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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求国,又称琉求,是唐朝史家魏徵和令狐德棻等在《隋书·东夷》和《隋书·卷64 陈棱》中所提到在隋朝时期位于东方海上的一个岛国,其住民被倭人称作夷邪久国人。根据该史料的记载,在7世纪初(大业年间),隋炀帝得知此岛后派遣两名武将到流求国招降,当地人反抗但被击败,大王欢斯渴刺兜及小王都被杀,其住民的数千名男女被捕回隋。后来此岛的相似名称“瑠求”出现在元朝时期,载于《元史·外夷三》、《元史·世祖十三》和《元史·成宗三》。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曾遣使自澎湖巡检司出发宣抚瑠求,渡海遇到一个“山长而低者”的地方,使臣认定到达瑠求,但跟当地人语言不通,登陆的两百余人中有三人遭到杀害,无功而返。元成宗元贞三年二月,福建省平章政事高兴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为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调兵力,兴请就近试之。”九月,高兴遣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赴瑠求国,生擒一百三十余人而返。第二年正月,又将所俘瑠求人放回,要他们归顺元朝,此后不了了之。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则称“琉球”,文中提及“自彭湖望之甚近”,对于琉球峙山的描述被认为是指今高雄的寿山,并略述其地的物产(其中硫磺与台湾早期的物产相对应)和原住民的生食人肉之类习俗。
法国学者圣第尼于1874年认为这个流求国就是今天的台湾,可能是依循《元史·琉求》的记载“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界内彭湖诸岛,与琉求相对”。梁嘉彬在1958年发表〈吴志孙权传夷洲亶洲考证〉,以东洋针路、季风、洋流等佐证质疑吴国发现台湾的说法,提出隋代的流求应是指今天的琉球群岛,这是最早提出来的反对观点。另有史明等认为,当时隋代的流求应该是泛指琉球群岛及台湾等,中国以东海中的一连串岛屿。
隋炀帝征讨流求一事,详见于《隋书》卷81〈东夷列传〉46〈流求国传〉、以及同书卷64〈列传〉29〈陈棱传〉。其大致经过如下: 大业元年(605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 似有烟雾之气, 亦不知几千里。三年(607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棱将南方诸国人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流求国传〉,引自杨丽祝 nd)[1]
大业三年,陈棱[2]拜武贲郎将;后三岁(即大业六年,610年),与朝清大夫张镇州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陈棱传〉,引自中国网 2001)
简单来讲,炀帝总共征讨过流求三次。第一次是607年,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只“掠一人而返”。次年,再令朱宽第二次进击,但也仅“宽取其布甲而还”。而当时倭国使者来朝,看了后说:“这是夷邪久国(二种说法:一说可能为日本九州屋久岛(やく岛),但原文为夷邪久国,而非邪久国。且鼊屿系澎湖离岛(引自谭其骧1987,21-22),由此出发,不可能一日即达九州或琉球群岛。)”第三次则是在610年,由陈棱和张镇州领军,是一次相当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虏其男女数千人”而返。
文中之昆仑人,疑指唐文献中所指称的昆仑奴(南洋群岛或南亚人士)。台湾原住民为南岛语系,与东南亚诸民族概同,故文曰“有昆仑人颇解其语”。然日本九州与琉球群岛使用的语言属于日本-琉球语系,和南岛语系缺乏同源词、相互理解性极低,完全无法相通,也不能与任何东南亚语言相通,语言上的证据使得流求国指涉到今日琉球群岛或日本列岛的可能性大幅降低(但无法排除琉球群岛与台湾原住民族所使用布甲款式相似的可能性)。此外,自古以来也从未有以昆仑人称呼朝鲜、倭国等东夷民族(请参见古地图:鼊屿、义安、邪久国等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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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所记载的流求,其所指究竟为今天的台湾,或者是琉球,或者甚至是其他的地方,一直是台湾史学界长久以来争论的问题。曹永和认为“聚说纷纭,各持己见,至今仍时有争论”[3]。史明总结众多学者对于流求的各种不同解释,认为结果可以归为以下三种不同的说法:[4]
