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日语：郡／ぐん Gun）曾在1878年至1926年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行政单位，它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县，等级在日本的都道府县、州、支厅之下，但在町、村之上。[1]截至2008年，市都是直接由县管辖，而与郡相互独立。在日本，虽然町和村隶属于郡，但郡却几乎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现在，郡主要用于表记地理区域。
郡最初被称为kōri，在日本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虽然《日本书纪》中说郡是在大化改新中建立的，但有考证指出，当时被写作“評”（日语读音相同）。[2]直到《大宝律令》颁布后，kōri才开始被写作“郡”。
历史
郡是日本自646年的大化改新后开始使用的行政区划，当时日本的行政区划为国、郡、里三级，国置国司、郡置郡司、里置里长[3]:45、46。但随着日本中央集权的瓦解，国郡体制后来变成郡乡体制，幕府时代则是各大名领国之下设置郡奉行和郡代[3]:46。1871年日本废藩置县后，为进一步中央集权而于1873年制定“大区小区制”，细节由各府县视情况自行裁量[3]:46。该制度打破日本传统的郡－组－町村组织，改由各府县依照户口划分大区与小区，使得日本为数8万的旧町村被划分成不到7千个区，但町村依然存在且 须自负经费，无力负担的町村便遭到合并，而传统的行政区划“郡”则被废止[3]:46。但该制度使得地方财政混乱，为此日本政府承认旧町村领导人物，任命为大区长、小区长，使得在形式与制度上革新，但内容与实际则具妥协性[3]:47。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便曾对“大区小区制”提出批评，认为不如恢复传统的郡町村[3]:47。
1876年由于地租改正而引发了农民暴动（农民一揆），使得自由民权运动随之高涨，而日本政府面对此一情况，为了同时解决大区小区制否认旧町村又承认其自治性的矛盾，遂思考开设町村会的可能，且在1878年制定三新法（〈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会规则〉、〈地方税规则〉）[3]:47。由于〈郡区町村编制法〉的制定，传统的“郡”恢复为行政区划，并置有郡长[3]:47。之所以恢复设“郡”，除了“尊重旧俗”外，主要是府县比过去各藩来得大，若直辖町村的话统治力量有所不足，有设“中间机关”之必要，而郡是传统的“中级行政机关”，遂恢复之，此外并强化郡长职权，监督町村的自治情况以安定支配体制与收夺财政[3]:48。在三新法限制府县会与町村会的功能、府县税的财政统制、府县、郡行政的强化下，日本逐渐完成了从中央－府县（府知事、县令）－郡区（郡长、区长）－町村（户长）的地方行政体系[3]:48。
后来面对日本民间的地方自治要求，日本政府又调整了地方制度，如于1883年将缺乏“在地性”的郡长薪资从由地方税支付改成由国库支付，并将之升为奏任官，加强对町村的监督，同时回绝设置郡会的要求[3]:49。1884年开始进行町村合并，并将“户长”（町村之长）由民选改成官选，虽为“反自治”的措施，但也同时整理了町村的财政与区域[3]:49。
1888年到1890年间，日本政府公布了市制、町村制、府县制、郡制[3]:50，宣告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日本型地方自治）的成立，具有官治性、有力者支配之构造等特质[3]:51。而郡制在制定时曾引发元老院与法制局的强烈反对，认为会影响日本的中央集权，且过去的郡并不像町村有自治传统，最后在山县有朋的坚持下才得以通过[3]:51。
依照郡制，郡长为郡的执行机关，郡会与郡参事会为议决机关，而郡长在监督町村的同时，郡行政也受到府县知事与内务大臣的监督[3]:50。而郡长一职在过去重新恢复设郡时，原本是希望让地方上的“名望家”出任，但最后因地方名望家的拒绝与府知事、县令不敢任用（地方上的名望家多为豪农，且大多参与民权运动），结果变成大多由非该府县本籍出身的旧士族（昔日藩阀官僚）担任郡长[3]:49，之后政府遂在1887年采行“试验任用制”，放弃要求郡长的在地性，改以测验方式取得兼具行政知识与实务能力的人才[3]:50。而郡会的议员为名誉职，有四分之三由郡内町村会议员选举，四分之一由大地主间互选，以让超越町村规模的大地主较容易参与郡的行政[3]:50。郡参事会则由郡长与名誉职参事会员四名组成，具参与监督町村监督事务的权限[3]:50。两会在设计上都希望能够吸引名望家，补足郡长在地性不足的缺陷，强化郡长对地方的支配力[3]:50、51。
