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猛兽处分政策，是指动物园在战争期间为了防止动物逃脱，而对动物进行的人道毁灭行动，以减少其对周边环境造成的潜在危害。[1][2]
历史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一系列为应对盟军空袭而实施的措施，其中包括在动物园内进行的动物扑杀[3]。这种行为在当地被视为习惯。除了日本之外，英国和德国在二战期间也发生过出于防范动物逃脱而对动物进行扑杀的事件。
然而，也存在一些动物园在危机时刻选择不进行动物的扑杀，而有些动物却在空袭中不幸丧生，如柏林大轰炸期间发生的案例。另外，一些动物在战时为了食品供应而被屠宰，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需要获取肉类的特殊状况下，例如普法战争期间的蓖麻和波吕克斯。
日本
在日本，自1943年二战时期起，日本各地的动物园就开始战时猛兽处分。这项措施不是由军队下令，而是由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等行政机构下令的。由于缺乏饲料，许多养殖动物在战争期间死亡。
1939年左右，即日中战争爆发的年代，日本开始认真思考防空时野生动物逃脱的对策。 1939年5月，第一次全国动物园长会议（后来的日本动物园水族馆协会）讨论了防空时野生动物逃脱的对策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并考虑笼子的防护和安乐死等措施。 这是考虑到当时仍是日本领土的台湾频繁遭到了中华民国空军的跨洋轰炸的影响[4]。自1936年发生上野动物园黑豹逃脱事件以来，上野动物园每年都会进行野生动物捕获训练，而1939年的训练是基于“笼子被空袭破坏导致逃脱”的假设进行的[5]。东山动植物园也进行了紧急时期的安乐死训练，作为防空演习的一部分。
随着日美关系的恶化，太平洋战争迫在眉睫。1941年7月，陆军东部军司令部向上野动物园发出指示，要求其提出非常时期的对策纲要。上野动物园依此起草并提交了《动物园非常处置纲要》。 纲要对饲养动物进行了四类划分，并计划在实际空袭开始和火灾等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从危险程度最高的动物开始实施安乐死。在日美开战后的1942年4月，空袭东京的发生使空袭威胁更加实际。[6]
战时的动物处决始于1943年的上野动物园。并从8月11日决定处决一头大象开始，8月16日，东京都长官大达茂雄下达了处决所有猛兽的命令。上野动物园依照这项命令，以药物安乐死和饥饿致死的方式处决了包括大象和狮子在内的14种、共27头动物。大达曾在昭南岛负责军政，对战局了解颇深，因此对本土的疏开对策非常关注。前园长古贺忠道推测，大达下达动物处决命令的目的可能不仅是为了预防潜在危害，更可能是为了提高国民的危机意识。然而，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这一问题的真相尚未被明确阐明。在东京，井之头自然文化园也进行了类似的操作，杀害了两头熊。[7]
上野动物园采取紧急措施后，全国各地的巡回马戏团等养殖猛兽的处理也成为社会问题。截至1948年，日本国内的马戏团养有51头狮子、11头大象、8头熊、6头豹、2头老虎等，此外，一些非属于马戏团但被称为“猛兽使者”的人 也养殖了多种动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内务省和警视厅于1948年9月要求大日本业协会的临时演出部将猛兽饲养限制在城市之外，并在防空警报后停止演出，还要求进行射杀准备或实施“悉心处置”[8]。1943年10月，警视厅曾下达处分命令，涉及52头狮子等，但其他动物的去向不明。[7]
1944年上半年开始，日本各地的其他动物园也开始进行战时猛兽处理。包括宝冢动植物园、大阪市立动物园、京都市动物园等动物园在1944年3月实施了处理，仙台市立动物园和福冈市纪念动物园也于1944年6月进行了处理。在东山动物园，由于市长的指示，1943年10月至11月期间共有2头狮子和1头熊被处决，但其他动物得以继续饲养。到了1944年12月13日名古屋大空袭时，猎友协会强硬要求“内务省发出射杀命令”，导致了2头狮子、2头豹、1头老虎和2头熊被枪杀。数天后，剩下的8头熊也被处死。[9]
