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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栋（英语：Sun Kuo-tung[6][7]，1922年10月9日—2013年6月26日），笔名孙慕稼[2]，广东番禺人，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哲学家。他历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8]、新亚书院文学院院长、香港新亚中学校董会成员（第一任校监[9]）及新亚书院校友会主席[10][11][12]，曾是中国历史教育学会顾问[13]。他专于研究唐宋史，另精于唐代计量史学[14]，为唐宋史大家，尤以唐宋社会门第变迁、唐宋政制与官制的研究最为史学界推祟。
另外，孙国栋师承历史学家钱穆[5][14]。前新亚中学校长屈启秋（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前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政治学教授雷竞璇、作家小思、前警务处处长李明逵、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周佳荣以及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兼新亚研究所特聘教授李金强等人则是孙氏的学生[8][2][15][16][17][18]。
孙国栋在1944年参与中国抗日战争时随身携带一本辛弃疾词选[2][19]。基于倾慕辛弃疾[19]，所以取了“慕稼”一笔名进行创作[2][3]。
孙国栋生于广州市[21]，早年定居同福路[22]，在珠江北岸文德路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越秀区文德路83号广州市第十三中学高中部所在地）就读初中[22]。高中时因广州沦陷而逃难到葡属澳门，在该处南湾妈阁街的教忠中学完成学业[22]，继而到香港暂住[3]。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3]，他与家人逃难至广西桂林[3][19]，大学时期再移居重庆[3]。
1942年，孙国栋入读国立政治大学法政系，低两个年级的校友计有小说家金庸[23]（1944年入学[24]）。当孙氏修读大学三年级期间[19]，他于1944年冬季响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青年军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参与中国抗日战争[1]，1945年元旦入伍[19]。投笔从戎的原因出于自小受国耻教育[25]，加上受到国军英勇抗战的表现打动[25]，故此舍身参战。入伍前，孙国栋与同学组织了一支临时宣传队到附近市镇宣传平剧[19]。入伍初年隶属青年军第201师[2][19]，其后随孙立人统领的“新一军”[2][22]，于缅甸战役中对抗日本[2][22]，其时办过军旅报纸《精忠报》[22]。孙国栋战后退伍且回南京复学[22]。当年，即1945年，国立政治大学已由重庆迁回至创办原址南京[22]。
从政治大学毕业后未几，孙国栋于1946年参加政府举办的行宪国民大会[26]，在会场任助手[26]，1947年任职广州市政府公务员[27]。他辗转重返澳门执教鞭，早上于一所小学任教[27]，晚上于华南大学任教历史[26][27]，至1949年碍于政局不稳而赴港延续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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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政，他与夫人何冰姿寄住在亲戚位于九龙塘的寓所[27]。此前碰巧前新一军上校秘书陈剑科于深水埗基隆街创立岭东中学自任校长[27]，陈氏来信邀孙氏出任训导主任一职[27]。衡量了华南大学的教职前景不好的孙国栋自觉香港发展的机会较多[27]，结果举家来港[27]。由于他曾投稿《人生》杂志，为杂志创办人、东方人文学会发起人王道赏识[5][28]，于是获邀担任《人生》杂志编辑[28][29]，同期又得到身兼《中南日报》社长的陈剑科赏识[30][31]，任《中南日报》主笔[27][1]，编过刊物《六十年代》[32]。孙国栋通过投稿《人生》杂志而认识钱穆、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哲学名家[5]，亦受他们启发以踏上学术之路为终生志向[5]。
1955年，他放弃办报，改到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治国史[33]，另一方面受全汉昇、牟润孙、严耕望等历史学者教导[33]，于1957年成为新亚研究所第一届毕业生[34]。孙国栋毕业后到新亚书院以专任教师身份讲授历史[35][36]。得此契机的缘由源于他在1957年在《新亚学报》发表题为〈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37]，深得钱穆和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欣赏[3][26]，最后能留在新亚研究所从事教职[3][26]。后来他在1962年9月至1963年6月间被钱氏推荐参与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历史研究联合项目[7][26]，并获得学社的经费补助[26]。
