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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立宪革命（泰语：การปฏิวัติสยาม พ.ศ. 2475），发生于1932年6月24日，是一场由暹罗（泰国）军人和部分平民发动的几乎不流血的政变。这次立宪革命在法理上终结了拉达那哥欣时代一百五十年、泰国历史八百年的国王专制统治，并开启了泰国的君主立宪制时代、造就了泰国第一部宪法，是20世纪泰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全球历史进程以及泰国国内社会、政治变化的产物。值得一提的是，这场革命由相对较为少数的军队与平民发动，而后成立了泰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众政党泰国人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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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82年起，暹罗便由拉玛一世所建立的却克里王朝所统治。拉玛一世同时也以拉达那哥欣岛为中心，建立了都城，曼谷 [1] 超过一世纪以来，暹罗君主得以抵御周围的强邻，如缅甸与其他列强势力，使其不至成为诸如英法殖民帝国之殖民地。到了1932年，暹罗与中国与日本并列，成为三个东亚仅存的独立国家。[2]
拉玛五世于1868年即位后，便着手展开针对这个古老王国的现代化维新，并为其带来许多崭新的改革与发明。他对西方式思潮，主要是法律，政治，哲学，商业，教育和医学，采取积极开放态度。他改革了政府与军事体系[3][4]，于此同时，拉玛五世成功的维持了国家脆弱的平衡与独立性，使暹罗在列强环伺，如西方的英属印度与东方的法属印度支那夹击下得以求生存。国王了解西方新式教育的重要性，并将他的儿子们与数以千计领有国家奖学金的平民留学生送至各西方院校，指望他们将来成为暹罗维新改革的骨干力量。
拉玛六世于1910年即位后接续了他父亲未竟的志业。这位毕业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与牛津大学的国王持续致力于建设基础建设与其他各项机构的现代化，当中包含了任用有能力的平民进入政府内阁。新式院校例如哇栖拉兀学院（基本架构参照了英国公立学校）与泰国第一所大学朱拉隆功大学作为他教育改革的一部分也成立了。他鼓励西方潮流与广泛采用姓氏。[5] 他的改革招致了来自许多方面的不满，特别是来自贵族和和当中较老的反动既得利益者，他们感到自己的影响力正在逐渐被侵蚀。他宪法改革的速度却也导致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派别的不满：进步派和激进派。
1912年一场未遂政变爆发，政变的发起者为少壮派军官，他们试图推翻拉玛六世并另立新王。[6]政变的目标在于改变政府体系，推翻旧制度并以现代西方宪政体制所取代。在预想中新王将会从王储中选出一个对起义者民主诉求的同情者。政变失败后起事者皆被逮捕，作为回应，拉玛六世在很大的程度上终止了宪政改革的进程，并且继续他的专制统治。仅保留了任命一些有能力的平民参加他的枢密院和政府内阁。
1914年，拉玛六世颁布了一项新的戒严法案，在接下来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期间，这项法案仅经过数次微调。
拉玛六世驾崩于1925年，由他的弟弟，巴差提朴(拉玛七世)继位。
拉玛七世，又名巴差提步，为拉玛五世之幼子（第33个儿子，第76个儿女）[7]，曾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拉玛七世继承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国家，他的哥哥拉玛六世留下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国库。这是由于经常性的使用国家金库来填补私人支出，这导致国家与人民必须承担数位皇子奢华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庞大开销。
拉玛七世登基后，立刻着手展开最高理事会的组建(日后成为国家领导权力之中枢)，试图解决暹罗目前所面临的各项挑战。理事会由曾在前政府担任部长职务经验丰富的王公贵族们所组成。不幸的是，他们很快的将过往拉玛六世所任命的平民官员裁撤，并换上自己的人马。理事会由内政部长，北榄坡的博里帕·素坤攀王子所主导。这位受过德国教育的王子是国王的同父异母哥哥。根据泰国王位继承法，他也是王储之一。拉玛七世是一位富有同理心的贤明君主，他立即下令削减宫廷开支，并多次出巡，以了解他的臣民的生活。通过履行许多公民义务，他让自己更容易接触到曼谷日益增长的精英和中产阶级。与此同时，数年前被派往海外留学的学生们开始回归，面对满腔热忱无处发挥，世袭贵族制度造成的贫富鸿沟与祖国的相对落后，大多数人都逐渐对现状感到失望。
1930年，随着1929年华尔街股灾与随后经济大恐慌的爆发，暹罗发现自己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国王提议课征一般所得税和财产税，以帮助减轻穷人的痛苦。这些提议被议会全盘否决，他们担心他们的财富会因此而减少。相反的，他们削减了公务员薪资和减少军事预算，此举激怒了该国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精英[8]，当中军官团体尤其不满。1931年一位帕翁昭（皇室中地位较次的成员）博沃拉代王子宣布从他所任职的国防部辞职[9]。博沃拉代王子并不是最高理事会的成员，因此普遍怀疑，他的行动与由于削减预算而与议会发生分歧有关。而国王则公开承认自己对金融知识的不足，称自己只是一介士兵，并开始了一连串与王公贵族间的讨价还价。
与此同时，国王展开了起草宪法的预备工作，这是民主主义第一次被引入暹罗。在两位贵族与一位美国外交顾问的帮助下[10]，尽管曾有谏言指出暹罗人民尚未对民主政治做好准备，国王依旧决心 在1932年王朝成立150周年之前实施宪政。然而，该草案在最高理事会被彻底否绝。[11][11]
