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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湘桂会战，日方称之为“一号作战”（日语：一号作戦）或“大陆打通作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末期日本陆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于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为穿插三地突出部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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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湘桂会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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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 |||||||
一号作战进攻路线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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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蒋中正 张发奎 陈诚 白崇禧 汤恩伯 薛岳 蒋鼎文 贺维珍 李家钰 † |
 东久迩宫稔彦王 冈村宁次 横山勇 畑俊六 | ||||||
| 兵力 | |||||||
| 2,500,000人[2] | 410,000人[3][4]:16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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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600,000人伤亡[5] 被俘：40,598 火炮：6,723 战机：190架 [6][7] |
河南方面不详，第11军至1944年8月8日衡阳沦陷为止共伤亡染病减员100,000人以上（经治疗之后返回岗位的轻伤者与轻病者应不在补充范围）[8]，至12月作战伤亡不详 日军于湘桂阵亡与病死之人数超过十万[9] | ||||||
此战主要分为3个阶段：进攻河南中部的豫中会战、开进长沙的长衡会战和针对桂林与柳州的桂柳会战。主要战略目标为贯通由东北经华中、华南前往中南半岛的路线，以及占领其东南方的机场，防止美国陆军航空军自该地起飞攻击日军海上交通线和轰炸本土。
为了本次攻势，日军投入了410,000名的步兵、加上800辆战车和将近70,000匹马，于2,400公里的战线的总攻击，这也是日军自明治维新后，首次进行这种规模复杂度的动员，故也做了详尽的准备，以发动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相对于仓促缺乏补给的国军，日军最后按计划成功包围占领美国航空队基地，并给予中国（国民革命军）人力与物质上相当大的损失，战前制定的战略目标基本达成，可圈可点的后勤虽确保了作战胜利执行的支持，同时兵力减员也很大，之后转入战略守势。
在同时期的其他战场，欧洲开始对纳粹德国进行反攻，而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也势如破竹；相比之下国军在此战中却表现欠佳，日军甚至深入到离重庆只剩400公里之远的贵州独山[10]。在翌年日本抽调大陆兵力到太平洋战场后，国军才开始显现反攻态势。
[何时？]陈纳德声称用10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就可以严重打击日本军工生产，让日本无力作战，约瑟夫·史迪威则指出日军会攻占陈纳德要使用的中国空军基地，使轰炸无法继续。因为它比史迪威提出的另一方案（装备训练国军30个美械师）成本低又能迅速执行，罗斯福和蒋中正最后同意陈纳德对日本的战略目标实施攻击[11][12][13]。
1943年11月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基地和沿中国海岸的日本船舶遭到陈纳德所率的空军力量的严重打击，1943年11月25日陈纳德所指挥的中美空军混合团奇袭台湾新竹飞行基地，据空袭两小时后高空侦察机所摄照片，63架日本各型飞机彻底被摧毁，多架受重创，而中美空军没有损失[14][15]，日本当局也担心美国会利用在柳州和桂林的空军基地发动对本土岛屿的空袭。
