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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遠征，又稱紙片轟炸，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由中華民國空軍發起的一次針對日本本土的心理戰行動。行動由時任空軍第2大隊14中隊隊長徐煥昇主持，1938年5月19日開始實施，次日凌晨飛經日本熊本、福岡、長崎等地，拋灑上百萬張反戰傳單。此次行動是日本本土領空首次受到外國軍機空襲，甚至早於美軍實施的杜立特空襲。經過媒體廣泛報道，此次行動在中國國內引起了巨大反響[1]:136-138，但對日本的影響則十分有限[2]:265。
在盧溝橋事變之前的1936年年底，受到外籍軍事顧問的影響，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在1937年度《國防作戰計劃》中即要求空軍具備使用重型轟炸機對日本進行戰略轟炸的能力，以期減少日本空軍對中國海空軍的威脅。攻擊目標包括日本佐世保、橫須賀等軍事基地，東京、大阪等大城市及台灣、滿洲國和關東州日軍基地。為此，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將空軍第八大隊具備轟炸日本能力的義大利薩伏亞S.72和美國馬丁139WC飛行員集中至南昌青雲譜機場，此後在上海和杭州展開各項飛行訓練。但由於抗日戰爭爆發，為爭奪戰時制空權，支援地面部隊，轟炸日本的計劃沒有實施。1937年10月，由蘇聯援助的6架TB-3轟炸機抵達中國，但其中兩架在吉安機場被日軍炸毀。出於保存實力的原因，TB-3轟炸機向西飛至蘭州，此後並未承擔轟炸任務[1]:132-133。
至1938年，國民政府再次提及轟炸日本的計劃。此時，薩伏亞S.72發生了數次空中特情，導致可用於遠程轟炸的飛機僅剩下馬丁139WC。國民政府此時本想讓外籍飛行員組成的原第2大隊第14中隊（此時稱「國際第14隊」）承擔轟炸任務，但外籍飛行員藉口任務危險，對該次任務索價10萬美元，因而航空委員會決定改由中方飛行員執行該次任務[3]。蔣中正專機飛行員徐煥昇主動請纓要求負責組建遠征隊獲得同意，並被授予14隊隊長職務。徐煥昇通過假空襲警報將14隊所屬的馬丁139WC從漢口王家墩機場調往成都鳳凰山機場，此後獲取了這批飛機的控制權，並開始著手制定轟炸計劃。考慮到飛機數量有限，轟炸戰果難以保證，轟炸任務被改為向日本拋撒傳單以宣傳中國抗戰意志，同時鼓舞因徐州會戰戰敗而低迷的中國抗戰鬥志[1]:133-134。時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宋美齡稱此次行動為「人道遠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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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空軍於1938年3月重新制定《空軍對敵國內地襲擊計劃》，計劃以寧波、衢州為出發地，轟炸目標為日本佐世保軍港和八幡市，陸上航線途徑漢口、南昌、衢州、寧波。為保證此次飛行，航空委員會密令寧波、衢州兩地修復因日軍轟炸毀壞的機場，同時加強地面導航站，向航路沿線的漢口、南昌、衢州、寧波及備用的長沙、麗水、溫州派出通信員，並要求各地長波電台為無線電定向做好準備。為實施保密通信，吳積沖、陳光斗編制了電文密碼。馬丁139WC也進行了改裝，加大了油箱體積，同時從容克斯Ju-52運輸機拆卸電話定向儀加裝到馬丁轟炸機內。為觀測東海洋面氣候變化，徐煥昇從漢口飛抵寧波，從前線直接觀察，獲得第一手資料[1]:134-135。
參與人道遠征的機組成員共8人，其中包括從第8大隊第19中隊抽調的佟彥博等中央航校3期飛行員以及蔣紹禹等中央航校4期飛行員。此外，還有安錫九、陳衣凡駕駛空軍僅存的He-111A0轟炸機承擔後勤運輸任務[1]:134-135。這些隊員組成新編空軍第14隊，又名「神鷹部隊」[4]，徐煥昇、佟彥博分任正、副隊長。蔣中正和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宋美齡親赴機組成員受訓的武昌南湖機場，勉勵隊員為國奉獻[5]:72。
人道遠征所使用的傳單由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負責編寫，具體由第三廳廳長郭沫若負責編寫，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翻譯為日文，其中包括《告日本國民書》、《告日本工人書》、《告日本農民大眾書》、《告日本工商者書》等內容。除此之外，還有日本反戰同盟撰寫的《反戰同盟告日本士兵書》，所有傳單共計200萬份[4]。
