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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法语：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性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词与物》还是结构主义的。他本人对这个分类并不欣赏，他认为自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有人就他的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倾向质疑他的政治活动。在这一点上他的处境与诺姆·乔姆斯基、乔治·拉科夫和简·雅各布斯相同。福柯的思想多有受尼采影响之处。[2]2007年，《时代高等教育指南》把他列为最多人引述的人文科学学者。[3]
1926年10月15日，保罗-米歇尔·福柯出生在法国中西部城市普瓦捷，一个富有、保守、中上阶层的家庭里，是三个孩子中的第二个[6]。按照家族传统规定，以他的父亲保罗·福柯(1893–1959）的名字命名, 但他的母亲坚持要加入米歇尔；他在学校被称为保罗，但在他的一生中，表现出对米歇尔这个名字的偏好[7]。后来他将名字中的保罗放弃，这可能和他同他父亲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有关。
他的父亲是当地成功的外科医生，出生在枫丹白露，搬到普瓦捷，在那里开设了自己的诊所。[8] 他的母亲安妮·马拉珀特，是外科医生普罗斯珀·马拉珀特的女儿，外祖父不仅拥有一家私人诊所，还在普瓦捷大学医学院教授解剖学。[9]。父亲接管了外祖父的诊所，而母亲接管了普瓦图旺德夫尔村庄的19世纪中期大宅[10]。住在那里的有父母和姐弟三人，姐姐弗朗辛，保罗-米歇尔，和弟弟德尼斯，他们有着同样美丽的头发和明亮的蓝眼睛。[11] 孩子们被培养为名义上的罗马天主教教友，参加教堂的弥撒，虽然米歇尔短暂地做过辅祭男孩，但这个家里没有一个是虔诚的[12]。
福柯后来很少提到他的童年[13]。他自称是少年犯，父亲严厉地惩罚他[14]。1930年，福柯提早两年进入当地的（耶稣会办的）亨利四世学校（Lycée Henri-IV）开始上学。在那里，他接受六年的小学教育，直到1936年。然后又同一个校园接受了前四年的中学教育。他在法语、希腊语、拉丁语和历史方面表现优异，但是数学成绩不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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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福柯成为高等师范学校一名师范生，并最终获得巴黎大学所颁发的学位。福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时间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的法国学术界对德国哲学家如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兴趣越来越强，福柯的教授之一，让·依波利特，便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翻译家和德国哲学的专家。梅洛庞蒂当时也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学，他讲授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课程非常受到学生欢迎，包含热衷学习的福柯。他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后期，与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之一乔治·康奎荷姆建立了关系。
福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私人生活并不快乐，他患有严重的忧郁症，甚至企图自杀。他受到一个心理学家的看护。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因此福柯不但得到了哲学的教育，而且还得到了心理学的教育，他甚至参加了这门学科的临床实践，在那里，与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尔等思想家接触。
最后福柯还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其他许多师范大学学生，他在1950年由他的教师阿尔都塞介绍而成为法国共产党员。之后因为不满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情况而退出了共产党。但在余生中一直是阿尔都塞的朋友和辩护者。与其他许多人不同的是，他从未公开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也咸少提及党员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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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福柯通过毕业考试，他在师范大学教了一段时间书，但他对此并不感兴趣，因此他很快就离开了法国。
