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普济堂
澎湖中央街內公園（清代普濟院設置地點）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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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普济堂是台湾清领时期至日治时期初期，澎湖的社会救济机构，道光六年（1826年）由澎湖通判蒋镛倡建筹办[1]；明治35年（1902年）7月，澎湖普济堂与养济院、育婴堂等合并改制为“澎湖普济院”[2]。澎湖普济堂在台湾日治时期拆迁[3]，原址现辟为澎湖中央老街的街内公园[4]。
中国地方知识分子自16世纪末期起介入社会救济领域，明末以来流传民间的概念“透过善行来累积功德，改变家族与个人的命运”深植人心，经由袁黄《了凡四训》的倡导，“功过格”之说广为科举士子之间流传，促进了善行的“现世化”与“儒家化”。清代以降，国家的力量介入慈善救济，协助地方士绅兴办慈善事业。[3][5]
清代澎湖的社会救济事业始于嘉庆年间，地方士绅集资于妈宫街购买店屋一间，为难民栖身之处。道光三年（1823年），湖北省黄梅县籍的蒋镛出任台湾府海粮捕海防通判（即澎湖通判）[6]。道光六年（1826年），蒋镛为救济地方上弱势百姓，如孤儿、寡妇、残疾、穷人或无子女可依的老人，于妈宫街妈祖宫（今澎湖天后宫、中央老街内）附近谋划筹办普济堂。道光九年（1829年），蒋镛调任台湾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6]，继任澎湖通判丁秉南同年六月上任后亦延旧规[7]，后世澎湖有名望官绅诸如一新社之组织，皆持续挹注普济堂[1]。
1895年马关条约将澎湖群岛统治权由大清帝国转移至大日本帝国。进入日治时期后，澎湖厅承继相关社会救济事业。当地之社会救济机构，除了普济堂之外，还有养济院、育婴堂等，但这几个机构当时业务几乎已陷于停顿。明治32年（1899年）9月，在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支持下，乃将澎湖厅各社会救济事业的资产加以整理。明治35年（1902年）7月澎湖普济堂与养济院、育婴堂等合并，并改名为“澎湖普济院”[2]。
武德骑尉项得生古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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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老街街内公园
明治35年（1902年）改制为“澎湖普济院”后，原邻近“项得生古宅”的救济场址改组且另辟他处[3][8]，原址土地用途几经变动[9]，现为中央老街内之一绿地公园，公园面积556平方米，设有六张双人石椅，以及15米的行人步道[4]。
“澎湖普济院”在二战后由台湾省政府接管[2]，于民国38年（1949年）改名为“台湾省立澎湖救济院”，民国65年（1976年）再改为“省立澎湖仁爱之家”。民国86年（1997年），由于台湾省虚级化，于民国88年（1999年）7月改由内政部管辖，更名为“内政部澎湖老人之家”。民国102年（2013年）7月改制隶属卫生福利部，更名为“卫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至今[10]。
澎湖普济堂初始运作经费为蒋镛筹捐400元饼银（即银元[11]）交予妈祖宫董事，使其轮年生息[3]。之后，道光九年（1829年）正月，阖澎境民共捐210元予课馆生息，陆陆续续又获制钱47,500文出借生息。另外，蒋镛拟定从澎湖165艘小䑩船，每年征钱19,800文拨充，委由妈祖宫董事管理运作[3]。
澎湖普济堂救济对象为孤、寡、残、疾、无依贫民，由前述经费，普济堂共可收养三十名孤贫人士。每名孤贫大建（阴历有30日的月份[12]）给予300文、小建（阴历有29日的月份[13]）给予290文。若有新添增的孤贫人士，列入额外的孤贫名单，造册按造梯次递补。每年生息所存之账簿，皆分印二本，一存放澎湖厅署，一存放普济堂备查[1]。
维基共享资源上的相关多媒体资源：街内公园（清代普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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