1938年5月19日下午14:00，徐煥昇從寧波前沿基地向航空委員會發送電報，請求開始執行空襲任務。2架馬丁139WC在裝載傳單後，於15:23從漢口王家墩機場起飛，避開長江沿岸日軍占領區，途經南昌、衢縣，於17:55在寧波櫟社機場降落。當晚23:30，兩機自寧波起飛[1]:133-134。起飛後，由通信員吳積沖發出電文：
職謹率全體出征人員，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及諸位長官行最敬禮，以示參與此項工作之榮幸，並誓各以犧牲決心，盡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徐煥昇 皓
起飛後，飛機先向南飛行以避開日軍占領的舟山群島。途中，飛機曾在定海上空遭遇日軍艦艇探照燈照射，但日軍並無進一步行動[6]。此後，機組依靠寧波地面電台的長波信號確定飛行角度，向日本九州方向飛行，同時根據上海徐家匯電台廣播的天氣預報判斷天氣。次日0:35，機組在雲層中盲目飛行，一小時後飛行至雲層以上。2:20，飛機飛臨九州空域，至長崎市上空，吳積沖、陳光斗開始從飛機射擊孔向下拋撒傳單。飛機途徑福岡市，此時日本方面已發現機組，故地面實施燈火管制，飛機遭到探照燈照射及高射炮襲擊，但未受損。在飛行途中，吳積沖誤觸後座操縱杆導致長機降低飛行高度，當飛機降低到危險高度時徐煥昇方才發現，但此時長機已落在僚機之後。在此之後，機組飛臨久留米、佐賀灑下傳單[5]:74，4:00離開九州島返航，但在靠近陸地時遭遇惡劣天氣，且兩機無法呼叫彼此，只能單獨行動。由於地面告知浙江沿海有日軍軍機起飛，兩機只得繞行。僚機飛經寧波，於8:40在江西玉山機場降落，而長機則飛經臨海，於9:24在南昌青雲譜機場降落。兩機在完成加油等補給後重新起飛，於11:30返回漢口王家墩機場[1]:136-137。行政院長孔祥熙、軍政部長何應欽、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代表周恩來等人及數千市民到機場迎接，8位機組成員受到熱烈歡迎[6]。
在機組尚處於返航途中時，20日4:52、5:50，漢口、長沙電台先後播出中國空軍遠征日本的消息。《中央日報》社論認為，此次行動所體現的仁愛和平的美德與日軍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形成對比。《大公報》於5月21日刊發此消息，並在頭版發表社論[5]:75-76。《抗戰》三日刊於5月23日刊出鄒韜奮撰寫的《空軍遠征日本與新的抗戰力量》評論。英國《新聞記事報》於5月20日刊發題為《勝於炸彈》的評論，稱此次行動就喚起日本民眾而言意義重大，美國《華盛頓郵報》和蘇聯《莫斯科新聞》亦讚揚了此次行動。在二戰後期，美國《生活》雜誌因此次行動將徐煥昇列入世界12位功勳飛行員之一[1]:137-138。
行動對日本的影響則十分有限。日本保安部門收繳了投放的傳單，經過王子製紙化驗，紙片不在日本本土生產。日本《朝日新聞》於5月21日對空襲進行了報道，10日後則誤報再次發現「不明飛機」。5月31日，日本九州和山口縣再次拉響防空警報，但該日中國空軍並未行動[1]:138。與此同時，5月28日至31日，此次行動的前沿陣地寧波櫟社機場遭到日軍連續四天轟炸，寧波市區也遭到日軍轟炸[7]。
參與此次行動的馬丁139WC飛機在行動後參與了後續的抗日戰爭，其中1404號機在1938年7月5日空襲上海後在安徽宿松迫降損壞，而1403號機在執行往北平投擲傳單任務途中，在洛陽降落時損壞。此後兩機經拆卸轉運至四川並使用其他部件修復，僅作為訓練使用，但在日軍空襲中損失一架，另一架被封存，此後不知所蹤，部分構件在1945年曾作為教學器材使用[1]:141[5]:77。參與行動的8名機組成員中，4名在後續的抗戰中因飛機失事殉職。其中蘇光華於1940年12月11日在使用高壓氧氣時受傷不治，吳積沖於1942年3月10日在從浙江衢縣返航時在涪陵西的山中失事墜毀，雷天眷於1942年11月1日在降落蘭州時因機場停電、燈光不足而失事殉職，佟彥博則於1943年1月4日在四川飛行時在新繁境內墜機身亡。其餘四人中，徐煥昇升至上將，歷任中華民國空軍參謀長、空軍副總司令、空軍總司令和中華航空董事長；蔣紹禹升至中將，曾任中華民國國防部常務次長；陳光斗升至中將，曾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通信電子局局長，於2018年逝世，享年104歲，為行動參與者中最長壽者；劉榮光戰後移至美國定居[5]:7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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