他的一个教师和朋友乔治·杜梅泽尔为他介绍了一个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作为法国文化代表的职位，从1954年到1970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波兰华沙以及德国汉堡大学，担任法国文化代表的职务。
当德菲的军事生涯将他指派到突尼斯后，福柯跟着德菲来到突尼斯大学。在那里，他参与了1968年的学潮。他受这场学潮的影响很深。鉴于1968年的经验，法国政府在巴黎近郊建立了实验性的梵森大学（巴黎第八大学前身） ，福柯成为其哲学系的主任。他任命了很多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激进的结果迫使法国教育部撤回了许多这个系的任命。
1970年，他被任命为法国最有权威的学术体系：法兰西学院的思想体系史的教授。在此期间，他帮助建立了“监狱信息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PIG），调查监狱的设施，并为被关押的受刑人提供他们对狱所的要求，以及申诉管道。1978年4月，福柯访问日本，除了以“政治的分析哲学”为题演讲外，更与日本知识分子如丸山真男对谈。
福柯以意大利报纸《晚邮报》特派记者的身份，于1978年9月第一次访问伊朗。 并在同年10月，于巴黎城外霍梅尼的流亡住所与他见面。 11月，他第二次前往伊朗，观察并报导反对沙阿（国王）的革命运动。他也将其他有关伊朗的政治动态发表在法国的报纸和期刊上，例如每日发行的《世界报》和发行广泛的左翼周刊《新观察家》。[16]
福柯的立场明显站在伊斯兰主义者这一边，对世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左翼民族主义分子持反对立场。
他认为在伊朗，宗教所带来的东西不仅是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词汇，一种仪式，一场永恒的戏剧，人们可以把“人民的存在与主权的竞争”的宗教戏剧镶入政治体系中。 福柯所感知到的伊朗，统一的历史、文化、话语、社会体系，能够超越以宗教带领政治的“矛盾”～一个国家：它将一种传统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与左翼的反帝国主义论述结合在一起，并且以现代的组织、监视、战争和宣传技术武装自己，壮大宗教化的政体。
虽然福柯一直对权力持批评态度。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赢得选举胜利后，福柯对其法国社会党政府表示谨慎支持。[17] 但在1982年，波兰政府镇压由团结工会策划的示威游行，而法国社会党拒绝谴责，福柯改变了对该党的支持。他和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撰写了一份文件，谴责密特朗的无所作为，发表在《解放报》上，他们还参加了大规模公众抗议。[18] 福柯与法国工人民主联盟合作，希望工人—知识分子的连结可以在法国展现出来，这是一种属于团结工会的构造和力量。
他除了继续支持波兰团结工会，并与他的朋友茜蒙·仙诺前往波兰，参加世界医生（Médecins du Monde）探险队，将医疗物资运送到当地。即使这些物资无法提供有效支持，但他希望人们可以谈论波兰，关注波兰，让波兰的人民不孤单。他们此行也抽出时间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19]。
1980年10月，福柯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客座教授，主持关于“真理与主观性”的豪森讲座，11月在纽约大学人文学院演讲。他在美国知识界越来越受欢迎，吸引了《时代周刊》的关注。福柯1981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1982年在佛蒙特大学演讲，1983年再次在伯克利演讲，他的讲座吸引了大批听众。[20]
在美国期间，福柯感受到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开放心态，让他终于和自己和解。他乐在他的工作，他乐在他身体的快感。从八○年代初，他就认真考虑要离开法国，离开他愈来愈难以忍受的巴黎，前往美国定居。福柯在旧金山的同志酒吧度过了许多夜晚，经常光顾BDSM澡堂，从事无保护的性行为。他在接受同性恋媒体采访时，赞扬了虐恋行为，“SM的实践是在创造快感，而SM确实是一种次文化。它是一种发明的过程，它运用一种策略关系，作为肉体快感的来源。”是的，这种“可能性，亦即运用我们身体作为多种快感的可能来源，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事”。[21]
与此同时，福柯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984年6月，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性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二卷《快感的享用》涉及古希腊异教道德中涉及性伦理方面规定的“自我技巧”，而第三卷《自我的关怀》则探讨公元前一、二世纪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本中的同一主题。第四卷《肉体的忏悔》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性行为，当时尚未完成。
