有功能，所以識別哪些功能對社會攸關重要、哪些不重要，這種做法是不能成功的。[26]
為幫助人們確定正功能是否比負功能更重要（反之亦然），莫頓開發了「網絡平衡」（net balance）的概念。因為這類問題十分複雜，建立在大量下級的判斷之上，故不能輕易計算、衡量輕重。所以，正功能和負功能不能簡單地加和，也不能客觀地確定何者更重要。為處理這些問題，莫頓主張功能分析一定要分出等級。莫頓並不主張單單關注將社會看作整體的分析，他表示分析可以，並且也應該在組織、機構乃至群體的層面上作出。[31]
莫頓為社會學作出的幾項關鍵啟發之中，有一項是對意外後果這一概念的描述，所描述的有社會行動的意外後果、潛在功能/顯性功能的意外後果，以及前文所提及負功能的意外後果。[14]
按莫頓的說法，「意外後果」（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是同時具有預期和非預期後果的行動。人對預期的後果都有知覺，但非預期的後果更不容易察覺到，因此，就要求社會分析揭示出這些非預期的後果可能是什麼。在莫頓1936年的論文〈目的性社會行動的意外後果〉（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中，莫頓揭示出人類行動中事情不按計劃發展的一片廣闊領域，其中有悖論、還有奇怪的結果。其中一種結果是「自我挫敗的預言」（self-defeating prophecy），指的是自從公布以來，從其歷經的全部事實來看實際上是錯誤的那類預言。莫頓所能做到的論證如下，他援引馬克思對社會的預言，其中認為社會愈發現代，財富將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而社會的大多數人將在貧窮悲慘中掙扎。這一預測促進刺激了社會主義運動，在某些國家反而延緩了馬克思所預言的發展趨勢。[14]為經濟公平所作的努力傾向於將經濟利益播散出去而不是集中起來。「自我挫敗的預言」，其反面是「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指的是原本沒有根據的預言，因為人相信它，並在這一基礎上行動，而最後證明是正確的。[14]
顯性功能與潛在功能之間隱含的區別，這一概念之所以發明出來，是為了防止在我們社會行為有知覺的動機和這種動機客觀上的後果，二者之間發生不在預期之中的混淆。[33]顯性功能（manifest function）是人們觀察到、所期望、或者所計劃的後果；潛在功能（latent function）則是既沒有認識到、也不在計劃中的後果。為區分兩種功能，莫頓提出人必須深入挖掘才能探索潛在功能。他在1949年的文章〈顯性和潛在功能〉（Manifest and Latent Functions）中，分析政治機器為例子。[34]莫頓從描述政治機器的負面後果開始，之後轉換角度，論述這一機器中負責的人是如何憑自己的志趣行動，而政府機構並未滿足的社會需求，是如何由這樣而得到迎合的。[14]然而莫頓非常清晰地指出，意外後果和潛在功能二者不是一回事。「潛在功能」是意外後果的一個類別，要對指定的系統發揮功能。
根據莫頓的論述，還有兩種意外後果：[31]
莫頓認為注意潛在功能就是增進對社會的理解：個人為行動，或者習俗、制度之存在所給出的理由者，顯性、潛在力量之間的區別就迫使社會學家超越這種理由；這種區別使得社會學家去尋找這些社會實踐之所以能夠存有，所依賴的其他社會後果，也使得他們闡明社會運轉的方式。
功能主義者認為社會要生存，必然具備某些特質。莫頓也持有這種觀點，但同時強調特定的制度並不是唯一能實現其功能的制度；有可能承擔同樣任務的功能變體，其分布在廣泛的範圍中。這種對功能變體的見解十分重要，提醒社會學家注意不同社會制度所能表現的相似功能，更進一步也削弱了功能主義內蘊的、對社會現狀表示認可的傾向。
莫頓關于越軌的理論，源起於他在1938年所作有關文化、結構、失范三者之間關係的分析之中。他認為，越軌最有可能發生的時刻，是文化上預先定好的目標和得到這些目標的合法手段二者不相合的時候。[25]莫頓將文化定義成「一套有序的規範的價值，管控著指定社會或者群體成員之中，那些通常的行為」；社會結構則是「有序的社會關係，在其中社會或者群體的成員各自負著責任」。[27]失范，亦即失去規範的狀態，則是當「文化的常規、目標、以及群體的成員按著這些行動，社會的構造所能使他們承受的最大限度，這些之間嚴重不一致時」出現的。[27]莫頓在他的理論中將失范和越軌聯繫起來，表示文化和結構相差懸殊，這樣有著負功能的後果，就是導致社會中的越軌。[31]物質上獲得成功，這個目標得到人們接受，然而合法的手段卻遭到拋棄，轉而更青睞非法的手段。所以，就達到目標而言，偷竊就可能取代努力工作。[25]莫頓認為，失范不是病態人格的結果，而是從社會的文化和結構自身而來。社會的所有成員都共享同一價值時，才有價值共識，然而社會的成員在社會結構中處在不相同的位置，他們要實現這樣共享的價值，卻沒有相同的機遇。這就可能創造越軌。
