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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大型战役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正太战役”重定向至此。关于1947年战役，详见“正太战役 (1947年)”。百团大战，又称晋南游击战、正太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次战役，是由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以下皆以八路军称呼）在1940年8月至10月间自行发动、以破坏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矿山为目的的破袭作战。参加作战的中国军队包括八路军120师、129师和晋察冀军区共22个团。战争期间日军发动反击战，使得周边一带的八路军根据地受到一定打击，受损的平汉铁路、同蒲路、石太路、井陉煤矿区迅速恢复运作。
| 百团大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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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 |||||||
第十八集团军光复娘子关，高举中华民国国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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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朱德 彭德怀 |
 多田骏 | ||||||
| 兵力 | |||||||
| 约40万人 |
共产党统计： 国民党统计：日军最多约2万人[查证请求][3]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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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统计： 2.2万余人伤亡[4] |
共产党统计： | ||||||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的“正太铁道战役”的《战役预备命令》由八路军总部正式下发到晋察冀军区、第120师及第129师，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毛泽东审阅了此命令。命令中要求参战的部队最初预定22个团。8月20日晚20时，战役打响。随后众多未被命令参战的团陆续加入，其中不少团是1937年后中国共产党在日占区和华北根据地当地扩编的，军饷与军火不在国民政府供给名册内，实际自备粮服军火，尤其是枪支、军服五花八门，训练和组织程度也不齐，更大量是没有军服拿起枪是兵放下枪即是民的民兵。[5]
日本出于战略要求从1938年秋开始政治诱降，希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议和；而在另一方面，汪精卫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史称汪伪政府），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号召，意图拉拢支持反共的人民。同时国共摩擦不断，双方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清楚国民政府与日方谈判的进展，对于形势过于严重估计。加上认为日军有可能西进，于是八路军高层在通报中央军委而尚未有回复的情况下决定发动一场较大规模破袭战打击日军[9][10]。
1939年，国民政府成立晋察冀敌后战区，鹿钟麟任战区总司令。1940年春季，华北八路军在山西省策反收编国民革命军九七军，将战区总司令鹿钟麟逐出省外。同时1939年，山西爆发晋西事变，和八路军摩擦不断，1940年初双方和解。
1940年四月至六月间，日军以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师团为主力，在山西省南部进行春季晋南战（国民革命军约8万）、乡宁作战（国民革命军约3万）、晋南反击战（国民革命军约4万），而上述作战一共造成日军作战伤亡多达约数千人[11]。日军发现中日战争期间中共积极破坏国民政府在各地的行政组织，成功促使国民党某种程度上放弃在华北的生存，而中共竟在其地下活动、反政府破坏中所获得地盘并力求维持之，于当地自行征税、夺取抗战资源，引起日军内部的关注与探讨，寄望有效利用国共冲突[12][13]。
在抗日根据地，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地华北的发展日渐壮大，日本军队在1939年夏季，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并在荒原挖沟筑堡试图阻碍抗日力量的进攻，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借此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但1939、1940夏季两次扫荡，将集中于华北地区30余万日军、伪满洲国军队的分布点不断增加，力量分散[14]。这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集中优势力量展开大规模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百团大战的涉及范围中，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这一时期，日军每大队约700人。日军华北方面兵力密度为一平方公里0.37人，各师团兵力平均分散在约200处。百团大战后日军正式实施对八路军的剿灭战。战争期间日军发动反击。
日军组成如下：
