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唐纳·斯洛维克（英语：Edward Donald Slovik，1920年2月18日—1945年1月31日），通称埃迪·斯洛维克（英语：Eddie Slovik），曾经是一名二战时期的美国军人。他是美国南北战争后唯一的一名因为逃兵罪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枪决的美国军人[1]。
二战期间，大约有21,000名美国军人因逃兵罪而被判刑，其中有49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49人中实际上只有埃迪·斯洛维克一人被处决[2][3]。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一共进行了170万次军法审判，占了同期美国刑事审判数的三分之一。这些军法审判的对象大都是未成年人。这些未成年人也被定了罪[1]。不过，1945年夏，时任美国战争部长却下令组建了一个赦免委员会，重新审理了所有被告仍在服刑的军法审判案件[1][4]。最终，该委员会减免了27,000名被判重刑的被告人中的22,950人（占总人数的85%）的刑罚[1]。当时，美国军事法庭很少会判军人死刑，而且被判死刑的军人大都涉嫌谋杀或者强奸。埃迪·斯洛维克却是当时唯一的一名因为“纯粹逃兵”的罪行而被处决的军人[1]。
早年生活及教育情况
埃迪·斯洛维克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的一个波兰裔美国家庭，他的双亲为安娜·斯洛维克和约瑟夫·斯洛维克[5][6]。在他尚未成年时，他就常被警方逮捕。其中，他第一次被捕是在他12岁那年。当时，他和一群朋友闯进了一家铸造厂偷铜管[7]。1932年到1937年间，他又因为偷窃、入室行窃、扰乱治安等罪名多次被捕。1937年10月，他被判刑入狱，不过，他在次年（1938年）9月获得了假释。但后来他又因为偷窃和酒后与两名朋友驾车时肇事两项罪名在1939年1月被再次送进监狱。
入伍
1942年4月，埃迪·斯洛维克再获假释。随后，他在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蒙特拉管道和暖气公司处获得了一份工作。在迪尔伯恩，他遇到了为詹姆斯·蒙特拉做簿记员的安托瓦内特·维斯尼奥斯基，并和她在1942年11月7日结了婚。婚后，他便和妻子安托瓦内特住在她的父母家。因为埃迪·斯洛维克有犯罪记录，他被美国军方划为不适合参军入伍的“4-F”类人群。但是，在埃迪·斯洛维克与他的妻子度过了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不久后，埃迪·斯洛维克又被重新划入了适合参军入伍的“1-A”类人群，并且在不久之后被陆军征召入伍。
1944年1月24日，埃迪·斯洛维克抵达了德克萨斯州的威科军营，在那里接受了基础军事训练。当年8月，他被派往法国参战。8月20日，他抵达法国，并成为了美国第28步兵师第一〇九步兵团G连的12名补充兵员之一。
在前往他的部队的途中，埃迪·斯洛维克和一个他在接受基础军事训练时遇到的朋友，二等兵约翰·塔基，在遭敌炮击并寻求掩护之时，与他们所在的补充兵分队走散。后来，这一事件也成为埃迪·斯洛维克在论述他发现他“不适合打仗”时所用的论点。第二天早上，两人遇到了一支加拿大宪兵部队，在接下来的六周里一直待在那支部队中。约翰·塔基在这期间曾经写信给他们将要去的团，说明他们无法赶到的理由。最终，两人在1944年10月7日前往了他们被分配到的部队报到。当时，美军正在法国各地进行快速推进，这使得很多补充兵都在寻找他们被分配到的部队时遇到困难，因此，埃迪·斯洛维克和约翰·塔基并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
报到后的次日，也就是10月8日，埃迪·斯洛维克告诉他的连长拉尔夫·格罗特上尉，他太“害怕”，以致不敢去身处前线的步兵连服役。同时，他还请求拉尔夫·格罗特让他到后方的部队去服役。他还告诉拉尔夫·格罗特，如果他被分配到一个步兵部队的话，他可能会逃走。另外，他还问如果他真的逃走了，这样是否会构成逃兵罪。拉尔夫·格罗特给出了他肯定的回答，并且拒绝了埃迪·斯洛维克的要求，把他分配到了一个步兵排中[8]。
