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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指国家的形式(form of state)，不同于政体(form of government)[1]。国家的型态，依君主有无，可分为君主国，或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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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作为法政概念，经近代德国移植至明治日本，再自明治日本移植至近代中国。[2]
语源学上，“国体”一词可以散见在中国古籍。[3]日本加以继受“国体”一词，注为“クニカタ”。在日本的中古时期，出云国造神贺词中，首见“国体”一词。[4] 江户时代，国学学者发展一套建立日本文化自信的思想，即神国思想，掀起了与儒学家间的和汉国体争论。[5] 国体争论中，会泽正志斋在1825年的《新论》中将“国体”一词阐述为日本“祭政一致”的国家形式。[2]
明治维新之际，日本法学界将德语的“国家型态”(Staatsform)，根据日本是天皇与神道教结合的“祭政一致”国体，结合日本自身的精神赋予新义，译为国体。[6] 其后，日本法学界更进一步区分“国体”与“政体”。[2]加藤弘之在1874年的《国体新论》，区分了“国体”与“政体”，前者是国家的本质，后者是政府的形式。[7] 对日本法学影响甚钜的穂积八束扩充了此种国体政体二元论。穗积认为，国体依主权归属，分成君主与共和；而政体依统治权行使方式，分专制与立宪。政体应时势常变，而国体亘久不动。[8] 负责修订明治宪法的伊藤博文等人深受此“国体宪法学”[6]影响，故在帝国宪法中使用此元素，希冀透过此部仿效德国的宪法维护日本国体。[9] 宪法通过之后，围绕日本国体的争论未因此停歇。美浓部达吉等法学家仍就国体等问题批判帝国宪法。[6]
清末，随着清廷企图仿效日本建立现代君主立宪，“国体”概念也进入中国。
清末民初有数次国体争论，包含预备立宪的国体争论(1906-1911)、共和建立的国体争论(1912-1914)、洪宪帝制的国体争论(1915-1916)、张勋复辟的国体争论(1917)与满州国“日满一体”的国体争论(1932-1945)。[6] 伴随一次又一次的国体争论，“国体”概念在中国持续发展。在预备立宪时的国体争论中，清廷试图移植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但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不像日本具有单一民族的特性，难以移植日本万世一系概念来强化清廷的统治正当性。而此同时进入中国的“国体”概念，在此脉络中剥去了日本国体论中“祭政一致”的神圣氛围[6]，但与政体的区分仍不明显。 共和肇建的国体争论中，对于如何建立共和，时人展开争论，如章士钊的《共和平议》。
对“国体”概念发展影响最钜的是1915年的国体之争。1915年，袁世凯企图称帝。袁的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F.J.Goodnow)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建议中国改用君主制；而筹安会的杨度则发表《君宪救国论》附和。为反击古德诺及杨度等人的主张，以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为开端，梁启超等人展开国体之争，反对袁的君主制。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国体是“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10]，呼吁“只问政体，不问国体”[10]，区分了国体政体，更将国体区分为君主与共和。[10] 梁等国体论者在引入日本的国体概念的同时，仍旧保留国体较政体重要而不可轻变的特性。[2]
民国初年的国体问题围绕着中国的宪政体制展开，直到1928年后国民党在中国实行“一党专政”。 在其革命史论述中，国民党不断地试图将三民主义加入“国体”之中，如1936年的《五五宪草》及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皆强调中华民国是三民主义共和国，显示国民党试图在国体上对国家本质做出解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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