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8年）期间英属香港没有受到攻击，德国海军的东亚分舰队是香港最大的外来军事威胁，但是该舰队在1914年12月已被英国海军歼灭，不过持续数年的战事导致驻港英军被大量抽调离开，引致香港防守空虚，促成香港政府将香港本地的后备部队扩充为香港防卫军团及在1917年首次实施征兵制[1]。香港在战争期间为英国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2]。香港华人中，有535人因战事死亡，当中384人是派往中东战场美索不达米亚战役的中国劳工旅的一员。战争期间，香港华人籍机打入由欧裔主导的行业，例如银行业和航运业。开战前夕，香港政府垄断了鸦片买卖，达至政府总收益的46.5%，香港社会及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仍然维持繁荣安定。
军事动员
战时香港总督是梅含理。开战当时，香港的守军共有一个驻港英军步兵营和两个印军步兵营，三个步兵营共计约4千人。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海防炮兵单位，以及属于后备军的香港炮兵来福枪义勇军（英语：Hong Kong Artillery and Rifle Volunteer Corps，缩写：HKARVC），当时约500人自愿参加，而海军则由几艘驱逐舰和潜艇组成的本地防卫舰队。守军由英国驻军司令凯利少将（Francis Kelly）指挥。香港造船厂亦改装了三艘商船，成为武装商船，以保卫港口和海上航道[3][4]。
一战在1914年爆发后，防守香港的驻港英军逐渐被调派到欧洲等地区参加战事，香港的防务变渐渐得空虚，香港政府呼吁英籍居民参加后备军。英国在开战之初尽量抽调现有的英军部队参战，同时鼓励英国人参军，未有强制征兵，可是战事随后不断扩大，而且在1915年进入僵持阶段，演变为持续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持久战，英国本土于1916年1月实施征兵制，但没有规定英国属土也需要征兵及参战。香港政府对于在香港征兵最初仍是采取观望的态度，至1916年英法联军反攻德军，虽在激战中收复小量失地，却有数十万人伤亡，战事显然不会迅速完结，被抽调到欧洲参战的英军部队更不可能回防香港，香港政府因而积极考虑在香港执行征兵制，强制居民服兵役[1]。由于当时在香港居住的大部分英国人是商人、专业人士或政府人员，所以战争初期的自愿服役情况并不理想。至1915年初，只有47名英国人自愿服役。1917年，香港炮兵来福枪义勇军改组为香港防卫军团（英语：Hong Kong Defence Corps），同年，香港政府通过《兵役条例》（Military Service Ordinance）实施征兵制，规定在香港居住的18至55岁英籍男性居民必须服役[3]，以便英国军方可抽调更多驻港英军到其他地区参与战事[5]，不过香港政府基于维持社会正常运作及社会的反对意见，根据《兵役条例》被征召入伍的居民只需在香港本土的香港防卫军团服役，也没有对英籍华裔居民实施征兵。在兵役规定下，年届18至44岁的英籍欧裔男性居民每人每月在香港防卫军团最少服役8日，年届45至50岁的服役日数减半，51岁或以上者则参加基本训练[1]。1918年一次大战终战时，英籍男性2,157人中有579人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服役[6][5]。香港华人亦有参予中国劳工旅，到法国[6]及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协助协约国部队[3]。
香港华人居民中，有535人因战事死亡，当中384人是派往中东战场美索不达米亚战役的中国劳工旅（英国在华招聘的后勤兵）的一员，他们大多因疾病、暴露于恶劣环境或意外中身亡。“一共有384名香港华工在伊拉克为协约国担任后勤人员时死亡，他们包括工匠、管工（foreman）、厨师以及翻译人员，其中皇家工兵死者239人、华人搬运队（Chinese Porter Corps）55人、港口行政及河道保护处（Port Administration and River Conservancy Department）33人、印度陆军后勤工程队27人、英印海军（Royal Indian Marine）14人、印度铁路部13人、印军劳工队（Indian Labour Corps）3人。”[7]除此之外，至少100名华人在参予英国商船海军期间因敌人袭击、疾病或意外身亡[3]。