战时猛兽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等行政机构的命令以及来自警防团等的请求，根据动物园自身的判断实施的。有人认为，这些处理行为的责任常被归咎于军方，以逃避自身责任。 然而，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猛兽处理都是直接由军方命令导致的。在京都市动物园，第16师团下达猛兽处理命令。[10]
除了处死外，一些地方还采取了将动物转移到安全地区的动物园以避难的做法。东山动物园在1943年12月将2头狮子捐给蒙古自治邦政府下的张家口动物园。[11]然而，一些计划虽然进行了研究，但并未实施。由于饲料短缺导致的饿死和为了整顿头数而进行的处理也接连发生，一些动物还因空袭而死亡。
战争结束时，存活下来的动物仅剩在东山动物园存活的2头和京都市动物园的1头大象（不久后死于饥饿）、上野动物园的3头和京都市动物园的1头长颈鹿（不久后死于饥饿），以及东山动物园的1头黑猩猩等少数动物。唯二幸存的大象后被专列货车运送到东山动物园。[12]
1943年8月16日，东京都长官大达茂雄发布了对上野动物园等地进行猛兽处理的命令，根据命令，上野动物园进行了包括大象、狮子、老虎、熊、豹、毒蛇在内的14种27头猛兽的处理。大部分采用混入毒药的投毒方式进行，还有使用电缆绞杀、饿死以及刀具处理的例子[13]。
大约两年前的1941年8月11日，为响应陆军的指示，上野动物园制定了“动物园非常措施要纲”，并制定了在空袭危机迫在眉睫时的处理方针。要纲依饲养动物的危险程度，将其分为“第一类”熊、狮子、大象、老虎等，到最低危险度的“第四类”金丝雀、龟等。 准备时机方面规定，“第一期的防空令、第二期的空袭时，完成准备，第三期的空袭中，根据火灾威胁的临近程度，依次处理第一、第二类动物，进一步威胁时 ，依序处理第三类动物。”由于收集饲养动物的成本庞大，再次取得也困难，因此方采取慎重处理的政策。处理方式以药物毒杀为主，并规定了投药量，作为备用手段也包括了枪杀。[14]
大达担任东京都长官后，对于猛兽的处理转变为预防性的处理。大达在1个月内发布了对所有猛兽进行药物毒杀的命令，该命令于同年8月16日由代理园长福田三郎发布。处理对象包括被认定为“第一类”危险动物中约占一半的27头，其中包括幼豹（生后约半年）、美洲野牛2头、彩虹蛇和响尾蛇在8月20日之后加入。为避免市民因枪声而感到不安，决定主要采用硝酸和马钱子碱的药物毒杀方式。为了保守秘密，饲养员的家庭也被禁止透露处理的事实。
猛兽处理工作于8月17日命令当天闭园后开始。从开始先对棕熊和亚洲黑熊各1头进行药物毒杀，到9月1日，共进行了包括1头大象在内的24头处理。猎豹小八[15]也是在这个时候进行的处理名单之一。虽然工作几乎是每天进行，但由于解剖工作以及后来讨论的疏散问题等原因，也有休息日。大部分按计划进行药物毒杀，但弱势不肯吃毒饵的状况，则采取一些例外，包括采电缆进行绞杀，东北棕熊因仅吃活食而无法用药物毒杀，因而被刀具切断头部。9月11日又有1头大象和1头年幼的豹子死亡，到9月23日，共14种、27头动物的处理工作结束。[16]
在整个处理过程中，三头印度象的处理尤其著名。其中，性情凶猛的“约翰”在命令下达之前的8月13日就开始进行饿死处理[17]，并在第17天（8月29日）饿死。根据处理命令，剩下的2头也将以饿死的方式处理。饲养员菅谷吉一郎认为，性情凶猛的约翰是无可奈何的处理对象，但性情温和的“东奇”和“花子”是可以挽救的，于是向福田代理请求。福田也曾考虑将两只印度象转交给其他动物园以拯救他们的性命，但由于大达的反对而未能实现。花子于9月11日饿死，最终幸存的东奇也于9月23日凌晨2点42分饿死，自此，上野动物园的大象全部死亡。空闲的象舍后来被用作材料存放场，但在1945年4月13日东京大空袭中，受到大量燃烧弹的波及而被毁坏。[18]
