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法语：Joseph Jacques Césaire Joffre；1852年1月12日—1931年1月3日），是一位法国陆军将领，曾被授勋法国元帅，他担任法国军队领袖制定“十七号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指挥所有西线大型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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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于1870年加入军队，在殖民地扩张中以优异的决策与工程建筑能力崭露头角。1911年，霞飞成为最高战争委员会主席，亦担任陆军总参谋长。他在1913年提出作战条令并制定“十七号计划”，提及防御作战与火炮的重要性，但由于他的新条令未受同僚重视，大部分法军将领仍以旧式方法指挥部队，而产生是霞飞的“进攻崇拜”导致法军伤亡惨重的刻板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军在边境战役中表现不佳，但在马恩河战役阻止德军进攻巴黎。霞飞接下来策划几场对德军的攻势，但代价高昂且效果不佳。1916年，他以西线战场总司令之职，对凡尔登与索姆河战役进行大量调度。同年，他被授予法国元帅的荣誉，但被指挥凡尔登战役后期攻势的讷韦尔将军取代，离开陆军决策层。之后，他主要负责外交任务，在1931年1月3日因病去世。
霞飞的军事才能受到许多军事学家推崇及批评，是一位争议人物。有人将其视为“血腥屠夫”，认为他仅是法国军官团“一个理想的傀儡”，是他的“全面进攻”（Offensive à outrance）策略导致法军伤亡惨重，甚至有人认为霞飞仅是一种“国家神经的镇定剂”。但也有学者认为是法军基层的素质不佳才导致霞飞的计划失败，其不需对法军内部的“进攻崇拜”担责，他当之无愧是大型战争的战略专家。
早年
约瑟夫·霞飞于1852年1月12日上午8时出生在法兰西帝国里沃萨尔特的一个加泰罗尼亚裔家庭，父亲吉勒·霞飞（Gilles Joffre）是一名制桶匠，母亲卡特琳·普拉斯（Catherine Plas）是一名家庭主妇，他在十一个孩子中排行第三[1][2]。当他得以阅读后，他被父母送往当地的教会学校学习，然后前往佩皮尼昂的弗朗索瓦·阿拉戈中学就读[3]。1868年10月，霞飞前往巴黎就读查理曼高中的大学校预科班，在课堂上表现突出，展现出机智、判断力强、勤奋等特质[4][5]。1869年7月，他通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为所有考生中年龄最轻者，在132名上榜学员中排名第14名[5][6]。
1870年7月法国对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霞飞被分配到巴黎十九区附近的39号要塞，担任炮兵少尉[1][7]。1871年3月，他返回综合理工学院完成学业，选择军事工程作为其工作志向，在同年11月被分发到蒙彼利埃的第二工兵团[8]。1872年他晋升为中尉，被借调至位于枫丹白露的炮兵与工程应用学院实习，然后在1874年被分配到凡尔赛的第一工兵团[8][9]。之后，他被任命为上尉，在法国各地区建筑防御工事。1884年底，他向上级请求调派海外并得到批准[1][6]。
殖民战争
