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朝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可是南宋末期出现因循风气，结束了宋朝文学的发展道路。[1][2]
宋词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它承袭汉魏乐府，受到外来音乐影响，是一种既可合乐歌唱又有独特体制的诗歌体。词本来可以配合音乐，譬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姜夔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词集《乐章集》、黄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编》。词的产生不迟于唐代。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指《诗经》所配的音乐，先有诗才有音乐。清乐则是六朝乐府诗所配的音乐。宴乐则从西域传入中国，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调为主，表达力强，词就是配合宴乐来创作。到了宋代，词人便根据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求填上歌词。[3]
自从中唐废除租庸调，以缴纳货币来取代，促使南北贸易发达，非地主的势力大增，导致中上阶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随着政治中心不断南移，南方新都市陆续兴起。官场新贵带来了新生活型态，促进了休闲娱乐的发展，舞台、歌榭、艺场、伎坊大量涌现。这样歌妓成为宋词传播与发展的媒介。
宋词发展蓬勃，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多达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另外，宋代词人别集大量出现，譬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这些别集都因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增强了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4]
随着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国家长期处于积弱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上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人。其中，晏殊、欧阳修带领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扫除深奥难明的辞汇，以自然流畅语言来创作，说理畅达。他们禀承南唐柔软绮丽词风，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欧风格，豪放悲壮，柳永则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调。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的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周邦彦被推崇为“集大成者”，因为他注重音律，风格醇雅，章法缜密，用词精丽，造就了后来的格律词派。[1]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5]、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当面对国难的时候，他们除了保持苏轼的豪放词风，还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多为慷慨悲壮、沉郁苍凉。词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甚深，风格自然清新。南宋中期，主要词人则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开创了爱国词派，以散文为词，突破了词体，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报国与失意为主调；时而沉郁、时而明快，但仍以豪放为主，成为稼轩体。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谨严，风格清空，意境幽冷，脱离了江西派，别竖一格。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派，主要人物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调沉痛悲郁，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为正统，重视音律技巧，内容凄凉哀怨。[1]
晏殊一生得意，他的作品多是娱宾遣兴之作，有的描写男欢女爱，有的是抒写离情别恨，内容较为贫弱，但他摆脱花间派的脂粉气息，改以温润秀洁的方式写男女恋情，以雍容典雅的手法写富贵气象，以精炼语言捕捉刹那光景，而且融入一些哲理体悟，展现深邃的内心世界与士大夫的气象，显示了由注重音律转向注重士大夫哲理的转化。晏殊传世的作品有《珠玉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 烟兰泣露）、《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 “ |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
” |
此词舍事取情，舍形取神，把情、景、理融为一体，以情景来互相渲染，来表达心中无限的旧欢新怨。当中渗透着一种澄澈圆融的理性观照，把怀念之情升华为具有永恒意味的人生感触。