1958年，新亚书院文史系聘用孙国栋为钱穆的助教[3][28]，负责教授3个科目[3]。1964年以后随着钱氏离开香港中文大学[38]（1965年正式辞任新亚书院院长）[3]，孙国栋历任新亚书院历史系主任[39]（1963年继任[28]）、辅导长[3]、文学院院长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3][21][40]，1978年至1983年担任新亚研究所所长[28]。学术上，他以钱穆《国史大纲》为体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重视历史精神。当时香港人人书局通过钱穆觅得孙国栋为合适人选[3]，如是让孙氏开始编写以中一至中五年级学生为对象的《中国历史》系列教科书[3]。自1973年新亚中学创办后，孙国栋出任校董会成员[41]，同年起至1983年担任该校校监[42][43][44]。此外还于1974年获香港大学颁授哲学博士学位[21][43][45]，1977年获委任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务会主席[21]（在1960年代已是系务会委员[46]）。在数十年教学生涯中，孙国栋主力教授中国通史和隋、唐、宋三朝历史[17]。忙于处理历史系行政工作之余，他当年仍任教于新亚研究所史学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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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下了教职的孙国栋仍花时间治史[21]，先后与夫人定居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小镇及旧金山湾区圣巴勃罗[21][48][27]。由1989年起到1995年之前，他定期为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学生主持中国文化讲座[43]。2004年，孙国栋被时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周佳荣邀请回港作“香港史家与史学研讨会”主题演讲[17]。
2005年经历数名亲人离世后，加上有意回港生活[17]，方便自己接近图书馆以完成研究项目[49]，孙国栋便决定独自迁回香港[49]，获新亚书院安置于其学生宿舍知行楼地下舍监室[49]，直至终老。2005年至2009年间，孙国栋把多篇若干年前撰写的生活散文集结成个人文集。最后一本推出的作品是为继承夫人心志 ─ 出版一本包含名人隽语及作文指导的著作[50] ─ 于2009年发行的《拾掇 慕稼轩文存（第三集）》[50]。
2009年往后，孙国栋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49]，终在2013年6月26日殁于知行楼[43]，享年91岁[51]。其家属同年8月3日于香港殡仪馆为他设灵[52][53]，8月4日进行出殡仪式[53]。生前受其教导的学生也以他名义成立“孙国栋中国教育基金”[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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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栋曾担任1961年至1962年度、1963年至1964年度以及1972年至1973年度新亚书院校友会会长[55]。
1947年8月31日，孙国栋在广州市与中学同学[19][27]、广东省三水县人何冰姿举行婚礼[1]。孙何伉俪于1938年入读教忠中学高中一年级时认识[27]，婚后育有2子2女[5]。
- 父：孙雅如（1887年 - 1979年10月10日）[56][3]
- 母：程衍池[3]
- 舅父：程天固（1889年－1974年9月15日），是前广州市市长[3][57][58]。
- 外父：何觉甫，是广雅书院（现为广东广雅中学）创办人之一[59]。
- 外母：沈芷芳（卒于1969年10月29日），是汪精卫的外甥女及1920年代广州私立教忠中学校长[22][27][60]。
- 妻子：何冰姿（1924年9月13日 - 2004年2月11日）[59]，师从黄君璧和现代美术家徐悲鸿义子骆拓[27]，是沙田信义学校（现为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禾𪨶信义学校）前校长[59][61]（1971年至1976年[27]）。其舅父为民国政治人物汪精卫[27]，表兄弟有朱执信和史坚如[27]。
- 长女：孙经文（1948年7月7日 - 2003年4月12日）[62]，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62]，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62]；也活跃于中国历史教育学会活动[62]，争取中学保留中国历史科及改革历史课程[62]。
- 长子：孙经武，孙经文胞弟[62]，为一名化学系博士，于1970年代入职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系[67]。
- 次子：孙纬武，为联科集团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物理学系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荣誉教授[68][69][70][62][71]。
