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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祺忠杀妻案是于2018年8月16日发生在香港大学伟伦堂的一宗伦常命案。当晚，香港大学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副教授张祺忠与妻子陈慧文爆发口角，用电线勒死对方，事后将尸体藏于大木箱，放置于办公室。其后，张祺忠携女儿到警局报案，警察在上门调查时，最终在张祺忠的办公室发现藏尸用的大木箱，以此逮捕张祺忠。案件于2020年11月在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控辩双方围绕被告张祺忠是否故意杀人展开辩论，最终陪审团以5比2的大比数，裁定张祺忠谋杀罪成，依例判处终身监禁。
由于事发地点特殊，加上嫌犯张祺忠是香港大学校委，关心学生及教职员的贴身利益，在校内积累一定名望，案件受到广泛关注。
1964年，张祺忠出生于香港一个平民家庭，中学就读于圣保罗书院，及后负笈英国伯明翰大学修读理学士学位，凭一级荣誉毕业，之后拿奖学金到威尔士大学读博士，回港前在英国著名汽车零件公司“Dunlop-topy Wheels Ltd”担任维修工程师2年。1987年在英国结识家境殷实的妻子陈慧文（Tina），翌年在当地结婚，两年后长女张思慧（Nancy）出世。1991年，夫妇二人携同张思慧回港定居，张祺忠先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一年，其后至香港大学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系任职副教授，长达27年，专注于智能自动检测系统的研究，同时担任港大校委会委员兼工程学院助理院长，也是伟伦堂的舍监[1][2]。案发三周前，陈慧文偕同张祺忠到英国探望胞妹陈慧贤，期间驾车外出共餐时曾就路向争吵，两人关系因此改变[3][4]。
死者陈慧文事发时53岁，自称拥有大专学历、经验10年的老牌育儿专家，曾在育儿陪月网站刊登服务广告[5]。虽然案发现场位于张祺忠在伟伦堂的宿舍，但夫妇二人名下有五个物业，包括干德道慧豪阁、罗便臣道信怡阁、列堤顿道嘉华大厦、牛池湾峻弦、皇后大道西景赐大厦，从1994年到2012年间由陈慧文购入，按案发时市价估价，一共高达6800万元。陈慧文连番出手，令张祺忠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薪金加上租金收入都无法偿还不同银行的按揭贷款[6]。
案发前夕，陈慧文和胞妹陈慧贤于2018年8月14日到星展银行旺角分行咨询开户事宜，负责接待的银行客户经理曾向二人介绍存款会得到回赠，二人遂开通户口，但要择日入钱和再开立投资户口。8月16日，陈慧文和陈慧贤再度来到银行，指自己除400万外，还有约200万闲置资金，询问赚取回赠。客户经理建议介绍其他人开户，陈慧文故决定邀请丈夫开户。之后，陈慧文致电丈夫，通知他晚些时候签下银行人员给他的全部文件。然而，客户经理与同事到港大找他时，他没有多理会开户的事情，需择日再谈。当天，陈慧文两人也到花旗银行铜锣湾分行计划存款400万港元[7][8]。陈慧文所提供的支票出自张祺忠的账户，但账户的实际金额不多，因此支票属空头支票，若使用必定弹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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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6日晚，张祺忠接见申请入住伟伦堂的学生后，返回寓所时目睹妻子与女儿争吵。当晚他儿子不满自己房间厕所板被母亲调换，遂用胶纸封上其姊和母亲所用的厕所，并在上面挤上朱古力酱。大女儿返家后，看到厕所不能使用，要求母亲打理厕所，但母亲不予理睬，入房关门。女儿不悦，用晾衣架大声撞门，母亲打开房门，女儿将胶纸扔入房内，并拉母亲，要她清理厕所[10]。
一番争吵过后，女儿愤然离家，到朋友家暂住。张祺忠和妻子则回房间，各自坐在床边看电脑和手机。按照惯例，张祺忠为妻子送上一杯橙汁，但妻子饮后指橙汁变味，要他去超市退货。张祺忠大怒，指女儿见家中橙汁已喝光，买了另一个牌子。他又指责妻子刚刚把女儿赶走，是不是想把她骂到以后都不回家，妻子反过来指责他没有制止女儿，没有履行为人父亲的职责。张祺忠指责妻子未清理厕所，妻子反指厕所的事情不是她造成的，扬言要离家，又说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张祺忠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物业。张祺忠表示，自己买楼去银行按揭需要工资证明，妻子则表示“打份工好叻咩，旨意你......靠你揸兜都得啦”[注 1]，并一脚将张祺忠踢下床。张祺忠准备离开房间，伸手从床底拿拖鞋，但摸到电线。张祺忠心想“你咁多野讲呀啦”[注 2]，便从背部用电线箍住她的脖子，将其勒至断气，继而在她头发后将电线打结[10]。