人类第一批艾滋病例是在1980年才发现的。[22] 1981年接受采访时，福柯称艾滋病“是新的美国清教徒主义，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只惩罚同性恋和黑人的疾病？”[23] 到了1982年，他开始意识到艾滋肆虐的悲剧。但是，人们对于这种疾病究竟是什么，究竟如何传染，依然一无所知。因此他对于美国展开的反对性自由的宣传表示遗憾：“美国的同性恋社区正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和一场双重定罪运动的夹击。从外部来看，好几个州都透过新的立法来压制性；而从内部来看，自从出现了‘男同性恋癌症’这个无可否认的全球现象，整个同性恋运动及其新闻奥援～增强各种性关系的发动机～而运作了十年的动力，已开始逆转，变成另一种自愿而且有组织的重要工具，大力宣传‘单一伴侣’、‘一定要运动，不一定要做爱’等等口号。而且有许多人以天谴的角度来经历和思考这个问题。”
1983年夏天，他开始持续干咳，这引起了巴黎朋友们的关注，但福柯坚称这只是肺部感染。[24] 直到住院时，福柯才被正确诊断感染艾滋病，接受抗生素治疗。他在法国学院作了最后一组演讲。[25] 1984年6月10日，福柯住进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医院—正是他在《疯癫与文明》中研究过的同一机构，其神经症状因败血症而变得复杂。[26]
1984年6月25日，福柯在医院去世。1984年6月26日，《解放报》宣布福柯死亡，并提到因艾滋病而死是一个谣言。第二天，《世界报》发表了一份由他的家人澄清的医学声明，其中没有提到艾滋病。[27] 6月29日，福柯的la levée du corps "拉勒维杜军团"仪式举行，棺材从医院太平间运出来。数百人参加，包括活动家和学术界朋友，吉尔·德勒兹用《性史》的摘录发表了演讲。[28] 他的遗体随后安葬在普瓦图旺德夫尔，举行了小型仪式。[29] 福柯去世后不久，他的伴侣丹尼尔·德菲在法国创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艾滋病组织 AIDES，这是一个双关语，在法语中意为“帮助”，而在英语中是这种疾病的缩写[30]。在福柯逝世两周年之际，德菲在《倡导者》杂志上公开透露，福柯之死与艾滋病有关[31]。
福柯的第一位传记作家迪迪埃·埃里本形容这位哲学家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在一个面具下面总是还有另一个。”[32] 他还指出，他表现出了非凡的工作能力[33]。福柯的同学一致把他概括为一个“既令人不安又古怪”的“充满激情的工人”[34]。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个性发生了变化：埃里本指出，他曾是一个“饱受折磨的少年”，但是在1960年以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容光焕发的人，轻松而开朗，”甚至被那些与他共事的人形容为花花公子[35]。他指出，在1969年，福柯体现了好战知识分子的思想[36]。
福柯是无神论者[37][38] 他喜欢古典音乐，特别喜欢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39]，并因穿高领毛衣而出名[40]。福柯死后，他的朋友乔治·杜梅吉尔形容他非常善良，也表现出一种智慧[41]。他的终身伴侣丹尼尔·德菲继承了他的遗产[42]。
福柯的主要工作总是围绕几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和题目，他最主要的题目是权力和它与知识的关系（知识的社会学），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43]他将历史分化为一系列“认识”，福柯将这个认识定义为一个文化内一定形式的权力分布。 对福柯来说，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说，能够表现出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何是这样。[44]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是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的一种手段，以此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中的不同团体。 比如福柯在研究监狱的历史的时候，他不只观察看守的物理权力是如何进行的，还研究了他们是怎样从社会上得到这个权力的，例如——监狱是怎样被设计的，进而使囚犯了解到他们到底是谁，来让他们记住一定的行动规范。他还研究了“罪犯”的发展，研究了罪犯的定义的变化，由此推导出权力的变换。[45]对福柯来说，“真理”（其实是在某一历史环境中被当作真理的事物）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 福柯认为，依靠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讨论、知识、历史等来被质疑。通过强调身体，贬低思考，或通过艺术创造等方式，也可以对这样的权力进行挑战。 福柯的书往往写得非常紧凑，充满了历史典故，尤其是小故事，来加强他的理论的论证。福柯的批评者说他经常在引用历史典故时不够小心，因为他常常错误地引用一个典故，甚致自己创造典故。