又过了一天，也就是在10月9日，埃迪·斯洛维克从他的部队逃跑了。他的朋友约翰·塔基正好逮住了他，并劝他留下来，但埃迪·斯洛维克却只是说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埃迪·斯洛维克走了几英里之后到达了后方，并在那里的一个本部分队给了一个入了伍的厨师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二等兵埃迪·斯洛维克，编号36896415，承认自己从美国陆军开了小差。我逃走的时候，我们（埃迪·斯洛维克所在的补充兵小队）正在法国的埃尔伯夫，我作为补充兵分队的一员到了那里。当时，他们（指德军）正在炮轰那个镇子，我们则被要求挖战壕以熬过夜晚。第二天早上，他们（敌军）又来炮轰我们了。我被吓坏了，紧张得发抖，以致于其他的补充兵上路时，我都仍然根本不敢行动。我呆在散兵坑里，直到四周都静了下来，我才敢从里面出来。随后，我到了镇子里，但却没有看见任何的同队伙伴。于是，我在一家法国议员里又过了一夜，在第二天早上,我遇到了一支加拿大宪兵兵团，并与他们度过了接下来的6周。之后，他们把我移交给了美国的宪兵。他们（美国宪兵）释放了我。我把我的事情讲给了我的指挥官听，我说如果我必须要再次上前线，那我就会逃走。我的指挥官说他根本不能帮我，所以我再一次逃走了。我会再一次逃跑，如果我必须再上一次前线。
——二等兵 埃迪·D.·斯洛维克（签字） 军队编号36896415[3]
这个厨师随后叫来了他所在连队的指挥官和一名宪兵，他们在读了纸条上的内容之后，劝告埃迪·斯洛维克，希望他在被羁押之前毁掉这张纸条，但埃迪·斯洛维克拒绝了。之后，他被扭送到了罗斯·汉柏思中校那里。汉柏思中校又给了他一次机会——如果他撕掉这张纸条，回到他的部队的话，他就不会面临军法审判。但埃迪·斯洛维克再一次拒绝了。于是，汉柏思中校命令埃迪·斯洛维克在那张纸条的背面写上另一份声明他已经完全暸解将要为纸条上所写下的罪行付出的法律责任的备忘，并指出这张纸条将会在他在接受军事审判时被用作罪证。
之后，埃迪·斯洛维克便被羁押于第28师的围栏中。该师的军法官亨利·索默中校再一次给了埃迪·斯洛维克一个机会，告诉他如果他现在回到他的部队的话，对他的指控就能中止。他还告诉埃迪·斯洛维克说，他能把他调往另外一个没人知道他的过去的步兵团“以清白之身”开始。埃迪·斯洛维克以为他不过会坐牢罢了。他已经坐过牢了，而且认为那比打仗轻松。他拒绝了亨利·索默中校，并说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会面对对我的军法审判。
第28师当时正在艾森豪威尔的带领下，准备向许特根森林发起攻击，该部队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计划。该地区非常艰苦的长期战斗，让这场仗的伤亡率预计很高。德军已经显示了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的决心，而地形和天气又使得美军的优势装甲支援和空中支援都受到限制。一小撮士兵（比例低于0.5%）甚至认为进监狱都比继续打仗好，因此该部队包括逃兵等罪行的犯罪率都开始上升。
1944年11月11日，埃迪·斯洛维克被以逃避危险职守为目的的逃兵罪被送上军事法庭。因为第28步兵师的所有参谋军官当时均在前线战斗，师部不得不从美军其他的师选出审判员[1]。检察官约翰·格林上尉传唤了听到埃迪·斯洛维克曾经说过自己的动机是“逃跑”的证人们。而埃迪·斯洛维克的辩护律师爱德华·伍兹上尉则表示埃迪·斯洛维克已决定不会自行作证。一天的庭审后，法庭的9名庭审人员宣布给埃迪·斯洛维克定罪并判处他死刑。第28步兵师的指挥官诺曼·科塔少将批准了该审判结果。科塔少将表示：“我在1944年11月获知了我部面对的形势之后，我认为批准该审判结果是我对祖国该尽的义务。如果我没有批准它——如果我让埃迪·斯洛维克达成了他逃避战斗的目的——我就没有脸去见前线正在出生入死的军人们了。”[1]
处决
1945年1月31日，埃迪·斯洛维克在法国被以军法执行枪决，终年25岁。他成为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唯一因为当逃兵而被处决的士兵。此时，距离美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胜利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斯洛维克在临刑前，对士兵们说：“他们不会因为我离开美国军队而开枪，成千上万的人都这么做了。他们只需要给别人树立一个榜样，我就是这样，我是个前科犯。我小时候常偷东西，这就是他们开枪打我的目的。他们开枪打死我，是为了我12岁时偷的面包和口香糖。”
