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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公园始建于1952年。陶然亭公园的所在地,金朝是金中都东部的城厢区,明朝、清朝为窑厂,专门烧制宫殿及城墙所用砖瓦。元朝、明朝、清朝,许多士大夫在陶然亭地区及附近,依傍高岗、土台、池塘、树林,先后兴建私家园林。[2]陶然亭周围,有不少胜迹,陶然亭西北有龙树寺,寺内建有蒹葭簃、天倪阁、看山楼、抱冰堂等建筑,是名流游憩之所,清朝道光之后其名声堪与陶然亭相匹。陶然亭东南有黑龙潭、龙王亭、哪吒庙、刺梅园、祖园;陶然亭西南有封氏园;陶然亭正北有窑台;陶然亭东北有香冢、鹦鹉冢、醉郭墓、赛金花墓等等。[3]
1940年代末,陶然亭周边名园已坍塌殆尽,陶然亭地区遍布荒冢,芦苇丛生。据说,陶然亭附近先后两次发生“怪鸟”事件。光绪二十年四月(1894年),附近居民忽听见鸟声如雷,疑是“蛟蜃”出世,故将其称为“大老妖”,或称“大妖鸟”,传得人心惶惶。清廷闻讯后,调兵穷捕数月,无一所获。民国五年(1916年)夏,又有居民听见鸟声大作,和22年前的“怪叫”相似,民众由此再度传闻有“妖鸟”,北京人前往陶然亭一带观看者终日不绝。搜捕时,从芦苇丛中发现了鸟巢,鸟见人来,展翅悲鸣,遭警兵用枪击坠,原来此鸟是只普通的夜鹭。这只夜鹭被制成标本,陈列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供游人参观。[3]
1949年后,北京市人民政府疏浚北京内外城的河道,改造了龙须沟。1952年4月到10月,在陶然亭地区挖湖推山,开拓成陶然亭公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都北京市最早兴建的一座现代园林。郭沫若题写了 “陶然亭公园”门额。[3]1955年,陶然亭公园对社会开放。[4]如今这是一座融合了中国古典建筑和现代园林艺术,突出中国“亭文化”的公园。[1]
陶然亭公园占地面积59公顷,其中水面17公顷。陶然亭公园管理处隶属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内设10个职能科室:办公室、计财科、经营管理科、劳动教育科、基建绿化科、保卫科、组织纪检科、宣传科(团委)、离退科、工会。下设12个队级单位:文化队、园艺队、游船队、园务队、护园队、名亭队、后勤服务中心、陶然亭公园食品店、园艺公司、陶然江亭商贸有限公司、陶然亭公园商店、陶然花园酒店。[1]
北京有俗话称“要想成陶然亭,要想散紫竹院。”指男女朋友若同去陶然亭公园则会谈成,若同去紫竹院公园则会分手。[5]也有说法是“成不成,陶然亭;散不散,紫竹院。”[6]
陶然亭公园有东湖、西湖、南湖,三湖之间分别有榭湖桥、玉虹桥、云庵桥横跨。被三湖环抱的湖心岛上,除了西南角土台上的慈悲庵、陶然亭之外,还有北部的锦秋墩,以及东南部的燕头山,这两座小山与慈悲庵鼎足而立。锦秋墩顶上有锦秋亭,此地为花仙祠遗址。锦秋亭南的山麓上有“玫瑰山”,其地为香冢、鹦鹉冢、赛金花墓遗址。锦秋亭北的山麓的松林内,有高君宇、石评梅墓。燕头山顶上有览翠亭,和锦秋亭形成对景,览翠亭西南的山下有澄光亭,览翠亭北山下有常青轩。[7][3]
陶然亭是清朝的名亭,旧时又称“江亭”(因创建人江藻而得名),是中国四大名亭之一。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担任窑厂监督的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内西侧创建该亭,取唐代诗人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中“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诗意,为该亭题额“陶然”。[1]
陶然亭建成后,江藻常邀好友来此饮酒聊天,来的人逐渐增多,小亭子不能容纳,江藻便和朋友们集资扩建,拆除亭子改建为轩,建成了如今的三间敞轩,但仍沿用“陶然亭”之名。[8]《光绪顺天府志》载:“陶然亭,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监督厂事江藻建。亭坐对西山,莲花亭亭,阴晴万态,亭之下菰蒲十倾,新水浅绿,凉风拂之,坐卧皆爽,软红尘中清凉世界也。”[9]