1932年四月六日，暹罗举国欢庆却克里王朝成立150周年。当日国王替一座横跨昭披耶河的新桥剪彩。庆祝活动却显得有些刻意的轻描淡写，这是源于一个可以追溯到国王拉玛一世的预言，他预言王朝将在其150周年结束。到4月底，拉玛七世已经离开曼谷避暑，离开期间由博里帕·素坤攀王子担任摄政。 国王去了班武里府的华欣海滩度假胜地，他的夏季别墅“克莱康原”（วังไกลกังวล：意为 “远离忧虑”）。
泰国政治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没有得到西方东南亚学者的研究。 与东南亚其他新独立的国家相比，泰国作为唯一从未受到殖民的独立东南亚政体，广泛被认为更加稳定[12]。一般认为，从诸如君主制之类的“传统”中使其政权能够保持足够的连续性，避免了非殖民化造成的混乱和麻烦，也免除了革命共产主义的动荡。一些论据显示，准确而言，1932年的革命不过是一场政变，一个由受过西方教育的将军和平民官僚所组成的平民精英阶层简单地取代了绝对君主制和贵族阶层，基本上没有什么是革命性的。David K. Wyatt将1910-1941年的泰国历史时期描述为 “基本上是出于朱拉隆功 统治下改革与政治工作的社会性后果” 。[13] 1932年的革命普遍被认为是“拉玛四世与拉玛五世的改革统治下的必然性后果。”[14]
拉玛六世为暹罗历史上第一位留学海外的君主。他透过激发泰民族主义以世俗，西方的做法，来试图合法化他的绝对专制[15]。他决心维持绝对君主制，并执行许多不受欢迎的政策和决定，但这却降低了却克里王朝的声望和影响力[16]。拉玛六世被指责为应该对暹罗的财政状况恶化负起责任，他在朝廷里的奢侈花费，在面对上流阶层普遍性腐败情况时的无能为力。为创造现代式暹罗民族主义而创立的军事组织“野虎队”也被认为是浪费与无益的。到1920年，拉玛六世统治下的财政管理不善和全球经济下滑使得暹罗的国家预算陷入赤字。[17]到了1925年，即使是最高级的贵族议员也要求大幅削减国家尤其是皇室的开支[17] 这是对绝对君主权威的一次大胆挑战，也反映了暹罗财政问题的严重程度[17]。
他创立的准军事组织“野虎队”疏远了许多正规的军官，军官们对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利益上的被忽视与 “野虎队”的特权感到不满。拉玛六世也引起了贵族之间的怨恨，因为他采用平民出身的官僚而非来自上流社会的同伴主政。因此，拉玛六世遭到批评，既不是一个绝对独裁的君主，但离民主的概念又过于遥远，最终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他将从他父亲拉玛五世继承而来的巨大政治资本挥霍殆尽。这为1932年的革命奠定了基础，在这场政变中，一个由不满的军官和官僚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团体夺权了。
在拉玛五世的统治下，西式教育逐渐兴起[18]。尽管受制于金钱，新式教育经常是贵族与富裕阶层的特权，但这依然成为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流动的管道，为较低阶层的贵族与平民提供一个新的可能性。在这些受益者当中最为著名的例子要属农家出身的銮披汶·颂堪。许多最聪明的暹罗学生，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被派往欧洲留学。这些人当中也包含了中泰混血的比里·帕侬荣。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平民精英不仅吸收了欧洲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受到西方民主，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的洗礼。
然而，在拉玛七世的统治期间，王公贵族再次主掌大权。12个高干中只有四个来自平民与较低贵族[19]。皇家政府试图抢救拉玛六世时期所留下的经济疲弱，但整体情况却在经济大恐慌爆发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20]。随后政府采取撙节政策，裁减许多低阶官僚和士兵，并降低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的工资，这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平民精英之间产生极大的怨恨，尤其是在绝对君主制的庇护下，王公贵族们继续享有庞大的财富和特权。由于对西方民主，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的认识，加上君主专制制度管理不善以及大萧条所引起恶化的经济状况，最终引发了1932年革命。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爆发的原因是源于这些布衣菁英。他们倾向不与贵族和王室进行任何谈判或妥协。尤其是被认为支持君主立宪的拉玛七世。
最新的学术研究并不反对传统解释所提出的宏观原因，但它倾向于更深入地研究暹罗迷宫般的政治世界中，各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他们认为，传统观点过分强调了抽象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并且主观的将西方的革命经验与其政治动荡模式套用在各个社会中，因此忽视了1932年泰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他们没有考虑到1932年的革命发生在一个大多数人还无法直接参与各项政治活动的年代。政治还只是唯有军事和官僚精英可踏足的的领域[21]。举例来说，本杰明·巴特森于1984年和朱迪思·斯托的1991年所作出的，对暹罗君主专制如何结束的研究当中都强调了诸如比里·帕侬荣和銮披汶·颂堪等突出人物的行为以及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保罗·韩德里近期的一个具争议性研究表明，1932年的革命根源其实在于暹罗君主(拉玛六世与拉玛七世)与贵族不愿与新兴的平民菁英分享权力[22]。他认为，由于拉玛六世与七世过于极力捍卫暹罗绝对的君主专制与却克里王朝皇室的神圣特权，迫使平民菁英与一些高阶贵族采取积极手段或默认来支持革命者最终在1932年的武装政变中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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