欧阳脩与晏殊并称“晏欧”。他的词也大多写男女情事、相思离别，处处表现出作者风流蕴藉的一面。但是欧阳也突破了传统创作的范围，以词歌咏自然风光，如《采桑子》十首，以清新笔触描绘颍州西湖；他也以词抒发个人潇洒放达的情怀，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他还向民歌学习，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其他作品更表明志向，有《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等等。
他摒弃了花间词派的浮华之气，词风十分清丽，往往以豪迈的风格抒发深远沉郁的意像，情真意浓。他常利用外在的景物描写内心，非常细致地展现情感世界，层次多变，手法曲折，意味深长。欧阳修还能吸收通俗生动的口语，以俗为雅，改变了审美标准。他的代表词作有《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等等。
| “ |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
” |
宋诗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后，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后有王安石、苏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苏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1]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后，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1]
白体诗是指宋初的一批诗人模仿白居易所作的诗。宋初朝廷善待文人，提倡酬唱，促使馆阁唱酬成风，并且汇编许多唱酬诗集，如《二李唱和集》、《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等等。这些诗人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集中描写闲适生活，言词浅白，手法清雅，显然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6]
当初王禹偁也被宋人当作白体诗人。可是，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的风格有异。虽然他自小学习白体诗，又多写唱和诗，但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当他居住在商州时，他学习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利用自己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关心疾苦的诗篇有《畬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等。《感流亡》的“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描写感染疾病的不幸，“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以对他们深表同情。其中他联想到自己：“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来表达自己的同理心，可见有别于无病呻吟之作。[6]
与白居易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早年多写闲适诗，而晚年多写讽谕诗。他自编的《小畜集》就是收录讽谕诗，表现出自省意识，摆脱了白体诗人的群体，慢慢进而学习杜甫风格。总的来说，王禹偁的诗浅白流畅，语言自然，情感含蓄，优雅古朴，别树一帜。[6]
| “ |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村行》 |
” |
晚唐体本来是指唐末年诗歌体裁，以七绝五律为主。[7]到了宋代则以贾岛、姚合为正统。它的特色主要在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以景咏物，以清深闲雅为高，以清浅纤微为下品。[7]主要诗人有宋初九僧、林逋、潘阆、寇准等。[6]
根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宋初九僧是指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九名僧人。根据《宋诗纪事》内的《惟凤诗序》，知道这“九僧”各自生活不同地方，没有地域性。他们的作品被编辑成《九僧诗集》，因而得名。传世中的《九僧诗集》继承了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为描写幽静的山林景色和隐逸生活，形式上侧重五律，作品中常有佳句，例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6][8]
散文
在散文方面，著名代表有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各有风格，构成了宋朝散文的繁荣景像。其特色在于，内容写实，大部分是论政与论道的作品，当中带有忧患意识；风格平易自然；艺术表现手法，多以古论今，是结合实用与艺术的作品。宋初的作家多擅长骈体，以五代浮艳风格为特色。首先反对浮艳风格的是柳开，他矫正文弊，提倡恢复古文，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强调结合文统和道统，但他的创作辞涩言苦，缺乏艺术色彩。王禹偁则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并重，力排浮华艰涩文风，利用文学作品反映民生与时弊。于是他们成为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先驱。其后西昆体兴起，此派作家皆宗法李商隐的“四六”文，讲求辞采声韵，宏博典雅，浮靡文风再度泛滥。穆修、范仲淹、石介、尹洙等人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弊病。直到欧阳修才真正彻底清扫浮靡风气，以精练语言，确立平易轻快的风格。曾巩文简古朴，王安石议论精警，苏洵能策善论，苏辙深醇温粹，苏轼更是贯通古今，挥洒自如，对北宋后期的作家影响深远。南宋散文发扬了北宋传统，胡铨、李纲、陈亮、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强烈地展现现实主义和爱国精神。南宋末年，文天祥、谢翱等人的作品，充满了民族气节。最后以悲壮雄劲的高潮结束了两宋散文的历程。[1]
