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吉尔达斯·朱利安·格雷马斯（法语：Algirdas Julien Greimas，1917年3月9日—1992年2月27日[1]），立陶宛语言科学家。格雷马斯长期旅居法国，其重要著作亦多于法国完成。格雷马斯最著名的哲学成就是提出“符号矩阵”（法语：le carré sémiotique，又称为格雷马斯矩阵），与罗兰·巴特都被视为是当代最杰出的法国符号学家。在结构语言学领域中，他提出了“指称”（signification）以及plastic semiotics的概念[2]，也为符号学中的巴黎学派奠下了基础。除了符号矩阵之外，格雷马斯还提出了许多其他符号学上的重要理论，例如同相符素、行动素模型、叙述性计划（narrative program），以及自然世界符号学（semiotics of the natural world）。他对于立陶宛神话以及原始印欧宗教的研究对于文学语意评论具有重要影响。
| 阿尔吉尔达斯·朱利安·格雷马斯 | |
|---|---|
 立陶宛于2017年发行的邮票，上有格雷马斯肖像。 | |
| 出生 | Algirdas Julius Greimas 1917年3月9日  俄罗斯帝国图拉 |
| 逝世 | 1992年2月27日（74岁） 法国巴黎 |
| 国籍 |  苏维埃俄国（1917－1922） 苏联（1922－1948） 法国（1948－1992） |
| 母校 | 立陶宛维陶塔斯马格努斯大学 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 法国索邦神学院（博士学位，1949年） |
| 知名于 | 符号矩阵（又称为格雷马斯矩阵） |
| 配偶 | 特蕾莎·玛丽·基恩（Teresa Mary Keane） |
| 科学生涯 | |
| 研究领域 | 符号学、结构语言学 |
| 受影响自 | 乔治·杜梅吉尔、路易·叶尔姆斯列夫、罗曼·雅各布森、弗迪南·德·索绪尔、克劳德·李维-史陀 |
| 施影响于 | 雅克·丰塔尼耶、埃里克·德·库珀、布鲁诺·拉图尔、拉斯特科·莫奇尼克、罗兰达斯·帕维利奥尼斯 |
生平
格雷马斯的父母为立陶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父母逃到了俄罗斯帝国的图拉，并在此地生下格雷马斯，并于1918年6月举家返回立陶宛[3][4]。格雷马斯出生时的教名为“阿尔吉尔达斯·朱利叶斯·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us Greimas），后来他在定居法国时，将中间名“朱利叶斯”（Julius）法文化，改名“朱利安”（Julien）。
格雷马斯的母语是立陶宛语，在中学预校期间学习了德语和法语，这使他得以在高中期间，就有能力阅读尼采和叔本华的著作。父母在其中学期间屡次搬家，因此格雷马斯也数度转学。1934年，格雷马斯自马里扬泊列莱今斯鸠乔纳斯高中毕业，进入考那斯维陶塔斯马格努斯大学修读法学。之后前往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学习语言学，并在1939年6月以一篇研究普罗旺斯方言的论文顺利取得文学士学位[5]。他原先希望继续钻研中世纪语言学[6]。然而随着战争爆发，格雷马斯于1939年7月受立陶宛政府征召，入读考那斯军事学校，任步兵预官[3]。
苏联建立“人民政府”的主张，对格雷马斯来说具有吸引力，甚至在1940年7月发表演讲呼吁立陶宛人投票给支持与苏联合并的候选人。他听从了朋友亚历克西斯·丘金的建议，在每次演讲的最后都会提到斯大林，并为自己鼓掌[7]。同年8月，立陶宛正式并入苏联。10月，格雷马斯自军校毕业，以中尉衔编入后备役[3]。之后于希奥利艾的高中教导法国文学及立陶宛文学[3]。
格雷马斯后来与希奥利艾的社会主义诗人哈尼亚·卢考斯凯特（Hania (Ona) Lukauskaitė）相恋，这是格雷马斯第一段正式的恋情。哈尼亚是知名律师的女儿，比格雷马斯大了10岁，曾经结过一次婚，且当时有两个孩子。哈里亚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政治运动家，在家乡希奥利艾成立私人图书馆，致力于文化建设，在纳粹占领其间则投身反纳粹运动。格雷马斯因为这段恋情，阅读了马克思的相关著作，其思想也一度倾向社会革命党的理念。两人最后在战争期间分手，哈尼亚后来与乔纳斯·诺雷卡后来又投身反苏运动，后来被苏联流放沃尔库塔长达十年。刑期结束后又成立了立陶宛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是五位创始成员之一。格雷马斯始终对这位勇敢的初恋情人怀有敬意，在哈尼亚的悼词中给与极高的评价[8]。