1943年开始，同盟国在二战转入战略反攻，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上屡遭失败，使南洋各地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日本大本营为保持本土与南洋的联系，根据“绝对国防圈”战略指导原则，拟定如下战略目标：
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拟定了一个由北而南、全面进攻的计划：
此次作战期间日军亦需尽量攻击并摧毁国军于江西、湖南和广西的机场。
这份计划第1期作战计划即为豫中会战、第2期为长衡会战、第4期部分为桂柳会战。若日军达成其战略目的，中国将被分为两半，重庆基地有可能被其占领，这也是抗战伊始，中方最为担心的日军战略方针。
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本土从未像本次如此彻底动员其陆军，此前提让整体作战的兵力调度上得以提前顺利进行；为支援此次作战所调动人力，超过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两倍以上。
日本帝国大本营将对于支那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兵力支援和要求都予以优先配合。日军与苏联示好后，可放心自关东军以及日本本土动员380,000部队补充支那派遣军之缺额以及后备补充兵，并将在中国乙种师团和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含特种作战单位和支援单位之后可达20,000人以上），并首次于中国战线投入装甲师确保攻击战果。其中准备用于补充战死损耗的补充人员多达17万（这是日军中国派遣军编制主任山田义次根据中国派遣军10多次主要作战的损害进行研究，评估本次作战应需要17万名补充人员，以此可见日军在历次大型会战之作战伤亡人数动辄数以万计）之众，因这17万名补充人员太多，到时候可能会严重缺乏枪支、个人装备分发以及训练部分，这状况日军甚至考虑到规划用掳获的轻兵器予以配备处理[16]。
后勤准备方面更是充分，首先改组中国战场上航空兵团，单以飞机油料计就有半年存量，弹药足以使用两年。运输工具有马匹67,000匹，运输汽车13,000辆，补给船艇10,000艘并调动日本国内道路、桥梁工程支援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交通系统恢复。
以上种种单位后勤支援，都可达半年以上准备量，日方对于1号作战准备之详细之程度，上至野战军医院，下至士兵军靴修理，都已有周密计划。
日方参战部队：
相较于日方战前彻底准备，中方此次应战资源散乱，实处于极不利状形。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和参谋长史迪威不仅在个人关系上冲突达到最高峰，同时对于日方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亦多所失误。
1944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何成浚根据军令部关于日军在信阳等平汉线铁路频繁调动的情报，认为：“常德战事甫经结束，（日军）再进犯似不如是之速。就现势度之，或虑我方将反攻而先作防御准备也”。军令部在掌握各种情报后认为：“黄河北岸之敌确有进犯河南之企图，惟目前力量不足正式发动攻势，其进攻之目的在牵制我军策应华中作战【指常德战役反攻武汉之计划】。”3月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判断：“敌已经将平汉黄河桥修葺，可通汽车，此似是一种姿态，至其欲打通平汉线之宣传，在今日看则完全炫惑伎俩而已”。4月6日徐永昌再次判断：“现又在打通平汉云云，亦嫌费材料与费兵，且呼声太高，似在声北而击南。但打通粤汉亦需七八师以上，且看敌如何抽兵来”。4月7日，何成浚再次记载：“军令部报告数星期来寇军在一、五、六、九各战区调动频繁，但其企图迄今仍难判断。以我度之，麦收之期不远，寇军则较丰富之区，乘时扰乱掠夺，势所必然也”。徐永昌也认为：“敌打通平汉铁路殊无理由，余以为主要在打击我汤集团或抢麦亦可能为掩护换防”。
1944年3月29日，日本政府召开了天皇参加的枢密院对苏联维持关系的会议，会议决定转让北库页岛的石油以及煤炭权利给苏联，并将《日苏渔业条约》延长五年，以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蒋介石在3月底的日记中写：“倭俄渔业协定为期五年，此最异骇……可知倭俄妥协后远东形势必一大变，祸乎？福乎”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敏锐指出：“此事关系我国巨甚，余恐其影响：一、美国人之尽力援苏攻德，系假定苏联于德国崩溃后加入战日……二、日军阀可借此鼓舞其民气，且东条可借此而抽调关东军一部，尽力打通平汉、粤汉两铁路，俾日军得直接与华南及南洋日军联络，不受美国海军之威胁”。傅秉常的判断预见到了日军将抽调关东军入关参加一号作战，而且判断出日军的作战目的在于打通平汉、粤汉铁路，即打通大陆交通线连接南方军。