如今,陶然亭东面外檐下的黑底金字的匾额是齐白石题写的“陶然亭”,两旁抱柱上的楹联“烟藏古寺無人到,榻倚深堂有月來”为翁方纲所撰,翁同龢书写。亭东侧内檐下的抱柱上朝西悬挂“慧眼光中,開半畝紅蓮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風。”是康熙十八年进士沈东田所撰,现代书法家康雍书写。亭西侧的内檐下朝东悬挂木纹底金字的“陶然”二字匾额,为江藻书写,署“康熙乙亥仲夏,漢陽江藻題并書”;两旁抱柱上朝东悬挂楹联“似聞陶令開三徑,來與彌陀共一龕”是林则徐所撰,黄苗子重写。亭梁上有苏式彩绘:采菊图、八仙过海、太白醉酒、刘海戏金蟾。亭内两侧的墙上还有很多石刻。[3][8][9]陶然亭的墙壁间嵌有石刻4方:南壁东为江藻撰文并书丹的《陶然吟引并跋》刻石及其族兄江皋撰文并书丹的《陶然亭记》刻石,江藻自题陶然亭诗中的后两句是:“愧吾不是丹青手,写出秋声夜听图。”南壁西为谭嗣同书《城南思旧铭并叙》刻石及王昶的《邀同竹君编修陶然亭小集》刻石。北壁为彭八百的《水仙花图》4幅。[3][2]陶然亭西面外檐下悬挂采自郭沫若题写的“陶然亭公园”中的“陶然亭”三字匾额,落款“郭沫若”。两侧对联为“烟籠古寺無人到,樹倚深堂有月來。”[3]
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二年间,王昶曾经和钱坫、徐书受、金翀、张彤、王復、胡元瑾共同邀请朱筠在陶然亭聚会设宴。王昶作《陶然亭小集诗》,其子王肇嘉将此诗用隶书书写,刻石嵌在陶然亭内的墙壁上。文化大革命期间,该石刻被砸为两截。为了恢复旧迹,陶然亭公园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原刻石的拓片重新刻石,嵌在陶然亭南壁上。[10]
翁方纲在北京任职期间,曾与黄景仁同游陶然亭、窑台,并且为陶然亭撰写楹联“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如今,这副楹联悬挂在陶然亭正面的抱柱上,但不是翁方纲的原作,而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慈悲庵住持静明请翁同龢补书。[11][9]
1811年,林则徐第三次进京会试,中二甲第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14年,林则徐派充国史馆协修。1814年到1819年间,林则徐多次参加陶澍等人组织的宣南诗社的活动。宣南诗社多在陶然亭活动,所以可以推断林则徐应多次来过陶然亭。1821年,因父亲重病,林则徐辞官回籍。1822年,林则徐又赴京补官,在北京等待上谕期间,林则徐独自来到宣南诗社经常聚会的陶然亭,写下了公认的陶然亭第一联:“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12]如今陶然亭悬挂的该对联已不是林则徐原作,而是黄苗子补书。[9]
慈悲庵是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创建于元朝,位于陶然亭公园中心岛的西南角。慈悲庵又名大悲庵,元朝、明朝时名为观音庵。慈悲庵于清朝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到清朝光绪初年,慈悲庵仅剩三间大殿,光绪二十年(1894年)重修,形成如今的规模。[3][9]清朝以来,因此处风光自然,一直是名士、文人聚会游览之所。[13]林则徐、龚自珍、秋瑾等人生前都常来这里吟诗、游赏。[1][9]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曾在此多次集会,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处决的康广仁埋葬在附近。章太炎反对袁世凯称帝,也被囚禁在慈悲庵附近的龙泉寺。[3]