1940年3月，八路军在打退抗日战争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最后一战打朱怀冰的“磁、武、林、涉战役”后，彭德怀即下定决心：要立即对日军发动一场“以破坏其交通运输线”为主的“大破袭战”。1940年4月1日，彭德怀正式签署发布命令，要求聂荣臻部负责破袭沧石路以北的津浦路、平汉路及正太路；刘伯承邓小平部负责破袭平汉路之石家庄磁县段和白晋路北段；贺龙关向应部负责破袭北同蒲路；徐向前朱瑞部负责破袭胶济路及津浦线南段；要求各部加紧准备，于4月10日开始统一行动。4月1日，毛泽东急电彭德怀指出：目前形势还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决心，即挂抗日之招 牌，行剿共之实际。眼下对我威胁最大的是绥德、皖东两点。如河防不守则前方联络中断，延安在危险中；如皖东不守，则皖南（新四军军部）部队被隔断，八路军出鄂豫皖边及鄂豫西的道路也被隔断。因此，彭德怀和晋西北的贺龙、关向应，应以主力部队对付威胁我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国民党第九十军，并要彭德怀除黄克诚的三四三旅外，再抽调三、四万人的兵力南下华中，迅速打通与新四军陈毅部的联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开始准备对付国民党即将发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拟于4月10日发动的交通总破袭战计划就此暂时搁浅。4月中旬，朱德从王家峪的八路军总部出发赴洛阳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磋商晋东南的国共两军的分界线。
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在武乡县砖壁村的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
八路军原定动员兵力为22个团（晋察冀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重点目标为正太铁路，其次是平汉铁路、同蒲铁路北段和白晋铁路。为了攻击的突然性，未经中国共产党军委批准展开了战斗。战斗开始后，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最终参战总兵力达到105个团。
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
战役最早由8月20日晚8点开始的华北交通要道破袭战为序幕，当时正太铁路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也是日军获得山西煤炭资源的重要通道，也是对晋察冀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据点的主要分布区，同时井陉煤矿也在这条铁路上。因而正太铁路成为战役第一阶段的主要战场，集中了30个团的兵力。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战役开始时被称为“正太路战役”。
作战初期八路军兵力部署异常隐蔽，日军直至战斗打响才发觉中国军队的动向，日本方面将9个独立混编师投入战场。至9月下旬为止，正太铁路全线瘫痪，并破坏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井陉煤矿亦遭破坏。并占领娘子关的部分地区。
9月1日至18日，日军派出独立第九混成旅自太谷、榆次地区与独立第四混成旅由平定、和顺地区相互策应前进，至松塔镇附近。该部署旨在摧毁敌人后方设施，并扫荡周围潜伏之敌军。根据日方战时机密资料，第九与第四这两个混成旅团于9月1日至11日总共死伤483人[15]。
在第二阶段时期，除暂留约10个团兵力继续阻挠道路和桥梁的修筑，主力则把战斗对象转移到铁路交通线两侧的日本守军与被抗日根据地包围的日军据点，目的是巩固并扩大战果，其中以榆辽战役、涞灵战役最为激烈。延安地区、山东地区、安徽地区的八路军也投入作战。日军也投入使用了战争公约所禁止的毒气与生物武器展开反扑，战争也进入相持阶段。
1940年10月3日至11月2日，日军发动晋察冀边区肃清作战，派遣临时第101混成旅团（驻蒙军、第1军、第110师团、独立第十五混成旅团）参与战斗。
由于八路军随后遭到日军反击战的强大打击，作战转趋消极，日军第36师团成功扫荡并消灭了辽县、涉县、潞城等地共军根据地，结束了第二期第一次反击战。11月19日，日军第37师团发动第二期第二次反击战，由沁县、南关镇一带出发；独立第16旅团由平遥、霍县出发；第41师团一个大队由洪洞东方向沁源前进，途中均未遭有力抵抗，12月3日顺利消灭沁河一带共军根据地。[16]日军110师团驻石家庄正与国军冀察战区、第一战区、第二战区接触中。日军第一混成旅团驻邯郸，与国军冀察战区、第一战区交战中。中国共产党宣传：“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几已消灭殆尽，独立混成第二、三旅团消灭过半，独立混成第八、九、十六等旅团各消灭一大队，第三十六、百一、二十七师团均有严重伤亡。”
为回应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日本军队开始将各地的机动兵力集结于华北地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借以迫使八路军退出华北交通要道，先后对太行山地区、太岳地区、晋察冀边区、晋西北等地进行扫荡。华北日军于1940年9月23日—10月11日在察南南境，10月11日－12月4日在晋中（第二期晋中作战），驻蒙军于10月13日－11月26日在晋察冀边区发起反击作战。八路军则分兵展开运动战和游击战、麻雀战（骚扰游击战术）进行反击。到1940年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因日军展开大扫荡而宣告结束。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15日起至12月5日止，历时3个月15天，中国共产党宣称：整个战役作战地区囊括冀察全境、晋绥大部及热南大部，配合作战的地区，战线延及至鲁、皖东、豫东、苏北。中方投入兵力有100多个团和配合作战的根据地军民，共数十万人。日军参战的有110师团和25师团全部，26、36、41师团各两个联队，35、37师团各一个联队，第1、第2、第3、第4、第5、第7、第9混成旅团全部，第6、第15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还有大量伪军，约二、三十万人。[17]