「失范」（anomie）這一術語源出涂爾幹，在莫頓的意思則是文化目標和可供達到這些目標的合法手段，二者之間的不協調。[12]莫頓將這一理論運用到美國，他認為「美國夢」是對金錢上取得成功這一目標的強調，而對於圓這個「美國夢」的合法途徑，卻並沒有相應的強調。換言之莫頓認為美國夢是文化理想，但人們為了得到它而走的路卻不一樣。這就可能導致數量可觀的（就帕森斯的意義而言的）越軌。這一理論在犯罪學（特別是緊張理論）的研究中經常用到。
1938年，莫頓出版了美國社會學中結構主義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社會結構與失范》，書中基本的假設是個人並不只是身處一套有結構的行動系統之中，其還可能為這個系統的要求所迫使而行動。莫頓表示，一旦經濟體系不能為掙得收入或者地位提供合法的手段，社會系統的文化邏輯就可能迫使個人按照文化上符合邏輯的方式行動，即使這種行動不合法亦然。[25]
| 對目標的態度 | 對手段的態度 | 適應模式 |
|---|---|---|
| 接受 | 接受 | 遵從 |
| 接受 | 拒絕 | 創新 |
| 拒絕 | 接受 | 儀式主義 |
| 拒絕 | 拒絕 | 隱退 |
| 拒絕/接受 | 拒絕/接受 | 反叛 |
在上述指南中，「遵從」（conformity）指的是通過社會接受的手段取得社會目標；「創新」（innovation）指的是循社會不接受的方式（比如犯罪、越軌）取得這些目標。創新者發現、創造出自己的路去得到所想的東西，而多數時候這些新的手段在人看來都是社會所不能接受並且越軌的。莫頓認為「儀式主義」（ritualism）是接受手段，卻放棄了目標。儀式主義者一直對方式表示認可，但已經拒絕了總的目標，人們不認為這些人越軌；「隱退」（retreatism）既拒絕手段又拒絕目標。隱退者想要找到一條途徑逃離一切，從而將目標手段統統排斥，人們將他們看作越軌的。「反叛」（rebellion）在許多方面都不同於前述四條路徑。時間上看，不同於前述四者，反叛是一種短期的反應。如同隱退者，反叛者既拒絕現存的社會目標也拒絕現存的手段，然而反叛者在宏觀的層次上活動，希望將現存的社會目標和手段替換成體現著其他價值的新目標、新手段，這又與隱退者不同。創新和儀式主義按莫頓的定義，是失范之純粹的兩種情況，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中，在目標和手段之間都有著衝突或者落差。
莫頓對科學社會學這一領域極有興趣，終其學術生涯都對之傾注了相當熱情。莫頓的興味在於研究社會文化結構和科學之間的互動與重要性。例如，他在博士論文中以歷史方法研究科學革命期間軍事機構如何刺激科學研究的發展，成為這一領域的先行者。
莫頓進一步研究科學社會學，發展「莫頓命題」解釋科學革命的某些宗教起因，同時提出科學的「莫頓規範」，在英語中經常按首字母簡化作「CUDOS」。所謂CUDOS是莫頓提出的一套理念，由莫頓所認為科學的目標和方法、以及科學家應當遵守的規範而命定，包括：
「CUDOS」中「OS」二字時或被人認作「原創」（Originality，即研究貢獻的新穎）及「懷疑」（Skepticism），這是莫頓所提規範在後續的修改，他在1942年介紹上述規範的論文〈科學的規範結構〉中並未提及「原創」。[36]
莫頓將許多概念引入科學社會學中，其中包括「通過採納的抹殺」（obliteration by incorporation），指的是某個概念為公眾所接納，變得極為大眾化，至於其發明人遭到遺忘；[37]:130–131「重複獨立發現」（multiples），指的是相似而獨立作出的發現，[38]等等。