尽管1944年初重庆方面即获得对方在华中及长江流域有非常活动之情报，2月以后对日方准备打通平汉线和粤汉线攻势情报也越趋清楚，但以后局势之展开仍出其所料之外。
在内部基础不稳下，重庆国民政府将大部分美援物资和战略预备队投入第2次滇缅之战印度蓝迦远征军，进行求生一击。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已迈入第7年，领土和有效统治人口大大紧缩，战费居高不下，在扩大法币发行后（从1937年6月的14亿元至1944年12月的1,894亿元），产生恶性通货膨胀。如以1941年物价指数为100，则1944年12月为3,220。在这种情形下，不仅靠薪水生活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前线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和装备。著名历史学者黄仁宇于国军第14师任少尉排长，驻滇西，月薪仅法币42元，但于驻地街头一碗面即需法币3元，如是意义上和无饷无异。
在日军即将展开主攻的区域，如河南第一战区副司令官汤恩伯部和湖南第九战区薛岳部，内亦存着相当大的弱点。
第一战区连年饱受兵燹肆虐，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以阻碍日军，造成近百万人死亡，重以1942年和1943年大饥荒又饿死数百万人民，虽然整个第1战区正规军总数账面上有46个师、4个独立步兵旅，不包含游击队便已号称470,000大军，实际上其中有16个师是以新、预、暂作为编号，实质战力完全不能依靠，加上第1战区副司令官汤恩伯辖下部队吃空缺问题是国防军中出名的糟糕，战区战力并不充裕。由于所辖区于1941年晋南会战后3年日方都没有军事活动，第1战区国军部队多忙于在贫瘠的河南省自力救济，失去作战警觉和士气。
在中部战线方面，湖南第9战区总指挥官薛岳将军依据前3次“长沙大捷”经验，认定日军攻势目标仍着重于攻占各大城市的“锥型战术”先例，亦即以机动部队或中央突破或侧翼迂回后冒险深入，挺进占领战略据点后等待扩张战果。因此在军力部属上第九战区仍维持坚守核心据点、等敌军攻坚失败后以3面合围形式反击方式应对，错估日方攻势规模和打算永久占领的准备。加上前段时间才刚打完常德会战，第九战区主要部队都在休整中，依照过去经验日军不会那么快将损失兵力补齐，因此第9战区误判日军不会短期间连续发动两场大规模会战。
在第九战区的国军虽然账面上仍有大批军队预定参战，后实际参加长沙、衡阳会战的军级单位有58、72、20、44、26、37、暂2、10、46、62、73、74、79、100、4、99军（出自《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其中，第26、37、10、73、74、79、100、99军虽然属中央军系，但是常德会战对这些部队损失并非可一笔带过之事，像是在华南堪称战力最强的国民革命军第74军在常德会战中便折损一整个师以上，其它各师攻坚常德时亦折损严重，时到此次会战时大部分都在重建整训中，能投入的实质兵力顶多1个师；而之后在衡阳苦撑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在常德会战时也将属下的暂编师消耗殆尽，因此在衡阳一战总兵力不超过18,000人，当时国军军级单位理论满编值30,000人，这种不到60%编员以其它战场的作法基本上都是后送整训，但是没得后送的国军部队只能用此等兵力迎接日军攻势。
中方参战部队包括：
1944年春，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知道日军将要在河南发动攻势，袭夺中原地区。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于1944年2月中旬召集所属军长以上将领在洛阳开紧急会议，投敌的庞炳勋已经密电给一战区，把日军的进攻时间与计划说的很详细了。会议结果对部署也没有变更或加强，只谈了将各军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机要文件迅速向后方转移。
会战前日军进行修复黄河铁桥的工程并赶在3月25日完工，便于从邙山头进攻。另外补给线的确保让整场会战日本的后勤来源无虑。[17]
1944年4月17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第12军，战车第3师团、第37师团、62师团、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骑兵第4旅团，共5个师团又3个旅团、1个飞行团（飞机168架）、第1军和方面军直属部队各一部共14.8万余人，在第11、第13军各一部配合下，强渡黄河以攻占平汉铁路（北平-汉口）南段为目标，向郑县（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1944年4月17日夜，日军第37师团从黄河对岸发起攻势，以主力进攻河南的中牟县，至此，蓄谋已久的一号作战正式发动。