斯洛维克穿着一件去掉了所有徽章的制服，肩上披着一条毯子来抵御严寒。他被带进了一所被选择执行死刑的房子的庭院，里面有一堵高高的砖石墙，指挥官们不希望当地的法国平民目睹执行过程。士兵们让他站在一根柱子上，用安全带把他捆绑在上面。就在一个士兵把黑色头罩戴在他的头上之前，牧师卡尔·派翠克·卡明斯对他说:“埃迪，当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为我祈祷一会儿。”斯洛维克回答，“好吧，神父。我祈祷你不要太快就跟着我离开。”第109团的行刑队挑选了12名士兵。使用的武器是标准的M1步枪，每支步枪只有一颗子弹。在“开火”命令的指挥下，斯洛维克被11发子弹击中，其中至少4发是致命的，伤口范围从颈部到左肩、左胸和心脏下方，一颗子弹打在左上臂。一位军医断定斯洛维克没有立即死亡，就在行刑队将步枪重新装填准备再次射击的时候，斯洛维克离开了人世。
葬礼
斯洛维克被处决之后，与95名因为强奸或者谋杀而被处决的美国士兵一起被埋葬在瓦兹─艾辛公墓的E号地块和费-塔涅斯纪念地。他们的坟墓标记隐藏在灌木丛中，标有序号而不是名字，因此在不知道序号的情况下无法单独识别。
他的妻子安托瓦内特·斯洛维克向军队请愿索要丈夫的遗体和退休金而被拒绝，直到1979年去世。斯洛维克的案件于1981年由前麦康伯县专员卡尔卡受理，他是二战中的波兰裔美国老兵，继续向军队请愿，要求将斯洛维克的遗体归还美国。1987年，他说服里根总统下令他们回到家乡安葬。卡尔卡筹集了5,000美元，用于从E地块第三排65号墓穴挖掘斯洛维克的遗体，将其转移到底特律伍德梅尔公墓，重新埋葬在妻子的身边。
安托瓦内特·斯洛维克和其他人一起向七位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请求赦免他的罪行，但是没有一位总统同意赦免。
分析
在世界各地的军队中，军事法庭对不服从命令、叛逃和兵变等罪行可以判处死刑。1917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在法国处决了35名本国士兵，但是他们都被判定犯有强奸和无端谋杀平民罪，而不是军事罪。在1941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在所有战区以强奸或者无端谋杀平民为由处决了102名本国士兵，但是只有斯洛维克因为逃兵罪被处决。
检察长办公室罗拔·巴尔指出，在1942年1月至1948年6月期间因逃兵而受审的2864名军人中，只有49人被判处死刑，其中48人被上级撤消和赦免。鉴于这些情况，处决斯洛维克是一种不公正的做法，是一个有缺陷程序和区别对待的例子，这对于他个人来说是悲剧的。
流行文化
1960年，法兰克·辛纳屈宣布他计划制作一部名为《处决斯洛维克》的电影，由列入好莱坞黑名单的阿尔伯特·马尔兹执笔。这一宣布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西纳特拉被指控是一个共产主义同情者。当时约翰·肯尼迪正在竞选总统，肯尼迪阵营开始担心，最终说服辛纳屈取消了这个项目。
然而，斯洛维克的处决是威廉·布拉德福德·惠的1954年著作的基础。1974年，这本书被改编成一部由马丁·辛主演的电视电影，被称为《处决斯洛维克》。斯洛维克的兵役记录现在是军事人员记录中心提供的公开档案记录，详细叙述了他在1945年被执行死刑的情况，电影大部分是以此为基础的。当然还有一些戏剧性的情节，包括在执行的期间。例如，没有证据表明，在医生表示斯洛维克还活着之后，观看处决斯洛维克的牧师喊了一声“如果你非常喜欢，可以再来一次齐射”。
1963年的战争电影《胜利者》中有一个场景，讲述了一个逃兵被处决的故事，这个场景与斯洛维克的逃兵和被处决的故事非常相似。
库尔特·冯内古特在他的小说《第五号屠宰场》中提到了斯洛维克的死刑。冯内古特还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士兵的故事》写了一个同伴剧本，讲述了斯洛维克的故事。斯洛维克也出现在尼克·阿文2005年的小说《战争篇》中，小说主人公乔治·蒂尔森是斯洛维克行刑队的成员之一。
参见
- 哈罗德·普林格尔，二战时期唯一一个被处决的加拿大军人，罪名是逃兵和谋杀。
参考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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