莫頓和同事消耗大量時間研究「科學的社會系統如何以科學的精神氣質為依據、許多時候又與之相對立地工作」。[14]這一對科學社會組織的新關注點使得莫頓開始研究科學的獎勵系統、科學家之間首創性的爭執，及諸如著名科學家常常為其貢獻獲得不成比例的褒揚，而不甚知名的科學家所得卻比不上其貢獻的價值，等等。[14]莫頓將上文最後一種現象稱為「馬太效應」（參史蒂格勒名字由來法則）。出於瑪蒂達效應的考慮，莫頓將哈麗特·扎克爾曼列為馬太效應的共同提出者。[39]
利用對「馬太效應」的研究，莫頓展示出科學的社會系統有時會如何從科學的精神氣質中結構性地偏離，在馬太效應的例子中，其偏離就是通過破壞普遍主義這一規範：[14]少數幾個頂端的科學家享受巨量的獎項、撥款和工作，而資源的散布分配、以及科學家群體中得到的賞識，這些都高度偏向一方。[40]
莫頓將其書《站在巨人們的肩上：項狄式的續篇》（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A Shandean Postscript）稱作「OTSOG」——按出版商的說法，則「半是戲仿，半是思想史」。在此書中莫頓追溯牛頓著名的自評「如果我看得比別人更遠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41]將其歷史上溯到幾個世紀之前，而書的形式蕪雜，有如勞倫斯·斯特恩的《項狄傳》。[42]
莫頓深受塔爾科特·帕森斯的影響，而研究生導師[43]:837皮特林·索羅金對其影響卻小得多。實際上莫頓對博士論文的選題深刻反映出帕森斯的研究興趣，卻並非索羅金所好。因此索羅金對強調清教主義之創造性表示強烈反對，而這正是莫頓論文的核心要素。不過莫頓設法將帕索二人都集合到了其答辯委員會中。[43]:836然而，保羅·拉扎斯菲爾德等知識分子又影響莫頓投身於中層理論的研究。莫頓同時也受到勞倫斯·亨德森影響，此人向莫頓傳授如何有章法地調研出何種想法有趣、值得優先考慮。艾德溫·蓋伊對莫頓的思想也有影響，著名的科學史學家喬治·薩頓同樣如此，薩頓允許莫頓在哈佛與之共事，後人認為其啟發了莫頓對科學的興趣。[43]:836–837涂爾幹、齊美爾兩位先驅也對莫頓之於社會學的理解大有貢獻，同樣促進了他提出自己的想法。[31]
今日莫頓號稱當代社會學一大創始人。公認他的工作是今日許多社會學家研究的驅動力。莫頓的朋友、同事也對他為現代社會學的積極取向所作引導表示讚賞。哥倫比亞大學學術事務長強納生·科爾曾在莫頓門下學習，莫頓去世不久後，他即撰文讚揚道：
| “ |
鮑勃·莫頓成為了社會學中結構功能分析的領頭人，也成為那些意圖創造能為經驗檢驗的社會理論的社會學家，他們的領頭人。他是鼓舞人心的老師、編輯，並與學生，比如詹姆士·S·科爾曼、西摩·馬丁·利普塞特，還有許多其他後來領銜社會學界的人一道，一起為社會學這一領域在美國的建立和正規化出了力。對我來說，他是模範的教員和導師、值得信賴的同事，也是親密的朋友。他的死去，在許多意義上，為二十世紀社會學的末尾畫上了句點。 |
” |
| ——Jonathan R. Cole，[18] | ||
在莫頓漫長的社會學生涯中，他的理論和研究創造並支持了所謂現代科學社會學的大體。[44]
莫頓一生在科學社會學領域發表過五十篇上下的文章。他有貢獻思想理論的其他領域還包括越軌理論、組織理論、中層理論等等。[43]:829
莫頓以其研究獲得過許多美國國內外的獎項。他是第一批選入美國國家科學院的社會學家、第一位選入瑞典皇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的美國社會學家、同時是英國國家學術院的通訊院士。莫頓也是美國哲學學會及美國文理科學院的會士，後者授予莫頓帕森斯獎；同樣莫頓也在美國國家教育學會及歐洲科學院有會士籍。[24]在社會研究方法方面，莫頓有焦點小組法創始人的美譽。[15]
1962年莫頓獲古根海姆獎，1983年至1988年間獲麥克阿瑟學者頭銜，是第一個獲此獎勵的社會學家。超過二十所大學向莫頓頒授榮譽學位，其中美國的大學包括哈佛、耶魯、哥倫比亞、芝加哥等，美國以外則有萊頓、威爾斯、奧斯陸、克拉科夫、牛津及希伯來等大學。[24]
1994年，莫頓成為第一位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章的社會學家，[24]理由是表彰「建立科學社會學，並表彰其對社會生活先驅性的貢獻，特別是自我實現的預言和社會行動的意外後果」。[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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