1885年1月霞飞被调派至海外，于2月抵达台湾，被任命为“远东海军中队”的工程总监。孤拔将军命令他加强基隆地区基地的基建与防御工事，以加强法军对台湾北部的控制[10][11]。1885年6月9日，法国与清朝签订《中法新约》，霞飞在7月被任命为河内的工程总监，在当地建设医院、道路与防御工事[10][12]。同年9月7日，他被授予荣誉集团军勋章[13]。他接下来驻扎在新建立的法属印度支那，在镇压叛乱行动中表现出色，最终于1888年1月离开越南，前往中国、日本、美国等国旅行[14][12]。霞飞于1888年10月返国，被晋升为少校，调派至第五工兵团，负责铁路建设工作[15]。1892年10月霞飞再次前往海外，负责建设法属西非地区巴马科与卡伊市之间的铁路[15]。1893年12月26日，法国军官博尼耶率纵队从塞古前往进攻通布图，霞飞指挥的第二纵队则在四天后出发，行军超过810公里，于2月12日占领博尼耶未能夺下的通布图[16][6]。法属苏丹总督在通告中提到，“约瑟夫·霞飞精神昂扬、性格温和、正直无私，他知道专注在重要之事[17]”他被任命为卡伊与通布图区域的司令，直到1894年秋返回法国，担任陆军发明委员会的秘书[18]。他不久后再次前往海外，在约瑟夫·加列尼将军的麾下参与征服马达加斯加，负责建设法军据点的防御工事[18][6]。他在平定叛乱中表现出色，但因为巴黎当局与殖民军的矛盾被召回本土。1901年1月，霞飞被晋升为准将，并在1902年4月再次前往马达加斯加作战。1903年春，他返回法国并被授予荣誉集团军司令勋章[19]。他接着担任驻扎在万塞讷的第19骑兵旅旅长，在1904年调任至巴黎陆军部担任工程总监，然后担任第六步兵师师长。1908年，他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司令[20][1]。
战争委员会
霞飞在1910年3月成为“最高战争委员会”八名委员中的一员，负责军队补给与通信方面[1][6]。此时的法国军队高层组织十分复杂，“最高战争委员会”的主席由法国总统担任，但真正决策者为副主席，有咨询动员、训练与战争计划的权限，但后者在承平时期无指挥权，而是由陆军总参谋长在和平时期负责日常指挥[21][22]。这项措施虽然让文官政府完全控制军权，但陆军总参谋长、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被分割的职权与两人互相独立的格局，使法军的高层指挥权置于分散且低效的局面[21]。1911年，时任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维克托-康斯坦‧米歇尔将军大幅修改“十六号计划”，按照该计划：50万部队将部署在法国与比利时边境上，战争爆发后立即进入比利时境内迎击德军右翼部队；30万部队将部署在凡尔登西北方，迎击经比利时东部和卢森堡一带包抄来的德军；20万部队将部署在巴黎，随时准备增援上述两股部队；而阿尔萨斯-洛林地带的法国与德国边境，法军仅需部署少量部队扼守要塞地带[23]。他还建议大规模改组军队，将常备军与预备役在团级进行一比一混合以大幅增加法军人数[23]。然而该计划并未得到战争部长或委员会同事们的支持，最终使其黯然下台[24][25]。
1911年7月28日，霞飞被任命为新一任“最高战争委员会”主席，亦担任陆军总参谋长，成为第三共和国立国以来第一位全权总司令[26][24]。霞飞上任时正值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由于担心战争即将到来，他仅修改“十六号计划”中的主要缺陷，将法国与意大利边境的部队调往东北部，将预备队部署在边境附近，以拥有与当面德军相当的士兵数量[27]。1913年10月，霞飞颁布在后世饱受争议的《大型部队运用条例》与《野战条令》，前者建议高级指挥官在战役层面应尽可能取得快速胜利，强调“精神力量”的重要性，但也讨论防线、炮兵步兵配合；后者则建议基层指挥官在步兵战术层面应结合运用火力与机动，炮兵必须摧毁步兵推进前的障碍[28][29]。1914年2月霞飞向法国各集团军司令发布“十七号计划”的具体内容，按照该计划：第一集团军（下辖第1、第8、第13、第14、第21军，以及两个师）部署在阿尔萨斯边境前，由四个预备师组成的集群担任预备队，第二集团军（下辖第9、第15、第16、第18、第20军）部署在洛林边境前，由三个预备师、两个骑兵师组成的集群担任预备队，上述两个集团军组成的法军右翼将向阿尔萨斯-洛林进攻[30][31]。