日军情势判断表示：
华北共军自今春以来实施改编扩充，合正规军、准正规军可能达25万以上。自今年8月所谓百团大战以后四个月，因被我军彻底扫荡，其大部分根据地设施覆灭，要重建需要相当时日。……百团大战中的战死者，以朱德所发表，达一万八千人，三年来没有积极从事抗战，专心储蓄的资材几乎全部泡汤，根据地设施被破坏，加以因与重庆对立激烈化，军费拨付困难，其重建自非短时日所能完成……国共的关系，与时日的经过在逐渐下降，但今后无论双方是否能够妥协，在中国共产党无法以实力对抗蒋军的现况下，其活动范围将局限于皇军占领地区警备比较脆弱的方面，或蒋系势力比较稀少的杂军地盘。故从确保北支治安的观点，需要细心注意并监视其动向。[18]
百团大战之实际情形，录呈如次：(一)此系八月号(20)日开始，与敌正面作战五天，有(25)日即将大部撤往平山、孟县、五台一带，只留少数兵力在铁路沿线续行袭援……(二)中共此次在正太路沿线所用兵力共十一团，朱彭报为三十余团(三)所获战绩计破坏铁路二百余里，破坏大道桥梁四十余座捣毁车站十一所……(四)斯役敌伤亡三千左右，及伪军二千余，中共伤亡亦约三千余……[22]。
有观点认为这场战役的指挥官彭德怀在向延安的中共中央通告后，没有等候批准就决定发动[25]，违背了中共中央所主张最低限度的游击战打法，擅自打百团大战[26]。对这一指责，彭德怀表示并非如此。[27]
在战役打响后仍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嘉奖与支援。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28]”事后国民政府也发来贺电、覆电[29]
国民政府在当时亦表示祝贺支持，但国防部长何应钦以八路军1937年在册编制为15个团4.5万人，现“擅自扩编”且攻下了日军地盘“无需中央补给”为由，于当年底即1940年12月停发了对八路的军饷特别是弹药补给。促使八路军自建兵工厂，土法制造粗陋的武器，并迫使发展出每人5发子弹，打完冲上去与日军拼刺刀的战术。[来源请求]
同时这场战役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即日统区）的部队暴露在日军的视线内。日军原本于1940年初在华北平原以部分日军兵力为主由伪政府协同推行治安肃正作战，百团大战促使日军又把“治安肃正”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于1941年2月制定了《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调回约二十万的部队于1941年至1943年进行“扫荡”，更进一步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扫荡的结果八路军主力几乎全面撤出山西，而在当地扩编的民兵团则化整为零，调整回最低限度的游击战。1942年八路军前方军部被日军偷袭，前总参谋长左权殉国；此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仍然把集团军部设置在山西前线。日军在发动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同时，于1941年将目标转向在太行山区（晋南）的国军，以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卫立煌部与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为主要目标，并以此为基础发动了中条山战役。
在国民政府与日军两方面的影响下八路军开始遭受物质困乏以及兵源减少陷入艰难，在1943年之前未能再组织起大规模战役，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批评，而以游击战于当地坚持至日本投降，另外也因就近而先行对日军受降而获得大量日军物资。
彭德怀在自传中写到，“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30]“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30]
中国共产党对外一直对百团大战完全肯定，但在内部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却因历史进程而先后出现过一定的出入。百团大战刚胜利时，中共中央对此十分肯定，毛泽东还要求彭德怀有机会再多组织几次。但在1941年、1942日军大扫荡导致八路军极端困难后，彭德怀一度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被指责没有完全执行毛泽东的抗战相持时期的军事战略（即“山地游击战为主，可能条件下进行阵地战，避免决战”），打成了大规模的“消耗战”，过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牺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抗日力量。
《彭德怀自述》中写：最主要的问题是，战役之前，在对日军向我发动进攻的方向上，估计失误，“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因而“ 战役举行过早”，没等中央批复就发起了。 “如果再熬上半年”，或者等“敌人兵力更加分散时”，再发动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 再者，这次战役也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
这次战役发展成投入100多个团的规模，并持续了三个半月之久，也是出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预料。特别是在战役第二阶段采取攻坚战形式，造成了八路军自身伤亡较大，过多消耗了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和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这种战术引起了批评，对1942年至1943年渡过华北抗战最艰苦时期造成了一定影响。