王禹偁为宋代散文理论和新文风奠定了基础。当初他对五代的浮华文风十分不满，主张以韩愈和柳宗元为榜样。他强调古文要“传道明心”。可是他所指的“道”并非柳开所讲的儒家道统之“道”，而是指民生和时弊，而他所谓的“心”只是指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和内心感受。他还要求文章平易畅达，反对用词艰涩。因此，他的散文平易近人，风格古雅简淡，自然明快，艺术性较高，而且处处反映现实和社会，鲜明地体现儒学和注重教化的思想，既能直陈时弊，发表政见，又表达坎坷命途，内容非常充实，紧紧地结合了古文与时政。他禀承了韩愈、柳宗元，无论从理论与实践都为第二次古文运动做了榜样。王禹偁的著名作品有《待漏院记》，当中以生动语言描写有贤德的、奸恶的、没才干的宰相在上朝前的心态，既有赞扬又有指责，有义正严词，却又带点讽刺，手法非常突出。在《唐河店妪传》，王禹偁写边境老妇以自己的机智扑杀外敌，后来议论边防政务，制定策略，切中时弊。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结合骈文散文，既保留古文的流畅，骈体的对称，铿锵的音调，更描写出贬谪生涯的感慨。[9]可见，王禹偁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诗文改革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 “ |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
” |
范仲淹曾大力推动“庆历新政”和诗文革新运动。他以政治改革的立场上反对西昆体，要求文章内容要反映实际利于教化，情感要激昂，语言要浅白。他的政论文透彻精辟，逻辑严谨，而其他作品都能寄景言情，结合叙事议论，风格清新。著名作品有《范文正公文集》、《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 “ |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岳阳楼记》 | ” |
话本
话本是表演说话艺人的讲稿。[10][11]说话源自隋唐时讲历史故事与变文的通俗文学。话本里有话、诗、词、评，是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或者“市人小说”[12]。由于宋朝工商业繁荣，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增加，造就了大量的听众，促使说话流行。根据周密的《武林旧事》，宋代话本可分为下列四家，说小说的有52人，讲历史的有23人，说经的有17人，说合生的只1人。四家之中，以小说及讲历史的最为普遍。小说又叫银字儿，内容以灵怪、传奇、公案为主。讲史的只说不唱，只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说经是由唐朝俗讲演变而来，内容以宗教故事为主。[13]话本以诗词作为故事的引子与总结，中间用韵文加以渲染，在引人入胜的地方分回断开，奠定了元明清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基本模式。譬如《大宋宣和遗事》就是后来《水浒传》的蓝本，[14][15]，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的根据。[16]
第二次古文运动
宋代的第二次古文运动虽然以恢复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但主要还是针对晚唐五代与西昆体的流弊进行改革。其理念就是恢复韩愈的道统与文统，坚持明道致用的原则。可是早期对待道统与文统有不同的态度。柳开、张景、穆修、石介重道轻文，忽视文学的艺术性。当时宋代理学早期的代表胡瑗、孙复、石介对西昆体猛烈抨击。石介在《上赵先生书》说：“介近得姚铉《唐文粹》及《昌黎集》，观其述作。有三代制度，两汉遗风，殊不类今之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17]
当西昆体仍然盛行的时候，宋仁宗曾三次下诏书，明令戒掉浮文，“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务明先王之道”。由于当时石介担任国子监直讲，威望甚高，所以他的文学主张成了太学生的改革文风的依据。可是，石介不懂得如何实践，导致学生无所适从，成了太学体的流弊。
苏轼曾在《议学校贡举状》表示：“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则道文并重，才使第二次古文运动健康发展。欧阳修以韩愈文章作楷模[18]，因为他在十多岁时，曾在随州李家存放旧书的箩筐里发现韩愈文集，文集虽已残缺不全，但仍用心研读，“读而心慕焉，昼停飡，夜忘寐，苦志探赜，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这样便为欧阳修打下了深厚的古文根基。[19]欧阳修与苏轼的作品内容更注重社会时弊，而不集中在伦理道德方面。[17]