而在战线中央及左翼部分，第三集团军（下辖第4、第5、第6军，以及四个师）将连接法军两翼攻势，与梅斯地区的德军对峙，第五集团军（下辖第1、第2、第3、第10、第11军，以及三预备师）则将依据德军动向实行不同方案，如德军右翼经比利时向法国进攻，就集中兵力进入比利时与德军正面作战；如德军右翼沿卢森堡东部南下进入洛林地区，就移动部队到第三集团军左翼从卢森堡进攻德军侧后方[30][31]。最后，作为总预备队的第四集团军（下辖第12、第17、殖民军，以及一个师）则视情况加入第三或第四集团军的作战[31][32]。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意志帝国驻法大使威廉·冯·舍恩递交对法宣战书，德军开始实行总参谋长小赫尔穆特·冯·毛奇的战略进攻计划，经低地地区入侵法国[33]。霞飞得知德军入侵卢森堡后，下令正在第二、第三集团军后方集结的第四集团军移动到第三集团军与第五集团军之间，准备进攻凡尔登以北，并通知第五集团军作战计划改变[34][35]。8月4日，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比利时政府向法国与英国求援，法军越过比利时国境，霞飞也从巴黎转移到维特里勒弗朗索瓦的“最高司令部”[36]。霞飞并未打算立即发动作战，他虽然知道德军的主攻方向是比利时，但因为法俄同盟之间的战略合作，他决定在8月14日对阿尔萨斯-洛林发动牵制攻势，以配合俄罗斯帝国在东线的攻势[36][37]。在此之前，霞飞试图透过一场小规模胜利来提振国民士气，在8月7日下令第7军向阿尔萨斯-洛林的米卢斯进攻，但该军在短暂占领该城后就被德军击退[37][34]。
8月14日，第一、第二集团军与东线俄军同时发动攻势，霞飞意图利用这两个集团军对洛林发动辅助攻势，将德军引向南方，然后用左翼部队击垮德军中央，威吓正在比利时进军的德军右翼[38][39]。第一集团军派遣两个军进入孚日山脉、两个军向萨尔堡推进，而第二集团军则派遣两个军部署在前者左侧、剩余部队向莫朗日推进，两集团军在第一天都进展顺利[40][41]。法军接下来几天继续向前推进，直到8月20日德军发动反攻，法军被迫一路撤回本土，但在几天后的沙尔姆峡战役阻止德军继续进攻[42][43]。8月21日，第三、第四集团军开始行动，第四集团军渡过瑟穆瓦河朝讷沙托推进，第三集团军则分为两部，一部在第四集团军旁共同进攻、一部负责防御梅斯地区的德军，上述两集团军的作战目标为击溃比利时南部列日与巴斯托涅之间的德军，然后转向进攻德军主攻部队的左翼[44]。8月22日，法军进攻部队在阿登地区与德军交火，第三、第四集团军均表现不佳，法军在隔天撤回出发位置，霞飞的战略计划破产[45][46]。此时部署在桑布尔河附近、以那慕尔为中央的第五集团军也与德军相遇，在8月22日的沙勒罗瓦战役中战败，向南撤退以防被德军包围[47][48]。
霞飞在8月24日下令法军左翼撤退到莫伯日、梅济耶尔、凡尔登一线，但之后修改为撤退到亚眠、兰斯、凡尔登一线[49][50]。霞飞在组建第九集团军填补第五集团军与第四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后，决定在左翼的英国远征军旁建立一支部队，包围德军主攻部队的右翼[49]。当左翼的英军退到努瓦永并趋向第五集团军的后方时，他赶忙在左翼组建第六集团军[50]。8月27日，霞飞向法军将官发布《使用炮兵的指示》，要求法军占领支撑点后，立即建筑防御工事，配置炮兵就地防守，而步兵与炮兵部队需紧密协同作战[51][52]。他还批评现有作战方法，表示：“他们（法军）排成数量众多且密集的部队，立即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因伤亡过大停止进攻，最终被德军反击击败。[49]”之后，霞飞接收到英军的坏消息，下令第五集团军对圣康坦发动反击，以减轻英军面对的德军进攻压力[53][54]。8月29日上午6时，第五集团军向德军第二集团军进攻，起初重创德军的进攻部队，但迫于压力仍向后彻。后来原在左翼的德斯佩雷第一军移动到中路，趁夜发起反击，夺回上午丢失的村庄，并占领原订次日的目标[55][56]。9月1日，霞飞下令第四、第五集团军撤退到塞纳河与奥布河以南，第六集团军撤到巴黎，英国远征军撤到巴黎以东[57]。同时法军右翼第一、第二集团军的部队也从南锡周遭调派至巴黎[58]。
