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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灾,又称蝗祸[1],是指蝗虫引起的灾变,大量的蝗虫吞食禾田,使农产品完全遭到破坏,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以致因粮食短缺而发生饥荒。蝗虫极喜温暖干燥,蝗灾往往和严重旱灾相伴而生,有所谓“旱极而蝗”[2]、“久旱必有蝗”[3]。干旱使草地稀少,蝗虫生存空间变小且密集。当密度达临界点,血清素会引发蝗虫群聚,由独居绿色转群居褐色,集体迁徙寻求新的食物来源,形成蝗灾。[4][5]
蝗灾是世界性的灾变,而且渊远流长,《诗经》中提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6],苏轼在钱塘时见蝗灾“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飞蝗来时半天黑。”[7]。日本在《日本后纪》一书中首见蝗灾。中国历史上迭起蝗灾,受灾区多集中于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江苏、安徽、湖北等省亦有分布,严重时可能遍及整个黄土高原,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
中国古代对蝗虫认知不多,故有“蝗神”的说法,又有“蝗鱼(虾)互化”之说,如:宋代陆佃的《埤雅》:“或曰蝗即鱼卵所化”,潘自牧的《记纂渊海》:“有蝗化为鱼虾”。李昉《太平御览》〈虾门〉记载:“蝗虫飞入海,化为鱼虾。”。李苏《见物》记载:“旱涸则鱼、虾子化蝗,故多鱼兆丰年。”
中国大陆每年蝗灾发生面积2.8亿亩次左右,分布在20个省(区、市)的1100多个县(市、区、旗、团场)。其中,飞蝗(东亚飞蝗、亚洲飞蝗、西藏飞蝗)常年发生3000万亩次左右。近30年来未出现大规模起飞危害。[8]
2001年,俄罗斯南部的斯塔罗波尔地区,约26.7万公顷的牧场和耕地受到蝗虫侵袭。同时期,中国的黄河流域、渤海沿岸及新疆北部地区同样也有蝗灾,部分地区的蝗虫密度达到了最多每平方米一万只。
2003年,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犹他州和爱达荷州皆饱受蝗灾侵扰,爱达荷州的灾情是二次大战以来最惨重的一次[9]。
2019年至2020年,在东非开始大规模的蝗灾爆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该次蝗灾对非洲之角的粮食安全和居民生计造成史无前例的威胁[10][11]。是次蝗灾令非洲、中东和南亚次大陆上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2]。
中国的防蝗观念最远可见之于商代甲骨文[13]。唐太宗曾因蝗灾将蝗虫生吞下肚,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14]。自宋朝以后,对蝗灾有了较科学化的认知,并总结一些灭蝗的方法,如:鸣金驱赶法、捕击法、火烧法、沟坎深埋法、掘种法、以及趁清晨蝗翅露湿难飞用器具抄掠法等。新疆等地以养鸭、鸡等方式消灭蝗虫。明末清初有大量的防蝗书籍,陈芳生有《捕蝗考》,分“备荒事宜”和“前代捕蝗法”两部分,江苏泰州人彭寿山撰《留云阁捕蝗记》,浙江鄞县人陈仅撰《捕蝗汇编》,江苏无锡人顾彦撰《治蝗全法》分“土民治蝗法”、“官司治蝗法”、“前人称说”和“救荒事宜”四部分,王勋有《扑蝻凡例》等。日本学者道家信道将中国治蝗史分为四期,古代靠祈祷,中古开始有方法,近代方法不科学,现代是科学驱除法的年代。清代则属近代时期。[15]
捕杀蝗虫,是当时最主要方法。例如:嘉庆五年,“九月蝗至,邑西若坑十八都、十九都、二十都皆有之。知县华中伯祭刘猛将军庙,蝗被鸟啄,遂息。”[16]道光四年旱蝗,“官民协捕,且焚且瘗,寻有群鸦及虾蟆争食之,殆尽,禾苗获全。”[17]
目前,最有效的灭杀蝗虫办法是用农用飞机喷洒农药,效果大,但成本也很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在1950年代修建治蝗机场[18]。2001年,政府在山东、河北、新疆三个重灾区,投资修建了三个现代化的治蝗机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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