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国民革命军所辖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十四、第四、第三十六、第三十九集团军，共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约40万人，及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第八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18]，在第八战区和空军（飞机156架）各一部支援下，以第二十八集团军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第四集团军在河南汜水县（今并入荥阳）、密县（今新密）间山区构成防御地带，进行坚守防御；第三十一集团军集结于禹县（今禹州）、襄城、临汝（今汝州）地区，待机歼敌。
4月18日，日军第37师团配属独立混成第7旅团从中牟县新黄河（今贾鲁河）东岸向第二十八集团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河防阵地发起攻击，暂十五军派遣下辖之新编第29师阻击，旋即遭日军击溃，37师团以极轻损失的情况下在当日渡河完成。4月19日，日军第110师团、第62师团由郑州黄河大桥南下，朝第二十八集团军下辖之第八十五军邙山头防线强攻，八十五军当日遭击溃后撤。37师团下辖之歩兵第225连队随即强攻由八十五军下辖之国民革命军第23师（师长李必藩）守卫的密县，23师在守城4日后不支后撤；4月21日，由七十八军下辖之2个团驻守的新郑遭日军夺取，第12军在此设立前进指挥所；至4月23日，日军推进到郑州、新郑、尉氏、汜水。
4月25日，日军第13军以2个旅团由安徽正阳关、凤台攻向阜阳，作出向河南漯河进攻态势，以牵制豫东守军，打通平汉铁路后撤回。
4月30日，日军进攻河南近半个月后，其打通平汉线之企图已昭然若揭，军令部长徐永昌仍认为：“敌打通（恢复）平汉铁路殊无理由”。
4月30日，日军第12军以3个师团又2个旅团向许昌发起攻击。守城的新编第29师抗击至5月1日失守。日军第12军旋以一部沿平汉铁路南进，主力转向西进，寻找第一战区主力决战。第31、第4集团军予日军以打击后，于5月5日、5月6日分别撤往伏牛山、韩城。
至5月9日，西进日军攻抵龙门附近。随即以一部进逼洛阳，大部向伊河、洛河河谷进攻。同日，由许昌南进之日军第27师团，与由信阳附近北上之第11军宫下兵团(相当于旅团)在确山会师，打通平汉铁路南段。同日晚，日军第1军以8个大队从山西垣曲(今古城镇)强渡黄河，攻占河南英豪、渑池后，沿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东西分进。至5月14日，与西进日军击退第36集团军和刘戡兵团，包围洛阳。
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告以日军打通平汉线以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其发动之期当在不远”。然而时隔不久，蒋介石又判断：“此种情报似为敌寇一种反宣传之眩惑作用，是否打通平汉、粤汉两路，须另待确实情报证明之”，并认为这是日军的“神经战”。5月底，蒋介石判断：“豫战未完而湘战又起，敌寇既打通平汉路，其势必企图打通粤汉路以确立其东亚大陆决战之基础”。到6月初，蒋介石又判断“是其企图并无打通粤汉路之野心也”。7月，蒋介石再次判断：“敌寇打通粤汉路之心犹未死也”。
5月18日，日军菊兵团(第63师团一部)攻击洛阳，守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配属第94师依托城防工程，顽强抗击一昼夜，使敌攻击受挫。华北方面军令第12军司令官指挥第110师团一部、战车第3师团主力、骑兵第4旅和菊兵团攻击洛阳。
5月21日，在日军优势兵力围攻之下，负责掩护部队西撤的第36集团军司令李家钰中将（后追晋为陆军上将）阵亡，守军奋战至5月25日分路突围，洛阳失守。在日军第12军主力西进后，第五战区第五十五军、第十战区豫南挺进军等部，向平汉铁路南段实施袭击，一度收复确山、漯河等地，以牵制日军。6月2日，第一战区主力、第八战区一部发起反击，战至中旬，将日军逐至陕县、洛宁、嵩县、鲁山一线，双方对峙。
1944年5月中旬，日军6万占领河南，国民革命军全线溃败，国军在撤退时当地农民将5万国军解除了武装，第一战区副总司令汤恩伯在直属卫队遭民众缴械 ，汤本人化装成伙夫逃脱，第一战区总司令蒋鼎文在撤退过程中被暴民俘虏，后化妆侥幸骑毛驴逃脱。日军花了三周时间，击溃47万国民革命军，到6月初便控制了北平到汉口的铁路，完成了一号作战作战的第一阶段，日军战史称为京汉作战。