关于大象的处理采用饿死的原因，福田回忆起起初曾尝试使用药物毒杀。福田表示，最初对于“约翰”的情况，为了增加其食欲，首先进行了绝食，然后喂食了含有硝酸和马钱子碱的有毒马铃薯，但对于敏感的大象而言，它们察觉到了并吐了出来。 据称其他大象也同样不接受有毒食物。 尽管尝试过毒物注射，但由于厚实的皮肤无法刺穿针头而失败，只得采取了饿死的选择。 然而，弗雷德里克·S·里顿（Frederick S. Litten）主张在日记中没有记录药物毒杀的尝试，可能一开始就是采取饥饿死亡的方针。福田的战时日记中确实有记录陆军相关人员试图将毒物混入水中让“东奇”饮用，但并未提及毒饵。此外，关于毒物注射，有记录军方人员对“东奇”进行了采血，因此认为由于采血注射针可以穿透，毒物注射在物理上也是可能的[13]。
在接到处理命令后，也进行了一些努力以避免处理。在16日传达命令时，公园科长和福田代理等人讨论了可能疏散的可能性。曾给名古屋市的东山动物园和仙台市的仙台市动物园发出了转交2头豹和2头黑豹的请求信，以及1头大象的请求信。 两个动物园都积极回应并进行了铁路安排，但在8月23日大达都长官下达停止疏散的指示后，疏散计划被取消，此外，还有计划将幼年豹转交给高松市的栗林公园动物园，向大阪天王寺动物园询问是否接受大象和马来熊，以及向满洲国新京动物园提出接收爬行动物的建议，但所有这些计划均未实现[19]。
有野动物园在战时对猛兽的处理实施于同年9月2日公布，在报道等媒体中称为“时局牺牲动物”，9月4日，大达都长官等人出席了追悼仪式，但由于当时2头大象仍然处于饥饿状态且存活，因此象舍被拉起了帷幕并被蒙上了眼睛。动物的尸体在陆军兽医学校的协助下进行解剖，并加工成标本，包括标本和晒干的皮。标本在1943年底制成，从1944年1月开始展出，包括狮子、豹、北极熊各2头，棕熊、老虎和野牛。[20]2头大象的晒干皮被提供给陆军服装厂作为研究资料。除了战时猛兽处理以防止逃脱之外，由于上野动物园饲料供应困难的原因，还进行了整理饲养动物的处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野动物园就已经显露出饲料短缺的问题，推进了以鱼类代替肉类和使用城市街道树叶作为牧草替代的措施。[16]
1941年2月，为了整理，3头喜玛拉雅棕熊和1头亚洲黑熊被射杀，山羊等被用作肉食动物的饲料[21]，随着战局恶化，饲料供应状况愈发恶化，1945年，由于两头河马（京子和马尔）因饥饿而死亡，以及许多鸟类被用作肉食动物的饲料。由于饲料不足和空袭的压力，海狮和黑猩猩因营养不良而死亡。 暖气用燃料也严重短缺，热带产的动物疾病频繁。 由于饲养动物的减少，空出的设施用于饲养人类食肉用的牲畜。[18]
关于上野动物园在战时对猛兽的处理的情况，当时代理园长福田三郎发表了《动物园物语》，后来于1957年由山本嘉次郎导演并更名为《象》改编成电影。
战后有部分创作作品以此为题材。最为人熟知的是土家由岐雄的童话作品《可怜的大象》（1951年），该作品以上野动物园大象的悲剧为基础，也使战时猛兽处分变得广为人知。[22]
此外，饭森广一的漫画《东奇物语》（1971年），以及藤子·F·不二雄的漫画《哆啦A梦》中的“象与叔叔”（1973年，收录于《藤子·F·不二雄》第5卷/《哆啦A梦》第4卷），分别描绘了动物园中进行的战时猛兽处分。[2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上野动物园面临着复原与转变的挑战。同年，台东区儿童提出“想看到活的大象”的请求，得到了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回应后，印度于9月向上野动物园赠送了一头亚洲象母象，并将其命名为“英迪拉”，以纪念尼赫鲁总理的女儿英迪拉·甘地。
同年9月，泰国也赠送了一头亚洲象母象给上野动物园，这只象是继战前赠送的“花子”后的第二代，得名“花子”。不同于前一头在战争中被处分的命运，花子于1954年转移到井之头自然文化园。并在2016年5月26日辞世[24]。
