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公主号(英语: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洛歇星座型英语Lockheed L-749 Constellation民航机,注册编号VT-DEP。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执行包机任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英属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途中于中午11点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70分钟。停留期间,中华民国情报部门收买的一名机场清洁工将炸药安上飞机。飞机在接近印尼海岸时爆炸,机上共有19人,除3名机员生还外,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罹难。由于周恩来应缅甸总理吴努邀请临时改变路线,从昆明市仰光停留后飞往雅加达,未能搭乘此机,所以此次刺杀行动失败。事后中华民国政府先是否认与这起炸毁民航客机的恐怖袭击有关,但随着中华民国政府档案的公开,事件最终真相大白。

Quick Facts 事件概要, 日期 ...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与失事客机连号的L-749
事件概要
日期1955年4月11日
摘要炸弹袭击
地点 印度尼西亚纳土纳群岛水域
飞机概要
机型洛歇星座型英语Lockheed L-749 Constellation
营运者印度航空
注册编号VT-DEP
起飞地 印度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最后经停地 香港启德机场
目的地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马腰兰机场英语Kemayoran Airport
乘客11
机组人员8
死亡16
受伤3
生还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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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955年4月,多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万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亦获邀参加。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能够飞往外国的民航飞机,因此向印度航空租用克什米尔公主号作包机服务运送代表团成员。从北京市起飞经英属香港前往印尼雅加达,然后再往万隆出席会议。原定会乘搭包机者包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现为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得悉后,决定在香港向包机放置炸弹。保密局在香港的特工,以港元60万(一说为50万)征募得一名在机场负责飞机清洁的工人周驹行事。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亦收到匿名情报,称中华民国特工准备在途中执行破坏行动,但未含具体实施细节且无从查证,并不知道是向包机放置炸弹还是在机场直接刺杀要员。4月9日,周恩来指示通知新华社香港分社,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英驻华代办处交涉,要求英属香港政府确保飞机和人员的安全。随后新华社香港分社将有关情况派专人转告印度航空公司驻港总经理,请他采取措施,防止破坏活动;并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向港府交涉加强保安。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和英属香港三者对可能发生炸弹袭击均已知情,然后各有反应。

原定乘坐包机的代表团主要成员,都没有上机。之后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赴缅商谈其他事宜,周恩来因此临时改变行程,与代表团成员先前往缅甸,然后用另一架印航包机C-54“空中霸王”前往印尼。最终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的11人多数为工作人员,包括新华社记者及摄影人员,另外有一名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两名外国记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当时已经知情,亦在机上。[1]

印度航空公司当时亦已经知情,认为在香港仅停留1小时多,问题不大,决定按计划执行航班,计划于中午抵达启德机场时全员下机至机场餐厅用餐,仅留机械师于机上值守,并要求所有人员离机时不得携带行李包裹。

1955年4月11日中午11时2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由北京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英属香港政府虽然事先已有情报,机场内加强保安,但亦认为问题不大,机坪上仅派出一辆警车监视行李及乘客闸口。

周驹以机场正式清洁人员身份登机,并未引起任何一方怀疑,成功将经过伪装成牙膏的计时炸弹带上飞机,并将之装置在机舱内右面接近机轮的隐蔽处。飞机停留一小时后,由于没有明显迹象显示客机真的受炸弹威胁,航班亦被允许离开香港,飞往印尼雅加达。下午6时半左右,克什米尔公主号发出求救讯号,机长指听到爆炸声,机舱内有烟,第三号发动机起火。飞机试图在水面迫降,但液压及电力系统失灵,而且浓烟进入驾驶舱。最终飞机下水时机翼先著水,撞毁在印尼对开海面,距离雅加达只有一小时半的航程。机上除3名机员获救外,其余16人罹难。克什米尔公主号沉于大纳土纳岛西岸外海水深36呎处,英国海军应印度要求,派巴福德号打捞。[2]

事件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英属香港政府提出照会,指港府在事先得到警报下,仍未能够保障飞机安全,负有责任,要求严办凶手。经过调查,最后放置炸弹的周驹于1955年5月18日返回台湾[3]。香港警方表示,逮捕令上的人名为周子明,已于1955年5月18日飞往台湾,该人有三个别名[4]。港府发出通缉令,但无法引渡其回港。而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未知情报由谁发出,没有具体细节,且当时无从查考事件在香港的主谋,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的特务赵斌成则因为证据不足而不被起诉,只被驱逐回台湾了事。同时港府迫于压力捣毁了中华民国保密局在香港的十余个情报据点,并宣布事件为恐怖袭击事件,不放弃追诉。事后中华民国政府检讨该事件,认为是情报泄漏导致。而另一受害者印度方面当时放弃了对此事的深究,包括对实施者的经济索赔和刑事诉讼,有认为是受到第三方压力所致。

遇难人员名单

解密档案显示,包括机组人员在内,共有16名中外人士遇难,其中包括8名中外记者。

  • 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
  • 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 李丙衡(李平):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
  • 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
  • 郝凤格: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
  • 钟步云:总理司机
  • 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
  • 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拟提副科长)
  • 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
  • 严斐德:奥地利记者
  • 斯塔来茨:波兰记者

1955年,遇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籍人员家属获得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56年4月,遇难一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树立了纪念碑。周恩来亲笔题辞:“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墓”。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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