《古典时期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 Folie et déraison）于1961年出版，它是福柯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他在瑞典教法语时所写的。英文缩写本名为《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它讨论了历史上疯狂这个概念是如何发展的。 福柯的分析始于中世纪，他描写了当时人们如何将麻风病人关起来。从这里开始他探讨了15世纪愚人船的思想和17世纪法国对监禁的突然流行。然后他探讨了“疯狂”是如何被看做一种女人所引起的病~当时有人认为女人的子宫在她们的身体周围环绕，可能引起疯狂。后来疯狂被看做是灵魂的疾病。最后，随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疯狂则被看做是一种精神病。 福柯还用了许多时间来探讨人们是怎样对待疯子的：从将疯子接受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到将他们看做必须关闭起来的人。他也研究了人们是怎样试图治疗疯狂，尤其他探讨了菲利普·皮内尔和塞缪尔·图克的例子。他断定这些人使用的方法是残暴和残酷的。比如，图克对疯子进行惩罚，一直到他们学会模仿普通人的作为，但实际上他是用恐吓的方式来让他们的行为像普通人。与此类似的，皮内尔使用厌恶疗法，包括使用冷水浴和紧身服。在福柯看来，这种疗法是使用重复的暴行，直到病人将审判和惩罚的形式内化。 《古典时期疯狂史》表达了普遍意识型态倾向，描述社会观念如何影响道德标准与人类社会行为。 福柯为法国60年代的学者，著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抨击社会机构透过医疗化社会（medicalized society），将人分为“正常”与“非正常”。此书一开始即援引帕斯卡的一句话：“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表达对社会规训的不满。
《临床医学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是福柯的第二部重要的书，1963年出版。它延续了《疯癫与文明》的讨论，概括了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和医院的发展。
《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出版于1966年，它主要的论点在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福柯称之为认识型（épistémè）），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人”做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并非先验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识型形塑的结果，那么它终将会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雕塑的一张脸。这本书的问世使福柯成为一位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但也因为“人之死”的结论而饱受批评。让·保罗·萨特就曾基于此点批判此书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壁垒”。
《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出版于1969年，这是福柯对方法论的讨论，他写了这部书来回答别人对《词与物》的反应。
《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出版于1975年。它讨论了现代化前的公开的、残酷的统治（比如通过死刑或酷刑）渐渐转变为隐藏的、心理的统治。福柯提到自从监狱被发明以来它被看做是唯一的对犯罪行径的解决方式。
福柯在这部书中的主要观点是对罪犯的惩罚与犯罪是一个相互关系——两者互为前提条件。
福柯将现代社会比做边沁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一小批看守者可以监视一大批囚犯，但他们自己却不被看到。
传统帝王透过凌迟罪犯、斩首示众，以肉体的惩罚来宣示自身统驭的权威。这种直接曝入施力者与受力者的角色，16世纪进入古典时代，福柯以两个历史事件作为范例，说明规训手段的方式与样貌完全不同以往。其一是鼠疫肆虐于欧洲，为了让发生鼠疫的地区灾情不致继续扩散，指示每户人家关紧门户，闭居自身住所，不可在未经许可下到公共空间溜搭。街道上只有持枪的军人以及固定时间出来巡察、点名，并透过书写登记，记录每个居民的存亡记录，再交付市长进行重新审核。
规训人民的方式，从原来展示威吓的惩罚，转变至现代使用科学知识、科层制度等，进行各种分配安置，显示规训手段的改变。
