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中國歷代設置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官職的統稱。

各朝均有設置,《史通》稱:「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但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主要的可以分類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歷史。但在沒有文字上古時代,史官只能從前任史官通過口授習得歷史,容易產生紕漏和歪曲,直到漢朝史官司馬遷所作的紀傳體史記具備真正意義上的文獻紀錄功能才徹底打破。

在中國歷代,多數君主、權臣都基本遵循史官的職能而不介入,但也有部分例外:春秋時期齊國大夫崔杼殺害齊莊公,史官寫:「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崔杼要求史官改寫,史官不肯,崔杼一怒之下殺死多個史官,仍無法改變後繼史官的心意,最後只得屈就事實。中國史學史經常以此強調史官氣節,「不虛美,不隱惡」。[1]事實上,前秦苻堅就曾改寫歷史。[2]唐太宗強調他在唐朝初年的功績和他即位的合法性,同時塑造其父李淵在隋朝的忠臣形象,在史書敘述上,將太原起兵的首功歸納於己身,高祖李淵則對於起兵反隋,表現為消極被動。他對於玄武門之變中殺兄之事強調自己的正義性,貞觀十四年(640年),在皇帝一再要求下,「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唐太宗看過《高祖實錄》立即要求重寫,以突出自己殺死兄弟的敘述來淡化自己逼迫父親的行為[3],並為自己辯白道:「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鑑誡,使得自修改耳。」後來的《高祖實錄》記載︰「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常與博徒游,故時人稱為任俠」,通過突出李建成的缺點來強調自己發動政變的正義性。[4]宋朝司馬光撰寫《通鑑》時也不得不懷疑說:「按:建成、元吉雖為頑愚,既為太宗所誅,史臣不能無抑揚誣諱之辭。」[5]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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