1899年郡制与府县制进行改正，主要是因为身为日本郡制模仿对象的普鲁士有大地主支配郡自治的传统，但日本传统的地方自治是以町村共同体为中心，所以无法达到结合地方有力者支配的结果，导致郡制成效不彰，连带影响到府县制[3]:53。此外由于时代变迁，大地主已经不见得必然是当地的名望家，另外日本的党争激化，开始利用大地主来掌握郡会席次，故郡会的选举制度亦有改革必要[3]:53。此次改革后，府县与郡被明定为法人，但府县没有自治立法权，郡没有课税权，而府县会与郡会实施直接选举（有财产限制），此外府县知事与郡长职权扩大，并对底下吏员有专决处分权，同时府县郡的财政制度亦有所改革[3]:53。而在同一时期，郡底下的町村合并仍在进行，但欠缺自发性基础，主要是在府县与郡的指导下强制进行，而造成部落对立，而新町村能力与构造上的不足使得需要，郡长的指挥、监督，町村才不至于失去作用[3]:53。
1909年日本展开“地方改良运动”，以强化町村财政与町村在国民统合上之机能为目的，具体政策包括统一部落财产、合并神社、建立行政辅助组织等，1911年改正市制、町村制后，在郡的监督下该运动运用行政辅助组织（农会、产业组合、青年会等），以“部落”或“组”为基础来强化官僚行政与行政村（合并后的新町村）的自治能力[3]:54。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发达，导致日本物价上涨与工资下滑，中小农民与佃农贫穷化，1917年后日本劳工、农民运动大量发起而冲击地方名望家支配体制，大正民主运动随之兴起并要求普选[3]:54。而由于这时“郡”已失去作为中间机关的机能，无法有效调停佃农与地主间的纷争，且郡费由町村分担的制度导致町村负担沉重，除了影响町村发展也影响郡自治事业，导制郡制在日本内地于1923年遭到废除，但郡役所与郡长仍以行政机关的身份保留到1926年才裁废[3]:55；但日本控制的外地，如台湾、朝鲜、桦太厅（1942年成为内地），则持续使用郡制直到二次大战结束，甚至台湾的郡反而在日治后期逐渐增加更多的行政权力[3]。而对于郡的废除，贵族院曾表示反对，认为可能会妨碍上下情意交流、让町村失去郡役所的指导等等[3]:56。而在废郡之后，府县增设调停官来调停佃农与地主间的纷争，此外也以提供补助金的方式解决町村财政困难，同时达到支配町村财政的效果[3]:55，另外对于废掉郡役所而造成町村民不便的地区，则以设置支厅或出张所的方式来指导町村[3]:56。支厅长受到知事的指挥监督，并有权限在认为町村长的处分危害公益或侵犯权限时，将该处分予以取消[3]:56。而1929年日本政府再次修法，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以达到中央到地方的国民统合，使人民配合帝国之政策与动员，但同时也强化知事对市町村、市町村会、市参事会的权限，而由于扩大府县知事对町村长的指挥监督，被视为是废止郡役所的回应[3]:56。
而郡制废止后，目前郡只作为“地理名词”[3]:56，但在1936年时31府县知事认为有设置中间机关之必要性而向内务省提出《中间机关设置意见书》，内务省则在1940年公布《府县现地实行机关设置纲要（府县の现地实行机关设置要纲）》，而该实行机关原则上以郡的区域为准进行配置，为府县的派出机关，使得某方面来说“郡”随时能视时局发展而恢复设置[3]:57。而由于小型市町村逐渐无力承担不断增加的国政委任事务，各府县在1942年成立“地方事务所”，辅助行政事务并监督町村，为中间机关的复设[3]:57。
北海道地区的命名混乱
一个郡的名字在一个令制国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截至2008年，县的边界与以前令制国的边界大致一致，所以大多数郡的名称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在北海道，只在废藩置县之前几年才实行律令规定的行政区域制度，因此，它的十一个令制国中包含着几个具有相同名称的郡：
- 在北海道，有三个上川郡和两个中川郡。每个郡的管辖区域都是以原来令制国或支厅境内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确定，并以此确定名称。“上川”意味着河的上游，而“中川”则是河的中游。
另见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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