豫中会战惨败后，蒋中正大为震怒，蒋鼎文和汤恩伯即遭撤职。 7月21日，蒋中正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斥责第一战区: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即豫中会战）失败的主因。这一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也就是大家的耻辱。 ”[19]
根据日本战后联队史，参与本次会战的日军第110师团所下辖的第110步兵联队在1944年3月~1945年8月可确认之死亡人数为594人，另一下辖的第163步兵联队于1944年3月~1945年8月可确认之死亡人数为682人[20]，其中多半应该死于豫中会战。另根据日本老兵所编写的部队史《北支派遣胜第5228部队》，参与此次豫中会战的第69师团独立步兵第118大队至少有5名军官阵亡[21]。而根据日本战后出版的部队史，仅参与本次会战的日军机动步兵第3联队就在洛阳战死102人，而同样参与此次会战的独立步兵第78步兵大队则在洛阳战死29人，战伤100多人，一样参与本会战的第163步兵联队第1步兵大队在洛阳的战死人数则是至少24人，另也参与本会战的独立步兵第36大队下辖之第3中队则在洛阳攻坚战死24人、战伤60人，上述日军参战单位仅占洛阳攻坚日军兵力的一小部分，可见日军仅在本次会战的洛阳攻坚就应战死近千人[22]。另根据日军第37师团战友会在1986年的调查，该师团在豫中会战仅有案可考的战死者人数就多达308人[23]。
1944年5月，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所辖第3、第13、第27、第34、第37、第40、第58、第64、第68、第116，及第5、第7、第12、第17独立混成旅团，共10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1个飞行团和海军一部，共约28万人[24]，以攻占湘桂铁路（衡阳-来宾）为目标，向长沙、衡阳地区进攻。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第一、第二十四、第三十、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四军、第十军、第三十七军、第四十四军、第九十九军、暂编第二军，共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6个军共约40万人，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战区支援下，以一部依托湖北通城东南山区、湖南新墙河南岸、沅江和益阳地区的既设阵地，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日军；主力分别控制于浏阳、长沙、衡阳及宁乡等要地，相机歼敌。
5月27日，日军以5个师团由湖南华容、岳阳、湖北崇阳沿湘江两岸和湘赣边山区分三路发起攻击，以3个师团集结于湖北监利、蒲圻待机。另以1个团又5个营进至江陵以南松滋河沿岸进行牵制，以掩护军右翼。防守新墙河的第20军予日军中路第68、第116师团以持续抗击后，转至湖南平江以东山区待机。防守崇阳东南山区的第72军、挺进纵队对日军左路第3、第13师团逐次阻击，迟滞其行动。防守益阳的第73军抗击日军右路第40师团。6月1日，日军中、左路强渡汨罗江，突破河防阵地后，分路向捞刀河、浏阳河进攻。守军第37军采取边抵抗边后撤的战法，撤至浏阳附近山区待机。至6月14日，日军相继攻占沅江、益阳、浏阳。
6月16日，日军第34、第58师团、第68师团一部攻击长沙城区。第4军坚守至6月18日下午，伤亡殆尽，长沙城失陷，第四次长沙会战结束。第九战区为阻敌深入，发起衡阳保卫战，从6月20日起向日军发起反击，至6月27日，将日军左、右路分别阻滞于醴陵、湘乡；对日军中路在渌口、衡山间虽给以打击，但未能阻止其南进。6月24日，日军第68、第116师团开始攻击衡阳城郊区之机场，到6月26日时因守军伤亡过重后撤至衡阳城，日军在6月27日起对衡阳城进行攻坚。然而衡阳守军第10军（3个师，因常德会战后缺员上未补齐，实编不满2万人）抢先于五月底进驻此地，并动用当地军民构筑了一定规模的防卫工事，因此日军进攻时第十军依托工事以正面和侧面火力掩护吸收了日军攻坚冲力，同时第十军所属预十师28团所属迫炮连成功的炸伤日军68师团首脑群，包括师长佐久间为人与师参谋长原田贞等一干核心参谋受到重伤，直接导致之后68师团作战失能，这使得日军这波攻击只剩116师团独立支持，战至7月2日，日军耗损过重，暂时停止攻击等待增援。
6月中旬，日军进攻湖南后，其打通湘桂路的意图已非常明显，军令部长徐永昌研判：“敌此次进犯豫西南与湘鄂诸地，观察家咸谓系企图打通平汉粤汉两路，更有意打通湘桂线迄镇南关者……以余判断殆仍乃欲打击我野战军或杜我反攻与转用。盖欲攻犯两路或三路而确保之，恐彼亦不易抽调出如此巨大兵力”。仍然认为日军兵力不足，难以发动大规模会战。6月14日，国民党军令部第一厅判断日军将通过衡阳入桂林，徐永昌却认为：“犯湘已近二十日而广州敌未动以观，则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与混时间以应付战事而已”。6月18日，蒋介石召集各将领研讨战局。对于日军的进攻方向，徐永昌记载：“午间曾家岩会报，为章【即时任军令部次长刘斐】以为敌必冲至衡阳可能入桂林，余以为敌兵力不足，只要我能力拼，尚不至企图入桂……敌无深入企图，且略举日前（十四日）之观察……蒋先生熟视余，但对努力打击敌人则同意。”