霞飞借由遣兵调将，在9月初已消除法军左翼对德的兵力劣势。德军“强大的右翼”（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在8月对比法国第五集团军与英国远征军有100个步兵营与170个炮兵连的优势，但在抵达马恩河时德军右翼（第一、第二集团军以及第三集团军半部）对比法军左翼（第五、第六、第九集团军）已有200个步兵营与190个炮兵连的劣势[59]。9月3日，霞飞发布《第五号总指令》，下令第三、第四、第九集团军停止撤退就地防守，并视情况参与9月6日的反攻[60]。9月4日晚上10时，他又发布《第六号总指令》，下令法军左翼在9月7日发动总攻，其中第六集团军将渡过乌尔克河向蒂耶里堡推进、英国远征军将向蒙米拉伊推进、第五集团军将沿库尔塔孔-埃施泰尔奈-塞扎讷一线推进、第九集团军则将在圣贡德沼泽掩护第五集团军的右翼[60][61]。之后他因为巴黎军政长官约瑟夫·加列尼的建议，做出将主攻时间更改为6日这件令他后悔的决定[60]。9月5日，霞飞在塞纳河畔沙蒂永的总部向参谋人员表示：“绅士们，我们将在马恩河战斗。[62]”
9月5日，法国第六集团军的前锋在前往乌尔克河途中遭到德国第4预备军出乎意料的攻击，让德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克鲁克注意到集团军的右翼过于空虚，马恩河战役比霞飞的意图提前一天爆发[63][64]。9月6日破晓，98万法军与10万英军对凡尔登到巴黎之间的75万德军进攻，普恩加来总统口中的“已知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战役”爆发[65]。法国第六集团军率先进攻，但很快遭到德国第4预备军与第2军的抵抗，被阻挡在尚布里-贝斯一线；法国第五集团军也发动进攻，在中午与敌接战；英国远征军则在法国骑兵军的帮助下，在晚间左翼抵达大莫兰河、右翼抵达佩扎尔什[66]。9月7日上午7点，法国第六集团军司令莫努里下令进攻，以支援法国第五集团军向德军后方挺进，但被迎面的敌军全力抵抗，未能取得任何进展[67][68]。同时法国第五集团军成功牵制住德国第二集团军，使德国第一、第二集团军之间出现缺口[67]。然而，法军中央与右翼部队陷入危机，法国第九集团军的中央与右翼在重压下撤退，法国第九、第四集团军之间四十公里的空隙只由一个师防御，法国第四、第三集团军之间的连接险些断裂[69]。霞飞为了缓解压力，再次从正在孚日山脉作战的法国第二集团军抽调兵力，先加强第三集团军，然后加强第六集团军[69]。9月8日，法国第六集团军继续承受德国第一集团军的猛攻，法军中央与右翼部队都逐渐稳定下来，法国第五集团军与英国远征军开始突入德国第一、第二集团军之间的缺口[69][70]。9月8日晚间，霞飞发布《第十九号总命令》，下令第六集团军继续严守，牵制德国第一集团军；英国远征军渡过马恩河，进攻德国第一集团军左翼；第五集团军以左翼掩护英国远征军，以右翼掩护第九集团军，准备在中央以主攻部队追击德军[71]。9月9日，法国第六集团军继续被德军猛攻，其阵线被压制成直角，与右侧的英国远征军失去连结[72]。法国第九集团军也在被德军进攻，勉强维持住防线[73]。法国第五集团军与英国远征军则进展顺利，基本已嵌入德国第一、第二集团军之间[74]。9月10日上午，当法军开始进攻时，发现德军已在前一天晚撤离[75][76]。之后两天，除了法国第三、第四集团军面前德军仍有抵抗外，仅剩下扫荡敌军后卫的零星战斗[75]。
