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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即為兩宋至明代的儒學。雖然是儒學,但同時借鑒了道家甚至是道教和佛學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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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嘉祐治平年間(1056年—1067年),儒學發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溫公學派、蘇軾的蜀學等派。
後來談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學、張載的關中學派、二程(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後來洛學由朱熹發揚光大,在福建創出閩學,成為居正統之位的程朱理學。濂、洛、關、閩四學派,人稱理學四派。
程朱理學,是宋明理學的一支流,有時會簡稱為理學,以便與陸象山(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相對。
南北朝期間,道、佛成形,道家講玄理,佛家講空理。宋明理學雖以儒學內容為主,同時也借鑒了佛學和道教思想,講的則是「性理之學」。宋明儒者的學術,大致可以分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個階段。他們擺脫了唐代以來「疏不破注」的教條,慢慢培養了對經書懷疑的態度,從疑經走上了改經的道路。
北宋諸儒以周敦頤、張橫渠、程顥、程頤為大宗,上承儒家經典,講仁與心性,又講格物窮理。熙寧三年以後,王安石變法引發黨爭,二程分別退居洛陽,理學在此後七年或十年達到成熟[1]。
南宋以後,儒學分為三派——程顥開胡五峰之「湖湘之學」,程頤開朱子之學,也就是程朱理學,代表者乃朱熹;陸九淵則受程顥影響,並引述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全祖望評價:「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2]
北宋中葉以後,道學家的聲勢愈來愈浩大;南宋前期雖然政府幾次三番下令禁止,並不能阻擋道學的流行和減削它的聲望。[3]南宋以後,只有朱陸二系傳續不絕。
元代在全國大規模興建書院,極大推動了理學的發展與傳播。延祐復科後,程朱理學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由此走上理學正統地位。
明朝中葉,王陽明承陸九淵而闡發心學,創立致良知之「陽明學」,集心學之大成。明末劉蕺山呼應胡五峰而盛言以心著性之義。明末王學亦走入末流,黃宗羲說:「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為根坻,束書而從事於游談。」王是真說: 「今之學者,偶有所偷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甚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問。」
理學在明朝推行八股文以後逐漸走入空談,讀書人只懂尋章摘句皓首窮經[4],嚴重脫離實際,變成以學術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5]。在清代更是成為衡量讀書人的唯一標準。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讀了崔蔚林的文章,說「岸然自負為儒者」實在「可鄙」。又說: 「伊以道學自居,然所謂道學未必是實。聞其居鄉亦不甚好」。康熙說「今視漢宮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6]。他曾說:「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即使如此,康熙帝為了博取士大夫的支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頒布詔令,以朱熹配享孔子廟,成為孔廟十哲之一,標誌著程朱理學成為了官方學術。[7]
清初發揚了漢學旗幟與宋理學對立,惠棟在評《毛詩註疏》時說:「宋儒之禍,甚於秦灰。」認為宋學偏離儒之本法太遠,應該回歸遠古考據「凡古必真,凡漢必好」。
現當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學,而其中又分為程朱理學派及陸王心學派,形成了新儒家思想。[8]
宋明理學的主要學派,包括:
陸王心學於程朱理學日趨僵化之際,而盛於明代中後期。張橫渠、羅欽順與王夫之的氣學則於心學日趨式微之際,與事功學派合流而盛於清代。
理學家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自視為「天民之先覺」,以天下為己任,要建立天下有道的社會。[9]
理學參照佛教禪宗而調整自己的思想結構,在修養方法以至世俗倫理都吸收了禪宗的成份,但理學又批判並超越了禪宗。程頤的「存養工夫」便從六祖慧能得來,理學強調超越之「理」,即自佛教的超越的「心」轉移而來。[10]
理學相信有「天理」,「理」在事上又在事中,人生在世必須在各自的崗位上做事以完成理分,即盡本份。佛教只強調「靜」的存心養性,理學則強調「敬」,「敬貫動靜」,不但是通向價值之源的超越境域,也是成就此世之事的精神憑藉,是入世做事的行動原則。敬就是一種全神貫注的心理狀態,演變成中國社會的「敬業」精神。理學強調勤勞勤學,愛惜光陰,認真把事做好,反對閑反對懶,也有類似禪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倫理觀念。[11]
- 錢謙益說「制科之習比於俚,道學之習比於腐,斯二者皆俗學也。」[12]又說:「學者之治經也,必以漢人為宗主,……漢不足,求之於唐,唐不足,求之與宋,唐宋皆不足,然後求之於近代。」[13]
- 顧炎武曾痛責明末以來的清談理學「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老莊,今之清談孔孟」。顧炎武還在《與施愚山書》中提出:「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14]
- 顏元稱:以為「秦火之後,漢儒掇拾遺文,遂誤為訓詁之學。晉人又誣為清談,漢唐又流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僕嘗有言,訓詁、清談、禪宗、鄉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誣民,而宋人兼之,烏得不晦聖道誤蒼生至此也!僕竊謂其禍甚於楊墨,烈於嬴秦。每一念及,輒為太息流涕,甚則痛哭!」[15]又指責「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也」[16]。其門生王源評價其虛偽性:「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也」。
- 余英時說:「理學家雖然以政治主體的『共治者』自待,但畢竟仍舊接受了『君以制命為職』的大原則。」[17]
參見《張載集》附錄《呂大臨(作)橫渠先生行狀》和《程氏遺書》附錄《門人朋友敘述並序》
楊慎:「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嘩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脈皆失其真。」
康熙帝批評張伯行: 「朕昨召進張伯行,令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處,彼全不能講……張伯行自謂知性理之書,性理中之《西銘》(張載)篇尚不能背誦,以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經、四書,如何能講性理?……張伯行為巡撫時,有人逢迎,彼即喜之」。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500-501。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習齋記余》卷3《寄桐鄉錢生曉城》
-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
-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570329780
- 陳榮捷,《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台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6,ISBN 9789576714351
- 土田健次郎著,朱剛譯:《道學之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Peter K. Bol(包弼德)著,王昌偉譯:《歷史上的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 張君勵:《新儒家思想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 Chan, Wing-tsit, A Source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 Chan, Wing-tsit, trans.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 Daehwan, Noh. "The Eclectic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and Statecraft from the 18th to the 19th Century," Korea Journal (Winter 2003).
- Tu Weiming. 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ming’s Youth (1472–150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Tu Weiming. 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