1952年，上野动物园饲养企划长林寿郎从肯尼亚动物商购得48头动物，包括河马、长颈鹿、猎豹、斑点鬣狗等。这些动物陆续卸载在名古屋港、神户港和横滨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引发了对于日本的安全担忧。上野动物园在1950年底至1951年1月间制定了应对措施，包括《上野动物园非常事态计划》和《非常事态打开计划资料》的手册。该计划的主要策略是将动物疏散到伊豆大岛，以避免受到扩大的战事和空袭的影响。然而，在1951年5月至6月，象“花子”和一头狮子被派往伊豆大岛，这是动物园常态流动展览的一部分，并非直接与战争相关[25]。
1943年12月27日，台北市圆山动物园因预备空袭而进行猛兽处分，并先处分熊及棕熊。为确保有效处理，动物园在经过多次研究后采用电气法进行杀戮。为了永久保存处理后的猛兽，其骨骼及内脏也提供给台北帝国大学研究室作为研究资料。[26][27]
园区内饲养的红毛猩猩一郎，由于其身份为国宝，将对其槛舍进行补强，以确保其安全并加以保护。该动物园内的亚洲象玛小姐被视为“已驯化动物”而不列入处分名单。[28]
德国
在德国，动物园在战争期间分为进行预处置和未进行预处置的设施。尽管有一种说法指出，战争初期，德国西部的动物园曾被下达扑杀野生动物的命令，实际执行情况并不明确[13]。其中在柏林动物园，虽然附近居民和工作人员担心动物可能逃脱，尤其是狮子和老虎，但在战争初期并未进行任何预处置。相反，大量的家养动物在战争中死亡，而动物园的大象、狮子等在1943年的空袭中受到毁灭性打击而死亡，但还有91只动物在战争结束时幸存[29]。战争后期，空袭开始后，慕尼黑动物园和法兰克福动物园的狮子被扑杀。
乌帕塔动物园是早期进行预扑杀的一个例子。1940年3月15日，该动物园根据市政府的命令枪杀了三只棕熊、两只北极熊和五只狮子。该动物园在空袭中没有受损，但在战争结束的混乱中，大部分剩余的动物都被扑杀或洗劫。然而，它在战争结束后几天就恢复了运作[30]。战争期间，盟军有关“德国动物园里的野生动物全部被提前扑杀”的报告也与事实相矛盾[31]。同样地，还有关于柏林动物园在空袭中大批动物逃出，被机枪射杀的虚假报导。这些矛盾的情报可能是在战争期间流传的虚假信息。[13]
在由哈利·皮尔执导的1943年德国电影《恐慌》中，曾描述了一只野兽从动物园逃跑的情节，某些报道可能受此电影的剧情影响。[13]
英国
在二战期间，英国因在不列颠之战遭受德国空袭，使得伦敦动物园采取了措施，扑杀毒蛇、蝎子等无脊椎动物，以防止它们在空袭中逃逸。这导致负责爬虫类25年的动物园管理员当众哭泣。然而，其他动物并未事先被扑杀，大多数被赶到角落以躲避子弹。一些稀有动物例如大象，被疏散到惠普斯奈德动物园。两只海狮则因缺乏饲料而被疏散到美国。尽管伦敦动物园在空袭中受损有限，但仍有动物逃逸的事件，需要几天时间才重新捕获。[32]。
1941年，贝尔法斯特进入德军轰炸范围后，贝尔法斯特动物园根据公共安全部的命令扑杀了33只动物，包括狮子、狼、鬣狗和北极熊。这些被扑杀的动物在战后才被重新发现。然而，一些大象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未被扑杀。一头名为希拉的小象被暂时藏在看护人家的后院，以免被扑杀。据贝尔法斯特动物园称，照顾希拉的人的身份长期不为人知，
2009年，该人被证实为饲养员丹妮丝·韦斯顿·奥斯汀，奥斯汀因担心德国的轰炸可能会打破动物的笼子。为防止希拉遭到杀害，每天下班后都会牵着大象到她位于怀特韦尔路的家。动物园的其他员工并不知道奥斯汀的行为，一直到希拉在追狗时跑进邻居的花园，并在过程中打破了栅栏后。邻居才向动物园负责人迪克·福斯特报告了这一事件，后者最后将大象带回了动物园。[33]
1944年，作家约翰·狄克森·卡尔的悬疑小说《他不会杀死耐心》（1944年出版）针对政府要求动物园杀死毒蛇的情境提出批判。
美国
在美国，由于日军的空袭，动物逃逸的风险成为一个问题。例如在费城动物园，当城市遭受轰炸，导致动物因笼子损坏而有逃逸的危险时，警卫决定杀死30只危险动物，包括美洲野牛、狮子、非洲象等。猴子则在逃逸威胁下被枪杀。这些计划同时考虑重新捕获鬃狼和鬣狗而不是扑杀它们。[31]
另见
- 英国宠物大屠杀
- 艾莉
- 大象列车
参考来源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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