五四运动前后,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活动,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先后到过这里。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邓中夏、罗章龙、萧三及“辅社”在京成员,在慈悲庵集会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的古槐树前合影留念。1920年8月16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五个团体的20余名代表在慈悲庵北厅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五四运动以后的斗争方向及各团体联合的问题。1921年7月、8月间,李大钊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租赁慈悲庵南房两间,开展秘密活动,到1923年间,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人常来此参加会议。[3][1][9]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慈悲庵建筑已破败。[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随着陶然亭公园的创建,慈悲庵也获得修缮。[13]1976年,慈悲庵在唐山大地震中受损。1978年至1979年,慈悲庵作为革命纪念地获得重修,原址全面恢复,陶然亭恢复为敞轩形式,《陶然吟》仍嵌于陶然亭墙壁中,并恢复了革命陈列室,后又开辟了陶然亭公园园史陈列室。[13][9]1984年,对慈悲庵进行修葺油饰,并且增建游廊,但未改变基本格局。1994年至1995年,两次进行油饰维修。2003年,复制了慈悲庵内的碑石。[9]
1978年至1979年重修慈悲庵时,立有一碑,嵌在墙内。碑文如下:
慈悲庵
慈悲庵創建於元,明清時曾幾次重修,一八九四年成此布局。
五四運動後,毛澤東、李大釗、周恩來等同志,曾先後在此從事革命活動,為了保護這一革命紀念地,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按原狀修复,一九七九年十月竣工。
陶然亭公園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
慈悲庵的庵基为梯形台,高一丈余。墙上嵌有石刻“城市山林”四字,一说为翁同龢所书,一说为中华民国议员王玉树所书,此碑原来嵌在慈悲庵东北角台基墙上,1978年重修之后不知去向,如今的石刻系根据原石刻拓片复制。山门朝东,院内有四个小院。庵内西侧的三间敞轩便是陶然亭。慈悲庵总面积270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800余平方米。主要建筑有观音殿、准提殿、文昌阁、陶然亭等。[3][13]院内还有辽代和金代的石质经幢。慈悲庵作为展览馆对外开放,2015年重新开放前,常年举办“陶然亭公园园史展”、“科举文化展”(设在文昌阁)、“爱国主义教育展”。其中,“陶然亭公园园史展”展出了陶然亭公园的石刻、墓碑、出土文物。[1]慈悲庵珍藏有清朝翁同龢的“城市山林”四字石刻、李鸿馗的“可以远眺望”五字石刻。[2]“爱国主义教育展”则展出有關少年中國學會等史料。[1]2015年7月1日,经过修缮的慈悲庵重新开放,并举办首个展览“红色梦——慈悲庵革命事迹展”。修缮后的慈悲庵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文物建筑面积800余平方米,新增古建筑开放面积280平方米。[14]
准提殿的碑刻陈列室内,收藏着许多陶然亭公园历史遗存的碑刻。其中主要有:
明朝皇帝朱棣曾在陶然亭地区设立一座黑窑厂,专管烧制砖瓦事务。因为黑窑厂前面的一座小山上建有较为高大的窑神庙,故人们将这座小山称为“窑台”,年深日久窑台便成了黑窑厂的代表。[24]
清朝康熙年间,该窑厂交给窑户自行打理,后来衰败。清朝乾隆年间,有人自发在窑台上搭设凉棚,棚内设茶具,不少人喜欢来此登高品茶,留下许多登窑台的诗,比如王渔洋在《黑窑厂登高》中写道:“寒云萧瑟古今哀,携客同登万里台。”“窑台登眺”渐成北京南城知名的观景地点。[24]