香港是战时东亚最大的港口之一。1914年7月，英国海军的中国舰队奉命到香港聚集。故此，开战当日，维多利亚港中聚集了前无畏舰“凯旋号”（HMS Triumph）、一艘英国装甲巡洋舰、一艘法国装甲巡洋舰和两艘轻巡洋舰。在港期间，凯旋号因人手不足，从香港驻军营中调动了士兵到船上服役。1914年8月12日，港岛东部炮台由于过分紧张，对没有遵守停止航行命令的日本货轮“四国丸”（四国丸／しこくまる Shikoku Maru）发炮，导致船上一名水手死亡。在一战以及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内战期间，香港成为了英国及其盟友的补给港。中国劳工旅亦是由香港港口出发至欧洲和中东[3][4]。
香港受到的威胁
1910年代初期，德意志帝国海军的东亚分舰队是香港最大的军事威胁之一。1914年英法联军和德军在欧陆爆发激战后，香港守军得悉东亚分舰队的主要舰艇已离开青岛的基地，香港的防守形势一度变得十分紧张。1914年8月23日，日本加入协约国并对德国宣战。大日本帝国海军在亚洲水域有压倒性的优势，得以制衡德国舰队，降低了东亚分舰队对香港的威胁[3]。11月，英日联军（包括从香港出发的凯旋号）占领德属胶州。12月，东亚分舰队的主要舰只在福克兰群岛海战遭英国海军重创，德军对香港亦已变成毫无威胁[5]。
英国迟迟未能判断中国对德国的取态。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1917年激辩中德断交和对德宣战案，至8月14日第二次段祺瑞内阁终于宣布对德国宣战，并派出中国劳工旅支援协约国。[8]然而，在香港毗邻的广东省，孙中山和广东军阀权斗，虽然彼此不和，但都拥抱中国民族主义，由此英军视广东的不稳定政权为“反英”政权，英军内部开始为广东军阀入侵的可能性作准备，在九龙建造临时战壕。虽然在1914年底，广东的政局混乱，对港的威胁减低，但广东军阀入侵的可能性至终战时才彻底消失。[3][5][9]。
英国驻军司令凯利少将曾经在汇报中提及由英属印度来到香港的“摩罗差”警察、守卫及印裔居民有着“强烈的反英情绪”，属于“真正的威胁”。凯利或是受到当时印度独立运动和德国企图与印度争取独立组织合作的消息影响。尽管如此，印裔香港人在战时一直保持和平状态，香港在战争时期未有发生种族骚乱，但在英属海峡殖民地于1915年曾经爆发印度军兵变[3]。
捐款、经济政策
战争期间，殖民政府获授紧急权力，但仅在1917年使用过一次，以调节商品价格[3]。香港的欧裔人士和华人都有向战争慈善基金捐献，以支持英国的战事[6]，例如香港企业家周少岐便是战争慈善委员会（War Charities Committee）委员[10]。香港居民向英国的“帝国飞机队”计划（Imperial Aircraft Flotilla）捐款，购买了两架皇家飞机制造厂B.E.2双翼机，分别命名为“香港一号”（HONG KONG, No. 1）和“香港二号”（HONG KONG, No. 2）[11][12]。香港富有的个人及机构亦向战争基金捐款，如何东则捐款以助英国购买两艘飞机以及数辆救护车[10]。在正常的金钱贡献之上，港人再共筹得1千万港元。这包括了在战争最后两年，经物业持有人（大部分为华人）同意后，向他们收取额外7%的附加税率以筹得的2百万港元[6][5]。
在开战前的1914年5月，政府立例垄断了鸦片买卖，令到政府收益大为增加。至1918年，政府买卖鸦片的利润，达至了政府总利润的46.5%。这令到战时的香港经济突飞猛进，香港进入了“战时繁荣”的局面，香港政府亦因而可提供更多援助金支撑英国继续进行这场旷持日久的战争[3]。在清末民初鸦片买卖成为中国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鸦片辗转流入成立未久的中华民国，中国地方官员和民国军阀都积极扩展鸦片生意作为税收来源及军费开支[13]。
反德情绪
在1911年，香港共有5,248名欧洲人，当中有342名德国人。当时在港的德国人口是香港的第二大欧裔人口（第一为英国人）[5]。德国人对香港经济有重大的影响力，但政治上则几乎没有影响力[3]。1914年8月3日，开战前两天，驻港德国领事沃列泽兹（Ernst Arthur Voretzsch）收到梅含理的电报，指假如英国与德国开战，梅含理会确保德国人能继续他们的商业活动，但他们须宣誓表明不会损害英国利益[14]。开战后的8月5日，梅含理再向沃列泽兹发电报，写道：
我亲爱的沃列泽兹，我悲伤地向你说，最差的情况发生了，我俩的国家向对方开战了。我愿舍弃我的生命，但愿这能避免这种灾难[14]。
相反地，凯利对在港德国人并不信任。例如，在10月5日，凯利曾向梅含理汇报：
以我来看，在这殖民地中自由活动的各德国人，男或女都好，都可能作出坏事，或会延长战争。毫无疑问，他们都在散播谣言，并自然地煽动中国人和印度人反对我们……他们的存在，逼使我们必须更小心，加强保卫重要的地方。我个人并不介意，把所有适合服兵役的德国人都变成了战俘[15]。
