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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研山（1898年11月20日—1961年5月11日），本名耀辰，字居端，号研山，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荷塘乡(今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篁湾村，卒于香港。著名中国画画家、书法家、诗人、美术教育家、书画文物鉴定家。晚年被尊称为“山水画大师”。
李研山生于珠江三角洲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李载枰爱好书画，亦善丹青。童年在故乡接受旧式的私塾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并开始表现出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和天赋。少年在广州接受新式的学堂教育，就读于广府中学。当时美术课老师就是名画家潘龢。为了接受更好的绘画训练，他还正式拜师，成为潘龢的入室弟子。[1]
1918年毕业于广府中学后，入读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北京求学的几年间，不但没有中断对绘画的学习，而且还借此良机，结识书画家和收藏家，遍览历代名家真迹。同时，在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美育而大量介绍西欧美术的氛围下，他对西洋画也感兴趣。据后来成为著名篆刻家的冯康侯的忆述，他们当时也曾短暂跟随与二人年龄相约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研习西洋画。[1]
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约在1924年前后从北京回到广州。后来到广东省开平县，任教育科长，可是不久就辞职，回到广州。1925年加入成立于广州以其师潘龢为主持人，以守望国画传统为要旨的国画研究会，并参与广东政要和文化名人在颙园举行的雅集。从1926年起先后任职于汕头法院、广州法院，从书记官逐步升迁至民事法庭庭长。[1]
1928年任国画研究会第三届常务委员。当年在册会员达182人，是华南最大的美术团体。同任委员者计有潘龢、李凤公、黄君璧等共十四人。他积极参与和推动会务，包括展出会员作品、出版会刊、经验交流集会等等。他的基础巩固，又经过几年勤学苦练，其诗书画作品逐渐出类拔萃，由此声名大振。1931年由上海蜜蜂画会编、中华书局发行的《当代名人画海》收入赵少昂、李研山、李凤公、潘龢、高剑父、高奇峰及邓芬的作品各一。[2]
1932年8月就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市美）第四任校长。这位年仅34岁的年青校长在其四年任内对市美作出了重要贡献：招聘教授，扩充校址，购置教具，编审教材，使市美面目一新，朝气勃勃。国画系的教授计有赵浩公、李凤公、黄君璧等一批国画研究会的骨干和吴子复等校友；西洋画系的教授则有关良、谭华牧、许敦谷、陈之佛等。此外，他又活跃于推动社会的艺术活动。1933年任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的美术组委员。1936年任广州市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广东预展会的中国画审查委员。[2]
1936年辞任市美校长后，游历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拜访名家。[2]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避难到香港。与画家李凤公一起设立“凤研楼”画室。不到半年，生计困难，只好以清客的身份到协兴俱乐部，接受雅好书画的富人的赞助，以继续走专业画家的道路。1939年起曾先后寓居于雅士雷君轼在香港赤柱的“深杏楼”、藏家黄子静的公馆和在香港粉岭的别墅、以及澳门名人卢煊仲的“隐秀园”。[1][2]
1941年6月从澳门回到香港。同年12月香港沦陷。1942年初，幸运地逃难到澳门，在亲友的帮助下很快安顿下来，建立了被命名为“石谿壶馆”的画室。随着澳门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1943年前往法国的殖民地广州湾（即今之湛江），以便于转入桂林重庆。到了广州湾之后，受到当地名人陈翰华以学长之尊的照顾，于是决定在那里安心读书作画，直至1945年6、7月间才离开，到邻近的茂名县县城小住。[1][2]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从茂名徒步回到故乡新会。1946年创作了《青山无恙图长卷》，这是他成名后唯一在故乡所作的画。不久后回到广州，与吴子复暂居于“黄图画廊”的阁楼，并在画廊举行小型画展。1947年1月与胡根天、赵浩公、黄君璧等二十余人举办“黄图画廊美术展览会”。通过多次画展等艺术活动，他逐渐恢复以至超越了战前的声望，并吸引了很多晚辈学生。其中一个学生陈汀兰还成为日夕追随他的得力助手。市政府曾经有意恢复1938年被解散的战前市美，仍然由他担任校长，结果却没有落实。1948年《中华民国卅六年美术年鉴》出版，他是年鉴的“美术家传略”所收录的广东画家之一。在这期间，建立了被命名为“双铁笛楼”的画室，在战后比较优越顺利的环境里，产出一批优秀的作品。[1][2]