清朝康熙五年八月(1666年),龚鼎孳邀汪琬、王士祯、李天馥、陈维崧等人在窑台设宴,为奉诏外迁陇西道的董文骥饯行。同年九月九日重阳节,龚鼎孳又邀请上述人士在窑台登高。这两次聚会中,多人均有诗作。龚鼎孳所作《窑台重阳会》:[25]
去天才五尺,韦杜古城南。
野树隐残寺,夕阳摇远潭。
荆高能狂欢,王谢总清淡。
惭愧双蓬鬓,年年此盍盏。
中华民国年间,窑台地区渐变荒芜,游人日少,然而每日清晨不少京剧演员来此吊嗓子练功,包括京剧大师谭鑫培。1940年代,京剧界一厥不振,窑台茶馆走向荒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陶然亭公园于1961年重修了窑台茶馆,并在1982年和1984年两次修缮。如今,窑台茶馆的院内还摆放着一块出土的唐代窑炼。[24]
云绘楼、清音阁原来是清朝乾隆年间建于中南海东岸的一组建筑。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这组建筑已经破旧不堪。[26]
1954年,由于施工需要,中南海内的云绘楼、清音阁面临拆除。建筑学家梁思成鉴于这组建筑造型优美、形式独特,便提议保留,获总理周恩来肯定。两人便亲自到陶然亭选址,将云绘楼、清音阁迁建至陶然亭公园的西南部的武家窑遗址。迁建过程中,这组建筑的砖、瓦、木、石上都编上序号,成为古建筑异地迁建的较成功例子。[27][26][28]
《日下旧闻考》记载:“蕉雨轩南曰云绘楼,楼西有室曰韵磬。又西南为清音阁。”“云绘楼三层北向。联曰:‘道堪因契真佳矣,画岂能工有是夫。’又曰:‘众皱峰如能变化,太空云与作沉浮。’清音阁联曰:‘宫商之外有神解,律吕以来无是过。’阁上下与云绘楼通,有门曰印月,门外东南则船坞也。”“乾隆二十五年御制云绘楼诗:‘棣通景物斗韶妍,又见鱼鳞效远天。水墨丹青争献技,东皇宁许一家专。’”“乾隆二十六年御制韵磐居诗:‘风水相吞吐,磐声出碧粼。自称宫与角,底辨主和宾。似矣彭兹口,居然泅水滨。东坡笑李渤,盖是特欺人。’”[29]
云绘楼共三层,坐西朝东,楼北有间屋名为“韵磬”。清音阁共两层,坐南朝北,上下层之间有题字为“印日”的两个门相通。双层游廊分别往东面、北面延伸,各连一座复式凉亭,这两座凉亭相连而又独立。迁建后的云绘楼、清音阁带有中国江南风格。清音阁西墙上有一块《迁建竣工题记》石刻,记录了这组建筑的迁建过程。[26]
2015年8月13日,云绘楼、清音阁开始免费试开放,举办云绘楼、清音阁陈设展。该展览自2014年3月开始筹备,依据《清代中南海档案》及专家的建议,仿制清宫家具、字画以及宫廷建筑内部装饰,首次恢复了清朝云绘楼、清音阁的内部陈设。[28]云绘楼、清音阁的开放属于北京市2015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第26件,同期开放的共有北京市属公园的10处古建筑,包括陶然亭公园慈悲庵、云绘楼·清音阁、水榭,北海公园碧海楼,颐和园益寿堂,香山公园致远斋、韵琴斋,北京动物园畅观楼,景山公园绮望楼。[30]
水榭又名旷怡楼,建于1975年9月,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位于湖东岸边,是一栋游船形状的小楼,水榭东西两端有山石、竹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曾作为歌舞厅、录像厅。1998年左右,成为北京红十字会的办公楼。2010年代,北京红十字会迁出。2015年,正值陶然亭公园对社会开放60周年,水榭对游客开放,展出《陶然亭公园园史展》,分为“江亭雅集”、“都门胜地”、“城市山林”三部分,展出文物复制品4件,拓片3件,碑刻1件,文献6本,照片近300张,并在视频放映厅放映《一日一陶然》、《城市山林》、《公园记忆》三部电影。[30][4]
瑞象亭原来是北京市西城区南横西街上的圣安寺的建筑。从元朝开始,圣安寺便是北京官员、文人游赏之所。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出资重修圣安寺。重修后的圣安寺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依次为山门、天王殿、瑞象亭、大雄宝殿。殿上匾额均是乾隆帝御书。圣安寺内原有的三尊三世佛像移至静明园供奉,其他佛像均重加塑饰。[31]