张祺忠知道自己杀了人，非常害怕，但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于是将妻子的尸体藏进一个蓝色行李箱，将其放在儿子房间门口。之后返回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半睡半醒，直至翌日早上。上午，他向寄住在家中的陈慧文胞妹陈慧贤谎称陈慧文已出门，之后如常送儿子张思博（Scott）去牙医诊所上班，回来时家中空无一人。张祺忠于是趁机会将尸体从蓝色行李箱移至另一个绿色的行李箱，将箱子置于露台。时值炎夏，尸体迅速散发臭味，于是张祺忠从木材店买来八块木板，依照行李箱的尺寸制作木箱。之后几天，张祺忠将木箱留在露台，再把木箱放在居住楼层的大堂某角落。此外，为了制造妻子离家出走的假象，张祺忠扔掉妻子的鞋子和护照，之后如常游泳、放狗，也曾向妻子WhatsApp发送“Hello”等消息作掩饰[11]。
陈慧贤几日不见姐姐踪影，非常担心，便向张祺忠质问姐姐的去处，张祺忠回称她姐姐那天拿着护照出去旅游放松心情了。陈慧贤当下释除了疑虑，但事后仍觉得事情不对劲，于是向张祺中女儿张思慧表露了自己想报警的想法。张思慧将其小姨的想法以WhatsApp传递给张祺忠，张祺忠坚持要自己报警。他在收到短讯后，将露台的木箱搬到居住楼层的大堂[12]。8月20日晚，张祺忠携同张思慧到警局报警，其后张祺忠陪同警察到伟伦堂单位搜查，一同查看大楼闭路电视的片段，其中在大厦升降机入口处发现一个身影疑似妻子的女性，遂将该女子指认为自己的妻子，借此打发警察。他又预料警察必定会到大厦搜查，必须处理尸体，但又不想将尸体投入大海或垃圾站，于是将大堂的木箱移至自己黄克竞大楼的办公室，在搬运时又放上炉具和微波炉以作掩饰[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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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2日，警方再次来到伟伦堂调查时，在停车场见到张祺忠将装有车轮的木箱推往一辆停泊好的货车处。木箱以浅蓝色布覆盖，上面放有上放有煮食炉和微波炉。警方上前打招呼，但张祺忠没有回应，径直推动木箱。然而木箱十分重，张祺忠推的时候失去方向，在货车司机的帮助下才将木箱搬上尾箱。警方询问木箱内放置的物品，张祺忠讹称里面装有Ocamp（迎新营）物品，预留给夏天沙滩活动，之后便离开。警方认为张祺忠搬运木箱的举动存在可疑，于是又于8月24日返回伟伦堂翻查闭路电视，在16楼的大堂处发现煮食炉。之后又到张祺忠黄克竞楼的办公室盘问，张祺忠改口称木箱装着一些旧生留下的电子器材和铝条，因为过段时间要举办机器人比赛，他把该些物品带返大学，让学生决定是否有需要使用[13]。
经过连日调查，警方发现陈慧文并未离开伟伦堂寓所，遂于8月25日安排张祺忠等人到港岛区重案组总部接受查问。警察问张祺忠是否藏匿陈慧文，张祺忠否认，之后又到伟伦堂寓所调查，期间张祺忠的上半身一度探出露台，警方担心他有危险，将他拉回来。之后众人到办公室搜查，张祺忠期间有发短讯。警方途经张祺忠办公室，闻到一股浓烈的臭味，张祺忠慌忙辩称自己没有在办公室打开木箱。警方要求他打开房门，入内寻找气味来源未果。由于房间内杂物繁多，警方未进行全面搜查，暂无特别发现。此时，警方收到张思慧男友打来的电话，指张祺忠刚才在家庭WhatsApp群组声称想自杀，警方查看张祺忠手机，张祺忠随即变得激动和不合作，表示“你怀疑我，我想死”。张祺忠冷静下来，带警察到楼内的一个房间，出示六块木板和一辆板车[14]。事实上，由于张祺忠猜测警方会询问木箱去向，故预先再到木材店买6块木板，向警方假装已将箱拆开，但真正藏尸的木箱一直在他的办公室没有移走过[15]。