1941年3月，格雷马斯在好友兼同事弗拉达斯·保扎（Vladas Pauža）的推荐下，加入了立陶宛激进阵线，但声称只是口头答应，但并没有实际参与活动。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希望在纳粹入侵立陶宛时，伺机寻求独立并将立陶宛境内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境。6月苏联居留了他的双亲，并将其父流放到西伯利亚，并于隔年死于该地。母亲则遭流放到阿尔泰。在历经这些事件之后，格雷马斯开始为遭到居留的立陶宛人民写诗。也在这个时候终身反共，但同时也仍终身服膺马克思思想、左翼思想，以及自由思想[7]。
1941年6月26日，纳粹德国入侵希奥利艾，隔天格雷马斯与其他游击队员被编入纳粹军的一个排。他曾奉德军司令官的命令，把100名犹太人派去清扫街道。这个经验让他感到不快，并在隔天离开军队。尽管如此，格雷马斯离营后仍然执行反犹行动，他成了反犹刊物《祖国》（Tėvynė）周刊的编辑[9]，该期刊的编辑正是之前邀请格雷马斯加入激进阵线的弗拉达斯·保扎，而保扎则是犹太种族灭绝的支持者[10]，据传格雷马斯在当中发表过一些支持种族清洗的言论[11]。
1942年，格雷马斯加入地下组织立陶宛自由战士联盟。该组织前身反犹的立陶宛民族主义党，在纳粹完成对立陶宛犹太人的种族清洗之后，便转而于1941年12月查禁该政党，因此该党便转往地下发展。在这段期间结交了许多具自由思想的终身挚友，如布罗尼斯·莱拉, 斯塔西斯·塞曼塔斯、尤尔吉斯·瓦留利斯等等。
1945年4月，与女友安娜·巴格多奈特-马丁基恩（Ona (Anna) Bagdonaitė-Martinkienė）一起移居巴黎[12]。同年10月进入巴黎索邦大学进修，主修辞书学，师从查尔斯·布鲁诺。1949年取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主要研究时尚词汇，而后该主题又为罗兰·巴特所推广[13]。1948年与女友安娜结婚，并归化法国籍[12]。
1949年12月至1958年6月间，格雷马斯到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担任法语学副教授，开启他的教职生涯[6]。他在这里与几位欧洲人文社会学者每周会进行讨论会，当中包含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14]。此前他也结识了罗兰·巴特，并在此后维持长达15年的密切交流[6]。1959年他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大学任教，之后到法国普瓦捷教书。1965年成为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教授，此后于巴黎任教长达25年，并参与了国际符号学研究协会的创建，并担任秘书长[15]。
1992年于巴黎辞世，死后归葬立陶宛的考那斯彼得拉休奈公墓[16]。
成就及理论
1943年，格雷马斯在他所协助创办的学杂志《钟》（Varpai）上，刊登了一篇标题名为《塞凡提斯和他的唐吉诃德》（Cervantes ir jo don Kichotas）的论文，这是他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7]。这篇论文的发表年代，正好是立陶宛在两大强权轮番侵略的时代。表面上，这篇论文主要是探讨第一篇立陶宛文版的唐吉诃德译本[18][19]，但实际上论文将立陶宛的处境投射到唐吉诃德角色当中[20]，并在当中赞扬了唐吉诃德的抵抗思想，那种即使注定失败，仍旧捍卫尊严的抵抗思想[17]。而真正影响他后续研究生涯的第一篇论文则是他的博士论文《1830年的时尚－论当代时尚杂志中的服装词汇》（La Mode en 1830. Essai de description du vocabulaire vestimentaire d' après les journaux de modes de l'époque）[21]。虽然不久后，格雷马斯便因意识到以单词作为研究及分类单位的局限性，而离开了辞书学研究的行列，但格雷马斯并未完全放弃辞书学带给他的训练，终其一生共出版了3本辞典[22]。在亚历山大港期间，朋友圈的交流拓展了他的视野，也充分影响了他早年的研究主题。在这段期间，他研读了许多学者的研究。这期间对他造成影响的学者包含结构语言学开山祖师索绪尔及其追随者路易·叶尔姆斯列夫的研究、比教神话学开创者乔治·杜梅吉尔、结构人类学者李维史陀、俄国童话专家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戏剧美学家艾蒂安·苏里奥、现象学家胡塞尔及梅洛庞蒂、精神分析学家加斯东·巴舍拉、小说家暨美术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等等[23]。