霞飞之后下令法军左翼包抄德军，但精疲力尽的法军未能达成战斗目标，让德军撤到埃纳河以北[77]。协约国军接着进攻埃纳河北岸的德军防御工事，但是伤亡惨重，并且毫无进展[78]。法军之后尝试向西移动包抄德军侧翼，同时德军也尝试向西包抄法军侧翼，双方不断迂回机动[79]。霞飞此时利用法国高效的铁路系统，将数个军从右翼移动至左翼，并指派第二集团军司令卡施泰尔诺将部队移转至第六集团军左侧的[79]。9月20日，德军进攻法国第六、第五、第三集团军，但霞飞专注于法国第二集团军对德的侧翼进攻。9月24日，第二集团军包抄德军右翼失败，迫使霞飞继续抽调部队支援该部。10月2日，卡施泰尔诺告知霞飞他们将放弃里尔，霞飞对此非常不满，将第二集团军左侧的集群升格为第十集团军，并任命原第九集团军司令福煦为第二集团军及第十集团军的总司令[79]。之后，协约国军与德军都无法包抄对方，双方重新部署部队，结束“奔向大海”[80]。
10月20日早，法兰德斯的德军主力部队猛烈打击协约国的中央防区；次要部队则打击艾泽尔河的比军，迫使其开闸放水阻挡攻势。之后，德军对伊珀尔突出部发动攻势，经过几天的顽强进攻后在不同地段实施突破。但由于霞飞不断调派部队增援，德军进攻势头趋缓，在11月中旬放弃进攻[81][82]。之后，一条从大西洋延伸至瑞士边境的前线诞生，双方在这条漫长的战壕中对峙，大量部队转入阵地防御[83]。然而霞飞认为，转入阵地防御是一项迫不得已的措施，是为总进攻准备条件[84]。12月8日，霞飞下令在香槟与阿图瓦突破德军阵线，但很快就因进攻过于分散在1月叫停。霞飞随后检讨，认为战斗失利的主因是准备不足，如果准备得周密详细一些，鉴于德军正向东部转移，发动一次成功的突破攻势完全是可行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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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月中旬，霞飞拟定对德作战的整体战略，按照该计划，协约国将在1915年春对德军突出部发动两次攻势，法国第四集团军将对香槟突进，法国第十集团军及英国第一集团军则将向阿图瓦突进[85][86]。之后，霞飞因协约国供弹量不足，于是取消对阿图瓦的攻势。2月16日，法国第四集团军对德国第三集团军进攻，但在接续一个月都未能突破德军阵线，于3月17日停止进攻[87]。与此同时，英军在里尔以南的新沙佩勒发动一次与战略计划不符的攻势，同样也是一无所获[88]。4月5日，法国第一集团军对圣米耶勒突出部南北两侧发动向心攻击，但因为进攻部队配合不佳，再度宣告失败[89][90]。4月22日，同样想要突破敌军阵线的德国总参谋部对英国第三集团军与法国第二十军的衔接处发动进攻，并施放大量毒气辅助进攻部队。然而德军虽成功打开敌军缺口，却因为缺乏预备队停止攻势[91][92]。
之后，霞飞决定再一次发动攻势，“以中央攻击突破的一点，为从阵地战过渡到运动战创造条件”。他先总结春季攻势时得到的经验，在4月16日与5月2日分别发出作战细则，提到步兵应在炮兵破坏敌军阵地后立刻进攻。按照最终计划，法国第十集团军将在阿拉斯进攻，英国第一集团军将在新沙佩勒进攻，两军同时向杜埃方向突破[91]。5月9日，法国第十集团军对德军阵地进攻，在当天结束前打开一个正面6公里宽、纵深4公里长的突破口。5月10日，法军再次发动攻势，但在接下来几天因德军预备队抵达进攻效果不彰，于5月15日停止攻势[93][94]。与此同时，英国第一集团军在新沙佩勒的攻势受挫，从5月9日至5月25日仅推进600米[93]。6月16日，法国第十集团军发动新一轮的进攻，但因为德军防御增强，战果远不如第一次进攻[93]。协约国高层对于此次联合作战相当不满，双方经过讨论协商后，英军同意增加其西线部署兵力，但再度拒绝将其部队纳入统一指挥[93]。