8月28日，警方再次到黄克竞楼七楼的张祺忠办公室调查。升降机大门刚打开，尸体腐化气味便传来，而整层楼只有张祺忠的房间打开房门。警方来到办公室，问张祺忠臭味从何而来，张祺忠谎称有死老鼠。警方直接问张祺忠，问他妻子到底是生还是死，张祺忠惊慌，未直接回应，最终在张祺忠办公室发现白色木箱。警方问张祺忠是否将陈慧文的尸体藏于箱内，张祺忠表示，“你都揾到个箱，我唔洗讲，你都知”[注 3]。木箱打开，行李箱出现，里面装着的尸体发涨腐烂，漏出血水，踡缩成一团，只著内衣裤，颈部有两根电线缠绕。张祺忠因涉嫌谋杀当场被捕。不过，警方在调查时认为陈慧文的死因存在多个可能性，可能是自杀，可能是子女与被告合谋，故未立即肯定张祺忠是疑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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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当天早上，张祺忠曾发电邮安抚伟伦堂宿生及教职员，解释警方只是调查家中失踪人员，希望大家不必担心，并对此表示抱歉。张祺忠女儿张思慧也曾在陈慧文失踪后于校园内张贴寻人启事[16][17]。
在2018年8月29日的新生开学礼上，时任港大校长张翔发言时主动提及张祺忠被捕事件，指自己对这起“校园惨剧”感到震惊，认为事件真相尚未明确，会向受影响的师生及教职员提供适当支援，帮助他们渡过艰难时刻[18]。8月30日晚，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召开紧急会议，一致投票同意暂停张祺忠学生会荣誉司库一职，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梁小菁将担任署理学生会荣誉司库[19]。
张祺忠于2018年8月30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控方申请将案押后，等待警方后续调查，又指被告声称有自杀倾向，要求惩教署在押后期间特别看管被告[20]。
案件于2018年11月22日再讯，控方指需待验尸及基因化验报告。裁判官准案押后至2019年2月14日再讯，张继续还押[21]。2月14日的提讯指死者死因为颈部受压，但基因化验报告则未有结果，故押后至2019年3月28日再讯[22]。为完成三个认人手续、证人辨认证物及死者颈上电线和衣物的基因报告，案件又押后到2019年5月23日处理[23]。2019年6月20日，控方加控张祺忠阻止合法埋葬罪，而案件押后至2019年7月29日进行交付程序[24]。
2020年11月9日，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审理案件。死者陈慧文的胞妹陈慧贤是控方证人之一，但由于陈慧贤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无法从英国返港出庭，控方在庭上读她作的三份书面证词。案发时，她带同8岁女儿来香港找死者，寄住在伟伦楼寓所。她形容死者性格火爆，欠缺耐性，爱指责他人，相比之下被告很少说话，常板着脸，夫妻相处时会顺从死者，财务也由死者掌管。她又指被告和死者“悭家”：被告较常光顾快餐店，少上高级餐厅，夏季热天都少开冷气；而死者会选在早上和下午的特价时段到酒楼饮茶，和家人外出用膳时都会分账，去旅行会买最平的机票，订最平的酒店。当晚被告行凶时，她曾留意到被告在房间内用身体压住陈，误以为两人在亲热[25][26]。
星展银行客户经理赵建威认同死者行为霸道，难以融洽相处。他提供开户服务时，死者曾不停向他要求更多的优惠，态度咄咄逼人；又要求赵经理去港大找被告开户，否则就转到西环分行开户。赵经理为了业绩，便和同事一起去港大找被告。这种类似“飞的”服务一年只会提供一两次，正常情况下不会有[27]。后来为死者开户口的花旗银行销售助理李键豪提到当日死者取出一张400万元的支票，称丈夫让她用这笔钱买喜帖街物业。他形容死者“买楼好似买棵葱咁易”[注 4]，加上其提供的住址是在沙宣道，属富人区，故认为死者相当富有[注 5]，另外死者曾透露丈夫富有和忙碌[7]。
死者儿子张思博为牙医，据他介绍，死者和被告为人友善、有礼貌、待人热诚，但是死者讲话口直心快，容易中伤他人，经常爆发口头冲突，也时常改变主意。虽然死者和被告不时争吵，但骂人的一方都是死者，被告很少回击，但双眼会瞪大并自言自语。案发前的数年间，被告也变得易怒，开不起玩笑。另外，死者亦曾指骂父亲的收入不多，如果不是她投资，恐怕会“揸兜”，甚至会在其他亲戚多次强调这番说话，但实际上被告收入没有这么差[28]。死者长女张思慧为廉政公署调查主任，她表示死者说话尖酸，经常会就小事和被告争吵，但两人平日相处颇为愉快，死者每次去打羽毛球，几乎都有被告接送。她呈上两人的合照，形容“佢地成日都好开心好sweet”[注 6][29]。