7月11日，日军第68、第116师团经修整后以15个步兵大队、12个炮兵大队第二次攻击衡阳。守军以固守阵地与机动防御相结合，加强阵地间的互相支援，实施短促近战和反冲击，战至7月20日，迫敌再次停止攻击。其间，被阻滞于湘东山区的日军第3师团先后在醴陵、茶陵、安仁遭重创。后在第27师团、第34师团和第13师团一部支援下，战至月底，始突破围阻。
7月中旬，日军数次进攻衡阳后，军令部长徐永昌在黄山军事会报上认为：“除非敌最近改变策略，否则第九战区告一段落后，敌必继之向我六战区攻击”（即日军攻下衡阳后，其下一步的进攻方向不在广西，而将掉头进攻位于第六战区的鄂西)。衡阳战役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层持乐观态度，熊式辉记载：“出席委员长官邸军事会报，湘局好转，日军因后方两翼之打击，及交通接济之困难，又整个太平洋局势之逆转，已陷非撤退不可之苦境”。陈诚后来对此批评：“恃敌之不来与待盟军之胜利之观念，为造成今日危机之最大罪患”。
7月27日时，日军高层即预估，第11军作战受伤人数到8月中旬将上升至5万人，下旬将上升至6万人，其中伤重不治者将上看至2万人[25]。
8月4日，在成功的挡下国军解危攻势后，日军第11军集中4个师团、28个大队第三次对衡阳进行攻坚。被包围的第十军进行防卫作战直到8月7日，在伤亡惨重以及弹尽援绝之下，军长方先觉与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联名发出震惊中外的“来生再见”电文。
8月8日，凌晨四时日军逼近第十军指挥所，方先觉认为战事已然绝望，便举手枪自杀，但为辎重团团长李授光与副官王洪泽夺下，枪响弹虚出。最后敌兵至，军长与其他师长在日军有条件投降的劝诱下接受投降并解除武装[26]，衡阳沦陷。衡阳守军阵亡4000、伤兵9000、最后日军统计受降总数有13306人。至于包括外围攻坚单位的损失总计死伤86,752人，失踪21,531人。[27]
根据日本战后所编撰的资料，仅第68师团在黄茶岭所开设的一所野战医院就收容伤病患4,000多人，结果有多达90%以上的伤病患死亡，仅在8月5日晚上至8月7日早晨该野战医院就有400多人伤重不治，且该野战医院衡阳保卫战期间曾一次收容1,000多名战伤患者，且因为状况混乱，导致大量死亡日军伤病患并未留下姓名资料[28]。而第116师团也开设多处临时野战医院，均出现大量伤病患死亡，其中仅月塘野战病院在6月下旬到9月25日就收容3,000多名来自步兵第133联队的伤病患，其中1,000多名死亡[29]。
而同样参与此役的第116师团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于7月15日接收650名补充人员用以填补阵亡与伤重后送所造成的大量缺额，另于衡阳沦陷后的8月20日接收720名补充人员用以填补阵亡与伤重后送所造成的大量缺额，考虑轻伤者应不在补充范围内，该联队于此役应死伤多数人员[30]。
衡阳沦陷之后，日军高层随即要求补充10万新兵至第11军[31]，考量到先前日本第11军已有数次整补（考虑日军在一号作战前准备17万名补充人员[32]，衡阳沦陷后补充人员剩下10万名，第11军在长衡会战期间约接收7万名补充人员，轻伤者与轻病者应不在补充范围），日军于长衡会战伤亡染病减员极可能多达10多万名（经治疗之后返回岗位的轻伤者与轻病者应不在补充范围）。
1944年8月，日军侵占湖南衡阳后，为准备进占广西桂林、柳州，日军成立第6方面军，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出动第11军横山勇第3、第13、第37、第40、第58、第116师团，及战车、重炮联队，共6个师团又1个旅团，于8月29日由衡阳沿铁路向湘桂边界推进；以第23军2个师团又1个独立混成旅团，于9月6日由广东清远等地沿西江向广西梧州进攻，另1个独立混成旅由广东遂溪向广西容县进攻。
9月10日，冈村宁次奉命指挥第11、第23军、第2飞行团（飞机约150架）和第2遣华舰队一部，共约16万人，在南方军一部配合下，以打通桂越(南)公路为目标，向桂林、柳州进攻。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第二十七、第十六、第三十一、第三十五集团军，及第六战区孙连仲第二十四集团军、汤恩伯兵团，共9个军、2个桂绥纵队、空军一部（飞机217架），共约20万人，在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的3个军支援下，以分区防御抗击日军。9月14日，日军第11集团军攻占全州，随后调整部署，准备攻击桂林。9月22日，日军第23军陷梧州，至10月11日相继攻占平南、丹竹和桂平、蒙圩。