7月7日，法国战争部长米勒兰的协约国战争会议在尚蒂伊召开，与会者有霞飞、英军总司令弗伦奇、俄国驻法武官伊格纳季耶及其他协约国军事代表团[95]。霞飞在会议中指出，协约国不该将战争胜利的希望局限于一个战区，而应该在西线、东线、巴尔干统一行动[95]。会议按照此指导思想拟定1915年下半年对德作战的整体战略，按照该计划，法军与英军将在西线实施新一波攻势，以帮助此时深陷颓势的俄罗斯帝国[95][96]。霞飞与各集团军司令于7月12日商议，决定在香槟及阿图瓦发动两股攻势，目的是突破敌军防御，为协约国在总攻过程合围与歼灭法国北部的德军创造条件[95]。香槟地区的进攻部队将是贝当的法国第二集团军及朗格勒的法国第四集团军，共计32个步兵师与5个骑兵师，有2,440门各类火炮；而阿图瓦地区的进攻部队将是迪尔巴的法国第十集团军及黑格的英国第一集团军，共计27个步兵师与3个骑兵师，有2,350门各类火炮[97]。8月下旬，英国政府同意将法军置于霞飞指挥之下，随后霞飞下令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卡施泰尔诺指挥法国第二集团军及第四集团军，北方集团军群司令福煦指挥法国第十集团军及英国第一集团军[97]。9月14日，霞飞向各集团军司令下达进攻前的最后指示，写道：“进攻应该是总攻......参加进攻的各部队的任务不仅是夺取敌人的钱前沿掩体，而且要日以继夜地穿过第二线和第三线，到达开阔地[97]。”
9月25日上午9时15分，法国第二集团军及第四集团军发动进攻，起初取得极好的战果，但因为德军的防御工事与火炮，原先有组织的进攻变成了零星的分散攻击[98][99]，部分法军突入德军第二线阵地，但很快就被击退，双方持续多天激烈交火，最终法军在10月7日叫停攻势。之后，法军击退德军的反攻，在占领区域设防固守[100]。与此同时，阿图瓦的法国第十集团军及英国第一集团军也面临着相同情况，攻入德军阵地后就因为德军顽强的防守失去冲击力，无法突破德军阵线[101]。霞飞长时间筹备，旨在实现“战略大突破并以解放法国本土为既定目标”的秋季作战失败[101]。
1915年12月6日至8日，霞飞主持的协约国战争会议在尚蒂伊召开，他向与会来宾提交其拟定的作战计划，协约国将在西线、东线、意大利线三个区域发动协同攻势，削弱并突破德奥两国的防御[102][103]。12月底，霞飞会唔英国远征军司令黑格，决定隔年西线战场的作战计划。双方对预定的作战区域有不同意见，霞飞认为法军与英军应该在索姆河南北进攻；而黑格认为英军应该在法兰德斯进攻，法军在索姆河更南进攻，最终霞飞的方案胜出[104][105]。之后，霞飞提出英军应在4月底及5月底先行在索姆河以北发动两次攻势，损耗德军的人力，让法军后续的总体攻势能进行地更顺利。但此计划很快就因黑格的反对而被摒弃，修改成两军皆在7月1日进攻[106]。按照计划，三个法军集团军（第十集团军、中央军、第六集团军[107]）将与绰号“基奇纳的新军”的两个英军集团军共同作战[108]。联军预定在拉西尼到埃比泰恩70公里长的正面上突破，并将西线百分之五十的重炮与百分之四十的航空兵调至战场协同作战。作为主力的法军将在佩罗讷、圣康坦与拉昂实施突击，粉碎德军在“努瓦永突出部”与埃纳河地带的主要部队；英军则在巴波姆、康布雷与瓦朗谢讷实施突击，击败在阿拉斯与利斯河地带的德国北方集团军群[108]。
1916年2月10日，德军展开“审判行动”，目标是占领凡尔登防区。霞飞虽然曾在一月派遣卡施泰尔诺将军前去视察凡尔登，并加强该处的防御，但当德军开始行动时，他仍不在乎德军在此的动向，即使到2月21日法德两军开始交火时，他也仅将此视为德军的佯攻[109]。2月24日，霞飞派遣卡施泰尔诺前往凡尔登，下令“不顾一切代价”将敌军阻拦在默兹河右岸[110]。2月25日下午3时30分，卡施泰尔诺电联霞飞建议让贝当担任凡尔登地区司令，霞飞在一个小时后批准[111]。霞飞此时已意识到德军在凡尔登的作战可能“影响战争结局”，开始抽调部队至凡尔登[111]。霞飞为此削减原定用于索姆河计划的部队，作战宽度由70公里长下降至40公里，第一波攻势的法军作战部队仅剩法约勒将军的第六集团军[112][113]。根据最终计划，英国第四集团军将担任主攻部队，法国第六集团军与英国第三集团军则在其南北两翼辅助[112]。7月1日，协约国在索姆河战区发动攻势，北面的英军死伤惨重，南面的法军则取得重大突破[114]。之后，法军的攻势也被挡住，原定的攻势作战逐渐成了消耗战。截至8月底，英军已伤亡近20万人、法军8万余人、德军20万余人，不少位于凡尔登的德军部队都被转移至索姆河[115]。9月初，协约国在索姆河又发动一次大型攻势，但在初期突破后又深陷泥沼[115]。9月13日，霞飞直言：“英国人靠不住......只能靠我们（法国人）自己”，他决定在凡尔登发动一次反攻[116]。11月，索姆河区域的英法联军停止攻势；12月，凡尔登区域的法军收复大部分东岸阵地[117]。
