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運動
1950年代初中共意识形态运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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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改造運動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號召，以北京大學校長的馬寅初為首的高校知識分子發起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最初，馬寅初對此運動有自己和政府設想不同的理解，此運動後期發生的「洗澡」現象，則是政治干預學術的開端[1]。美國學者Lifton訪問了15名當時在高校歷經思想灌輸的中國人來研究洗腦及精神控制的心理學機制。[2]
1949年8月馬寅初任浙江大學校長，設立「政治課委員會」，開設政治思想課，支持學生創辦民眾夜校，倡導「工讀運動」。[1]
在中共的提示下，教授們開始對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提出自我檢討。1949年11月，美學家朱光潛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進行自我檢討，隨後社會學家費孝通和哲學家馮友蘭等人，也都紛紛自我批評，稱「決心按照馬列主義與新社會的需要改造自我。」[3]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4]文藝界紛紛展開自我批評[3]。以《文藝報》為例，從1950年5月到1951年4月，就先後發表了三十幾位作家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文章。[5]
1950年，教育部召開了全國教育工作者會議，及高等教育會議。會議決定 [1]：
| “ | 高校要向工農開門，培養工農出身的新型知識分子; 對高等學校課程設計、教學方法進行改進，對院系進行調整。實施中，全國高等學校雖進行了若干改革，教師們的政治思想也有了進步，但高教系統的改革還是趕不上其它戰線的日新月異。多數教師在政治綱領上已能接受新民主主義的國策，但在教育思想、治學觀點、工作習慣等方面，還或多或少地保留著民國大學的自主自由之風。中共高層認為，舊中國留下的教育必須改革，知識分子思想必須改造。但是不能硬來，需尋求一個適當的時機與方式。 | ” |
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馬寅初為北京大學校長[1]。
經過談話和了解，馬寅初認為「北大的大多數師生的思想夠進步，唯職員的思想較落後」，遂用湯用彤、羅常培等意見，舉辦暑期職員政治學習班。[1]
1951年8月31日，北大校務會議總結暑期政治學習成績時，湯用彤、張景鉞、楊晦、張龍翔等教授響應周恩來總理關於知識分子思想自我改造的號召，主張政治學習與資產階級思想批判聯繫起來，此定調，與馬寅初的初衷不盡相同，於是有了他的致周恩來信。[1]
學者馬大成解讀馬寅初的初衷為：「其一，北大不宜帶頭發動，說明對運動後果有所顧慮；其二，希望運動為教員自覺自為，行政干預、強制色彩儘量減少；其三，不要搞交待、查歷史根源之類傷及知識分子體面尊嚴的名堂，這是保持「斯文」的底線。」然而，這些考量和後來運動發展的實際情況及往後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衝擊情形，可謂天差地別。[1]
9月29日，周恩來在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向20所高校的3,000餘名教師作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結合自己改造思想的經歷，要求知識分子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再經過學習和實踐進一步站到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6]。
10月23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中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人民日報》在同一天發表短評《認真展開高等學校教師中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進入高潮。[7]
周恩來規定，思想改造運動「從政治學習入手，逐步發展到組織清理」[7][8]。曾經在海外留學的知識分子被迫承認自己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實施者」，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作家也被下令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進行自我批評。其方式還包括開批判會和鬥爭會等[8][9][3]。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教職員和高中以上學生中普遍進行思想改造工作，並在大中小學教職員專科以上學生中，發起交代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對分子[10]。
中共中央於1952年1月4日，發出《關於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接著中宣部機關刊物《學習》雜誌連續刊出于光遠、許立群、艾思奇等人文章，「炮轟」資產階級思想。以體制及權力強迫思想轉變，使得高校學習運動的發展發生偏差，已不再是自發學習運動，而是伴隨著「三反」運動的全國性批判肅清資產階級思想。[1]
教師在運動中被迫「排隊洗澡」，教育部領導人的指示是，「儘量用熱水燙這些人，只要燙不死就成。他們在大會、小會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檢討，一面用廣播、大字報揭露他們的劣跡，一面發動許多青年黨團員（助教、學生）給這些人『搓背』。在檢討會上通不過，再跟到老教師的家裡去，觀察他們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語不合，第二天在檢討會中再加上新的罪名。」到1952年秋運動結束時，91%的全國高教教職員工，80%大學生被接受「思想洗澡」。[9]
思想改造配合組織清理，消解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如於風正在《改造》一書所說，「無論是自願的歸屬還是被迫的依附，知識分子集團在這個運動中的表現，說明新中國的知識分子正在成為革命中造就、革命勝利後迅速擴張的新的思想權威的奴隸，他們在五四中獲得的以精神自由為核心的主體意識和獨立品格正在消退。……其獨立精神已基本上被摧毀，再也沒有恢復。」[9]
儘管接受了思想改造的知識分子未必真正轉變了思想，[8]這次運動強化了中國共產黨對文化和教育領域的控制力[3]。
在中共強調「階級鬥爭」的宏大敘事框架里，知識分子被打上階級烙印，「他們都是出身於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或地主階級。他們受過帝國主義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和封建主義的教養。他們的思想充滿著毒素，他們的靈魂是不健康的，有些甚至是反動的... 團結他們，爭取他們，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去教育他們，改造他們，使他們從舊的椅子上把屁股移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確立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協助新中國建設，這又是今天急不容緩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此大敘事中，知識分子因「靈魂不健康」要接受思想改造。[9]
在高等學校教職員工和學生中普遍開展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為1952年秋開始的全國性院系調整掃清了思想障礙[9]。思想改造運動雖達成預期目的，但存在「要求上的過急過高」、「方法上一刀切的簡單化」等問題，學術生命對政治上動輒得咎的恐懼、成為「十七年」期間知識分子的的萎縮、扭曲和創痛[11]。
部分知識分子對運動的不滿情緒和反對言論被暫時壓制，但在四年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下較寬鬆的政治氛圍下就強烈爆發了出來[8]，這成為中國共產黨原本針對自身的「整風運動」轉向「反右運動」的直接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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