《隋书·流求国》上所记载之流求人的习俗,似乎是与台湾原住民的文化比较接近。然细读《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有关流求国约千字的描写叙述,指出的当地原住民生活型态以及女子出嫁时“凿齿”的习俗,与平埔族中的巴则海族相近,但是仍有学者不认同是指台湾原住民。
“流求”这个在隋代所使用的名称,一直到宋代还被继续使用,然后再到元代也仍然存在这个名称,只是改写为“琉求”或“瑠求”[5]。在中国史书的记载上,有不同意这种将“流求”视为是台湾的见解。其中有的认为隋代的这个“流求”是现在的琉球,并不是台湾,支持第一种说法的著作,以刊行于1737年的清朝官方史书《福建通志》(郝玉麟监修;谢道承等编纂)为代表[6]。
此外,也有更多的著作,虽然并未宣称隋代的这个“流求”是现在的琉球,但是却对“将隋代流求视为台湾”的这种见解,抱持着相当不以为然的态度。清代朱景英所著的《海东札记》[7]、以及清代林豪所著的《澎湖厅志》[8],都对这种见解提出相当程度的质疑。在陈衍(1856年-1938年)所著的《台湾通纪》中,他这样描述:“隋大业中,虎贲将陈棱一至澎湖,东向望洋而返”(见陈衍 1961,51)。就这段文字来看,陈棱虽然抵达了澎湖,但是并未再继续前进而立刻折返。也就是说,他根本未曾远征过台湾。但隋书陈棱传中,已载明陈棱曾渡海至流求;从何得见陈棱仅出海一次?若又有文献记载陈棱立于义安海边东望,是否解为陈棱从未出海?林豪所言,以偏盖全。《宋史》‘外国列传’中认为流求国位于泉州以东,与彭湖相望[9]:35;史明则以为流求者,泛指琉球、台湾及大陆东方一连串岛屿之解,颇有见地。此外,清代的陆应阳于1686年所著的《广兴记》〈琉求传〉中,也有以下这段文字:
国王有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汉魏以来不通中华。隋大业时,遣羽骑朱宽,访求异俗,始至其国,言语不通,掠一人以还。历唐宋元未朝贡。至明洪武初,三王皆遣使朝贡,后止。中山王来朝,而许王子及陪臣子来游大学,盖山南山北二王相并。……澎湖近福州郡界,天气晴朗时,望之隐然在烟雾之中……。[10]
陆应阳的这段话语焉不详,反而和琉球群岛历史上的“三山时代”与文中的其所描述的三个王国相符,显然不是指台湾。
从以上的这些证据来看,我们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可以判断隋代的流求国到底指的是现今的那一个地方。彭明敏和黄昭堂认为,“以流求(琉求)指现在的琉球而非指台湾,是从明末开始的”,因为根据《元史·琉求》,依地理位置来看,元史提到琉求靠近澎湖,不可能从澎湖跨过台湾直接到琉求岛。彭明敏与黄昭堂认为一直要到明末以后,中国的汉人才对琉球群岛和台湾的区别,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也开始把现在的琉球称为“大琉求”,而台湾本土则被叫做是“小琉求”(今日台湾的西南角海上也有个小岛名叫“小琉球”)。[6]
史明认为“隋代的流求”不能说只是指台湾岛,而应该采取第三说,即认为“流求”乃是包括现今琉球群岛和台湾等岛屿的总称,比较恰当。[11]
这种对“流求等同于台湾”之说法的质疑,也可以在不少当今学者的著作中找到,比如说币原坦(1938)、郭弘斌(2003)、康才媛(2001)、赖福顺(2000)以及张士丞(1971)等。
明朝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亦言:“《祖训》中载有大琉球、小琉球之别。小琉球不通往来,未尝入贡,则今之奉敕封为中山王者,乃大琉球也。”明太祖于《皇明祖训》载明正南偏东的“不征之国”包括大琉球(琉球国)与“不通往来,未尝入贡”的小琉球,后者是否指台湾仍未明确。
不过到了明朝中叶,“流求”的名称逐渐消失在史册中,反而出现“琉球”、“东番”这两个地名,其中“东番”已确定就是今日台湾(见陈第《东番记》与沈有容的相关资料,清代的郁永河也继承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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