福柯无意解释罪犯是怎么来的，或是为何会有犯罪的行为等等起源，或事件发生的原因等问题。他要强调某种机制存在于那边，原本只是要将一群扰乱社会秩序者关起来。然而这件单纯事情开始被关注后，研究为何这群人如此不同，藉以观察他们的颅骨大小、小时候是否被虐待等成因，开始产生心理学、人口学、犯罪学这些学问。除了为“罪犯”这个身份以更多的意涵加以定义，也同时将罪犯主体化。
这套认识系统，于监狱中透过反复操练、检查审核、再操练，不只是要矫正犯人，并要犯人认清自己是个罪犯，是拥有偏差行为的“不正常”人，所以你自己要努力矫正自己，监狱、警察都是在“帮助”你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套机制中的受力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不只告诉罪犯你必须做什么，还会要求时时问自己这样做对不对，并且如何为自己的这个罪犯身份，忏悔和自我审查。
《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一共分三卷（本计划六卷）。
第一卷《认知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也是最常被引用的那一卷，于1976年出版。其主题是探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性在权力统治中所起的作用。针对弗洛伊德等提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压抑，福柯提出置疑，指出性在17世纪并没有压抑，相反得到了激励和支持。社会构建了各种机制去强调和引诱人们谈论性。性与权力和话语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第二卷《快感的享用》（L'Usage des plaisirs）研究古典希腊思想将性行为视为道德衡量与道德选择领域的思考方式，以及这种思考方式所参照的主体化模式（modes de subjectivation）：伦理涵括的内容、让主体臣服的类型、自我的制订与道德目的论的形式。同时也研究医学和哲学思想如何制订“快感的运用”（chrèsis aphrodision），如何明确提出若干苦修的主题，并让主题一再复返出现在体验的四大主轴：和身体的关系、和配偶的关系、和男孩的关系、和真相的关系。
和第三卷《关注自我》（Le Souci de soi）是在福柯死前不久于1984年出版的。其主要内容是分析出现在古希腊人与拉丁文本里的提问方式，此种提问方式在受到关注自我所支配的生活技能中，经历的转变。
此外福柯还基本上写好了第四卷《肉身的告白》，处理的是基督信仰最初几个世纪，关于肉身与性的观念，以及诠释学和欲望的净化解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因为福柯特别提出拒绝在他死后出版任何书籍， 家人最初根据他的遗愿而未出版第四卷的完整版本。其后，于2018年才透过出版社出版第四卷[46]。
除了1977年休假了一年之外，从1971年1月开始，一直到1984年6月逝世为止，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进行了一周一次的教学课程。当时的讲稿和录音皆有留存，且正陆续出版中。此外，福柯在1983年曾于伯克利加州大学以英文做了六场讲课，后来以《福柯说真话》（FEARLESS SPEECH）的书名出版。
以下为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主题：
- 知识的意志（1970-1971年，已出版）
- 刑罚理论与制度（1971-1972年）
- 惩罚的社会（1972-1973年，已有中译本）
- 精神病学的权力（1973-1974年，已出版）
- 不正常的人（1974-1975年，已有中译本）
- 必须保卫社会（1975-1976年，已有中译本）
- 安全、领土与人口（1977-1978年，已有中译本）
- 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1979年，已有中译本）
- 对活人的治理（1979-1980年）
- 主体性与真相（1980-1981年，已有中译本）
- 主体解释学（1981-1982年，已有中译本）
- 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1982-1983年，已出版）
- 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Ⅱ（1983-1984年，已有中译本）
- 《词与物》[47]（1970）
- 《知识考古学》（1972）
- 《临床医学的诞生》（1973）
- 《古典时期疯狂史》（1978）
- 《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
- 《规训与惩罚》
- 《性经验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1985）
- 《死亡与迷宫：雷蒙·鲁塞尔的世界》（1986）
- 《性经验史第三卷：自我的关怀》（1986）
- 《性经验史第四卷：肉体的忏悔》（2018）
以上作品，除《性经验史》第四卷外，都收录于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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