1945年刘伯承在中共“七大”发言：百团大战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团大战的打法，更不是运动战，尤其是阵地战这样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
聂荣臻也对战役第二个阶段的攻坚战的打法提出批判：战役第二阶段讲扩大战果，有时就忘记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去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因此我们不得不付出比较大的代价。这也是违背游击战争方针的。但同时认为虽然损失大，但也锻炼了队伍[31]。
彭德怀后来也做了自我批评，承认当时有些蛮干的指挥。[32]彭德怀在自述中还说，当时是误以为日军要切断延安和西南联系，没发现日本并未以延安为主要方向，说如果等半年华北日军再少一些战果会更大。
另外，企图通过大举进攻，彻底破坏正太铁路，使华北几个根据地连成一片，也反映出八路军高层将领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估计严重不足，对敌后战局的长期性、持久性认识不够 。
聂荣臻认为：“毛泽东批评说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31]
1943年邓小平说：“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33]
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华北工作座谈会，会中党内一致对于百团大战持否定态度[34]。彭德怀做了检讨：“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1940年9月11日战役第一阶段刚刚结束，毛泽东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关于百团大战，不要说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是游击性的反攻。9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报告时，再次提到对百团大战的估计问题：这次大战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即是说，这仅仅是“一次”，此前曾经有过大规模的反“扫荡”，只是这次规模“更大”罢了，以后还要有“更大规模”的战役而且它是“反‘扫荡’的战役反攻”，不是“战略反攻”。
1940年12月22日，当百团大战实际已经结束时，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新的反共高潮（皖南事变），毛泽东曾电示彭德怀“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以充分利用它的声势。
聂荣臻指出，在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方面，毛泽东尤为不满。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主席批评了这件事。有种传说，这个战役事先没有向中央军委报告。经过查对，在进行战役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报告过一个作战计划，讲要两面破袭正太路。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但说成是“百团大战”，这就是战略问题了。毛泽东主席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一百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的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35]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也是彭被批判的罪名之一。195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36]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共产党将彭德怀定位为：“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
1967年2月24日清华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出版的大字报《兵团战报》第六期《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文声称：“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着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拼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 [37]红卫兵声称："百团大战是朱德、彭德怀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不请示毛泽东，擅自搞百团大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并把日军的兵力吸引过来，导致重大损失。"[来源请求]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认为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决定发动皖南事变的决定性因素，红卫兵依照这个理由对彭德怀进行批斗。[38]
1981年，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完全平反后，对百团大战基本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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