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德语：Joseph Alois Schumpeter，发音：[ˈʃʊmpeːtɐ]；1883年2月8日—1950年1月8日）是奥地利一位有深远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家[3]。
Quick Facts 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出生 ...
Close
熊彼特在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特热什季（今捷克共和国），1893年迁居维也纳。
当时还迷恋着古代希腊与拉丁文的熊彼特在1901年入读维也纳大学法学系后，马上迷上社会学。特别是上了奥地利学派学者的课，譬如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欧根·博姆-巴维克和卡尔·门格尔，便开始不断探索经济学。[4]
1906年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1919年任奥国财政部长，1926年回任德国波昂大学。在纳粹兴起之后，1932年移居美国，取得公民资格，任教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1950年1月8日，熊彼特在康涅狄格州塔科尼克去世，终年66岁。
因主张自由主义资本经济制度，与凯恩斯理论间相互对立，虽然他的经济学说并不如凯恩斯在生前获得很大的回响，但研究者咸认为他对于经济学科的思想史有着很大的贡献，于哈佛任教期间引介计量经济理论的研究，竖立该校于经济研究的重镇地位。
在经济学领域中，他使“创造性破坏”一词人人皆知。[5]
个人方面，熊彼特为人熟知的是他为自己立下三个人生目标：成为伟大经济学家、大情人和技艺高超的骑术家。[6]
- “经济循环”（Business cycle）－根据其说法，类似“商业周期”的主张早在19世纪的1830年代就被英国经济学家图克（Thomas Tooke）采用其时代的经济学术语提出过了，后来在重要的经济学家著作中也都约略地提到过这个概念，比如在李嘉图、马歇尔、庞巴维克跟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熊彼特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将商业周期的定义与作用给明确地展示出来之人而已。其中他对朱格拉周期、基钦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进行了综合分折。
- “创新”（Innovation）－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个经济过程。在熊彼特的经济模型中，能够成功“创新”的人便能够摆脱利润递减的困境而生存下来，那些不能够成功地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之人会最先被市场淘汰。
- “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m）－当商业周期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只要将多余的竞争者筛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创新”产生，便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投入，然后又是一次利润递减的过程，回到之前的状态……所以说每一次的萧条都包括著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陈述为：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创造性与毁灭性因此是同源的。但熊彼特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便是由于其自己产生的动力将而不停地推动自身发展，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崩溃于其自身的规模。
- “菁英民主理论”－民主程序论或称为“菁英竞争式民主理论”。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德采用他那德国历史学派的老成语调提出了他对于民主理论的观察。他主张：西方两百年间主要的民主理论皆建立在不真实的前提之上，比如说这些民主理论不经考察投票人是否具有对投票内容的专业认识便以为多数的意见优于少数的意见。他认为这样的民主学说仅仅是空想，与事实完全脱节，更没有真实地阐述政府权力的来源。熊彼特认为他的看法才是符合人类历史经验的：民主仅是产生治理者的一个过程，而且还不是一个必要过程，无论人民参与民主的程度有多少，政治权力始终都是在菁英阶层当中转让。与其主张资本主义即将崩塌时一样，这两个主张都被认为是历史主义者的悲观论点。无论如何，熊彼特的“菁英竞争式民主理论”引起了政治学者的观注，其中以反驳者居多，另外有人将熊彼特的学说与意大利社会学家巴烈图的“菁英循环”说并列为菁英政治学说的两大经典。
- 被誉为“现代企业管理学之父”的彼得·杜拉克一向承认其深受熊彼德的影响。他与熊彼德同样强调企业家在“繁荣”这个目的上所扮演的角色比资本家更为关键，并且改良了熊彼特对于菁英的看法，更多于强调菁英分子的社会责任。另外他也同意“创新”便是生产要素的重新排列，且更深入的剖析了创新的价值。此外在他对于“泡沫经济”的观察中也可看出很明显的熊彼特学说影响。
- 1931年熊彼德访问日本并做了三场对经济系学生的演说，后来证实为熊彼德在日本青年经济学者心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有几位当时坐在台下的学生后来成为熊彼德学说在日本的引介人。回到美国后的熊彼德也对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中几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特别关爱。其终生都很欣赏日本文化。就是因为其对日本文化的友善态度并这几位学生毕生对老师的推崇，使得熊彼德在日本的知名度高过其在亚洲其他国家。这几位学者包括中山伊知郎（波昂大学时期学生、前一桥大学校长）、东畑精一（同前）、都留重人（哈佛大学时期学生、前一桥大学校长）、高田保马（听讲时已是经济学者）。这些人又影响了后一代的经济学家如塩野谷祐一（前一桥大学校长）、与根井雅弘，其中塩野谷祐一是目前日本公认的熊彼德研究权威。
-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1908年[7]
- 《经济发展理论》，1911年发表德文版，1912年英文版
- 《经济理论与方法：历史札记》, 1914年版[8]
- 《经济发展理论》第二版，1926年。有做大幅修改，加上副标“企业者的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及商业周期”
- 《商业周期论》，1939年出版
-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出版
- 《经济分析史》，1954年[纽约]出版。熊彼德死后由遗孀包蒂（Elizabeth Boody）整理发表。
Jean-Claude Drouin, Les grands économist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6.
Stone, Brad; Vance, Ashlee. $200 Laptops Break a Business Model.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2009 [2010-09-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12）. Indeed, Silicon Valley may be one of the few places where businesses are still aware of the ideas of Joseph Schumpeter, an Austrian economist who wrote about business cycle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last century. He said the lifeblood of capitalism was “creative destruction.” Companies rising and falling would unleash innovation and in the end make the economy stronger.
林行止《马歇尔寡情薄义 熊彼德有“好”太太》，信报．2009年8月27日。
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特热什季
美国康涅狄格州索尔兹伯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