欧阳修改革文坛的时候，正是范仲淹推动政治革新之际，促使欧阳修的创作贯穿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精神。欧阳修主张“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所谓文，必与道俱”，“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他把文坛变革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常主张“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其中有关的著名作品有《朋党论》、《与高司谏书》、《准诏言事上疏》、《本论》就是庆历新政前后的重要文章。[19]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到邓州，欧阳修则于庆历5年被贬到滁州。他们继承了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的手法，借用自然景物抒情议论，反映社会问题。其中欧阳修的《丰乐亭记》与《醉翁亭记》表现与民同乐的理想。庆历8年，欧阳修被调迁到扬州，不到一年再调到颖州。皇祐2年，调到商丘，担任南京留守。至和元年，回到汴京，成为翰林学士，编修《新唐书》。嘉祐2年，出任礼部贡举兼主考官。他利用职权，推动古文运动，确定了衡文标准。因此，曾巩、苏轼、苏彻等人被录取。嘉祐7年，晋升为参知政事，被封为开国公。他先后举荐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司马光等人，奠定了古文运动的基础。[17]
欧阳修的创作成就在于他能够利用文学艺术来反映社会生活和他爱护人民的情感，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了辩论、记叙、序跋、书信、祭文、墓志铭等等。在《丰乐亭记》中，以精练的文字描写风景，然后突然插入对历史的感慨，最后表达天下太平的理想。以今昔作对比，以情景来互构，以浓情来书写。《朋党论》中，他不但追忆亡友旧事，更描写政治斗争，泄漏自己的心声。他的艺术风格不但禀承了韩愈传统，并且从司马迁的著作学习。苏轼在《居士集叙》中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虽然如此，韩愈与欧阳修的风格是有所差别，以古典文论术语来说，韩愈偏重阳刚之美，欧阳修偏重阴柔之美。[17]
文体方面，欧阳修创造了文赋。宋朝的文赋突破了汉赋、六朝骈赋、唐代律赋等朝着工整对仗与严密声律的发展，以散文入赋，骈散自由结合，增加了创作的自由度。欧阳修的《秋声赋》[20]、苏轼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成了文赋的著名代表。[17]
欧阳子方夜读书, 闻有声自西南来者, 悚然而听之, 曰:“异哉!” 初淅沥以萧飒, 忽奔腾而砰湃, 如波涛夜惊, 风雨骤至。 其触于物也, 𫓩𫓩铮铮, 金铁皆鸣, 又如赴敌之兵, 衔枚疾走, 不闻号令, 但闻人马之行声。 余谓童子:“此何声也? 汝出视之!” 童子曰:“星月皎洁, 明河在天, 四无人声, 声在树间。” －《秋声赋》
文学思想
宋朝文学思想与晚唐的文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唐太宗坚决反对齐梁的绮丽文风，要求作品有利于政治宗教，提倡内容与艺术并重，以气势与感情取代艳情来开创新天地，即所谓兴寄与风骨。随着唐朝没落，文坛出现淡泊境界，崇尚高情远韵，追求形式技巧的潮流。到了晚唐，回归绮丽文风，追求诗歌情韵之美。[21]
北宋初期，晚唐的柔弱绮丽文风无法根除。当时流行的白体、西昆体、晚唐体都是受到晚唐诗歌的影响。内容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内心情感，风格非常内敛。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都喜好文学，宋太祖曾找花间派代表作家欧阳炯到宫中表演。根据《石林燕语》，宋太宗更认为国内政局稳定，开始注意文艺娱乐方面。宋真宗时期，君臣的诗歌唱和日趋频繁。天禧二年，曾诏编群臣所创作的诗歌为《明良集》。可见唱和诗非常流行。[21]
随着政局稳定经济恢复，重文轻武，文人的地位与文化涵养慢慢提高，诗歌风格走向高雅清远，而且倾向以词来书写深刻精美的情感。文人情感气节日渐壮大，对济世方面日渐热情，越来越多对现实的批判。随着古文得到提倡，开始有“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承继了中唐韩愈与柳宗元的基本思想，以文字来说明道理为宗旨，强调道德教化与政治变革的作用。这些道德教化的思潮来自儒家思想，而儒家在宋朝得到复兴，于是明道言志的观念常常在作品中反映出来。[21]
宋代著名作家与唐代的作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唐代的作家具有诗人气质，而宋代作家却多身兼政治家与思想家。除写诗词外，还著有经史作品，更精通书法、绘画与音乐。自宋初便有《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的大规模典籍整理工作，宋代促成文学繁荣。苏东坡等人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当中的学问不仅仅书本上的，还包括了个人的修养。其实宋代的学问以儒家的安身立命，佛家道家的顿悟解脱为主题。他们的作品不只反映情感，更描写了对事物的洞见。他们并不侧重表现形式与技巧，反而侧重于个人胸襟与艺术人格。因此，他们能够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词为文，打破了传统文学体裁的界限。[21]
南宋隆兴元年以后，爱国词人以豪放风格和重才重气为宋代文学带来了中兴时期。中兴四大诗人强调自得，追求接近自然与生活。理学大行其道，肯定了道德人格，文坛从强调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演变为强调文学作家的道德人格。要求作家具有圣贤的正气。可是，随着江湖诗派和永嘉四灵成为历史之后，晚唐风格再次流行，作家钟情于雕琢文字而失去了理想与愿望。[21]
参见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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