北平和平解放后,圣安寺改为私立圣安小学,后来为宣武区南横街第一小学、宣武区少年科技馆。文化大革命中,圣安寺遭受严重破坏。后来,圣安寺内保存完好的瑞象亭迁至陶然亭公园西门内北山顶。[31]
该亭如今以“圣安寺瑞像亭”的名义被列为西城区普查登记文物。[32]
中央岛上有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高君宇及其女友石评梅的墓碑。[1]
1921年至1923年间,李大钊在慈悲庵院内租借两间僧房作为革命活动场所,高君宇等人多次在陶然亭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3月5日,高君宇病逝,终年29岁。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根据其遗愿,将其安葬在陶然亭畔。高君宇墓碑有一首海涅的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高君宇生前曾将该诗作为座右铭写在相片背后送给石评梅。高君宇病逝后,石评梅将这首诗作为悼词悬挂在灵堂上,并刻在高君宇墓碑上,还在一旁写下:“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33]
在一次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结识了高君宇,此后感情日深。高君宇逝世给石评梅带来沉重打击。无论寒暑,无论早晚,石评梅总来高君宇墓凭吊、扫墓,雪天还常在墓碑前的雪地上写下“我来了”三字。三年后,石评梅因悲伤过度又患乙型脑炎而病逝,终年26岁。后来,其亲属根据其遗愿,将她葬在高君宇墓旁。[33]石评梅墓碑上刻有“春风青冢”。[3]石评梅墓碑第二级基石正面竖刻着:[9]
石评梅先生讳汝壁,前清光绪二十八年阴历八月十九生于山西平定。幼聪慧,长好文学,而长有致力教育以改造社会之志……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体育及国文教员,女子部学级主任,六年之间,劳绩卓著。有《涛语》、《祷告》、《偶然草》数书行世。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以肺病殁于协和医院。年二十有七,葬于北京宣武门外陶然亭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到此悼念高君宇、石评梅。陶然亭公园建园初期,高君宇、石评梅墓迁到南郊人民公墓,直至1956年周恩来总理考察北京市规划图时指出:“革命和爱情并不矛盾,留这它对年轻人也有教育。”故1956年8月,在彭真的关怀下,高君宇、石评梅迁回陶然亭公园。邓颖超曾7次来此悼念高君宇、石评梅。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君宇、石评梅的爱情被视作资产阶级温情,墓碑遭到推倒,墓地长时间未受保护。直至1973年,在邓颖超的关怀下,高君宇的遗体才被火化,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984年,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北京市园林局、北京市文物局在陶然亭公园重修高君宇、石评梅墓。1986年,共青团北京市委等16个单位共同出资,在高君宇、石评梅墓原址兴建了高君宇、石评梅的半身大型雕像。1994年,高君宇、石评梅墓被命名为“宣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8年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3]
赛金花墓原来位于陶然亭公园中央岛锦秋墩南坡上,其东边原有香冢、鹦鹉冢。1936年筹办赛金花墓时,潘毓桂、张次溪、齐白石等名流均参与。赛金花墓是用大理石砌成,墓前立有1.8米高的花岗岩碑。陶然亭公园建园时,赛金花墓迁至郊外公墓,但墓碑及有关石刻保留在陶然亭公园,如今在慈悲庵内展出。墓碑上有樊增祥撰文并书丹的《前彩云曲》,樊增祥撰文、张伯英书丹的《后彩云曲》,张大千绘制的《彩云图》。[9][7][3]