- 幼女：孙允文（1969年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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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至1988年，孙氏与柏杨掀起论战：他在《明报月刊》发表过〈就教于柏杨先生—评〈丑陋的中国人〉〉、〈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的风波——兼谈柏杨先生的谎言及其近作〉、《再评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等文章[注 1]，反对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之说。从其角度而言，柏杨不明白文化既有“自生自主的性格”[72][注 2]，又有调整改进的空间[72]，而且“不可以完全割断然后求再生”[72]。民族与文化之间血肉相连[72]，中国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5000年有赖中国文化作为支撑[72]。各个民族文化均在“消化吸收后再生长出来才能滋长繁荣”的过程中吸收新养料[72]。柏杨对中国文化的诅咒与污辱反映他没有真诚地反思[72]，未见其对中国历史方面作出理性的检讨[72]。再者柏杨没有接触过“大传统” ─ “先秦以来由学术文化的凝结出来的对人生价值的认取与人生理想的肯定”[21] ─ 而只执著于“小传统” ─ “在各时代各地区在政治经济环境下所造成的社会意识”[21] 。不是当问题出现时就直指本质上需要多个因素搭配、整合而成的的某文化没有价值[21]。由此，孙国栋批评柏杨提出中国文化属“丑陋的文化、害人的文化”是不正确的观点[21]。
鉴于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末高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旗帜[73]，孙、柏之间的论战引发其他文化界人士加入抨击柏杨的行列[74]。《丑陋的中国人》同步在1987年禁售于中国大陆[74]，负责编辑与出版该书籍者则遭到处分[74]。事件发酵的同时，《光明日报》于1987年3月1日曾经把孙国栋在1986年11月《明报月刊》〈就教于柏杨先生——评丑陋的中国人〉一文修改成〈中国人丑陋吗？〉再刊出，其中删去内文约4000字，继之而来1987年7月第43期《探索》杂志转载〈中国人丑陋吗？〉而非〈就教于柏杨先生——评丑陋的中国人〉原文，令外界一度以为有人冒充孙国栋造文炒作。[75]
除了《丑陋的中国人》争议之外，孙国栋于1986年4月在《明报月刊》发表〈一本不暸解原著的译作——评柏杨版资治通鉴〉[76]，阐述《柏杨版资治通鉴》论述肤浅[77]。具体而言，他认为柏杨的白话译文一来显示出其对司马光思想感情的不了解，二来误认司马光的主观意见，由此翻译出来的文字意思不准确。面对历史学者议论，柏杨于1987年在访问中提到〈一本不暸解原著的译作〉刊登后，他没有时间答复孙氏的批评[76]，却直言孙氏犯了基本的错误 ─ 忽略文言文的粗糙性[76]，倾向按照字典上的意义去解释古文[76]。
八九民运期间，孙国栋与何冰姿积极参与海外的支援活动[43]。不久六四事件发生，他撰文表达对北京学子以青春之年磊落赴死的敬重之情，同时予以赞美[5]。自1989年以来，孙国栋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担任评审委员[78]。而为表扬其贡献，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于2003年5月向孙氏及其夫人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特别奖”[79]。
民主观点上，孙国栋认为中国必须逐步走向民主[21]，可以通过“教导人民民主”和“认识民主”来达成[21]，而非教导人不民主[21]。他以香港为例，香港具有“经济良好”、“教育水平高”、“中产阶段强大”及“民主训练有基础”4个很好实行民主的条件[21]。中国政府若善用香港这些政治与文化价值，就能把香港塑造为一个政治、经济特区[21]。虽然他觉得“中国历史上是没有民主的”[21]，然而明言应该走向民主是毫无疑问的事[21]。任何民族都能发展出民主这种人们理性的产物[21]，不存在是西方国家东西的说法[21]。既然“民主自由是所有理性人类社会里的正当要求，是发自内心的正当要求。”[21]，中国，包括香港在内[21]，当然要朝着民主方向发展[21]。从民主发展的步伐而言，这与各个民族的机遇有关[21]。
| 外部图片链接 | |
|---|---|
 孙国栋的字迹，1988年12月14日 |
*以下列表只记录孙国栋主要著述之作品，若有遗漏，请协助补充相关资料。
孙国栋是香港华文史学界首位以计量方法研究唐宋二朝政治与社会历史的学者[18]。他发表了多篇论文，诸如〈唐书宰相表初校〉（1956年）[80]、〈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1959年）[81]、〈北宋农村户多口少问题之探讨〉（1960年）[82]、〈宋代官制紊乱在唐制的根源源—宋史职官志述宋代乱制根源辨〉（1970年）[83]等。部分收录于不同的著作或学刊，如《唐宋史论丛》之中。他笔下尚有以多个笔名创作的散文传世[75]。
| 著作名称 | 出版地 | 出版社 | 出版年份 | 备注 |
|---|---|---|---|---|
| 《寄时代青年 生活与思想》 | 香港 | 华侨印书馆 | 1954年 | 以笔名孙慕稼创作、2006年由新亚书院再度出版[84] |
| 《强烈的生命》 | 1955年 | 以笔名孙慕稼创作[32] | ||
| 《学问与人生》 | 南天书业 | 1950年代 | 以笔名孙慕稼创作 | |
| 《生死与人生》 | 大众书局 | 1960年 | 以笔名孙慕稼创作 | |
| 《中国历史》 | 人人书局 | 1962年起 | 第一至十册（原版），由钱穆校订、香港第一套中国历史教科书 | |
| 《唐宋史论丛》 | 龙门书店 | 1980年 | ||
| 《新编中国历史》 | 人人书局 | 1985年起 | 一套多册、中国历史教科书 | |
| 《评柏杨》 | 明报出版社 | 1989年 | ||
| 《唐宋史论丛（增订版）》 | 商务印书馆（香港） | 2000年 | ||
| 《何冰姿陶艺创作》 | 慕稼轩 | 2005年 | ||
| 《生命的足迹》 | 商务印书馆（香港） | 2006年 | 辑录三十多篇生活散文 | |
| 《慕稼轩文存》 | 科华图书 | 2007年 | ||
| 《慕稼轩文存（第二集）》 | 2008年 | |||
| 《拾掇 慕稼轩文存（第三集）》 | 2009年 | 何冰姿遗编、孙国栋重编[85][86][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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