在霞飞准备1917年的西线攻势时，德军出乎意料地击溃罗马尼亚，在12月6日攻下首都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的崩溃导致协约国从北面入侵保加利亚的计划破产，霞飞在11日叫停协约国东方集群司令萨拉伊在南面萨洛尼卡的攻势[118]。霞飞此时已因为1916年作战不力被议会调查，战争部长罗克提交了一份关于萨洛尼卡地区法军的报告，认为应该解除霞飞对该地区部队的指挥权[119][118]。罗克随后更近一步，建议废除总司令之位，将霞飞置于战争部长之下，但被总理白里安否决，罗克被解职[118]。然而白里安意识到如果他再不重组军队指挥层，他的政府将会垮台，于是他决定将西方战线与巴尔干战线的法军指挥权分开，分别任命一位战区司令。之后，白里安向霞飞表示，他将授予他法国元帅的殊荣，并让他继续决定“战争走向”，霞飞同意了[118]。12月13日，白里安的新内阁出炉，摩洛哥总督利奥泰被任命为战争部长，霞飞成为“法军总司令、政府军事技术顾问、战争委员会顾问”，而第二集团军司令讷韦尔成为西线法军总司令[120]。霞飞意识到情况不对劲，他说道：“这不是他们向我承诺的。”之后，代理战争部长告知霞飞他并无实权，仅有对战争委员会的建议权，霞飞被架空了。12月26日，霞飞被授勋法国元帅，然后辞职[120]。
1917年4月，霞飞与外交使团从布雷斯特出访美国。他在美国受到广泛欢迎，在国会两院发表演说，并与美国总统威尔逊长谈。之后，他面见美军人员，向他们提供诸多现代战争的建议，并讨论美军入欧后的决定[121]。回到法国后，他虽然不再担任指挥，但仍频频与军方高层接触，并在其好友福煦被任命为协约国总司令时向其祝贺[122]。
晚年
战后，霞飞成为欧洲各国家喻户晓的人物，1919年被选为法兰西学术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先是走访了法国各地，主持数百场退伍军人会议[123]。然后前往罗马尼亚与西班牙慰劳感谢两国的帮助，并授予两国君主军事勋章[124]。1921年，他前往亚洲访问暹罗、印度支那、日本及中国[125][126]。晚年霞飞居住于巴黎蓬佩街115号，专心撰写回忆录，两位好友法约尔和福煦元帅都先他一步离世。1930年，他罹患动脉炎，在同年12月19日被迫截去右腿。1931年1月3日上午8时，霞飞元帅留下遗言：“我非常爱我的妻子......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最终于8时23分在诊所中去世，享寿78岁[127][128]。
评价
霞飞的历史定位在史学界中向来颇受争议，反霞飞派与拥霞飞派都能提出大量有利于己方的论点[129]。过去，反霞飞派大行其道，他们对霞飞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下列二点：一、他制定的“十七号计划”导致法军在战争初期作战方向错误；二、他发动的许多攻势既无成功又代价高昂。然而随着过去几十年的修正史学，许多错误观点得到修正，于是许多历史学者开始将霞飞正视为协约国战略的正面因素[130]。
英国军事历史学家B·H·李德哈特与J·F·C·富勒是两位最著名的反霞飞派，两者抨击最多的就是霞飞亲自制定的战争计划。对于计划，前者认为霞飞让“全面进攻”学派掌控了法国军事组织，其制定的“十七号计划”是对历史经验与尝试的否定，并有“双重错误”的计算，按照他的说法：一、法军过于低估德军兵力，导致发动攻势时并不拥有优势兵力，无法完成突破。二、法军误估德军主攻方向，将攻势目标设定在南面的洛林，而不是北面的比利时；后者认为霞飞只是“全面进攻”学派的傀儡，其计划内容是极为单纯的攻势至上主义，以全面进攻为纲，毫无灵活性[131]。后来许多反霞飞派皆是受二者的影响，继续提出“十七号计划”在战略上完全错误的论点。