建筑师陈梁材和被告认识50多年，是小学至预科的同学。他指被告性格随和，以往频繁出席同学聚会，但近年来多番推搪，出席聚会次数减少。被告还押期间，他曾前往探望，并会互通书信，认为被告是值得他付出的朋友。至于死者，他认为她缺乏社交技巧和幽默感，有一次到她府上烧烤时，竟然要求他自己动手，并指被告的朋友都是这样的，难道要她招呼[30]。作为被告的同事，港大机械工程系行政主任何达权形容被告工作有热诚，乐于帮助同事，对学生爱护有加。他又说，张祺忠2018年3月病愈出院后，工作效率兼决策能力下降，耐性转差，有时开会之后会发脾气，怒斥校政对学生及教职员造成不公，曾目睹张祺忠拍台骂人[31]。伟伦堂员工蔡荣辉（音）居于被告楼下，他透露死者外号“天拿水”，出自其英文Tina，寓意“一挞（点）即著”，伟伦堂的太阳能板安装工程就因为她投诉而延误；他有时会听到死者在家中大叫或骂人，认为她个性好强，但不算太强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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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心理专家郑健荣表示，被告在会见时透露自己情绪自我调节能力偏弱，即便是轻微的压力都会产生不良情绪。他分析，被告的心理情况是工作量过多和身体状况所致，但最主要的原因出自死者。死者经常在别人面前侮辱被告，形同精神虐待，导致被告情绪控制能力受损，长期压抑自身情绪。精神科医生何美怡表示，被告本身患有严重抑郁症，情况在案发前数月变得尤为严重，容易发怒；她认为被告精神压力来自工作及与死者的紧张关系，两人关系在子女回港生活后变得更加紧张，每论及子女时，被告往往会反驳[33]。青山医院法医精神科医生萧慧敏综合各方资料，判断被告案发时患上抑郁症，影响判断及自制力，但没有证据显示被告诈病[34]。
控方引述专家观点，认为被告杀人时十分冷静，没有情绪失控。虽然死者比较顽固，但不全然是坏人，有时也会关心被告。被告用电线勒死死者，将电线打结，并用工具扭紧绳结，目的是确定死者能毙命，手法如同工程系实验。被告否认，指自己当时情绪失控，并非故意杀人。但控方直指被告是因为支票衍生的钱财纠纷向死者下毒手，并非因为夫妻争吵杀人[35]。辩方坚持被告因失控犯案，原因与案件开出的支票无关[36]。
控方表示，死者虽曾骂被告“靠你揸兜都得啦”，但财务上依靠被告，故这些说话不会伤及被告自尊。被告回应称，死者的财务并不依靠他，买楼、出租物业等事宜均由两人一同决定。死者责骂他，将买楼收租的事情全部归为自己功劳，抹杀自己的努力，因此觉得受伤害。在被死者以“废”、“仆街”等字眼指骂时，他会不开心。控方又问被告有否要求死者停止侮辱，被告表示自己未有直接讲出，但发怒的时候对方应该理解到，自己一向的做法是等事情结束，没有考虑到行动。控方质疑被告已习惯妻子“指指点点”，被告否认，只觉发怒也改变不了情况[37]。
控辩双方于2020年11月24日完成结案陈词。案件法官彭宝琴引导陪审团时指出，案件的主要争议点是被告是否在被激怒或精神失常的情况下杀死其妻；如果陪审团认同辩方观点，即被告在哑忍死者多年的家庭暴力下精神失常，或是在案发当日因受死者责难而失控杀人，应判被告误杀罪名成立；如果认同被告在清醒状态下勒死妻子，则判谋杀罪成。她提醒陪审团，只可以根据法庭证供判断，不能被同情心左右[38]。
经过商议，四男三女的陪审团于26日给出4比3的裁决，未达大比数，须继续考虑[39]。经过8小时的商议，陪审团于翌日晚以5比2的大比数裁定被告张祺忠谋杀罪成。辩方表示了解谋杀罪的刑罚是终身监禁，但希望就被告早前承认的阻止尸体合法埋葬罪求情，包括整理张的学生及同事等352人所写的100多封求情信[40]。
2020年12月3日，案件法官彭宝琴在听毕辩方求情后，就谋杀罪和阻止尸体合法埋葬罪正式分别判张祺忠终身监禁和监禁28个月，全部刑期同期执行。早前被告曾承认犯误杀罪和阻止尸体合法埋葬罪，但控方不接纳误杀罪认罪。被告代表大律师夏伟志表示，被告服刑10年左右，长期监禁刑罚复核委员会一般会复核有关刑期。他认为本案情况不寻常，促请法庭按《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67B（2）条[注 7]，考虑以书面形式向特首报告有关情况，以便复核委员会日后复核时考虑[42][43]。
2024年1月4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处理张祺忠的上诉申请，上诉方资深大律师夏伟志不适，未有出庭，故法官将案件押后至2月2日再审理，又透露已是第二次押后，提醒上诉方届时不会再延期[44][45]。2月2日，上诉庭三名法官听罢双方陈辞，经考虑后裁定他上诉得直，案件发还另一法官重审，将于2个月内颁下书面理由[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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