1948年的夏天，重临阔别六载的香港。本来只是一次即兴的短期旅行，没想到竟然一去不返。热情欢迎他的众多书画界朋友力主他在香港开画展。中医师陈炳森还特意为他安排了一个画室，名叫“六安室”，让他在此专心作画，待积累了足够的作品，开过画展才回去广州也不迟。岂料到了1949年，国共内战局势大变，于是他才决定留居香港，叫人结束了广州的“双铁笛楼”。[1]
那时从全国各地来香港的书画家很多。1949年3月6日至9日，与邓芬、高剑父、叶恭绰、张大千等参与由九华堂主办的“时贤名画展览：中国近代书画汇”。同年11月25日至27日与吴子复、陈汀兰在香港思豪酒店画廊举行书画联展。1950年与吕灿铭、胡毅生、溥心畬、陈芷町、黄君璧、赵少昂等十二人在香港思豪酒店画廊联合举办“庚寅书画社联展”。1951年底在思豪酒店画廊举行个展“李研山辛卯画展”，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个展。[2]
那时从全国各地来香港的收藏家也很多。著名书画金石收藏家陈仁涛带来了一大批文物精品，请李研山到他的“金匮室”品鉴。借此良机，他作了一批有系统的仿古作品，临摹对象从董源、巨然开始以至八大、石涛。著名画家张大千带来了他的“大风堂”藏画，两人早有交往，经常相聚谈论书画之道。[2]
1953年的夏天，在九龙钻石山下元岭找到了一间带花园和水井的简陋石屋小平房，终于在香港建立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中国画家之家。其室内环境具有浓厚中国古代艺术气氛，雅淡清幽。此后作画，便开始有“九龙山居”署款。这就是李研山晚年渡过其宁静淡泊的生活、潜心探索发展国画之道的地方。他也在这里设帐授徒，但由于他对学生资质的要求严紧，所以能入其门下的学生不多，其得意弟子中有女画家林蔼。[1]
1958年香港中国美术会正式注册成立，李研山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王商一任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赵少昂任监察委员会主席。1959年名画家溥心畬到香港，他与李研山素昧平生，但因为看到李氏的画，特地于1月5日请王商一等陪同拜访李研山。两人畅谈诗文画艺之道，心畬居士即席赋《金陵怀古》词为赠。1960年2月26日，王商一带同以金晴亿为团长的韩国画家访问团拜访李研山。1960年，被华侨书院聘为艺术系主任。1961年2月，参与在龙冈会馆举办的华侨书院艺术系师生联展。[2]
1961年5月11日凌晨，长期卧病身体衰弱的李研山在睡眠中宁静地去世，享年62岁。噩耗传来，惊动了整个香港的文化艺术界。殡礼在九龙殡仪馆举行，前来参加吊唁的各界人士超过二千人。6月27日香港文化艺术界在九龙总商会大礼堂举行追悼李研山大会。[1]
李研山是一位成就卓越又受人敬仰的现代中国文人画画家。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忧外患深重，民族自信心受到空前的打击，所有传统文化都受到了怀疑、挑战甚至否定。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若要坚持走传统的文人画路线，以之传承国画，继而发扬光大，可以说是逆大潮流之举。何况，自古对文人画画家的要求就很高，即使在传统社会，要当一个杰出的文人画画家，也是难事。
文人画讲究诗、书、画、印的相得益彰。文人画画家则讲究全面的文化修养，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者缺一不可。因此，对于李研山这个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青年而言，他最终自觉地所选择的这条艺术道路，不可谓不任重而道远。
李研山的绘画作风一生数变，而且变化规律有迹可寻。这种变化主要是他自己长期努力刻意追求的结果。
他青少年时就善于工笔写法，精细纤巧，清新雅致。在大多数的评介中，一致说他早期的画类近明代文徵明、沈周和清初石涛的作风，尤以文徵明式的青绿山水而远近驰名。中年继而上溯元代、南宋、北宋以至五代十国的名家作品，通过传统的大量临摹古画的学习方法，吸收其神髓。其中最著名的仿古之作应该是1950年作的《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他对师古从不讳言，故有一块刻有“抗心希古”[3]的印章，也曾经在其弟子林蔼画展的序言中写道：“原习画之道，虽以自运为极轨，而临摹古本，以学问之吃紧处也。”。
李研山虽以山水画大师见称，但其实他画竹的声名也毫不逊色。他的花鸟画风随着其山水画风变化，早期色彩艳丽、精细灵巧，晚期笔力苍劲，简洁凝重。他的小品——扇面和册页，被视为“清雅绝俗之极品”。
大约在1951年“李研山辛卯画展”之后，他的画风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蜕变——一种来自百家而又属于自己的风格，就是陈芷町所说的“衡其所诣之高，已臻道大莫名之境，不可以一家一格拘矣。”这时众多历史名家的笔法画意他都可以做到“意到笔随、心手相应”，自如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了。这种基于整个历史的个人风格，可以说是一种最具文化学术价值、最含艺术深意的创新，是忠于画家创作理论的艰苦实践，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国绘画的一种“继往开来”的创造性发展。可惜这些晚年杰作在其生前，再也没有机会有系统地公诸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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