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瑞典关系史是指台湾有信史以来至今与瑞典双方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关系。随着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后，实际上与其国家外交关系重叠。
荷西时期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治理台湾期间，即曾雇有大量瑞典籍水手、佣兵和商员。其中最著名者为1656年至1662年间治理台湾的第十一任末代总督揆一(Frederick Coyett)。揆一于1615年生于斯德哥尔摩，家族起源于布拉邦（Brabant），为逃避宗教迫害移居瑞典。
清治时期
1847年，瑞典挪威联合王国与大清国签订《中瑞挪广州和约贸易章程》开始与中国通商，并给予瑞典类似1844年美国和大清国所签订的望厦条约的最惠国地位。
1858年（清咸丰八年），清政府在第一次英法联军战败后，与英国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开放台湾（今安平港）、淡水港口。随后瑞典亦基由天津条约内容，于1863年开始在台湾（安平港）、淡水港口通商。台湾开港后，瑞典人再度来到台湾。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间（清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间）爆发中法战争，法国远东舰队一度攻占基隆、澎湖等地。战后，清政府下令建省。1886年，瑞典驻上海总领事Joseph Haas认为台湾建省一事将大幅增加瑞典在台湾的通商需求，并向瑞典外交部建议在淡水县设立领事馆署理在台通商事务。1886年9月20日瑞典外交部长正式授权指派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 Co.)的英国籍商人嘉希理(Francis Cass)为首任驻台副领事。
中华民国时期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两国维持短暂的邦交关系。
1950年1月19日，与中华民国断交、关闭大使馆。[1][2]
1970年1月，《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作者彭明敏逃离台湾，1月下旬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当时即住在瑞典负盛名的伯纳（Carl Gustaf Bernhard）教授家，并取得瑞典的居留权。[3]:210-211透过国际特赦协会一位在斯德哥尔摩人类博物馆的先生，彭明敏负责该馆分类探险家斯文·赫定的相关资料，一个月后，瑞典政府正式批准彭的政治庇护。[4]:224
1981年前，中华民国与瑞典关系实际工作均由瑞典友人成立的瑞典台湾协会(Sweden-Taiwan Society)经办。1981年9月15日，成立具大使馆性质的台北商务观光暨新闻办事处（Taipei Trade Tourism and Information Office）。1994年3月25日，再更名为驻瑞典台北代表团（Taipei Mission in Sweden）。[1][5][6]
1982年12月9日，瑞典于首都台北设立同等性质的瑞典工商代表办事处（Swedish Industries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设址于圆山大饭店翠凤厅1514室。1991年7月1日，更名为瑞典贸易暨投资委员会台北办事处（The Swedish Trade and Invest Council），[5]由瑞典外交部外贸事务次长索尔门（Michael Shulman）、国会能源暨工贸委员会主席皮德生（Lennart Persson）等人参加更名仪式。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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