位于陶然亭北。醉郭名为郭瑞,字云王。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郭瑞眼见清朝政治之腐败及帝国主义之凶残,便佯装疯癫,讴歌往来于市,人称“醉郭”。郭瑞死后,《京话日报》的彭翼仲出资为其办理丧事,将郭瑞的遗体埋葬于此。“醉郭之墓”四字由彭翼仲题写,墓志铭由林琴南撰文、祝椿年书丹。如今,此墓已无存,墓碑在慈悲庵内展出。[2]
陶然亭西侧的小丘坡上的丛冢中有座香冢,清朝初年立,是为纪念一位杜十娘式的“义妓”而建。碑阳铭刻篆书“香冢”两字。碑阴铭文为:“浩浩劫,茫茫愁。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以上为隶书,其后有“题香冢碑阴”五个行书小字。其后又有行书七绝一首:“飘零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与秾李,不堪重读瘗花铭。”[3]
实际上这位所谓的清朝“义妓”其人其事乃至其坟,全是当时一位张姓御史伪造的,以歌颂理想中的爱情绝唱。[7]
鹦鹉冢位于香冢旁边,曾两度出现在锦秋墩上。传说清朝道光年间,有位名叫张春陔的侍御,见清朝政治日益腐败,便屡次上书皇帝,但奏折或被扣压,或转回他手中,他一怒便在锦秋墩下埋藏了自己的文稿,并堆起小坟头以示讽刺。日久年深,此冢变为平地。[3]
此冢第二次出现据说是在晚清,有位名叫邓完白的学者,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鹦鹉,他每天给鹦鹉喂水喂食。他家还养了一只大狸猫,有一天他正和友人在客厅谈话,大狸猫扑上去咬死了鹦鹉。友人对邓完白说:“常闻陶然亭的锦秋墩上,早年有过一座鹦鹉冢,只是现在没有了,你何不将这死去的鹦鹉埋在那里,以续前人的故事呢?”邓完白便将鹦鹉埋葬在此。[3]
原址位于湖心岛上的锦秋墩顶上,现已无存,原址现为锦秋亭。花神庙又称花仙祠,是一座“里面有十二仙女像”的三楹小房,四周“绕以短垣”。清朝道光年间,诗人何兆瀛在《上巳邀同人宴集自作》诗中称:“花仙祠畔吹琼管,尚有何人擪指听。”[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8月北京市政府拆除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拆下的构件运到陶然亭公园保存,1955年这两座牌楼在公园内按原样重新组建。两座牌楼的迁建获得了周恩来的关照[34]。
文革期间1966年,历史学家傅乐焕在此投湖自杀。1971年,江青到陶然亭公园视察。同年9月,在江青指令下,以“牌楼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由,将这两座牌楼拆除[34]。
2011年,陶然亭公园重新建起了这两座牌楼。因为原有构件已全部散失,故此次为全部新建,外观仿照了原牌楼的形制[34]。
1985年,在该公园内西南部兴建“华夏名亭园”,成为该公园的“园中之园”,占地10公顷,集中仿建了中国各地名亭十多座。华夏名亭园由北京市园林设计研究院设计,获北京市优秀设计一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城建系统优秀设计一等奖、全国优秀设计金质奖。[1]
华夏名亭园内,按照1:1的比例仿建了中国六省九地的古代名亭,包括“醉翁亭”、“兰亭”、“鹅池碑亭”、“少陵草堂碑亭”、“沧浪亭”、“独醒亭”、“二泉亭”、“吹台”、“浸月亭”、“百坡亭”等十多座。[4]
2015年,正值陶然亭公园对社会开放60周年,陶然亭公园在华夏名亭园的展厅里开始举办《中国名亭文化展》。展览以水墨长卷的风格展示了亭的“建筑之美、水墨之美、书法之美、文字之美”。展览还展示了中国四大名亭——陶然亭、湖心亭、醉翁亭、爱晚亭的手工制作的木雕模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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