第四战区鉴于全州地区日军尚无行动，遂调整部署，将所部编组为桂林、荔浦、西江3个方面军，南宁、靖西2个指挥所，以大部兵力国军第31军桂系中将军长贺维珍部2万兵力固守桂林，集中一部兵力先击破西江方面之敌。10月21日，第64军配属桂绥第1纵队向进占桂平、蒙圩之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实施反击；另以第135师等部向平南、丹竹攻击，策应反击。战至10月28日，日军第23军主力逼近武宣，中国军队遂停止反击退守武宣。与此同时，日军第11军突破桂林、荔浦方面军的防御阵地，主力于11月4日进抵桂林城郊；一部向柳州进攻。11月7日第四战区将3个方面军编组为左、中、右兵团，集中兵力保卫桂、柳。11月9日，日军第40、第58、第37师和第34师团一部，向桂林城发起总攻。
同日，日军第23军第104师团、第11军第3师团及第13师团突破中央兵团的防御阵地，攻向柳州。11月11日，防守桂林城区的中国军队撤退，部分在撤退途中被俘，桂林陷落；守军除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第31军军长贺维珍率一部分幕僚逃出以外，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恒、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第170师副师长胡原基、第131师第392团团长吴展等以下官兵2,40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31军131师少将师长阚维雍拒绝撤退，于阵地拔枪自尽忠烈殉国。据日军第11军统计，桂林战斗中，中国军队阵亡5,665人，被俘13,151人，被日军缴获各种口径的火炮156门、重机枪110挺、轻机枪359挺、步枪2,737枝。
第27集团军接到战区11月7日改为中央兵团、固守柳州的命令后，以急行军于当夜到达指定位置，当即进行防御部署：令第37军在象县以北掩护主力向柳州转进，令第188师在柳州以北、以东的长塘、东泉各附近掩护柳州侧背安全，令第26军防守柳州，令第20军控置于柳州西车站附近待机。第26军以第41师守备柳州东面和北面，第44师守备西面和南面。11月8日，日军第13师团及第3师团分别进至柳州以北6公里处和柳江东岸，第23军的第104师团先头第161联队进至柳州南约18公里的四方塘（第22师团仍在贵县北龙山地区）。杨森急令第20军的第134师在柳州西岸担任河防，并以一部占领鹅山，以加强防守力量。11月9日，日军第13师团、第3师团分由柳州以北、以东和东南发动总攻。当日中午，日军第3师团的第34联队由三门江附近强渡柳江，进至西岸；第13师团先头第104联队攻入柳州北部；第104师团先头第161联队第3大队亦进至柳州机场南侧。11月10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与第104师团第161联队第3大队攻占柳州飞机场。美国陆军航空队支援战机30架及桂林机场遭日军击毁；坚守柳州城区的第26军伤亡过半，奉命撤离，柳州失守。随后，日军第3、第13师沿黔桂铁路（都匀-柳州）向西北进攻；第23集团军沿柳邕公路（柳州-南宁）向西南进攻，11月24日攻占南宁。
11月28日，日军南方军第21军一部从越南突入中国，向广西绥渌（今属扶绥）进攻。沿黔桂铁路进攻的日军第11军一部（约2个联队）至12月2日攻至贵州独山，遭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部队的反击，撤回广西河池。12月10日，日军第21军与第23军各一部在绥渌会合。至此，大陆交通线全部打通。日军伤亡约13,400人。[33]
战术上日军在初期订定后勤计划正确，因此在整体作战上几乎达到成功，就结果而言也达到了一开始预定的作战目标，但是日军从开战时即出现的兵力不足问题在此场全面性会战中再次暴露，虽然有效打击了国民革命军战力（以中路作战击溃第九战区薛岳所驻防之长沙最为明显，第九战区到战争结束前再也无力作战），但是无法有效占领领土之下最后仍然自行撤出部分地区，自身伤亡也极其惨重，根据日军作战主任参谋在44年12月所言，日本第11军的各个第一线师团之战斗力都只剩下1个步兵联队左右的实力（日军参战各师团于战役当中曾屡次整补，且有伤病患者陆续痊愈归队，然战力依旧下降约3分之2）[34]，日军在本次作战前即准备17万名补充人员[35]，然而本次会战结束后各参战师团仍然有大量缺额，足见日军于豫湘桂会战因阵亡、伤重后送、病死、病重后送造成的需补充减员缺额应不下于20万（经短暂治疗返回岗位继续作战的轻伤者与轻病者不考虑在内），根据日本战后出版的部队史《若松联队回想录》，仅日军步兵第65联队可确认之湘桂作战战死人数（单纯指被国军击毙，不含病死与意外身亡。）就多达905名[36][37]，该联队也于本次会战期间的7月29日以及本次会战结束后的12月20日与隔年1月15日接收3批次人数共计为2,569名的补充人员（重伤致残者以外的伤兵应不在补充范围内）[38]。而根据日本第27师团老兵回忆，该师团1万6,000多人投入湖南广西作战仅两个月就死亡4,000多人[39]，这使得日军无法进一步推进，而日军于南路没有击溃第四战区兵力的结果，种下隔年湘西会战日军惨败的因子。东北关东军被抽调后又没办法补回，造成东北满州防守长期空虚，使中立的苏联于1945年突然改为趁虚而入。
