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提出的问题，最早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正式将这个历史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英语：Needham's Grand Question）。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其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则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
 | 此条目可能包含原创研究。 (2011年11月10日) |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同时社会制度上，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其讨论点在于：中国古代以东方的经验科学渐进式发展的技术，得以领先世界一千年左右；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以多样化实验为基础的创新型科学。事实上，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之前的观点
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分，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么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
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分，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难题
李约瑟难题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和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可能指的是秦朝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中央集权，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
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系统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部分人对问题的质疑与解答
 | 此条目论述以部分区域为主，未必有普世通用的观点。 (2012年7月8日) |
学者钱兆华对李约瑟难题的前提提出疑问，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可能并未高于西方，指尽管中国人有不少发明创造，但中国可能仍然落后于西方，因为中国以实用技术为主，缺乏科学论证与抽象化的理论研究；“无论是李约瑟还是我们中国学者在讨论有关问题时，通常都习惯把‘科学’和‘技术’这两个词合在一起使用，这是导致产生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1]
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并不能成为科学和工业革命出现在某地某时发生的充分条件。实际上科学的产生及其思维方式根源于其所属文化（主要是受希腊思想影响的地区包括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及社会背景，实际上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区也未能在同时代独立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工业革命与社会生产和时代需要的关系更大，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很难孕育产生机器化大生产的需要。“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即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高于西方，也不能推出科学和工业革命就一定会在中国发生。实际上，即使是曾经奠定西方科学文化基石的希腊和伊斯兰世界也陷于落后、而没有产生进一步的科学乃至工业革命，可见两者不具必然联系。
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石齐平认为，两个原因使中国的科技先盛后衰：汉朝以下的“独尊儒术”与隋唐以下的“科举取士”结合，使中国古代几乎所有读书人“一辈子皓首穷经，再也无暇钻研天下其他学问”；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1919年五四运动重新认识科学，中国原本的“科技力”获得释放，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大师辈出，改革开放以来科技领域频放异彩[2]。
争议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3]
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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