两人的后辈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在其著作《一战史》写道：“第十七号计划......给德国‘送大礼’。它计划轻率地越过法德共同边境，开进洛林并向莱茵河进军，根据施里芬的判断，这段法国而言是最为不利的[132]。”然而过去几十年的修正史学推翻了上述论点，霞飞的计划并不死板，他的攻势目标也不是李氏与富氏臆想的洛林，而是德军中央的阿登山区[133]。根据法国军事历史学家安德烈·布拉绍将军的说法，霞飞的计划根本不死板，拥有相当广泛的选择空间可应对任何可能的威胁[134]。法国上将安德烈·薄富尔写道：“第十七号计划实际上只是一种集中计划，它可以根据对于敌军行动的假想而来作各种不同的适应[133]。”最后，根据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A·道蒂的说法，霞飞的计划是对洛林发动辅助攻势，将德军引向南方，然后用左翼部队击垮德军中央，威吓正在比利时进军的德军右翼[38]。
上述二者还猛烈批评法军中的“全面进攻”学派及霞飞本人的军事能力。富勒等人认为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格朗迈松为代表的“全面进攻”学派一种军事邪教，主张他们的主要原则是僵化的攻势至上主义，不承认任何除了进攻以外的战法。而霞飞本人只是他们“一个理想的傀儡”，对于实际作战的设想犹如空中楼阁[131]。而李德哈特则写道：“霞飞的迟钝与毫无战争研究经验使他成为一个当代的德尔斐神谕者。这个军事教团以卡施泰尔诺为主教，格朗迈松为智囊，而霞飞则是传声筒......霞飞不是一名将军，而是一个国家精神上的镇定剂[135]。”当时的其他学者也认为霞飞与格朗迈松制定的法军条令相当愚蠢，以至于忽视了现代化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反而片面强调精神因素，导致法军步兵“排成密集队形向德军火力网冲击”，遭到令人惊愕的伤亡[131]。然而有历史学者认为，格朗迈松的进攻思想是为军级以上作战准备的，而不是基层部队[136]。他反而在战术手册中写道：“我们将小心从事......我们绝不能在不利地形上与敌军发生接触。我们必须掩护好自己的侧翼......我们如果过于眼界狭窄地关注步兵本身的战术而不是步炮协同的话，将会误入歧途[136]。”至于霞飞，在其颁布的《大型部队运用条例》与《野战条令》中，也不乏讨论防线、炮兵步兵配合的内容，也建议基层指挥官在步兵战术层面应结合运用火力与机动，炮兵必须摧毁步兵推进前的障碍[28][29]。可见两人的战术思想完全不是简单的刺刀冲锋，李氏、富氏及一干法国将军对霞飞与格朗迈松的恶毒攻击是极为失实的[136]。
至于史学界对霞飞的整体评价，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布拉绍将军写道：“霞飞是一位有能之人，而不是天才，他勇敢但缺乏想像力[129]。”英国历史学家威廉·菲尔波特同意上述评价，但认为霞飞的战略能力很大程度地低估，他写道：“霞飞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稳重但固执的指挥官，他冷静、坚定、机敏及果断......协约国后续作战的成功奠基于他[129]。”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薄富尔也写道：“（霞飞）无惧的性格，有弹性的现实心灵，在战略阶层的无缺点行动能力。凭借其坚强的人格，他能够抵消一切的不利因素。他证明在历史网的编织过程中，指挥官所扮演的角色是如何的具有决定性[137]。”中国军事历史学家钮先锺则总结道：“霞飞即令是瑜不掩瑕，但仅凭他这种临危不乱、镇定如常的性格也就足以垂名青史，列入世界名将之林[138]。”
注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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