日军尽管达成作战企图，却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反而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同时，赔上把时间和资源都浪费在中国战场上，使得美军跳岛计划此时已攻克了塞班岛岛链，在中国的B-29轰炸机、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在从中、印起飞空袭日本本土的马特霍恩行动结束后，全部改从塞班岛、关岛及周围群岛起飞空袭日本本土，因此日军始终未能阻挡美机空袭日本本土。
二战尾声，中国战区相较于盟国欧洲方面同一时期的情形，如苏军白俄罗斯歼灭战，和英美联军之诺曼地登陆，显然成就远不可比拟。此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战略上指导失误已如前所述，对于日军主攻方向虽已大致知悉，但终因为支援滇缅作战，主力和预备队配置不当。重以错估日方如是全力进犯和永久占据之决心和准备，致使豫、湘、桂大片国土被占，空军基地、场站被毁。[40]
一号作战计划始于1944年4月的郑州战役和洛阳战役，然后沿平汉铁路穿过河南向南推进。因为日本人试图扫清武汉至广东间的铁路线，夏季在长江以南的湖南爆发了最为激烈的战斗。长沙于6月陷落，衡阳于8月陷落。到初冬，已实现南北连接，但日本先头部队转而西进，攻占桂林、柳州和南宁的机场。西北方向是贵阳，有公路通往重庆。形势如此严峻，美国和英国的文官于12月从战时首都疏散，失败或投降的灾难性预言猖獗一时。然而事实上，日军先头部队精力已消耗殆尽，无力继续前进了。 [40]
国军除了部队的严重损失，后勤的损失也同样严重：估计40个师的装备以及新沦陷区特别是“鱼米之乡”湖南的资源。[40]
重庆国民政府在日军一号作战中连番受挫失地的情形，极大程度的损害了美国对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的观感；史迪威与蒋间在此役之前即恶化的关系更因此达到临界点，史迪威以此役中国军拙劣的表现与辖下印度蓝迦滇缅远征军的精强做对比，直指蒋政权腐化无能是导致战争延长之主因，甚至进而主张由其取代蒋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而蒋也几近愤怒地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在1944年和1945年，一号作战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间的最后冲突导致史迪威被召回国，把国民党的短处暴露无遗，而中共则恢复了活力，出现在美国人的视线之内，并进行了有限度的接触[41]。
这场中美指挥权的冲突最后以美方退让，在1944年底撤换史迪威告终，但美国政界及民间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印象已转趋不信任与轻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后第二次国共内战的结果。
中共占据地区则在潘汉年通知下即早获知情报，在一号作战几乎未遭受损失[42]。由于华北日军主力大部调往南方，与国军陷入胶着状态。中共中央5月11日开始向华中局、北方局发出《关于敌进攻河南情况下的工作方针的指示》，要求向沦陷区进军，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建立根据地。
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命令。在华北大扫荡中蛰伏已久的八路军趁机对日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1944年局部大反攻，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各部，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对日、伪军普遍发起了局部反攻，主要是攻击敌占城镇，拔除日、伪军在中共占领区周围的据点，大量消灭日、伪军，恢复并扩大中共占领区。
在一年的局部反攻中，中共各边区、军区共作战11000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俘日、伪军6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3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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