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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酒释兵权是指发生在宋朝初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避免禁军军将也黄袍加身，使类似澶州兵变和陈桥兵变的历史剧重演，篡夺自己的政权，所以赵匡胤通过一次酒宴，在酒宴中发表意见，威逼利诱双管齐下，暗示宴会将军交出兵权，而各将军果然听从，翌日自行请辞。
宋太祖有一天召赵普问道：“从唐朝末世以来数十年，皇帝已经换了八个家族了，战争频繁不休不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什么原因呢？朕想停止天下兵戈，使国家长治久安，如何才能做到？”赵普回答：“陛下讲了这事，是天地人神之福啊。造成天下的混乱，非别的原因，就是藩镇的权力太大，君弱而臣强罢了。今日如想要解决这样的情况，唯有削弱藩镇的权力，限制他们的财政，将他们的精锐的军队没收，这样天下就会安定了。”[1]
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七月初九，宋太祖在退朝后留下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及罗彦瓌一众高级将领饮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对军将们说：“我若没有诸位，也当不了皇帝。虽然我贵为天子，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当了皇帝之后，我终日没有好好睡过。”众将问及原因，赵匡胤回答：“这也不难明白。试问皇帝这个位子，谁不想当呢？”此话令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有异心？”赵匡胤说道：“谁不想要富贵？有朝一日，有人以黄袍披在你身上，拥戴你当皇帝。纵使你不想造反，还由得着你们吗？”[2]
守信等将领跪下磕头，哭着说：“臣等笨到没有想过这事情，还请陛下可怜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宋太祖借机建议：“人生苦短，犹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累积一些金钱，买下田地和宅第，传给后代子孙，家中多置歌妓、舞女，欢乐以安享天年，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大臣们答谢说：“陛下能想到我们这事，对我们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第二天，各位军将就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宋太祖一一敕准，并且给予他们优厚的退休赏赐。[3]
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并改以文官带军，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
此番任免后，宋太祖当年执掌兵权的结义兄弟的禁军职务全部被解除，从此也不再授人。石守信虽然保留着“侍卫都指挥使”的头衔，却已没有任何实权。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派李汉超镇守关南、马仁瑀镇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镇守易州、何继筠镇守棣州、郭进镇守西山、武守琪镇守晋阳、李谦溥镇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赵赞镇守延州、姚内斌镇守庆州、董遵诲镇守环州、王彦升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管榷之利，悉以与之，其贸易则免征税。故边臣皆富于财，以养死士，以募谍者，敌人情状，山川道路，罔不睹而周知之。故十余年无西、北之尤也”[5]。
“杯酒释兵权”一直被传为美谈，但少有人注意其真实性，此事不见于《太祖实录》。“杯酒释兵权”的说法最早出自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司马光的《涑水纪闻》[6]以及王巩在《闻见近录》也都持此说，但各家记载释兵权的过程多有抵牾，且疑点甚多。[7]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8]与邵伯温《邵氏闻见录》[9]则是沿用司马光的说法，并考定日期为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日。近代学者经过考证后，对“杯酒释兵权”提出质疑。邓广铭认为“世传的杯酒释兵权”那一戏剧性事件是查无实据的[10]。1945年，丁则良发表《杯酒释兵权考》，认为此事“全来自传闻，不足置信”。[11]1982年，徐规等撰文提出疑议，否定该事件的存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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