战争爆发后的数天内，殖民地政府替敌国人士作假释协定。在港德人暂时可继续商业活动，但必须定时向警察报到，只能在某些区域活动，亦不能离开香港[3][15]。8月12日，伦敦政府下令驻港德国领事馆必须关闭，在港的德国及奥地利人暂时由美国领事协助（当时美国尚是中立国）[14]。因应民众的强烈要求，皇后大道中的德华银行的普鲁士双头鹰标志被移除[15] 。
在开战后的数个星期内，已经有德国人被捕[16][17]。他们被送往昂船洲的隔离营监禁[18]。菲利普·威特曼（Philipp Wittmann）本是在德国商船“爱丽丝公主号”（SS Princess Alice）的船员。他在开战后数天与商船抵达香港，随后被拘禁[16]。威特曼描述昂船洲的拘留营为“细小、严密围起、荒芜的空地”，而且经常受到台风威胁[17]。9月12日，被拘禁者转移至红磡附近未兴建完成的拘留营[3][15]。对被拘禁者来说，红磡拘留营比起昂船洲拘留营的环境较好[17]。如此同时，德籍女士与小孩则被拘留于市区的酒店内，受到酒店厨师和员工的款待[19]。
10月6日，香港立法局通过法例以保证德国公司在某些限制下，能继续营运[14]。可是在同月，伦敦政府逼使港府通过《与敌贸易条例》（Trading with the Enemy Ordinance），容许港府防止、侦测和惩罚居民与敌人之间的任何贸易行为，并能清算敌人在银行的资产。港府以此法例为法律基础，对所有在港德国公司进行清盘，并没收大量德人物业和财产[3]。在10月底，德国方面宣布后备军事动员，使港府发出对德人发出拘禁令。10月31日，德籍女士、小孩及在兵役年龄之上的老人被命令离开香港至上海公共租界或马尼拉[3][15]。余下的德国人，均在德国后备军名单上，他们全数被拘禁[15][17]。
11月，协约国在青岛战役后，占领了德国胶州湾租借地，在胶州的德国人亦有人被转移至香港拘留[15]。被拘禁者被允许庆祝圣诞，1915年的新年则举办了假面舞会。1915年1月27日，被拘禁者秘密庆祝了德皇威廉二世的生辰。翌日，因伦敦政府得知德国处理英国战俘的手法，决定作报复性行动，减少被拘禁者的粮食[17]。被拘禁者投诉说，他们在港期间像咕喱一样被看待[19]，令德国政府向美国作出投诉。2月，美国派出总领事安德森（George E. Anderson）巡视拘留营。在英方陪同下的巡视完结后，安德森表示拘留营的生活情况“可接受”[15][20]。2月17日[17]，5名被拘禁者在兴建剧院小屋的土制舞台时，利用工具掘出180英尺的隧道，并尝试逃脱[3][5]。当中一人在逃脱期间被枪击后被捕，另一人在18日于上水的火车轨附近寻回。其余3人在19日晚上九时于樟树滩附近被捕，他们当时正尝试逃往中国边境[21]。5月21日再有另一人尝试逃脱[17]。他在往牙科检查途中借用洗手间，期间从洗手间逃脱，可是在当晚已寻回[15]。红磡拘留营亦继续受到台风的困扰。其中在1915年10月30日，被拘禁者需要前往枪会山军营躲避台风[17]。
1916年1月，被拘禁者全数乘坐“帝国号”（SS Empire），前往澳大利亚霍尔斯沃斯的另一个拘留营[16][18]。战事完结后，他们被驱逐出境并回到德国，他们的物业和财产则一直没有退还[3]。
人数方面，昂船洲拘留营共计226名被拘禁者[19]。转移到红磡拘留营后，人数为则“约200人”[3]。离港时，被拘禁者共计超过300人，包括了7名女士及13名小童[18]。被拘禁的著名人士包括捷成洋行的创办人雅各布·捷成（Jacob Jebsen）[14]。
后续
在开战后的数个星期内，有约6万至10万名香港华人因担心战祸波及香港，逃难至中国广东省[6][3]。欧裔人口也下降（从1914年的20,710人降至1919年的13,600人）。然而，香港整体人口于战时有大幅的增长，由从1914年的501,304人上升至1919年的598,100人[5]。
战事于1919年7月正式完结后，香港人以烟花、车队和游行大肆庆祝。虽然看似歌舞升平，但是香港经济正经历严重通胀，主要原因为战时的物资短缺以及人口的减速增长，导致物价和租金上升。庆祝后的一星期，因暹罗的稻米欠收、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印度收紧稻米出口、日本对大米的需求急速上升，爆发1919年香港抢米风潮[6][5][3] 。
因有欧洲人在战时离开香港参与战争，令到华人可以打入传统上由欧洲人主导的行业，例如银行业和航运业[6]。1914年至1919年间，共有3间主要的华人银行成立，包括东亚银行[5]。同时，由于德国人在港业务受到严重的打击，英国和协约国商人取代了德国商人的业务。德国人活动受打击的严重程度，可从1921年只有3名德国人在港的情况得知[3] 。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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