1960年代开始，格雷马斯开创了话语符号学（discourse semiotics）的分析方法，并在后续的三十年不断进化革新。在此之前，结构语言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中世纪音位及语素的研究。音位表示的是区别意义的最小声音单位；语素表示的是最小的语法单位，可以由不同音位所构成；语素又可以结合成语句（sentence），而语句则是当时能分析的最大单位。格雷马斯希望能突破此一限制，因此着手话语分析的研究[24]。
格雷马斯提出了“语意集”（semantic universe）的概念，为一个涵盖民族语言群内的文化价值体系所有“意义”（meaning）的集合。由于自然语言的语意集实在太过于庞大，因此格雷马斯引入了“微观语意集”（semantic micro-universe）及“论域”（discourse universe）的概念，而概念在现实中会透过文本及言论的方式实现。为了处理指称（signification）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语义的产生，格雷马斯以“转化”（transposition）的技巧，将文本转化为元语言（metalanguage）来完成[25]。
在叙事学的流程描述以及“叙事性”（narrativity）一词的概念也是建基于格雷马斯的话语符号学。他一开始假设意义惟有经过阐释（articulated）或叙事化（narrativized）才具有可理解性（apprehensible）。但他认为叙事结构可以自其他系统中为人所感知，未必须要依赖自然语言，因此他假设语义的表现上，具有“表面”和“深层”两个层次，并形成一个共同的主轴，“叙事性”即是在此主轴上，在表现之前被定位和组织。因此，一种现象的指称并不取决于它的表现方式，而是直接源自它的深层意义，不必透过语言和非语言等表现形式[26]。
格雷马斯的符号学具有生成性（generative）和转化性（transformational），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27]。在第一阶段，他提出了行动符号学（sémiotique de l'action）的构想，使主体在遵循规范性叙事模式（canonical narrative schema）的情形下，根据他们对客体的追求来进行定义。规范性叙事模式依序由“指令”（mandate），“行动”（action）和“评价”（evaluation）这三个连续的步骤所组成。在此阶段，他构建了一种叙事语法并制定了一种叙事程序的语法，主体与客体在此一系统内进行价值的结合或分离。在第二阶段，他建构了认知符号学（sémiotique cognitive），主体必须能够透过模态语法来解释其存在和表现。认知符号学后来开启了第三阶段“情感符号学”（Sémiotique des passions），使学者得以探讨主体在不同的情感及知识水平下，如何对于同一客体进行截然不同的描述[28]。
格雷马斯后来开始研究及重建立陶宛神话。他的研究建基于普罗普、 乔治·杜梅吉尔、李维史陀、马歇尔·黛蒂安的方法论上。他将研究结果发表于1979年的《人神之间：立陶宛神话研究》（Apie dievus ir žmones: lietuvių mitologijos studijos ），以及1990年《寻找民族的记忆》（Tautos atminties beieškant）的文章中[29]，此外格雷马斯也有以原始印欧信仰为主题的研究[30]。
家庭
格雷马斯父亲朱利叶斯·格雷马斯（Julius Greimas，1882年–1942年）生长于苏瓦尔基亚的柳德维纳瓦斯（Liudvinavas，今属立陶宛），是一位学校教师，并曾任督学。母亲康斯坦西娅·格雷米恩（Konstancija Greimienė，1886年–1956年）来自卡尔瓦里亚，是一位秘书[31]。
1934年父亲当选普列奈市长[32]，一直连任到1940年苏联占领为止。夫妻俩人于1941年遭到武力拘留，并流放至不同的劳改营。朱利叶斯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并于隔年死于该地[8]。母亲于1954年回到立陶宛，父亲的墓地则不知位于何处，仅存一纪念冢[33]。
元配安娜·巴格多奈特-马丁基恩（Ona (Anna) Bagdonaitė-Martinkienė）在与格雷马斯结婚前育有一女。1982年8月安娜逝世后，格雷马斯于1984年与特蕾莎·玛丽·基恩（Teresa Mary Keane）订婚[12]。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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